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从中国向世界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双碳”目标正迫使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也势必对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国内ESG发展较晚,但其“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等核心理念与我国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绿色转型战略高度契合。自2017年以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起并开始ESG专项研究,积极推广、倡导ESG理念。2018年6月起,A股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为此,MSCI公司需对所有纳入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ESG研究和评级,不符合标准的公司将会被剔除。此举推动了国内各大机构与上市公司对ESG的研究探索,相关政策与监管文件亦陆续推出。国内ESG投资在2016年后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相比欧美国家起步很晚,但发展却很迅速。特别是“双碳”目标背景下,近两年来国内ESG投资明显升温,ESG相关的主题基金、银行理财等产品加速扩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绿色、可持续、ESG等方向的公私募基金数量已接近1000只,规模合计7900多亿元,较2020年底规模增长36%。
2022年4月15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下称《指引》),自2022年5月15日起施行。该指引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中首次纳入“公司的环境、社会、治理信息”,在此阶段,社会责任报告和ESG报告披露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相比于ESG的实践发展,国内ESG相关研究较为滞后。有关ESG的研究中,企业ESG表现与投资、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ESG体系构建一直是近几年国内研究者争论的几大重点。除此之外,国内主流ESG评级细则以及先前一些研究表明,ESG评分对于不同的行业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为此,本文研究国内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ESG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帮助推动信息服务技术行业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文创新点在于:国内学术对ESG的研究大多围绕环境敏感行业,本文以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的综合财务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中证指数和wind发布的ESG数据建立ESG综合表现指标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讨了E、S、G三个维度以及ESG综合表现与综合财务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缺少以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为样本,研究ESG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空白。
2. 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评述
1) ESG
ESG,具体来看,可以从“实践”和“投资”两个层面来理解ESG:企业层面(尤其是上市公司层面)的ESG实践,即将环境、社会、治理等因素纳入企业管理运营流程;投资层面的ESG,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仅关注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
国外的ESG评估数据最早可见于由个人基于公司年报和公司网站数据,逐渐发展到一些商业信息公司的数据库,体系相对国内更为成熟;有关ESG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近两年出现了少量关于亚洲国家的ESG研究 [1] 。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ESG的含义和体系构建做出了研究。刘璐等人(2021)认为ESG评价是传统信用分析的重要补充,ESG评价基于ESG方法和手段可以较为有效地识别和预估摘录非财务方面的风险 [2] ;操群等人(2019)梳理和总结了ESG的定义,认为ESG涵盖了衡量公司或商业投资中可持续性和道德影响最核心的三个方面的因素,创新性地提出了金融ESG内涵和考虑的指标 [3] ;中国工商银行绿色金融课题组等(2017)认为在指标构建上认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分项表现上,环境指标同社会和治理指标相比,对企业ESG得分的贡献较大,是最为敏感的指标 [4] 。
2) ESG与财务绩效
与国外相比,国内ESG评价体系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国内ESG评级的引入,带动了学术界对ESG的研究,其中不少关于ESG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ESG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黄晶(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企业会计信息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5] ;陈静(2019)选取了2015~2017年国外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和ESG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与中期而言,ESG与财务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但短期而言,ESG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6] ;Jun Xie等人(2018)企业在ESG信息方面的透明度与企业效率在中等披露水平上呈正相关,治理信息披露与企业效率的正相关性最强,其次是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 [7] 。