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社会现代化转型期间中国青年人在家庭代际权力关系中表现出的矛盾现象。在家长主义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权威服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人自主性的增长，以及传统大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得父母权威在家庭中逐渐衰落，中国年轻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取得的“胜利”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 [1] 。进入新世纪以来，年轻一代拥有了更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技能和创造力，但并未在家庭代际权力格局中表现出绝对的决定权，文化反哺能力对其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作用仍然有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的代际图景中逐渐出现以“亲子一体”情感结构而联结的代际关系 [2] ，父母并未被排斥出家庭权力中心，反而对子代的事业、家庭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1] 。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权力关系所固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代际权力关系在当下中国家庭中表现出何种特征？同时我们也在思考，父母的传统大家长式权威在现代化代际互动中仍然对子代发挥着作用吗？子代在拥有强话语权的基础上为何没能表现出完全的自主性？
负责未婚子女的婚姻准备以及帮助子女建立新家庭是中国式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中国父母的传统观念中，只有为子女完成婚姻大事，才算是尽到自己的文化义务和责任，这一点在农村家庭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3] 。婚礼仪式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其中包含的各种活动标志着社会人际网络的重新建立与融合。父代为子代筹备婚礼的这一过程涉及双方家庭的互动、父代与子代的互动以及子代与子代的互动，因此是认识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一过程中引发的代际矛盾和冲突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方式以及互动特征。因此，本文将主要问题聚焦于父代与子代双方在婚礼筹备过程中对代际冲突的关系调适，这一过程呈现出了代际权力关系变动的哪些新特征？文化要素又是如何形塑和影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文章以皖南B市C村三户农村家庭的婚礼仪式筹备所引发的代际冲突现象展开，以此为切入点来挖掘农村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过程，从而发现代际关系新转向以及农村地区代际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并重新审视这一家庭代际权力的运作机制的动态变化。希望通过了解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建构农村地区良好的代际关系做铺垫。
2. 文献回顾
2.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新取向
不少学者关注到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化转向，亲情情感在调适代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对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中，有学者发现城市家庭在代际中践行的是“有条件的孝”，遵循的是“以心换心”的情感逻辑，进一步研究发现孝道和亲权回归的新取向是基于代际之间亲密惯习的实践，并将这种以亲密情感为基础的亲权和孝道运作概括为父母亲密亲职与子代协商性成年的自反性再造结果 [4] 。在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中，农村父代与子代的关系被概括为交往型代际关系，这一类型的代际关系不同于交换型代际关系，其强调了代际双方的情感互嵌，并以“资源–情感”作为核心逻辑，即父代对子代给予资源支持，子代对父代投以情感反馈，从而使家庭中的个体以再嵌入的方式回归家庭，在互动实践中实现代际关系的平衡 [5] 。虽然学界基本认同代际关系的情感转向，但是仍有学者对代际实践中的情感转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作为一种非稳定的关系结构，亲密情感是否能成为突破理性和伦理的家庭粘合剂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探究 [6] 。
