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基于语料库的<孤独>之主题词解读》一文中，贺霞和吴晓梅通过语料库检索工具，解读梭罗《瓦尔登湖》中名篇《孤独》的主题思想。除了自然和树林两个主题性关键词，孤独名列第三。精神孤独是西方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Hamlet)到J.D. 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诸多作品都反映了在不同时期人类的内心迷失和孤独。而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的代表作《心是孤独的猎手》，则深刻反映了20世纪美国中的这一问题。该书在美国备受瞩目，被导演罗伯特•埃利斯•米勒拍成同名电影。在我国，对该小说的研究角度也推陈出新，从雌雄同体、空间与权力、新历史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角度的饥饿叙述、疾病书写等。但对主人公辛格的孤独都停留在现象表层分析，甚少剖析其深层原因。本文基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神经症人格理论，层层剖析，以期解开以辛格为代表的现代人孤独的内在机制。
2. 新弗洛伊德主义——神经症人格理论
新弗洛伊德主义兴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同一时期(1939年)麦卡勒斯正在创作《心是孤独的猎手》。
作为该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伦•霍妮曾接受过弗洛德正统理论的训练。然而，霍妮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越来越不适应临床实践。弗洛伊德往往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学因素，如里比多理论。霍尼认为：受到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弗洛伊德过分强调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而忽略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霍尼提出了神经症人格理论。神经症源于医学术语，并同时具备文化内涵，霍尼将其描述为：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又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被称为神经症。
3. 辛格的精神孤独的表征
聋哑人辛格是当地一家珠宝店的银雕师。十年来，他与另一位聋哑人斯皮罗斯·安东纳帕罗斯一起生活，他们是同性恋人。安东尼帕罗斯总是表情漠然，脸上挂着温和友善、软弱无力的微笑。在辛格看来，他平和而睿智。后来，安东尼帕罗斯生病了，经常盗窃、公开猥亵和打人，为此，辛格花光了所有积蓄和精力，但仍竭尽所能地保护他。当安东尼帕罗斯被他表哥无情地送去精神病院时，他唯一在意的是路上的午餐，根本毫不在意辛格，也无法与他共情。事实上，辛格为了一个似乎不值得奉献的男人感到痛苦，甚至在安东尼帕罗斯离开后，产生了对他的过度痴迷和神经质般的情感依恋。
霍尼认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 [1] (p. 19)。在神经症者身上，对爱和赞赏有一种不加分辨的饥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值得与否。辛格唯一充满活力的时刻是与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时，辛格对安东尼帕罗斯的依赖使得他完全把这个人理想化了。辛格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与安东尼帕洛斯的关系上，但他本人对这种遗忘感到高兴。辛格在给予爱的时候，并不期待对方积极的回应，这种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恰恰是辛格身上神经症倾向的第一种表现。
“手”是辛格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重要媒介 [2] ，在与安东尼帕罗斯相处时，辛格会迫不及待地“倾诉”——用手语飞快地比划。在安东尼帕罗斯离开后，辛格顿时失去表达的欲望。“辛格对每个人的态度始终一样。他坐在靠窗的一把直背椅里，双手紧紧插在口袋里，向客人点头或微笑，表示自己听懂了他们说的话” [3] (p. 87)。他的缄默和友善让靠近他的每一个人感到心安，渐渐地，他被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奉为神一般存在。
但他的精神孤独却无法排解，无人诉说。辛格有意识地抑制了自己的倾诉欲望，一直阻止自己打手语；同时，也对别人的事情，保持一种疏离，不评论，只点头温柔地微笑。这不仅是因为辛格是个温和易相处的人，而是当一个人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时，其不可避免会有一种软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感，不能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霍尼指出：“在精神领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现为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方面” [1] (p. 35)。这些种种表现凸显了辛格缺失的是：自我肯定或者肯定自己主张的行动。在这方面，神经症者表现出大量的抑制倾向。刚到美国南方小镇，辛格就遇到安东尼帕罗斯，十年间再无其他朋友。因此，在对方离开后，辛格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表达真实的自我，所以他永远紧紧控制住自己的双手。而内在的不安全感和抑制作用正是神经症的第二个特点。