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环境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CFP)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或者没有显著影响:张巧良等人(2015)认为投资者在ESG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着非对称的锚定效应,在企业财务绩效较差时,由于投资者属于损失厌恶型,投资者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强烈锚定财务信息不会充分考虑ESG信息 [8] ;SHIRA COHEN (2023)发现,采用ESG薪酬伴随着关键ESG结果的改善,但并没有带来财务业绩的改善 [9] ;贾雨璇(2022)通过案例分析法,选取医疗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ESG总体评分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在E、S、G分别评分中,环境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则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10] ;Yaghoub Abdi等人(2022)根据从全球36家航空公司收集的2008年至2019年期间的数据,发现ESG受到FP的负面影响和显著影响 [11] ;蔡力(2023)在研究中发现ESG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非高污染企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12] 。而王双进等人(2022)研究表明,工业企业ESG责任履行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U型非线性特征,而竞争战略强化了二者间的U型关系;与低成本战略相比,差异化战略对CFP-ESG的U型调节作用更强;相比于环境(E)和公司治理(G)指标,社会(S)指标对财务绩效的U型关系更显著 [13] 。
一部分学者基于行业分类展开ESG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例如,于涵(2020)研究中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ESG表现对企业绩效(ROA)的影响效果比工业公司强烈,与工业公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机构样本中E环境维度的实践表现更加重要 [14] ;任紫娴等人(2021)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开展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均与企业EVA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5] ;安国俊等人(2022)基于沪深300成分股企业2015年上半年到2019年下半年的财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发现ESG评分体系对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在上市企业分类中,E(环境)指标对各行业的影响最大 [16] 。
(二) 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ESG表现是基于企业的环境层面、社会责任层面以及公司治理层面三个维度衡量企业发展前景的非财务性指标。企业环境层面和社会责任感层面有一定范围的重合性,环境层面的“绿色低碳”理念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基于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度,企业的环境表现和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一定程度上会有益于企业的发展前景;且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会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感兴趣,更好的ESG表现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可持续绩效。
因此,本文认为ESG表现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即有以下假设:
H1:企业的ESG整体指标表现与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将ESG从三个维度上进行分解,则假设H1可以分解为H1a、H1b和H1c:
H1a:企业的环境表现与财务绩效有显著关系。
H1b: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有显著关系。
H1c:企业的治理表现与财务绩效有显著关系。
3. ESG体系发展现状及资本市场表现
(一) ESG发展历程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提出ESG投资概念,提倡在投资中关注环境、社会、治理问题。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发布,对ESG概念发展和领域设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年,高盛集团发布ESG研究报告,将“环境、社会、治理”概念整合到一起,标志ESG概念正式形成。此后,国际组织、投资机构等市场主体不断深化ESG概念,并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ESG理念;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机构陆续推出ESG投资产品,ESG理念与产品不断完善与丰富。新冠疫情爆发后,ESG的重要性再次提升,ESG资产管理规模呈现加快扩张态势。据中证指数公司统计,截至2020年全球ESG投资规模已将近40万亿美元,占全球整个资产管理规模30%左右。彭博预测,到2025年全球ESG资产管理规模有望超过53万亿美元,占预计总资产管理规模(140.5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以上。基准情形下2020~2024的五年内,全球ESG资管规模年均增速达15%。根据明晟(MSCI)在2021年发布的《全球机构投资者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2021年底增加ESG投资;79%的受访者表示有时或经常使用气候相关数据来管理风险;关于未来3~5年的投资趋势,62%的受访者提及ESG。该调查表明ESG投资将成未来投资领域重要趋势。
(二) 国际ESG体系
海外ESG资管规模的扩张驱动了ESG评级机构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ESG评级机构有600多家,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彭博、明晟、汤森路透、富时罗素、路孚特、晨星等。
不过,不同ESG评级机构在机构使命、机构特性、评级目标、评级框架、评级方法、打分机制、评级结果,乃至于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英国富时指数涉及12个领域300个指标;汤森路透ESG评级涉及10个领域178个指标,可见表1。曾有美国学者采用2014年的数据,计算KLD、明晟、Vigeo-EIRIS等六家机构的评级相关性,发现其平均相关性仅为0.54。
