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以往的研究者多以“血缘”概念为中心阐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而“血缘”概念并非早期儒家话语中的概念。“血缘”概念本是一个近代生物学上的词汇，后被用于社会学等诸论域，由费孝通1等近代学者从西方引入。实际上，我们在描述早期儒家对生命生成历史、伦理思想的理解时，不应用“血缘”一词代替“身体”一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天地精气或人的血气2不同于人类的基因；其次，“血缘”概念弱化了子代与父母、先祖的关联强度，而儒家的身体观念本身特别强调以父系为纵轴、以母系为横轴而展开的身体生成历史。从“身体”一词切入讨论，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还原先秦儒家哲学的本来样貌。
本文的讨论有两个基本前提需要先行澄清。首先，虽然学术界尚未把曾子看作思孟学派的代表，但我们在探讨思孟学派的身体观时，把曾子的身体观归入其中而不加以区分。孟子是子思门人，这是共识，子思是曾子的学生，这也是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曾子是思孟学派的源头。涉及曾子的身体观的先秦经典文本比较多，曾子是我们在研究思孟学派的身体观时绕不开的人物。比如，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曾说：“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从乐正子春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子以“体”和“身”的组合相加来表示从父母而来的那个“全”，即一个人的整全存在。另外，孔子在为曾子陈孝道时也提到过“身体”这个概念，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
其次，我们的以下研究以先秦儒家有“身心一体”这个观念为前提。在研究思孟学派的身体观时，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所说的身体，不是仅指物质层面的肉体，而是指包含了物质、能量、精神的整全生命存在。杨儒宾3等学者已对先秦儒家“身心一体”的身体观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说明。而也只有以“身心一体”为前提，我们才能理解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2. 己身的生成历史
人人都有一个身体，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体呢？诚然，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生理学等角度来理解。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从人类思想史角度来看，不乏其它对“身体”的深刻理解，比如思孟学派是这样理解身体的：“身者，亲之遗体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思孟学派认为，人的身体首先是其父母的“遗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毋庸置疑，每个自然人的身体都源自父母精血的结合。身体是父母的“遗体”这个结论，是从身体的自然来源、生成历史视角来理解身体而得出的。相比于从社会学、生理学视角来理解身体，这个视角是最直观、最根本的。因此，若是人们对身体的理解，能够基于“己身是父母之遗体”来展开，或许会更好一些。
思孟学派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结合“天圆地方”这个宇宙观，我们会发现，将身体视为父母之“遗体”这个理解内包含着关乎人的身体生成历史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为了捉住这个信息，我们要从“天圆地方”谈起。曾子说：
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这就是思孟学派“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立人为极点观察天地，人之上为天，人之下为地，天呈现为圆，地呈现为方。从大体而言，这里说的“天”是指地球之外的宇宙，“地”是指地球。思孟学派把来自天的能量精华称为“神”，把来自地的能量精华称为“灵”。万物皆可以视为是一个能量体，构成万物的物质、能量、精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万物的能量要么来源于地球，要么来源于地球以外的天——宇宙(如太阳)。天地二分，万物并作，万物的生成和消亡的实质，是作为天地能量整体的一个局部的开阖、升降、聚散过程。所以思孟学派认为，作为能量精华的“神灵”是“品物之本”、“礼乐仁义之祖”，乃至“善否治乱”等事件兴起的来由。
在“天圆地方”这个宇宙观中，万物所禀受的天地能量不同，故存在差异，而人是天地所生万物当中最特别的——“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这是说，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人所禀的天地之气(能量)最为精华，故人为“阴阳之精”。何为精华呢？如果把天地整体看作一棵玫瑰花树，那么，人类与天地整体的关系就像是长在玫瑰花树顶端的玫瑰花与玫瑰花树的关系。玫瑰花树把最好的能量聚集于顶端，才能在那里开出珍贵而灿烂的玫瑰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花是这树的精华。
