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不论是哲学界还是科学界,对于时间问题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极受关注的领域。奥古斯丁作为中世纪早期极富盛名的神学家,在其阐述自己早年因归信天主而产生的内心挣扎与思索的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中,较为详细深刻地探讨了时间的相关问题。尤其在第十一卷中,奥古斯丁集中思考了时间的开端、度量以及将来这三个关于时间性质的核心问题。在这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不少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在这三个维度上继续去探寻时间的奥秘。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大巨头海德格尔也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在他早期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针对时间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思考。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观念,一部分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哲学遗产,与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对于另一部分,海德格尔或者从自身的感知出发,或者吸收了其他哲学家的时间观,最终所形成的时间观中有不少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不同乃至超越。
但是总体看来,对二者时间观的异同探析,有着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即探讨时间锚点的不同。奥古斯丁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探究时间时的出发点必然是上帝,而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经历了几次宗教改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他本人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在探掘时间本质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存在者,即人的角度出发。于是,神或人就成了二者时间观同异简析的出发点。
2. 关于时间开端的同和异
时间是否有开端?它的开端又在哪里?奥古斯丁很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疑难的重要性质。“主啊,永恒既属于你有,你岂有不预知我对你所说的话吗?你岂随时间而才看到时间中发生的事情?”( [1] , p. 246)上帝在时间之中还是独立于时间之外,这就涉及到了时间的开端问题。在奥古斯丁那里,亦或者说在基督教那里,时间是有开端的,它的开端就是世界被上帝创造的那一刹那。“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2] , 1:1)在上帝说完“要有光”后,世界旋即被创造出来,时间也开始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2] , 1:1),这就是神学意义上的时间的开端。
追问时间的开端,关系到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根基是否牢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却在《忏悔录》中专门讨论时间问题的第十一卷的开头就提出疑问:上帝是在时间之前创造了世界,还是在时间之中创造了世界?其实回到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很容易凸显这一问题的冲击力度。上帝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永恒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如果祂是在时间之中创造了世界,那么就意味着在这一创造活动之前,时间就已经存在,且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由此也就可以推论出除了上帝之外,时间也是早已存在的世界本源。如果真是这样,上帝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祂的神性就被另一源初——时间——所割裂,非常明显,这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所以,回到《圣经》的层面,上帝必然不是在时间之中创造了世界,而是在时间之前创造了世界与时间。