Table 1. The ESG evaluation system of overseas mainstream index companies
表1. 海外主流指数公司ESG评价体系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证券时报CMR。
(三) 国内ESG体系
与海外相比,国内ESG评价体系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却很迅速。目前,国内主流ESG评级体系有华证ESG评级、中证ESG评级、商道融绿ESG评级、嘉实ESG评级、社会价值投资联盟ESG评级、万得ESG评级等。评级对象方面,华证、中证、商道融绿与嘉实基金等机构的ESG评级体系均为全部A股公司,其他机构以中证800、沪深300成份股为主。指标体系方面,多数评级的一级指标体系从E、S、G三个维度展开,如华证、中证、商道融绿等。数据搜集方面,多数机构通过公司公开披露与多方监控等多渠道获取,部分有特色的如微众揽月的AI-ESG评级利用计算机分析卫星图像收集丰富另类数据以更加高效客观地监测企业环境影响。因评级体系、数据、方法各具特色,不同评级机构对A股公司的评级结果(见表2)呈现差异化。
Table 2. Domestic mainstream ESG rating agencies
表2. 国内主流ESG评级机构情况
资料来源:Wind、证券时报CMR。
4.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21~2023年的已上市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为研究样本,所使用的ESG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和Wind数据库,财务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按以下步骤筛选样本:1) 选择中国证监会三级行业分类为信息技术服务行业;2) 剔除中证指数和Wind数据库中未给出ESG评分的公司;3) 剔除当年为ST公司的年样本;4) 剔除当年IPO的公司年样本;最终选取了太极股份、千方科技、光环新网、用友网络、佳都科技、国联股份、奇安信,7家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2021~202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2023年的财务数据为最新的一季报。值得一提的是,文章选取的7家上市企业在中证指数中的评级从AA到BBB,其研究结果对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有一定广泛而客观的借鉴意义。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均由Excel和Rstudio软件完成。
2. 变量的选择及其测量
1) 解释变量
本文中,ESG表现为主要解释变量。由于ESG表现数据更新时间差异,本文选取wind数据库中2021~2022年两年期间ESG评分和中证指数中2023年最新ESG评分作为核心变量,该评分由三个不同维度的ESG指标构成,分别为环境(E)、社会(S)以及公司治理(G)。由于wind和中证两家机构ESG评分的指标体系不同,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建立统一的ESG表现指标。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综合财务绩效指标为主要被解释变量。相关理论研究中,衡量财务绩效的方式有多种,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投入资本回报率。本文选用了总资产报酬率(ROA)、每股收益(EPS)、存货周转率(IT)、应收账款周转率(ART)、固定资产周转率(FAT)、资产负债比率(TDR)、流动比率(CR)、速动比率(QR),8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衡量财务绩效的变量,为了消除或减弱8个指标之间的线性相关性,采用主成分分析对8个指标的二级项目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计算权重比例,最终以降维后的各项指标表示出综合财务绩效指标,见表3。
Table 3.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variables
表3.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二) 模型设定
本研究评估E、S、G三方面及ESG整体指标表现是否与企业的财务绩效有相关性,建立的模型如下:
(1)
(2)
其中,Y表示综合财务绩效指标,α0表示误差项,α1~3为ESG指标的系数,E、S、G分别表示环境层面(E),社会层面(S)以及公司治理层面(G)三个维度指标,i,t表示第i (i = 1,2,···,N)个上市企业第t (t = 1, 2,···, T)年的数据,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并且具有期望为0,同方差的性质。
5. ESG表现和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实证分析企业环境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和治理表现(G)三个维度分别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另一部分实证分析企业ESG整体指标表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 综合财务指标构建
1. 财务指标样本描述性统计
财务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样本中,总资产报酬率(ROA)、每股收益(EPS)、存货周转率(IT)、应收账款周转率(ART)、固定资产周转率(FAT)、资产负债比率(TDR)、流动比率(CR)、速动比率(QR)的平均值分别为1.7、0.2、127.5、11.7、38.5、38.8、2、1.8,其中存货周转率的平均值最大;总资产报酬率(ROA)、流动比率(CR)、速动比率(QR)的标准差分别为0.7、0.6、0.5,标准差比较小,存货周转率的标准差为226最大。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表4. 财务指标描述性统计
2. 基于因子分析的综合财务绩效指标
1) 因子分析的可行性检验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选定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在提取公因子之前要进行可行性检验,若变量之间正交,则它们之间就不会存在公因子,因子分析就不适用 [17] 。
本文选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对数据进行检验。Bartlett检验是基于相关系数矩阵整体来考虑的,一定条件下服从卡方分布,其零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可根据常规的假设检验判断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显著异于0,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统计检验结果(见表5)可知,KMO统计量为0.59,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的统计值为1165.632,p值小于0.05,可以拒绝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显示数据之间具有相关性,检验通过,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Table 5. KMO and bartlett sphericity tests