思孟学派认为，人的身体不仅是父母的“遗体”，而且是“阴阳之精”。这种说法，意味着天地也是人类的父母。在此，我们发现，思孟学派对身体来源的理解有一个转渡，即从父母转到了天地。这个转渡是如何发生的呢？
结合先秦儒家的“生生”思想、“传后”思想，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理解这个转渡：任何一个人都有其父母，其父母也有其父母(祖父母)，一个人的父母依然有其父母(曾祖父母)……若一直往上推演，可将一个人的父母推到人类的姓氏之祖。若从姓氏之祖再往前推，姓氏之祖的父母是谁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的来源最终会被推到天地。这个推演的简要过程如图1所示。
Figure 1. Sketch of the process of body generation
图1. 身体生成过程推演简图
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思孟学派在理解身体的来源时，是如何从父母转渡到天地的。他们从身体的生成历史视角来认识身体，把父母看作身体生成历史当中的最近端，把天地看作身体生成历史当中的最远端。思孟学派对身体的生成历史的认识体现出人的身体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人的身体是由父母、先祖、天地这个连续的整体“生”出来的，人的身体不仅是父母的“遗体”，而且是一切先祖的“遗体”、天地的“遗体”。天地、先祖的历史内在于人的生命中，故而人没有完全脱离于父母的、先祖的、天地的身体。人的身体从过去而来，向着未来而去。曾子说：“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可以说，“孝子无私乐”是思孟学派从身体的生成历史出发理解身体而得出的生命体会。
第二，身体生成历史伴随着两股对举着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换言之，身体的生成离不开天与地、父与母的化合与孕育。在思孟学派的语录中，多将父与母并举而谈，如：“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和合，万物化生，身体的生成离不开父与母、天与地的共同参与，人的身体不仅是其父的“遗体”，而且是其母的“遗体”。而人的身体能量唯有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展开、积累，人的身体能量才充盈得起来。这种纵横关系对应着父母而言，父系这一边主导着身体能量的纵向来源，母系这一边主导着身体能量的横向来源。
第三，就身体生成历史意义上的“本末论”而言，当下的人的身体是“末”，天地整体是“本”，先祖处于本末之间。思孟学派的身体观呈现的本末关系并非线性或平面结构关系，而是立体多维结构关系。这种本末关系类似树叶与树根的关系。树叶与树根之间并不直接相连，它们之间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被忽视，因为它意味着本末有别，不相等同。本末有别的重要体现在于，在作为“本”之一端的天地“大体”是阴阳平衡、无善无恶的，但在“末”之一端，人类作为“小体”则并非如此。人类需要在本有的位置上进行抉择，守护宇宙整体的阴阳平衡，以参赞天地化育。
3. 对身体之源的“反”与“报”：孝父母、孝天地
报本反始一说见于《礼记·郊特牲》，记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报本”是报答恩惠的意思；“反始”是归功到根源的意思。人一旦意识到父母、先祖、天地对自己有恩惠，就会自然生发出他们的感恩、思报之心。人的世界的当下显现离不开父母、先祖、天地所给予的极大恩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人的身体是父母、先祖、天地的“遗体”，若无他们的生养相续，就没有人的历史，故作为存在者的人受了父母、先祖、天地的大恩惠。其次，“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人是“阴阳之精”，天地把最精华的能量给了人类。孝悌之心、亲亲尊尊之情以及礼乐法度等灿烂文明在人类世界显现，是以“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为前提的，也正因如此，人的世界才具有无与伦比的珍贵性，其他万物的世界无法与之相比。
思孟学派在“己身–父母–祖父母……始祖……天地”这个身体生成历史中认识己身，把己身视为父母之“遗体”、“阴阳之精”，从而意识到了人的珍贵以及父母、先祖、天地对人的极大恩惠，并随之生成了报本反始之心。思孟学派有此报本反始之心，故能展开孝父母、孝天地的图景。
首先，思孟学派的报本反始之心展开为事父母的图景。事父母首先表现为养父母，而养父母包含“养口体”与“养志”(精神)两方面。曾子的父母在世时，“重其禄而轻其身”，当曾子的父母去世后，“重其身而轻其禄”4，由此可见，曾子把养父母的口体这件事看得很重。思孟学派认为，孝子不仅要养父母的口体，还要重视养父母的志(精神)。孟子记录了曾子是如何养其父之志的，孟子说：“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將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則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对于养父母之“志”(精神)这件事，思孟学派也很看重。思孟学派事父母不仅有养父母之口体与“志”(精神)的一面，还有“谏诤”的一面，比如，曾子本人向学生谈及过“谏诤”之义，他对单居离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谏诤”的目的在于纠正父母之“志”(精神)的偏失，让其合乎道义，这是事父母的应有之义。
