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按联合国的调查数据来说的话,在2017年的时候,以60岁为分界岭,其中世界上就有大约6.62亿的老年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3%,且正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更是超过其他各年龄段。按这种趋势发展,预估到2030年,世界老年人人口将达到14亿 [1] 。而在中国,在2021年的时候65岁及以上人口就已经上升至14.2%,中国已经正式踏入了“老龄社会”。而实际上,在20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时,中国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 。而在2023年的现在,中国急需探索应对老龄化的方案。
2. 老龄化时代下的情景问题
有资料预测,中国老龄人口量在2020年将达到2.48亿,峰值将出现在2050年,达到4.34亿人,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也将从17.17%增至30.95%,届时,中国也将进入老龄化的下一个阶段——超老龄社会 [3] 。从这种增速来看,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且会向着更恐怖的局势发展。预先部署有关老龄化的方案是势在必行的任务。
在面对老龄化的形势下,其中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就是科技,而这也是老龄人口感受最深的地方。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近代以来,人类生存方式已经逐渐从自然生存转向了技术生存” [4] 。然而事实是,在对于技术的获取使用中,数字鸿沟明显存在于老龄人口之中,并成为了现今老龄化问题的一大特点。
针对老龄人口与技术产品之间的醒悟,可以追溯到2020年新冠肺炎事件的出现,在这场全球卫生事件中,中国启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健康码、行程码的使用为新冠肺炎的应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在这一措施实施的时候,老龄人口对于手机、小程序的使用却闹出了不少混乱。有的人没有智能手机,有的从没有使用过手机里的互联网APP,有的更是对于诸如小程序注册、查找束手无策等。后续更是因老龄人口引起的疫苗接种时间延长、健康码不会使用导致肺炎蔓延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其他年龄段的人对于老龄人口的不满。然而这样的数字鸿沟其实不过老龄人口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段被集中压迫引爆而已。但在这样的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出老龄人口在时代浪潮的发展中是多么弱势的。此外,针对技术产品的发展应用,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剧烈的,原本社会中黑暗的一面也正在通过网络极速向社会各层蔓延过来。通过互联网,公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变得格外迅速,促进了信息的获得、交流、沟通。然而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对于老龄人口来说本应是便利的,但却随着各种无良媒体、资本的介入变成了蒙蔽他们的工具,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数字世界的不适应,也加剧了他们对于信息的甄别困难。各种诸如打着专家旗号的“科普小文章”、充斥着营销话术的商品广告等等在互联网中被老龄人口所接收。
时代发展浪潮下的世界是日新月异的,人与人之间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世界变得更具科技感,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但是在这样急速的发展之中,物质的部分不用过多赘述,反而是人文、精神方面被落下了很多,似乎可以说是在伦理关怀上,人类的进步并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这一表现在老龄人口的生活中被凸显出来。
3. 专家在科技中的伦理责任
针对专家的科技责任的提出,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源于医生的需求,为了调节医生与医生、医生与师徒、医生与医患之间的关系,订立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以作为确立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准则 [5]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明确的科技伦理规责任在一次次诸如阿西洛马会议(1957)、乌普斯拉会议(1981)等国际会议中被完善,时间来到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又加上影响其发展的不再只是认识论因素,导致专家在这一场变化中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其原本的伦理责任也需要进行更加偏向社会性。
实际上,专家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言人,在行为处事中其实更多的是贯穿了科技理性的理念。按照科技理性要求,在科学的应用中,一方面将科学工具化、技术化;另一方面将事物过程逻辑化、形式化,从而使科学具有“可应用性”,使科学应用对象具有“可受用性”,产生一种“双向理性同构” [6] 。也就是“工具理性即通过实践的途径来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服务” [7] 。在这样的“范式”指导下,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一种追求理性、利益最大化的科技感满满的世界。然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价值理性的存在也同等重要。价值理性是人类作为主体以意志和需要为其发展社会的出发点来进行价值选择或价值活动的一种自我控制能力和规范原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用以控制调节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精神力量。只有在这样一种批判、反思的力量下,人类才能够遏制科技的僭越,回到人自身上去,将科技为人类服务的主旨贯彻到底。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中,面对老龄化问题中的科技难题时,我们才能以专家的切入点建言献策。专家的责任,一般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专家的内在责任,即专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遵守科学的职业道德规范;二是专家的外在责任,即专家应该对自己的科研活动给社会造成的后果负责,这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反映了专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8] 。专家的道德责任主要指外在责任,是指专家对他人、集体、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达到的行为后果应该负责的一种伦理学范畴。只有这样的伦理责任,才能够将专家紧紧与社会连接,才能够真正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当在价值理性的选择下关注专家的伦理责任,那么我们将看到人类社会充满人文关怀。一般来说在论述专家的伦理责任时,因其工作的特性,可以分为选题、研究、应用三个阶段,三者共同组成科技研究的整个过程 [9]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不断深入,本文觉得更应该采取职业伦理责任、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更为恰当。职业伦理责任包含了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选题、研究和应用的责任;社会伦理责任则是指的专家在除开科研本身之外,对公众、政府的责任;未来伦理责任主要是专家本身要在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以长远的目标为对象发展科学技术,如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之争 [10] 。在这三种伦理责任的使用中不仅有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责任,更有大科学时代下的责任进化,充分体现出价值理性的特点,也有助于我们后续在分析老龄化问题时与社会问题的贴合。