表5. 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
2) 主成分因子的提取
由表6可以看出,前3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2.4%。其他5个公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仅占不到8%,且碎石图(见图1)前3个成分因子斜率与其他成分因子明显区分,说明前3个因子反映了原始数据的足够量信息,因此可以用这3个公共因子代替原来的8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Table 6.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表6. 主成分分析结果
Figure 1. Gram plot of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图1. 方差贡献率碎石图
3) 构建综合财务绩效指标
在确定主成分的经济意义之后,根据Rstudio的回归计算出因子得分,综合财务绩效得分根据每个主因子占总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与每个主因子的加权平均得到(见表7),计算公式:
COMP.1 = 0.355 * Y1 + 0.444 * Y2 + 0.3 * Y3 + 0.416 * Y4 + 0.435 * Y5 + 0.368 * Y6 − 0.239 * Y7 − 0.18 * Y8,
COMP.2 = 0.151 * Y2 + 0.363 * Y3 + 0.209 * Y4 + 0.172 * Y5 − 0.334 * Y6 + 0.556 * Y7 + 0.589 * Y8,
COMP.3 = 0.753 * Y1 + 0.325 * Y2 − 0.363 * Y3 − 0.227 * Y4 − 0.198 * Y5 − 0.307 * Y6,
综合财务绩效 = (COMP.1 * 0.536 + COMP.2 * 0.294 + COMP.3 * 0.093)/0.924,
由此可以得到综合财务绩效指标。
Table 7. Post-rotation factor load matrix
表7.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二)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层面与综合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1. E、S、G与综合财务绩效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8可知:综合财务绩效的均值为50.398,环境表现、社会责任表现、治理表现的均值分别为2、3.7、5.1;综合财务绩效的标准差为81.74最大,其他变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小,处于正常水平。
Table 8.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表8.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 E、S、G与综合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从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见表9)可以看出,环境(E)与社会(S)正相关相关,与公司治理(G)正相关,与综合财务绩效正相关,且相关性最强;社会(S)与公司治理(G)、综合财务绩效均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强;公司治理(G)与综合财务绩效也正相关。这表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环境越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也越好,财务绩效也会越好。
Table 9. The Pears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 matrix
表9. Pearson相似系数矩阵
3. E、S、G与综合财务绩效的面板回归分析
模型(2)以ESG表现分为三个维度企业环境表现、社会责任表现、治理表现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见表10),Hausman检验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7671 > 0.05,不拒绝原假设,说明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最后结果影响不大。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但无论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结果一致,可以看出,企业的环境层面(E)、社会责任层面(S)、公司治理层面(G)与综合财务绩效均呈正相关,且非常显著。
Table 10. Estimation of the pane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E, S, and G
表10. 面板回归系数的估计:E、S、G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三) ESG表现与综合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1. ESG表现指标构建
本文选取2021~2022年两年期间的企业环境层面(E)、社会责任层面(S)、公司治理层面(G)三个维度数据,以ESG综合表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11),并以此得到2023年的ESG综合表现,建立统一的ESG表现指标。可以看出,E、S、G与ESG表现存在多元线性关系,可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
Table 11. ES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11. ESG多元回归分析
2. ESG表现与综合财务绩效的样本描述性统计
见表12可知:综合财务指标和ESG表现的均值分别为2.8、5.6,ESG表现和综合财务绩效指标的标准差为1.9和2.3,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不大。
Table 1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表12. 变量描述性统计
3. ESG表现与综合财务绩效的面板回归分析
模型(1)为以ESG表现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见表13),Hausman检验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531,不拒绝原假设,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9,可以看出,ESG表现与综合财务绩效指标显著性正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ESG表现越好,综合财务绩效就越好。