其次，思孟学派的报本反始之心展开为孝天地的图景。从广义而言，天地也是人的父母，所以人不仅要孝父母，还要孝天地。并且，孝子一定要把事父母这件事通达出去，否则孝父母之事容易偏离义道。那么，怎么从事父母通达到事天地呢？
首先，事父母者一定要“知人”、“知天”，这是从事父母通达到事天地的关键。哀公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礼记·中庸》)”。“知天–知人–事亲–修身”是一条贯通着的同一条路，以“知天”为前提，才能真正地“事亲”。什么是知天呢？“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礼记·中庸》)”。“知天”即知道质正于鬼神(先祖、山川等自然的精神)而不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人怎么“知天”呢？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能尽心、知性，所以能“知天”。尽心、知性即为“诚”，“诚”是“知天”的工夫。“诚”是一以贯之之道，使得存在者归属于存在整体，天人不二。“诚者(《礼记·中庸》)”为天之道，“诚之者(《礼记·中庸》)”为人之道，知“诚者”之“大体”即是“知天”，知“诚之者”之“小体”即是“知人”。什么是“知人”？“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知人也(《中庸》)”。人怎么“知人”呢？从《中庸》“哀公问政”篇来看，思孟学派认为，如果一个人能知道什么是“三达道”、“五达德”，并且能判断一个人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困而知之”，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则能“知人”。综上，我们可以说，若人能通过“诚”的工夫“知天”、“知人”，则具备了从事父母通达事天地的条件。
其次，人道是天道在人的世界的投影，孝爱父母为人道当中最大的道义，若人能顺天道、人道以孝爱父母，则事父母就通达于事天地，二者统一。尽心、知性指向的是天地之“诚”本体，当人尽心知性、择善固执时，也就是在顺从天地本体行事。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当人存心、养性，念念存天理，顺从天地本体行事，就是对天地本源的回返与报答，即是“事天地”。天地生万物，父母生子，从取象而化用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事父如事天，事母如事地。孔子对曾子说：“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经·感应章》)”。这就是说，明王像对待天一样对待父亲，像对待地一样对待母亲，极尽爱敬之心。为什么事父母一定要极尽爱敬？这是因为，人有“至诚”之功，故能与天地相并立为“三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而“至诚”之爱必然地生发自对父母之爱，无孝爱则无归属于本体存在的人，所以孝爱父母为人道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道义。既然孝爱父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道义，而行道义其实就是对天地的顺从——对天地的孝，那么，我们可以说，事父母通达于事天地。
再次，从政治意义上言，事父母也通达着事天地。《礼记·中庸》上说“故大德者必受命”，这里说的“大德”即孝悌。舜以“至诚”之功与天地相感，最终受大命于天地，“德为天子，尊为圣人，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礼记·中庸》)”。舜之大德不在其它，即在行孝道。在思孟学派所在的那个时期，虽然只有天子能祭祀天地之神，但天子事天地之心却可以通达庶人。天下好比一个大家族，天子是宗族里的宗子，天子之外的万民是庶子，因此宗子事亲之心当然可以通达庶子。我们可以从明堂礼5看出天子事天地之心是如何通达到万民的。明堂不仅是作为天下之大宗的天子向诸侯布政、明诸侯尊卑的场所，而且是将受命王配享五帝的场所，古人通过明堂礼形成了“天–受命王–天子、诸侯”这个祭祀序列 [1] 。虽诸侯不能祭天，但可为作为大宗的天子助祭、听天子政令帮助天子守宗庙。通过明堂礼，事天地就不只是天子的事，而且推及诸侯的事，乃至推及天下所有大宗与小宗的事。由此，我们可以说，尽心、知性、知天是从内圣一路去做孝天地的事，而以明堂礼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则是从外王一路去做孝天地的事，而这两条路都是从孝父母通达出去的。
4. 思孟学派的“守身”工夫
虽然孝有不同层次、内容，比如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但在具体落实上，思孟学派认为，孝的根本是“守身”。所谓“守身”，是守护自己的身体之意，即守护住父母之“遗体”、“阴阳之精”。孟子曾提及“守身”工夫，他说：“守身，守之本也(《孟子·离娄上》)”。