4. 专家助力适老化发展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老龄化问题上,各国都是积极面对且谨慎对待的。在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上提出了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理念——旨在树立和维持正常的身体、精神与社交活跃的生活方式 [11] 。总的来说就是希望不管多大的年纪,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中,牵涉主体的复杂性要求多方的参与共同为老龄化问题助力。
其中本文认为科技时代下的老龄化最需要的也是科技,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信息沟通技术、卫生(护理)技术、康复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干预和辅助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缓解了老龄人口因年龄而引起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等问题。这一点已经被美国、日本、德国的案例所证实。因此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专家在其中的责任更多的是需要展现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
一般谈论老年人的生活时,基本是涵盖了ADL和IADL的所有活动。其中ADL是指每日生活中与穿衣、进食、保持个人卫生等自理活动以及坐、站、行走等身体活动有关的基本活动,而IADL则是指工具性的日常生活,如处理家务、驾车、采购等需要借助外界事物来完成的个人事务 [12] 。相对于ADL而言,IADL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毕竟ADL的内容只需要老年人纯粹被养在家里,然而这样基本可以说完全不现实。一方面是现今的老龄人口的精神世界受到世俗的供养而不断丰富着,另一方面则是老龄化下时代的需求,老龄人口也在不断向着劳动人口的未来进发。而在面对老年人的IADL生活时,这就需要针对他们的薄弱处而准备着。
因此专家在社会伦理责任方面,可以表现为在关注到老年人对于科技方面的需求之后,通过科普的方式消解他们与青年一辈在信息科技时代获取信息、享受信息科技便利之间的鸿沟,从而帮助老龄人口提高相应的科学素养 [13] 。此外还能够通过官方的科普,有效打击互联网上各种虚假信息,防止各种科技产品抓住老年人省钱的心理弱点,通过互联网手段,收集个人信息,致使陷入隐私泄露的风险等等。而在具体的科技产品使用中,老年人面对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自身的客观生理硬件的退化。大多数老龄人口认为现阶段市场上面售卖的手机,在视觉接入方面字体太小,难以看清;在听觉接入方面音量过小、过短;在触觉接入方面过于灵敏 [14] 。针对市面上的数码产品多以青年人为目标群体的现状,专家就可以在研发产品的时候多多关注老龄人口的需求。实际上,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已有300多款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通过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评测。部分政府官网已经实现语音朗读、语音导航等多种辅助功能,改造后的APP具备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操作简单、无广告插件的界面模式 [15] 。可以看出关于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政府已经进行了引导,而专家在这样的情景中,就更应该发挥自身在研发中的力量,切实、准确地以老龄群体的需求为目标行动。
在未来伦理责任方面,专家需要的是进行长远思考,不能仅仅以功利为需求,更应该坚守道义,以正向、正确的价值贯穿进研发、研究之中。而这样的核心理念在老龄化问题中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道德信念。即面对利益诱惑时,不参与有损老龄群体利益的研发涉及。不论是具体研发行动之前的项目参与还是研发过程中的产品设计,专家都能够保持一定道德信念,不为利益团体所惑,不参与、不设计恶性软件、产品。例如能够窃取他人隐私的程序、很轻易就损坏的产品(以多次购买或修复为利益)等等。事实上,对于未来的伦理责任更多是一种事前责任,它强调的是对于专家的限制,是一种专家本身的责任。专家在社会不再是以往曾认为的中立地位,他还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专家能够将伦理责任内化于心,我们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才能够得到相应的科技支持。
5. 结语
有关专家的伦理责任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在一种大科学、后常规科学等情境下延伸出来的,科学的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之下飞速发展,从而导致科学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了社会的参与主体及关注对象。科学越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科学与社会各主体的联系也就越深入。在全球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朗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也是推动这种局面的参与者之一,因此在老龄化问题上专家也是责任主体。一方面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因果,一方面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家在老龄化问题中不可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
以伦理责任为切入点推动专家参与到老龄化问题中来,是因为相对于科技发展的工具理性而言,价值理性在社会上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样的特点在老龄化问题越演越烈的今天也是昭然若揭的。在面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需要展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而这样的思想对应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以科学技术助推老龄化问题,需要的就是专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推动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与各领域责任主体一起,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助推社会的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