2.2. 家庭代际权力变迁研究
在以往的乡土社会中，亲代由于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而具有家庭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且让渡权力也由亲代所掌控 [7] 。而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由于子代具有更强的信息接收能力和创造力，知识与文化从父代到子代的单向传递模式逐渐被打破，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转变开始动摇传统社会中亲代在家庭中的权威性，同时也提升了子代在家庭代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使得亲代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 [8] 。随着长辈逐渐退出家庭事务决策与管理的生活舞台，子代所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家庭事务上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中国家庭代际权力开始由“父权至上”向“代际平等”过渡 [9] 。有学者从亲代的角度认为，老人的诉求越加看重维护紧密的代际关系，所以逐渐放弃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以情感上的满足来弥补权力缺失，代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以亲密关系为前提 [10] 。还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出现的代际关系倒转现象归因于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兴起，并且在追踪下行式家庭主义兴起的社会宏观因素中发现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是对个体便捷的相互侵犯，因此这一代际亲密关系的实践可能会引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1] 。
尽管这些研究强调了现代家庭中祖辈、父辈权威减弱的趋势，对家庭内部子代获取更多权力的趋势普遍持肯定看法，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父代权威并未完全衰落，并出现以亲密情感为基础的亲权运作机制 [4] 。另外，近年来出现的并婚现象中的家庭权力格局引发学界讨论，这种新兴的婚姻形式，虽然形式上建立了独立的婚居模式，但是父代权力却通过资源嵌入和情感关联嵌入的形式介入到子代家庭并实施隐性的主导作用 [12] 。这些研究也从侧面反映，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父代权威衰落已成趋势，但是近年来一些现象的出现仍然表明家庭权力结构可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家庭权力重心依然掌握在亲代手中。
上述对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学界对代际关系情感化趋势基本达成共识，也正是代际关系的情感化取向让子女向亲权和孝道回归，展现出与个体主义文化相反的趋势。但是既往研究大部分考察的是婚后的子女或者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子女与亲代之间的关系，少有研究以举办婚礼仪式的这一时间段入手，考察这一具有重大人生意义事件中代际之间的相处模式以及关系发展。在关于家庭权力的相关研究中，既有文献多关注于夫妻权力而少有代际权力，尽管在学界共识及社会认知中，当前子代的家庭地位较高，但既有研究在描述子代实际权力状态时仍较为模糊。代际之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造成的差异会以不同形式的矛盾和冲突体现在代际互动中，因此，通过研究代际冲突来理解代际关系的表现内容和实质具有客观必要性。与代际冲突相关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分析了代际冲突问题，但对家庭代际冲突中行为选择的阐释忽视了家庭系统内生性情境的分析，也并未从具体的代际冲突中剖析代际关系新趋向和代际权力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从婚礼习俗这一对于代际双方同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入手，从家庭内生情境出发，通过理解文化要素在农村婚礼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发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变动以及背后所呈现出的家庭权力制衡图景。
3. 研究方法与个案介绍