Table 13. Estimation of the pane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ESG performance
表13. 面板回归系数的估计:ESG表现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企业环境层面(E)、社会责任层面(S)、公司治理层面(G)三方面及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的样本数据为7家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2021~2023年第一季度21个年度观测值。研究发现,企业环境层面(E)、社会责任层面(S)、公司治理层面(G)分别对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且ESG表现对综合财务绩效指标也呈显著正相关,符合本文假设。
(二)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尽管研究结果最终符合本文假设,但本文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存在样本量不足的问题,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太小,样本选取特殊时间段以及选取上市企业的行业占比也对研究结果有影响;其次,ESG表现和财务绩效都依赖于本文构建的ESG综合指标和综合财务指标,这是由于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ESG评级的相关机构和方法较多,尚未形成一致的评估体系。除此之外,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和统计方法也会导致现阶段研究结论不一致。由于ESG体系在国内的建设时间较短,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真实影响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尽量能涵盖更多上市企业样本,在实证分析中做更多调节和检验,减少研究结果误差。
(三)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建议
针对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 履行环境责任,增强环境信息披露。
为了提高财务绩效,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应当履行好环境责任。首先,从长远战略上,制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将低碳、绿色、环保作为企业转型的重点,将可持续发展尽快融入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加快企业绿色转型;其次是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内部管理机制,将企业的经营决策与环境信息披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引入ESG等现代企业标准,真正推动企业提高绿色透明度;最后充分借助绿色投融资机制,以更加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经营绩效来吸引各种资本,更好地、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绿色金融资源,达成财务绩效提升的转换。
2.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应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以提高财务绩效。一、要充分发挥政府倡导、政策支持和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引导并增强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二、强化企业自律约束,提高企业道德标准,制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实施企业道德规范制度化,将正确的道德判断基准作为规范员工行为的管理制度,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三、企业通过持续地、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惠及价值链上的所有相关群体,支持社会经济发展,从而为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
3. 加强公司治理能力,完善治理结构。
为了加强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应完善公司的股东结构比例设计,优化调整组织体系,完善治理提升战略支撑能力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有效提升管控治理效能和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还应当按照企业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公司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调整,明晰公司执行中心和利润分中心的功能定位及承担职能,实现组织结构精简高效;并健全完善授权管理体系,根据公司职能定位,厘清各层级权责界面,配套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完善授权监督与评估机制,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管理带来优质的财务绩效。
4. 增强企业ESG意识,培养ESG分析人才。
企业应当开设一系列的ESG课程,提高机构内研究人员对ESG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培养他们对ESG的分析能力,从而根据对ESG的分析来改善业务结构或者创新业务内容,使股份制银行在达到传统的财务目标的同时实现非财务目标 [18] 。
5. 增强ESG信息披露,规范评估体系标准。
我国的ESG评价发展时间不长,ESG评价体系仍处在起步阶段,在评价框的完善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方面还有待提高。企业在信息披露层面,可以建立完善的ESG信息披露机制,结合内部审计和外部鉴证,提升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性,实现以信息披露促进管理提升,促进企业可持续转型;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协同性,以此降低ESG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阻碍;制定强制性的企业ESG信息披露标准和规范要求,促进构建规范的中国ESG评价体系标准,发展培育本土ESG评级机构,提高本土ESG评级机构的评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