思孟学派的“守身”工夫意识发端于在实现对己身的理解后生发出的报本反始之心。“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君子心心念念，始终不能忘的是守护住父母遗留下来的“遗体”。父母给了我们一个完完整整的身体，我们应该把它完完整整地归还回去。
思孟学派的“守身”工夫首先表现为珍重自己的肉身，不敢轻易毁伤。曾子临终前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可见思孟学派何等看重自己肉体的完整。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所记“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一章看出思孟学派对肉体完整性的重视。在思孟学派看来，孝子“居易以侍命”，跟着宇宙运行节律，以平易的态度生活，不随意地把己身置于危险环境中，是对肉体的最好守护。曾子说：“孝子不登高，不履危。……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虽然思孟学派非常珍重自己的肉体生命，但他们又有视死如归一说，曾子说：“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繁露·竹林》)” [2] 。在战场上冲杀是极端危险的事，肉体在那样的危险场域很容易被毁坏，而思孟学派却认为“战阵无勇，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这里，思孟学派对待身体的态度呈现出一个吊诡之处：既表现出“不敢毁伤”的一面，又表现出“视死如归”的一面。那么，这看似矛盾的两面，是如何并存于思孟学派的“守身”工夫中的呢？
本文认为，在“居仁由义”的工夫实践场域，既无比惜爱身体又敢于舍弃身体对这看似矛盾的“守身”态度才能得到理解。
什么是“居仁由义”呢？孟子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居仁由义”当中的“仁”是指推到极致的仁，即天地本体之仁。孟子认为，居于此天地本体之仁，则“大人之事备矣”。但我们要注意到，思孟学派谈仁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层次谈的。有时他们谈的是推到极致的本体之仁，而有时他们将仁义对举而谈，此时谈的仁就是未推到极致的仁了。比如他们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这里的仁就是未推到极致的仁，这时的仁是人在“立人极”之后从近端看问题而谈的，而义是人从天的角度、从远端看问题而谈的。
但是，所有德性都可以从小推到大、从不究竟推到究竟。比如对于仁来说，仁之发端为亲亲，把亲亲之仁推扩到究竟，则为万物一体之仁。再比如义，义之发端为敬长、从兄，推扩出去则可谓“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就是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是否适宜。因此，如果将仁从爱亲往极致推扩，由爱亲追踪生命来源，可由孝爱父母推及孝爱天地，达“居仁”本体之境，此时它是静态的；而将敬长谦让兄弟之心，由谦让兄弟推到公平对待万物，合宜行事，此时它是动态的。
粗分时，仁是春、是生，义是秋、是杀，但把它们推到极致时，仁义已经融在一起。此时，仁就不离义，义就不离仁。因为互不相离，仁就不仅是生，义就不仅是杀。这时的义就是终极的大义了，也可以说是终极的大仁。这种状态可以换很多个概念去形容它，比如“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礼记·中庸》)”。
在“居仁由义”这个究竟层面，仁是“体”，义是“用”。体用关系只能用在此“居仁由义”的究竟层面。当然，当我们可以在一家之内谈仁义，以爱亲为仁，敬长为义，这也有点“体用”的意思。但是，这里只是这样一个象。这个象其实就是孔子评价曾子时所说的“孝，德之本也；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语·弟子行》)”表达的意思。德不是空谈，它总要实现出来，而“序”就是在表示如何行出来、遵循什么到来的意思。仁，是对父母的爱，这份爱如何才能实现出来呢？是通过“悌”实现的。而所谓“悌”，其根本内容就是把兄弟安顿好，如此，就能让父母顺心。因此，人行悌道时，就已经在实现对父母的爱了。而兄弟在一起生活，总是要分配由父母提供的关爱、财物以及“排序”，使一切“合宜”，先后得当，这就是《中庸》引“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最后落脚在“父母其顺乎”的用意。我们把以孝为“德之本”、悌为“德之序”的这个象往极致推，推到最后就是如今的体用论所涉及的内容，这时就是在究竟层面讲的了。仁是体、是本，义是发用，如果没有义的发用，仁也就空谈了，从一家内的关系推扩到天人关系，都是这样的。
曾子讲不敢毁伤身体，属于“仁”，但这只是他思想的一半，另一半属于义，但这一半少有人提及。而曾子讲君子之学，曾专门抓住“从事于义”来讲，他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由此足见曾子认为“义”有多重要。孟子“居仁由义”之说其实也是从身体出发而言的，而一般人读孟子言“养浩然之气”这一段时，只有“由义”这个印象。但孟子的“集义”一说只说了一半，其实还有另一半，那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守身”一面，这是体现仁的一面。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两半合起来孟子之说才完整。