本研究选取了三个农村家庭为典型个案，个案一中，笔者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观察者的身份全程参与到整个婚礼仪式筹备过程，并分别对子代和父代进行了深度访谈；个案二与个案三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参与观察时间为2022年8月到12月，主要访谈时间是2023年1月，访谈中主要搜集的资料包括：婚礼举办经历以及两代人矛盾发生的具体过程，父母/子女对代际冲突和矛盾的态度和看法，对父母/子女的认识和评价等等。
皖南地区由于毗邻江浙，青年一代多倾向于定居江浙城市，因此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与父代产生了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使我们更容易挖掘出代际关系变迁背后的实践机制。本文所选取的个案中，亲代均属于典型农民，从事务农工作；被访子代均在外地城市工作，且均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属于新晋中产阶层，本研究秉持匿名化原则，对被访者进行编码处理，其中首字母C表示案例，第二个字母表示子代性别，男方用M (male)表示，女方用F (female)表示，案例编码中，如果M或F后面连接字母，则表示是对亲代的访谈资料，其中父亲用F (father)表示，母亲用M (mother)表示。如CF1-M表示是对第一个家庭的母亲的访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4. 资料分析与发现
通过对三户农村家庭婚礼筹备过程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的分析，发现农村家庭代际权力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父权至上”的特征，并且通过代际间为婚礼筹备所发生的冲突中挖掘出这些特征出现的深层原因。
4.1. 家庭代际权力运作特征
代际权力相对于其他概念更具有抽象性，在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中，将这一概念具体为婚礼各项事务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并围绕这一概念将代际权力运作划分为领域和过程这两个方面，并根据访谈资料析出代际权力运作的特征。
4.1.1. 代际权力运作领域的分工明确化
分工明确这一特征在这三户农村家庭婚礼筹备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父代与子代所负责的婚礼事项各不相同，而且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我就准备了个人的东西，比如新娘新郎的衣服这种涉及到个人偏好的物品。父母可能怕他们挑的我们会不满意，希望我们自己准备这些，我自己也不太想让父母插手。其他各种琐碎的事情，我基本上没有花费很多心思，都是父母操办的，但是像那种涉及到与风俗相关东西，比如婚礼中各种“规矩”，我可能要听父母的话，因为他们懂的比我多。(CF1)
父母他们可能要去操心酒席这些，因为我们不在家嘛，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准备这些东西，包括那些现场布置的沟通工作都要他们去做，还有酒店安排也需要他们去做，他们有经验我们也放心，然后我们主要准备的就是买一些小东西吧，还有准备一些活跃气氛的小游戏。(CF2)
我们在订酒店确定桌数的时候有跟父母进行沟通，包括父母那边请多少朋友，在哪里坐，然后再安排。包括准备烟酒饮料什么的，也都要和父母商量一下，要准备什么牌子，准备多少，这些我会听他们的意见，毕竟在人情世故这方面还是父母比我们懂得多。(CF3)
在个案一中，即使子代将婚礼的大部分事务交给父母操办，但是也明确表示涉及到个人偏好的物品自己会全权负责。而一旦涉及到传统婚俗方面，子代一般以“自己不懂”为由全权交给父母操办。个案二中子代的婚礼仪式在男方和女方所在的城市各举行了一次，因此女方将很多重要事务放手给父母操办，在宾客宴请上，分工更加明确，父代和子代各自邀请客人再确定宴席的桌数，就如被访者(CF2)所说的“大家各管各的”。个案三的情况与个案一相反，这户家庭的婚礼主要是由子代筹备的，被访者(CF3)表示“父母没有过多参与，但是会经常问我们缺不缺钱”，可知这户家庭中的父代扮演了经济支持者的角色，但是子代在宾客招待以及婚礼仪式要遵守的习俗这些方面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
因为我们已经算了日子，除非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不然还是要听我们的。我们是希望婚礼能够遵守这边传统的，跟以前相比，其实很多老传统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有些必要的习俗是省不掉的，这些形式上的事我们长辈还是会让他们年轻人去做一下的。(CF1-M)
请哪些客人，请多少客人，还有婚礼当天的招待都是我们负责的，我女儿他们没有管这些事。(CF2-M)
被访父母表示在婚礼中要遵守的“规矩”上，比如婚礼日子的选择、男方的聘礼、女方的嫁妆等，这些东西的准备需要遵守传统习俗，“老祖宗留下这些规矩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只管照着做就行了，这也代表了美好的寓意”(CF1-M)，对于父母来说，传统文化具有无法动摇的至高地位，对风水的传统信仰赋予了他们在婚礼筹备过程中的话语权。个案二中的被访母亲则表示自己在宾客名单的确定和招待宾客方面具有更强的决定权，一方面是自己具有更丰富的人际关系处理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子代已经将这种涉及人情世故上的事默认交给父代操办。