既然时间始于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瞬间,并且时间和物质世界是并生的,那么上帝是怎样创世的呢?因为在上帝创世之前,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如果在此之前就已有创世可能需要的物质基础,那么时间的开端又会被推回到创世之前,这又陷入了之前的悖论。这一矛盾之处也是基督世界千年来的一大争论焦点,介入讨论的奥古斯丁将眼光巧妙地转向了“语言”。“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 [2] , 1:1)回到《圣经》本身,也能印证奥古斯丁的这一推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2] , 1:1)上帝通过语言的言说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时间。在King James版圣经新约John篇中,开头就说:“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Word即语言,但是上帝创世时所用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话语,而是“道”,亦或者是Ereignis,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有”。在时间以何种形式而发轫这一问题上,奥古斯丁与海德格尔有着相同的见解——上帝通过语言创造世界,与此同时,时间也开始了。“探讨语言意味着:恰恰不是把语言,而是把我们,带到语言之本质的位置那里,也即:聚集入大道中。”( [3] , p. 2) Versammlung in das Ereignis(聚集入大道中),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存在者通向存在的道路,也可以说是存在展现自身的方式。在同义置换的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上帝即最本源的存在。存在也好,上帝也罢,他们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语言——显露自身,从而创造出存在者。
所以,关于时间的开端,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都认为其开端是上帝或是最源初的存在通过语言创造世界的那个时刻,在上帝的指令下,世界被显现出来,时间也开始流动。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最源初的存在即最先开始说话的存在,是否就是奥古斯丁心中的上帝?不妨将目光转向海德格尔的语言观。
翻阅德文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12卷,即中译版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Die Sprache。在其更早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语言还被分为两种,一者是Sprache(语言),另一者是Rede(话语)。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的生存论基础是“话语”,“话语”同海德格尔之前所论述的例如“现身(Befindlichkeit)”、“领会(Verstehen)”、“命题(Aussage)”在生存论上同样源始。“Rede ist die Artikulation der Verständlichkeit.”( [4] , p. 161)话语是可理解性的分环勾连。而这种分环勾连通过整体构造就成为了“意义”,这也就是说“话语”是存在者展现自身的整体环节,是展开状态的源始生存论环节。所以,现身在世的[人]通过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话语——道出自身。与此同时,海德格尔说到:“Die Hinausgesprochenheit der Rede ist die Sprache.”( [4] , p. 161)即“语言”是“话语”的道说。在实存论层面上,这就构成了“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这样一种实存论结构。通过这样的递进,可以发现,是作为存在绽开出来的人即作为一般存在者的“绽出之生存”(ex-sistence)通过语言开启了世界,也成为了时间的开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实存论结构并不是说绽出之生存“居于”时空之中——这一层理解也就是说时间先于物质而存在,时间的开端先于创世之前,而是“位于”物质世界之中——这也就是说时间是在物质世界诞生后随之产生的,时间开端于创世。
因此,不论对于奥古斯丁还是海德格尔,时间的开端都是现象世界的诞生,但是究竟是神还是人使得现象世界显现出来,二者是不同的。奥古斯丁秉持着基督文明中的上帝创世说,认为神创造世界,使时间开始跳动。而海德格尔渡过早期对基督神学的迷惘后,认为存在先行被抛,存在者通过“人之说”去揭蔽世界,按下了时间开始的按钮。
3. 关于时间度量的同和异
