1. 引言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世代积累型章回体小说的典范，展现了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百年历史风云变幻，凝世态之万象，其间蕴含了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我国民俗学专家乌丙安 [1] 将民俗文化分为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几方面。丧葬礼仪正属于社会民俗的范畴，在《三国演义》英译过程中，这些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也为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截至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只有三本，分别为1925的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本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1994年的罗慕士(Moss Roberts)译本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以及2014年由虞苏美根据邓罗译本校对的The Three Kingdoms [2] 。
目前，国内有关《三国演义》英译的研究涵盖语言、文化及译者研究等多个方面。如董琇 [3] 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邓罗译本为参照对象，从词语、句子、篇章和文外四个层面考察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的风格特点。朱振武 [4] 通过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三国演义》邓罗与罗慕士英语全译本的译介策略。钱屏匀 [5] 以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策略为中心，深入考察“有意误译”的各种表现形态。沈高阳、张志云 [6] 对邓罗前后两版译文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并阐释其文化身份与翻译目的的变迁过程。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仍存在局限于传统语言层面、译本对比研究对象局限于邓罗译本与罗慕士译本等问题。邓罗、罗慕士与虞苏美的英文全译本各自有其鲜明的特色，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及时代特征也各不相同，因此适宜作为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的对象展开比较研究。
2. 《三国演义》中丧葬文化的体现及翻译现状
根据艾克西拉(Aixelá)对文化专有项的论述，任何语言项目是否为文化专有项不仅取决于该项目本身，也取决于该项目在文本中的功能，即在译入语文化中如何被感知，只要该项目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上造成不透明性，或造成可接受性的问题，它就是文化专有项 [7] 。中国古代丧葬有相对固定的流程与礼节，从礼俗惯习等各个方面与西方都迥然不同，因此《三国演义》中丧葬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为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以下将以《三国演义》中的实例探讨三位译者对此的处理方式及效果。
例1：
后主命扶柩入城，停于丞相府中，其子诸葛瞻守孝居丧。(105回)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守孝居丧”
表1. “守孝居丧”三译者译文对比
中国古代丧事礼俗中有“立丧主”的流程，丧主即丧家的主人，负责主持丧事，一般为死者的长子长孙。灵柩下葬后，子需为父服丧。《唐律疏议》卷十：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 [8] 。这二十七个月内服丧之人要遵守严格的吃穿住行规定以示哀思，即“居丧”。自周代至清朝，居丧之俗历代沿袭。从文化内涵传达这一角度看，邓罗将“守孝居丧”误读为“立丧主”(见表1)，后来的虞苏美译本也并未改动这一表达。但在中国传统丧礼中，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礼俗，也导致了二人译文中均未准确译出“守孝”的本意和内涵，也未能保留原词汇中的文化意蕴。罗慕士译出了遵守丧礼，虽然未增译出居丧这一丧礼礼俗的具体内容，但依然对其间的文化内涵有所提示。
例2：
徐氏遂重穿孝服，将妫览、戴员首级，祭于孙翊灵前。(38回)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灵前”
表2. “灵前”三译者译文对比
祭祀是丧葬礼俗的一项重要内容，《礼记·祭统》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9] 。灵柩下葬后，事奉的对象为死者的灵魂，各种仪式不再称奠，而改称祭 [10] 。祭毕，丧主仍把死者的灵牌带回家中供奉。“灵牌”由桑木或栗木所制，可作亡亲化身。由前文“祭毕，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浓妆艳裹，言笑自若。”一句可知，此时已经是“祭毕”，即灵柩已经下葬。显然，邓罗对此并未进行深挖，而是将“灵”按字面意义理解为“灵柩”(见表2)，这一误译在虞苏美译本中也并未得到更正。此处可译为“the spirit tablet for her husband”。罗慕士通过意象转换将灵牌用“altar”，即“祭坛”这一概念替代，可见他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基本理解无误，但遗憾的是译文未能传递特有的文化意象。
例3：
众官用金棺银椁将操入殓，星夜举灵榇赴邺郡来。(78回)
遂将髦尸用棺椁盛贮，停于偏殿之西。(114回)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金棺银椁” and “棺椁”
表3. “金棺银椁”、“棺椁”三译者译文对比
上古贵族统治阶级的墓里大多有槨(椁)，椁是外棺，主要是用来保护棺材。因两者配套使用，故往往相提并论 [11] 。不同死者所用棺椁的数量、质地、装饰等，有许多繁缛的等级规定。据《礼记》记载：天子棺椁四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庶民有棺无椁 [9] 。这些规定也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关系的体现，虞苏美与邓罗译本中用“coffin”替换，难免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曹髦身为曹魏第四位皇帝，身份尊贵，所以严格来讲，罗慕士译文中的“double”虽不够精准，但也传递出了“棺椁”的特殊之处。而在“金棺银椁”的处理上，邓罗对“棺”与“椁”各自的指代出现了误读，把“椁”理解成了“棺材”，即装殓死者遗体的器具，导致误译成“金椁银棺”(见表3)，此处误译也在虞苏美译本中得到更正。
3. 文化“失真”原因分析
根据苏珊·巴斯奈特 [12] 的文化翻译观，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其本质为跨文化信息传递。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除具有交际和思维功能外，还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存在。由于不同语言各自的文化特性，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会出现原有内涵不同程度丧失的现象，即翻译失真 [13] 。在典籍翻译中，“失真”则表现为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独特传统文化经翻译后，其在原语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独特内涵在译语中往往就不同程度地丧失甚至不复存在。因此，译者应该准确把握源文本中文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文化信息传达的完整性，帮助目标语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