可以发现，在整个婚礼流程中，父代与子代在不同的领域上具有强弱不同的决定权与话语权，一般当涉及到个人偏好时，例如婚服的选择、摄影妆造的选择，子代会将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父母一般也不会过多干涉，这与父代举办婚礼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而当涉及到人情世故以及农村传统婚俗时，父母的意见往往更具有权威性，子女也更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在婚礼筹备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代际互动让我们看到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代际权力运作领域的分工十分明确，代际间各有权力强与弱的领域，这也许是家庭代际之间权力制衡的一种机制。
4.1.2. 代际权力运作过程的日常协商化
在筹备婚礼过程中，除了代际双方明确提出要求自己操办，其他大部分事务由双方协商后进行。这一协商的互动过程体现了代际双方的议价能力，反映的是双方所掌握家庭权力的强弱。分析访谈资料可以发现，面对代际之间意见相左的情况时，父代与子代之间首先进行的是协商，在各自给出理由的前提下，再决定采取哪一方的意见更加合适。这一代际协商的动态过程体现出明显的权力让渡的特征。
我已经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父母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会不断说服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还是不要太违背父母的意愿吧，虽然最后我不太乐意这个日子，但是如果父母不愿意改变这个日子的话，那我还是会做出一定的妥协，因为我也不想让他们为难。(CF1)
个案一中，被访者(CF1)由于对结婚日期不满意而明确向父母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与父母进行了协商。婚礼时间背后隐含的是两代人的“权力博弈”，取决于长辈与晚辈之间的议价能力的强弱。父代执着于良辰吉日，而年轻一代早已摒弃了所谓的“迷信”观念，按照他们的想法，婚期的确定要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例如能否请假，疫情风险大小，温度的适宜程度等等。虽然最后子代出于家庭和谐的考量和对孝道规范的遵从而对父辈进行了妥协，但同时也对长辈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对父母说以后在这种事情上能多考虑一下我们实际情况”(CF1)。在这场代际权力博弈中，表面上是年轻一辈向年长一辈让渡自己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希望通过这次的妥协换得下一次博弈的“胜利”，以此来改变家庭中的代际权力格局。
按照我们这边风俗的话，男方那边应该是当天来接亲嘛，我觉得这样更合规矩一些，但是我女儿跟我说时间来不及，太折腾了，就跟我们商量说要提前一天去那边的酒店，我们当时还有些不乐意，后来觉得之前的想法还是有些不实际，女儿跟我们说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听他们的(意见)。(CF2-M)
订酒店这个事是我们一起的商量决定的，刚开始那个酒店是我们决定的，但是我女儿和女婿后来又觉得太老旧了，布置场景不好看，我们想想确实是这样，毕竟人一生只有一次婚礼嘛，不能留遗憾，然后我们就退掉了之前那个酒店，后来大家又一起重新挑了个酒店。(CF3-F)
根据被访者(CF1-M、CF2-M、CF3-F)所述，他们那个年代关于婚礼的所有事情都由父母一手操办并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小孩儿，什么也不懂”。而现在身为父母的他们，却没有在子代的婚礼中表现出绝对的父代权威，个案二和个案三的访谈资料显示，父母在坚守传统风俗的同时也在充分考虑子代的想法，虽然在传统风俗上父代掌握着更强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传统观念强加给子女，而是在询问和协商中进行理性化的衡量。在这两个个案中，父母一致认为子女的选择更加合理，从而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想法，这一转变正是父代将自身所掌控的权力进行让渡的过程，而被访者将这一权力的让渡归因于“年轻人的智商更高，各方面学习能力更强，懂得也更多(CF2-M)”，所以“我们能放手的就放手，不能放手的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商量着做(CF2-M)”。