“我的灵魂向你承认我在度量时间”( [1] , p. 269)。在惯常的认知里,钟表上显现的数字就是被度量出来的时间,时针分针秒针指向某一刻度,那一刻度便是我们所经历的时间。这一时间度量的问题在奥古斯丁那也得到了思考。首先,奥古斯丁回顾了前人相关的答案:“我曾听见一位学者说时间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 [1] , p. 266)奥古斯丁所举出的这一观点,也就是人们平常的以“运动”作为标识来度量时间。“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2] , 1:1)在世界诞生的初始阶段,时间就是通过日夜更替来被度量,太阳一次升降即为一日。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把太阳自东向西的圆周运动所经历的时间称为一日,那么也就是说一天的完成在于太阳的运行。简而言之,奥古斯丁提出的疑问是:是否太阳运行一周就是时间?在《旧约·约书亚记》10章12节中,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交战,约书亚祝祷太阳停止运动,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样的神示的情形下,是否可以说时间停止了。显然不是,时间仍在前行,战争只是在它所需要的时间中完成。
经过简单的思辨,奥古斯丁在不改变圣经教义的前提下,又一次巧妙地构建了时间与运动的关系。他认为,物体确实只能在时间中运动,这是创世纪里所明确规定无可置疑的;但是,时间就是物体的运动这是没有在《圣经》中被规定的,这也是不正确的。“我用什么来度量时间本身呢?”( [1] , p. 269)在奥古斯丁看来,时间并非物体的运动。如果物体运动是没有间断的,那人们就不会看到它的开始,也看不到它的结束,比如宇宙的诞生与毁灭,如此一来,时间便不能用物体的运动来度量,与运动相对立的静止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以用来度量时间。
总而言之,奥古斯丁认为时间的度量不能像日常生活中那样用物体的运动来做标识。一方面,运动本身并不完全可靠,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我们又能用什么来度量物体运动所经历的时间呢?奥古斯丁由此把对时间度量的循环阐释窠臼摆在了人们面前。
海德格尔采取了另一个向度的方法来面对度量时间的问题。时间被海德格尔分为本真时间、非本真的时间和物理学上的时间,他希望以此来规避形而上学层面上度量时间的困境。物理学层面上的时间也就是奥古斯丁所纠结的物体运动的时间,海德格尔称之为“流俗”的时间,它是可以通过钟表之类的物体进行测定的。海德格尔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时间即是计算在早先与晚后的视野上照面的运动时所得之数。”( [3] , p. 566-567)引出了“当前化”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钟表的指针运动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时间性的当前化,具体表现为“计数”。这种当前化是在有所居持的期备的绽出统一中到时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前化”对已经过去的“时间”敞开;另一方面,“当前化”对尚未到来的“时间”敞开。所以,在这样一种“当前化”的计数中,到时的东西就是“时间”。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这样一种时间内状态即物理学层面上的运动物体是可以用来度量时间的,这是与奥古斯丁的一开始的思考是相似的。
海德格尔提出另外两种时间状态则想解决奥古斯丁的困惑。首先回到“流俗”的时间,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可以被运动物体度量并不是说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如此被测定,而是针对被“敉平”(Einkaufen)的日常时间。日常时间是被“平均化”(Mittelung)的时间,钟表测定时间时的状态也是波澜不惊的,所以可以用其来标识时间。但是这“时间”并不是“时间”的全部层面,海德格尔的本真时间和非本真时间概念其指向即为奥古斯丁的“时间”。“Die Zeitlichkeit ist wesenhaft ekstatisch. Zeitlichkeit zeitigt sich ursprünglich aus der Zukunft. Die ursprüngliche Zeit ist endlich.”( [4] , p. 331) (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时间性源始地从将来到时。源始地时间是有终的。)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时间性源始地从将来到时;源始的时间是有终的。就此逻辑序列来看,第一层导向了后两层。如果与非/本真时间相关照,那么第一层所导向的不同结果构成了时间是否本真的区别。首先,“绽出”意指存在者生存论层面上的操心(Sorge),在最本己的能在中,存在者通过富有良知的“操心”唤起了此在。源始地领会起来,召唤之领会公开自身为先行地“决心”,“决心”包括此在的一种本真整体能在。这又意味着:绽出之生存既先行被抛于存在者,同时又当下显现于存在者,这就指向了时间的第二、三层含义。“先行被抛”意味着绽出之生存在实存论层面是“可能性”,“当下显现”意味着作为“可能性”的绽出之生存能够为自己以及所遭遇的任何存在者赋予意义。这就是存在者通过“操心”所展现出来的生存之“时间性”,“死亡”、“罪责”、“良知”这些生存论现象的介入就带来了“时间”的本真状态。