《三国演义》语言文白夹杂，文字背后暗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达原文文化信息绝非易事。译者对于翻译过程中的策略与方法选择都是语言、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文本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4] 。三位译者虽在翻译过程中共同出现了丧葬文化翻译“失真”的现象，但其成因却又迥然相异。三位译者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以及自身的文化背景都是导致译文中文化“失真”的原因。
(一) 时代背景
翻译是以译者为行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特定时期社会历史条件、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5] 。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的翻译活动必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1880年到1920年，这四十年内邓罗因工作需要辗转于全国等地，且清末民初震荡剧烈的社会大环境对邓罗《三国演义》的潜心研究与翻译极为不利。鉴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资源与查阅方式极为受限，这也是邓罗译本中出现较多失当和误译的原因之一。但在中国文化外译正处于初始阶段，邓罗向英语世界首次完整译介了《三国演义》，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从文中丧葬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来看，邓罗更专注于对原文故事情节的把握再现，对中国传统的风俗礼仪等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国力与经济水平相对较为落后，译者更追求译文准确性，而非其中的文化细节。
罗慕士《三国演义》全译活动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极度渴望走出国门，将中国文化以最本真的面貌传达至西方世界 [5] 。并且，由于世界局势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关注较多，罗慕士在译文中对中国文化的“异化”传递顺应时势。
虞苏美对《三国演义》的英译始于1995年，完成于2000年前夕，于2014年由Tuttle Publishing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母语译者翻译的《三国演义》全文 [2] 。此时，中国典籍外译以及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于之前市场上流通的译本中的错误纠正也迫在眉睫。在校译邓罗译本的过程中，虞苏美教授对邓罗译本中出现的错译进行更正，以小说情节发展及译入语读者阅读体验为重点，同时省略和弱化了一些不影响小说情节发展的文化专有项，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达到了比邓罗译本更好的效果。
(二) 翻译目的
邓罗最初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主要是讲英语的在华外籍人士 [16] 。此前，邓罗曾选译第4回“废汉帝陈留践位”、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和第68回“左慈掷杯戏曹操” [17] 。从他对章节的选择上看，邓罗明显更倾向于趣味性较强、故事情节较为激烈的部分。可见故事性和可读性显然是邓罗在翻译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因而为了译文可读性考虑，邓罗对文化专有项倾向于简化处理，而非对其溯源并完整再现。
根据罗慕士本人所写的致谢，他1976年出版的选译本是为“用于大学课堂教学”，并且罗慕士认为，该选译本中“存在很多局限和错误，希望能有朝一日有机会进行全本的翻译工作” [18] 。由此可见，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全本的目的之一就是修正并改进节译本，目的之二便是满足大学里的教授中国文学的需要。因而罗慕士全译本的目标读者为有一定语言文字基础、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相关专业学生或研究者。并且，中国外文出版社在邀请罗慕士进行《三国演义》全文翻译之初的目的便是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因此这便是罗慕士在进行《三国演义》翻译过程中的目的之三，他的翻译目的也决定了他在面对例如丧葬文化专有项这类翻译难题时的异化倾向。
根据虞苏美译本赞助人兼编辑Ronald C. Iverson先生所写的致谢，他决定出资审定新译本的目的旨在新译本能够生动传达出原著的精髓，帮助大众读者理解中国文化 [2] 。因此，可知虞苏美教授译本的目标读者定位为当代大众英语读者。如果文化专有项在译文中出现频率较低，那么过高程度的异化翻译或省略就会大大降低译文的连贯性和可读性 [7] 。因此，出于译文文本的连贯性与译入语读者接受度考虑，虞苏美教授在那些相对细微的丧葬文化专有项处理上也更倾向于含义的解释，而非文化意象的传达。
(三) 文化背景
翻译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19] 。邓罗曾任海关官员、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等职务，作为官员，他并未接受系统全面的文学教育，也很难在交际圈中寻求到专业译者或汉学家的帮助。因而，在尽量不影响整体故事可读性的前提下，邓罗在译文中会对复杂的文化专有项进行回避或模糊处理。
罗慕士于196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文专业博士学位，此后五十年一直任纽约大学汉学教授。多年来对汉学的钻研与汉学家的身份使他在面对文化专有项翻译等挑战时表现出专业的译者素养、对学术的严谨性与深厚的汉学造诣。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等大量史料，为译文做了大量的解释和补充工作，并对原文中丧葬文化专有项选择异化翻译方式，尽量帮助读者从各个层面上去感受原著的意境。
虞苏美是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她编写出版了《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等多种专业教材，由此可见她深厚的双语功底。同时，译者兼具译文创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双重身份。作为第一位将《三国演义》全本翻译成英语的中国人，虞苏美教授以母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视角去审视译文的效果和艺术特色，但也可能因为对其衍生出的隐含意义太过熟悉，忽视了词源意义所指代的特殊文化意象而对部分母语者耳熟能详的文化专有项采取意译及省译。
4. 结语
《三国演义》是一部集纳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的巨著，其间的文化信息理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翻译中的文化“失真”并不意味着译文的失败。基于译者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翻译目的，对部分文化专有项的归化处理才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更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本文仅对《三国演义》中部分丧葬文化专有项英译进行对比分析个案研究，但个案背后也蕴含着中国古典小说外译中共通的文化现象，希望能够通过本文对其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之处，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