在家庭代际权力格局中，父代所占据的传统家庭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子代也并没有掌握绝对的家庭权力，在婚礼筹备过程中，既出现了子代将权力让渡给父代的现象，也出现了父代将权力让渡给子代的情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目标都是为了保证婚礼的顺利举办以及家庭关系的和睦，所以代际协商的过程往往出现父代或者子代的权力让渡，协商结果必定在代际双方的意见统一的基础上形成。这种协商式互动关系改变了父代结婚时由父母“说了算”而毫无商量余地的现象，代际之间更加理智地看待因意见相左而产生的冲突，这一方面是新晋中产阶层整体素质提高带来的可观结果，另一方面也源于年轻一代文化反哺作用的初显。
4.2. 家庭代际权力运作机制变化的原因
概括前文对婚礼筹备过程中家庭代际权力运作的特征，可以发现，父母在家庭权力格局中所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子女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但是父代权威的衰落并不代表家庭权力被子代完全掌握，反而呈现出出代际权力运作领域的分工化、运作过程的协商化以及运作结果的统一化这一系列特征。从子女完全听从父母对自己婚礼的安排到现在子代与父代协商安排婚礼，家庭代际之间权力运作机制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源于代际互动中亲代权威的不完全衰落以及内隐化，另一方面源于子代对父代的情感性依赖而进行的权力让渡，以及代际亲密关系中理性化互动趋势的增强。
4.2.1. 父代家庭权威的内隐化转变
在上一辈的家庭代际权力格局中，父代几乎掌握着所有权力，子女在婚姻筹备过程中对父母主要表现为服从和妥协，完全听从父母的安排被认为理所应当，亲子地位的等级性十分明显，那时的父代对子代具有绝对的显性权威。随着子代自主性的增强，婚姻大事应该由自己操办的观念越来越强烈，父代在承认子代能力的同时也在逐渐放权，在代际冲突中的显性权威下降。然而，分析访谈资料发现，亲代的家庭权威并未完全衰落，而是以观念渗透和情感说服的方式对子代施加影响。
这个日子是我和男方母亲一起请别人算的，然后也花了钱，我们就跟女儿和女婿说，这个日子是个好日子，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最好在这一天结婚，不然以后我们心里总会有个小疙瘩。虽然我女儿刚开始反对，她主要是觉得十二月份天气太冷，我就跟她讲酒店有空调，在外面待的时间也不长，是不成问题的。(CF1-M)
现在的小孩子毕竟他们还年轻啊，有些事情也不是那么懂的，有些传统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跟他们讲，不管是结婚需要的那些流程，还是逢年过节的一些习俗，比如春节回老家拜年，如果照我女儿的想法，她是不会回来的，那我肯定要说她不懂事，不懂得顾及长辈的面子，其实我这也是在教他们怎么为人处世，对他们以后是有用处的。(CF2-M)
在个案一中，亲代(CF1-M)认为对传统婚姻风俗的遵守，其实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既寄托了对子女未来的美好祝福，同时也是为自己“讨个心安”。他们不断将这一观念灌输给子代，试图让子代接受自己的决策。个案二中，亲代(CF2-M)认为子代应该遵守老家的风俗，而不能“任着自己性子做事”，经验优势赋予亲代要求子代遵从的权力，但与上一代的直接命令不同，他们会以“讲道理”的形式和子代进行积极沟通，在沟通和协商中向子代灌输自己的观点。个案三中的被访者(CM3-F)虽然放手让女儿女婿自己准备婚礼，但是仍然表示“我觉得他们办的不妥的地方会及时说出来”。相较于父母上一代的强制性和命令式要求，现在的亲代更倾向于使用“讲道理”和“动感情”的策略来说服子女。访谈资料充分证明，农村家庭中的父母和已经迈入中产阶层的子女之间民主平等关系的背后并非是父母对父代权威的完全放弃，父代将人生经验视为话语权获得的资本，在某些领域保留了一定的决策权，从而使家庭代际权力运作具有明显的领域划分。
从父代角度来看，显性权威转化为隐形权威还源于对子代逐渐增强的情感表达，父母甘愿放弃一定的家庭权力，以换取和谐亲密的亲代际关系，访谈资料中父代多次表示“只要子女开心我们就开心”。有研究表明传统文化机制对父辈仍然具有影响，父母为子女的“操心”可视为在完成自己的文化义务(贺雪峰, 2007)，分析发现，农村家庭中的父代仍将子女的婚姻大事视为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义务”，但他们的“操心”却不仅仅停留在完成文化义务的个人感受上，而是越来越注重子女内心的感受，将子女的幸福感的获得程度作为评价自己文化义务完成效果的指标。
4.2.2. 子代家庭权力的情感性让渡
与传统父权社会长幼尊卑的绝对秩序相比，亲代权力的确发生了下移。与之相应，子代获得了更多的家庭权力 [13] 。但也有研究表明，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子女与在家庭代际权力关系中并未处于优势地位 [4] 。本文认为，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组建新家庭之际，父代权力下移范围和程度逐渐扩大，但更常见的是以协商式的权力运作来代替强迫式和命令式服从。我们发现，当代际冲突发生时，掌握着家庭权力的子代仍然会对父母作出某些方面的妥协，而子代并不认为妥协行为表示着话语权的丧失，反而是在充分考量后的基于情感性的权力让渡，其中蕴含着子代对父母“孝”的表达。