以“死亡”为例,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是一种最静寂的“有终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自被抛于世开始,就已经面对着“死亡”的召唤,而隐藏着的澄明之境又无法被理知,所以在个体缺失根基的这一根基的情发瞬间,存在者感到了“畏”(Angst)。畏之所畏者(das Wovor der Angst)就是在世本身。对待“畏”的态度显现出来存在者的本真态度,而存在者的本真状态则指向了时间的本真状态。对待死亡的“畏”如果褫夺了存在者对可能性之绝对终结的找寻即彻底的惧怕死亡,那么这种沉沦状态是对世内存在者的逃避。如果存在者采取一种正向的态度,他的本真状态就会在这样一种对沉沦的背离中得以显现。“Die Abkehr des Verfallens gründet vielmehr in der Angst, die ihrerseits Furcht erst möglich macht.”( [4] , p. 186)沉沦之背离倒是起因于畏,而畏又才使怕成为可能。非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时间是对死亡的逃避,本真的存在与本真的时间是对死亡的征服。回到之前海德格尔对时间的三层定义,第一层中时间性的绽出指向的是存在者的“操心”以及由之所带来的对可能性终结的“畏”,第二、三层则是这一状态所展现出的本真与非本真的时间。海德格尔将这“情发瞬间”引入了时间概念,从而将对更高层面上时间的度量转入了存在者的生存体验。
就此看来,对待时间的度量,在第一层面上即物理学层面上的时间的度量,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总体来说都认可时间可以被度量。但是如何度量,也即是否可以用运动的物体进行度量,二者存在着分歧。奥古斯丁认为物体一定是在时间中运动的,但运动的物体不能度量所有的时间。对奥古斯丁所认为不能用运动物体度量的那部分时间,海德格尔精确地将这部分时间从时间的总体中剥离出来,将流俗的时间和本真性的时间区分开来。对待流俗的时间也就是奥古斯丁认知中的第一部分时间,是可以以一种运动的物体的形式——如钟表,进行度量。对待奥古斯丁的“时间”,海德格尔将测量的准绳从客观物质世界——或者称之为上帝的手上移交到存在者的手上。这一部分时间的测量是由生存论层面上的存在者的情感体验来执行,钟表的指针变成了存在者对生存“有终性”的感知,太阳的升起变成了死亡的到来。可以这样说,对待时间的度量,奥古斯丁将主动权交给了他的神——上帝,而海德格尔将这一主动权从上帝手中重新交还给人。
4. 关于时间将来的同和异
前文论述了时间的开端以及对时间的度量,在这一基础之上,不论是奥古斯丁还是海德格尔,亦或者是每一个个体存在,都承认时间可以被划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依旧可以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将来三类。”( [1] , p. 263)但是,这种通常的时间划分在哲人那里依然是值得怀疑的。“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来到,则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怎样存在呢?现在如果永久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 [1] , p. 258)在奥古斯丁看来,过去的事物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时间也随之消失,“过去”也应当重归于无;将来的事物还未来到,将来的时间也无从谈起,“将来”也应当隐藏于无。而“现在”,时时刻刻存在的“现在”,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无法对之进行定点测量,在奥古斯丁眼中,“现在”不应当是点的集合,不是无间隔的无长度的点的集合。
公认信教决心最为坚定的奥古斯丁从而开始动摇了对神性时间观的执守,隐隐约约地从在世的人的视角去审视时间。如前所述,奥古斯丁陷入了一种时间悖论:时间不过去就不能被知道,而时间过去后又无法认知。在这样一种焦灼困惑中,奥古斯丁将人的心灵引入了时间观,他举例到,“我看见黎明,我预言太阳将升”( [1] , p. 92)。奥古斯丁此时将时间看作心灵思想的延展,看见黎明是处于“现在”的时间,预言太阳将升一方面是对“过去”时间中生命经验的综合,另一方面是对“将来”时间的建构。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过去”、“现在”、“将来”不再陷入实在论层面上的往复,而是将这时间的三个维度进行统一,以人的心灵来统摄“过去”和“现在”,并且着重地使“将来”被提高到新的高度。“将来”地位的提高,与奥古斯丁的心理学和神学观念密切相关。奥古斯丁的思想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流射说”,认为人的灵魂不是上帝的流射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立的灵魂,而灵魂未与肉体结合之前,是不能预先存在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也就是个体在时间上的开端是存在的,但是他也认定人的灵魂一旦产生,它就不会死亡,它的“将来”是无限的,它的“时间”也就是无远弗界的。但是这样时间上的无限并不是说人的灵魂在实现永恒的幸福的意义上必然地不死不灭,奥古斯丁的意思是,人类最高的目的是同上帝相融合,即看见上帝。如前文所述,上帝在奥古斯丁看来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祂在时间开端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时间的“将来”消亡之后也依然存在。所以,“将来”在奥古斯丁看来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是宗教神秘主义下的终极彼岸世界。