总之，将发用层面的仁和义往上推到极致时，它们均合于天地本体层面的仁。而对一个人而言，践行仁、义的关键在于守护住天地本体投射到自己这里的点，顺从于天，当生则爱身，当死则视死如归。在此意义上，思孟学派那既极度惜爱身体又敢于舍弃身体这看似矛盾的“守身”态度便可得到理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思孟学派将“守身”推及到了爱敬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身体。己身与妻、子的身体有什么关联呢？如何从“守身”推及对妻、子的身体的爱敬呢？孔子与思孟学派有直接师承关系，我们根据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来解答这些问题。当鲁哀公质疑亲迎之礼是否太重时，孔子回答说：
“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
“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孔子家语·大婚解》)。”
“继后”的本质是将父母的“遗体”、“阴阳之精”延续下来。在“继后”过程中，妻子是祭祀宗祧的主人、延续父母“遗体”的关键参与者，而孩子是父母身体的分支。因此，敬重妻子和孩子的身体其实就是敬重父母。如果丈夫不敬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伤害他们的身心，就是对父母“遗体”的伤害和不尊重，也就是对父母本身、天地本身的伤害和不尊重。因此，思孟学派就将对父母“遗体”的爱、敬就推至到了对妻与子的爱、敬。可见，在思孟学派的思想中，丈夫是从敬爱父母的“遗体”出发，把爱敬之心推到妻、子身上的。在思孟学派看来，为了守护住父母、天地的“遗体”，男子应该娶妻、生子，并且充分地亲爱和尊敬其妻、子。
总之，思孟学派将“守身”作为终身大事，将其落实为“居仁由义”的“守身”工夫。何谓“终身”？“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礼记·内则》)”。思孟学派之“守身”，非为自己而守，是为父母而守、天地而守。有此大公之心，他们方能自强不息，进德修业，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人的世界生死相续，而思孟学派提倡的“守身”工夫是对天地“生生”之大德的修习。
5. 结语
“君子之道，本诸身(《中庸》)”。身体首先是在亲亲场域中显现的，其根源在天、在道 [3] 。思孟学派的“守身”工夫上达着天地本体，使得存在者在存在中绽放，这是思孟学派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工夫实践。当我们茫然于“我们是谁？”时，不妨借鉴思孟学派对己身生成历史的认识——站在“立人极”的角度将己身视为父母之“遗体”、“阴阳之精”。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父母之子、天地之子，是极为珍贵的“阴阳之精”。如今，人类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抑郁、极度不良生活习惯等现象，从思孟学派的身体观视角来看，这些伤害自身的行为均属于不孝之举。这些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许就根源于人对己身生成历史认识不够清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旦人忘记了自身的生成历史，将难以真实领会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进而导致容易偏离“居仁由义”之人道。若人能意识到己身的生成历史以及己身的珍贵，或许能获得更多的精神能量，从而“居易以侍命”，而不至于如此伤害自己的身体。
NOTES
1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单独列出《血缘与地缘》一篇，以“血缘”一词为核心描述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社会结构(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2-112页。)。
2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曾子认为人是“阴阳之精”。在《礼记·中庸》中，人被看作“有血气者”，记为“天之所覆，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3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中指出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身心之间有紧密相关性，他认为，儒家的身体结构中的形、气、神(心)是贯通为一的，气是连接形与神(心)的纽带(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前言)。
4参《韩诗外传·卷一》所记：“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20年，第1页)。
5明堂礼的具体内容可参《礼记·明堂位》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