因为我觉得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们本心上时为子女好的，本质上都是为了子女后代着想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操心这些事情已经心力交瘁了，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持续跟他们顶撞就会让父母心里面不是很开心，我就会有一种辜负了父母心意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负罪感，所以在他们这种观念上我会适当让步的。(CF1)
被访者(CF1)将反抗父母的心情概括为“负罪感”，“负罪感”的产生来自于父母为子女的无条件付出，子代将父母“操心”的初心归结于自身，但也并不排除父代隐性权威的作用结果。为了让父母顺心，维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代际团结，在不损害到自身重大利益的前提下子代也不愿意与父母产生过多争执。在威权式孝道式微的背景下，亲代权威无法来源于父母身份，而取决于子女在人生经历中对父母所形成的情感依赖和决策信任水平。亲代先赋权威的丧失，造成了代际间价值整合对日常互动和情感内化的依赖。当前中国家庭的亲权和孝道回归，体现了社会转型和核心家庭结构下，两代人追求代际团结和家庭发展的努力。基于情感性的权力让渡一方面让父代保留了某些领域的强话语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协商式的代际权力运作方式。
4.2.3. 亲密关系中的理性化选择
传统文化要素在父代无偿给予子代资源支持这一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性发展，这种文化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相较于以往呈现出削弱趋势，例如农村中逐渐出现较为理性的老人，他们并没有为子女倾尽所有，而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积蓄养老费用，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行为选择逐渐向理性化趋势发展 [14] 。相较于父代的理性化行为，子代受个体化进程的影响更加深刻，追求个体独立和自由的趋势更加明显，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实践理性倾向。访谈资料中，无论是亲代还是子代均表示，当双方为一件事发生冲突时，最恰当的做法是给出自己的理由，哪一方的理由更加正当加充分，就会采取谁的意见。无论是代际权力运作领域的划分，还是协商式权力关系的产生，均离不开代际双方的理性化考虑。
一是我觉得自己没有经验，他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二是我觉得父母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是高兴的，他们也比较乐意去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愿意让他们去办这个事情。三是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去操办这个婚礼，工作太忙了抽不开身。(CF1)
因为我和我老公是异地嘛，就有一个风俗上的区别，我们那边希望当天就出门，但是我们俩离得很远，我就只能提前一天晚上住到那边酒店里面去，然后那边从酒店里面接亲。当时我妈意见比较大，觉得这样不合风俗，但是如果当天接亲的话，时间肯定就来不及了啊，又赶又累，太折腾了。最后我们就和父母商量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先在我们家先办一场，办完了之后，我赶到那边的酒店，再接亲举办婚礼。(CF2)
婚礼本来就是他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我们老年人的品味他们又看不上，我干脆就不插手，让他们自己去搞。(CF3-F)
个案一中，子代将婚礼交给父母来操办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缺少经验和时间，将婚礼酒席交给父母操办既“为自己省了事儿(CF1)”，也能满足父母为子女完成婚姻大事的愿望。个案二中由于子代与其丈夫举办的是异地婚礼，所以在婚礼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上与父母的意见产生了矛盾，虽然父母觉得要按照当地风俗让新郎当天接亲，而子代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既耗费精力，在时间上也存在冲突，在协商过程中，子代将这些原因陈述给其父母，其父代也表示“我们反复想了一下，之前的想法还是有些不切实际，还是要听他们的(CF2-M)”。被访者(CF1、CF2)表示当与父母对某件事的意见不同时，并不存在某一方完全服从的情况，而是在保证代际双方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对实际情况进行理性化考量。个案三中的父代则表达了将婚礼仪式完全交给子女来筹办是对他们办事能力的信任，以及对代际之间差距的清晰认知，完全放权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做法。访谈中，子代表示了对父母某些先见经验的信服，但同时也强调接纳需要对现实情况进行反复考量，而父代也表示放权是基于对子女的信任和减少冲突的发生。在回溯事件时子代和父代都强调了接受父母和子女意见的过程性和主体性，权力让渡的标准取决于意见的合理性程度。
5. 总结与讨论