在奥古斯丁那里,时间的“将来”是复归上帝,既是无限的,也是“无”的。奥古斯丁的“将来”是朝着一个无限的甚至于不可及的至高存在走去,时间上近乎无限,但是这无限的无限,又是无限接近于“无”的世界。这样“无”的世界也是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将来”的态度。在海德格尔那里,“无”的世界就是存在者死亡后所显现出来的世界,而个体的死亡就是个体时间的终结。“源始而本真的将来是来到自身。到自身,就是无之状态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而生存着。源始的将来绽出性质恰恰在于:源始的将来封闭能在,即它本身是封闭了的,而它作为封闭了的将来使下了决心的生存上的对无之状态的领会成为可能。”( [5] , p. 303)通过“死亡”,海德格尔既终结了有限的“现在”的世界与“现在”的时间,又开启了无限的“无”的世界与“将来”的时间。这也就是说,“将来”的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会随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死亡而消失,恰恰相反,“Enden besagt nicht notwendig Sich-vollenden.”( [4] , p. 244) (结束并不意味着完成)本文第二部分曾经提及,人生来就面临着死亡,当存在者在实存状态层面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也即认识到时间的有终性,那么就会产生“畏”这一情感状态,而“Das Sichängsten erschließt ursprünglich und direkt die Welt als Welt.”( [4] , p. 187) (有所谓源始地直接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在海德格尔看来,对自身有终性的畏惧将会直接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此在可能的整体存在就是向死存在。“现在”时间的结束作为向终结存在,“将来”时间的开始向终结降临(Advent),在死亡的场所(Ortschaft)下,人本真地绽出(ek-sistent)。
于是,同样面对“无”的世界,即时间的“将来”,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都将裁决的权杖交到人的手中。但是奥古斯丁眼中时间的“将来”是以时间的“过去”和“现在”为心理基础,向着无上的上帝去苦苦探寻,是在无限之中寻求无限的无限。而海德格尔时间的“将来”是以时间的终结为节点——死亡,在这样的境域中,一切可能性的终结恰恰意味着一切可能性的开始:“现在”的“将来”结束了,“将来”的“将来”开启了,作为绽出的能在的人,则是这一环节的承担者。
5. 结语
通过从时间的开端、度量和将来三个层面来比较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两位哲人时间观的相似与分歧,可以看出,在时间的开端问题上,二者都认为时间开始于世界的诞生,且都是某一至高存在通过“语言”来拨动时间的时针。不过在奥古斯丁那里,这一至高存在毫无疑问只能是唯一的上帝。而海德格尔认为,那“语言”是“人之说”而不是上帝的指令,后续的分歧也就肇始于此。到了时间度量的问题上,奥古斯丁重新阐释了《圣经》,提出了物体要在时间中运动,但是时间不一定就是物体的运动。至于如何度量时间,奥古斯丁则让自己也陷入了循环的窠臼。对此,海德格尔明智地将时间分层,一方面针对“流俗”的时间,也就是奥古斯丁认为可以被运动的物体度量的那部分时间,海德格尔提出了“当前化”,认为这是可以通过物理手段进行标识。另一方面对于奥古斯丁所认为的不能测量的时间,也就是“神示”的时间,海德格尔将之分为本真时间和非本真时间,借助于对时间性的三层属性的阐释,以及借助于人的“畏”来建立起对这部分时间的人本论的度量结构。最后,在面对时间的将来这一难题上,奥古斯丁终于尝试着以人类的心理来照视“将来”,但是他最终的旨归依然是上帝而不是具体的人。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完全地将这一权力交给被抛于世的人,以人的有终性去追寻“将来”的无限性。
总的来说,“时间”在奥古斯丁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被理解的尚不充分,但是到了海德格尔这里,基于在先贤大量的关于时间的思考,时间被给予了更充分完备和更具竞争力的新颖解释。当然,对于时间的思考,无论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还是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即使到了海德格尔这样现代世界哲学高峰那里也没有得出最终的答案,恐怕后代的哲学家也未必能够找到真正破解时间奥秘的法门。我们所能做甚至只能做的,仍是必须像奥古斯丁所祷告的那样:“主啊,我的希望,请容许我进一步探索下去,使我的思想不受任何干扰。”( [1] , p.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