家庭并非是一个纯粹工具理性的博弈场所，代际关系依然要服膺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复杂关系运作逻辑。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充满了复杂而又矛盾的意向，影响中国式代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即是代际权力的微观转变。婚礼筹办过程涉及到代际双方的多项互动，暴露出诸多家庭代际矛盾，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无法忽视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背后反映出的是代际权力的相互让渡和代际关系的情感转向。借婚礼筹备中的代际互动过程我们试图剖析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代家庭中的代际权力关系呈现出何种特征以及为何会出现这些特征？本文通过对三户农村家庭的子女与父母关于婚礼筹备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当下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权力具有“运作领域分工明确化”和“运作过程日常协商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源于父代权威的内隐化、子代权力的情感性让渡以及代际亲密关系的理性化趋向。从家庭代际权力格局的建构过程来看，内隐化的父代权威改变了传统家庭“父权至上”的权力格局，父代的权力让渡让子代获得了一部分家庭权力，形成了分工明确的权力运作领域。基于情感内化的子代服从和代际亲密关系中的理性化选择让协商式权力运作成为可能。
本文所调查的农村家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家庭，子代已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了新晋中产阶层，而父代仍然留守在农村中生活，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农村中广泛存在。这种类型的家庭在代际权力关系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意向，较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经验与子代相差更大，因此权威性的隐性特征更加明显，而子代以其更高的教育资历和更强的学习能力削弱了父代的一部分家庭权威，获取了大部分家庭权力，但由于代际间情感性的增强，以及亲密关系中理性化趋势的出现，使得代际权力关系出现了领域上的强弱和协商式的运作特征。本文认为，从婚礼筹备这一动态代际互动过程中考察代际权力运作特征，我们既看到代际关系变迁具有某些共性，也看到代际权力变动具有的复杂性。关于此，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和阐明。首先，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同时受到个人理性计算和亲密情感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多面向的格局。个体的理性计算是通过情感来合理化和接受的，比如子代出于经济原因并没有举办婚礼的打算，但是却仍顺应父母的要求办了酒席，家庭中的责任伦理对子女的约束作用并未消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代际关系越来越需要情感而联结，而非传统孝道的道德规范义务要求。父代与子代间的亲密情感制衡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维系着家庭代际团结与家庭和睦氛围，但是作为一种非稳定的关系结构，亲密情感能否突破个人理性、减少代际冲突的发生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其次，传统文化要素在农村家庭代际权力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农村婚俗作为传承至今的重要传统文化，蕴含了人们对美满婚姻的理想化追求，“魅”并未从理性化社会里消失，这种神秘的精神力量仍然影响着父辈的观念，成为引发代际冲突的因素之一。和父代相比子代更注重实效性而非传统仪式性，年轻一代一方面受个体化进程的影响，把个人的兴趣、利益纳入到家庭代际关系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结构的因素，传统文化的规训让年轻一代在独立和延续之间举棋不定。
最后需指出本文存在的局限性，首先是样本资料上的局限，由于个案数较少，无法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是资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本文采用了对于一部分个案采取了线上访谈法，虽然较为便利，但是无法捕捉到被访者的动作和表情，不利于对资料深层次的分析和挖掘；最后是研究角度上的局限，本文主要从婚礼筹备过程出发来考察代际权力的运作，但在其他的代际互动实践中代际权力关系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