虽然此类表现也存在于正常人，但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指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辛格的精神孤独恰恰来自于这样缺乏灵活性地过度依赖一个人。
4. 辛格精神孤独的形成原因
对辛格精神孤独表征的梳理有助于分析其深层原因：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焦虑和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
辛格幼年时就成了孤儿，被送进了收留聋儿的慈善机构。当辛格遭遇大量的不幸，是在他不能整合(掌握和驾驭)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他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产生了基本焦虑。基本焦虑会隐藏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中，构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个人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激发，而基本焦虑即使在实际处境中并无特殊刺激的情况下，仍然存在。
霍尼将神经症分为性格神经症和情境神经症，“性格神经症的症状可能与情境神经症完全一样，但主要的紊乱却在于性格的变态。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形成与童年时代” [1] (p.15)。霍尼指出：性格神经症由基本焦虑(basicanxiety)导致，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 [1] (p. 67)。
小时候，辛格只是聋了，不是真正的哑巴，但当他说话时，“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对他来说，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 [3] (p. 11)。辛格这种无能的、自我厌恶的，缺乏自我肯定的心理感受显然由基本焦虑引起的。在遇到安东尼帕罗斯后，辛格完全放弃了说话，基本焦虑并没有消失，只是辛格暂时在安东尼帕罗斯身上找到了安全感，所以可以坦然接受自己。
但被迫与安东尼帕罗斯分开后，辛格独自一人留在小镇上，小镇上的四个人——假小子米克、激进改革者杰克•布朗特、黑人医生科普兰、咖啡店老板比夫•布兰农，经常来找他倾诉。无论他们对辛格说什么，辛格总以温和的微笑来回应他们。他们认为辛格能理解、赞同甚至支持他们。
事实上，对神经症者而言，“一方面，他希望依赖他人，另一方面，由于他对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又不可能依赖他人” [1] (p. 70)。正如辛格需要他人的陪伴，以缓解孤独。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始终是处在“情感隔离和孤独”的状态：在与四人相处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交流，辛格死死地控制着自己的双手，从不表达自己；而辛格并不总能理解他们，他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他的恋人——安东尼帕罗斯，即使和其他人在一起时。
除基本焦虑外，辛格同时受到一般性焦虑的影响，一般性焦虑主要是由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辛格想要和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的愿望被残酷的现实压抑了之后，辛格看起来温和、亲切，但是他是焦虑的。小说中多次描写他的手被他紧紧地捂在口袋里。辛格与其他人相处时，为什么总沉默不语？“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facade)，即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与隐藏在这面孔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1] (p. 190)。正是这些他必须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辛格必须掩藏他和安东尼帕洛斯的同性关系——20世纪40年代同性恋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基础。“尽管神经症病人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这一切伪装而备受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他不受自己潜在的焦虑袭击的屏障” [1] (p. 190)。
一般性焦虑进一步增强了辛格的基本焦虑(basicanxiety)，辛格从最初的歇斯底里，到后来的沉默安静，无力的孤独绝望感。
5. 辛格对抗精神孤独的方式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彻底。在西方文化中，辛格为了保护自己，如同其他神经症者一样，通常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对抗焦虑。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1] (p. 70)。
辛格显然渴望与安东尼帕罗斯拥有或至少相信他拥有的那种相互理解和亲密无间。所以，每天都在计划着去精神病院看他，虽然每次对方对他的探望颇为冷淡，除了喜欢食物。对安东尼帕罗斯而言，“动物性的本能欲望主导了他全部的行为模式” [4] (p. 102)。尽管辛格有很多与安东尼帕罗斯有关的不愉快回忆，但他仍然想念他的朋友和这唯一的亲密的关系。
在失去爱人后，辛格觉得有人陪伴总比没有好。所以，辛格总有四个常客：米克热爱音乐，喜欢和辛格谈论她的音乐梦想，并把他当作与自己灵魂契合的朋友，他总是耐心温柔地倾听她的想法，还分期付款为她买了她最喜爱的收音机。可辛格是聋的，听不到音乐和收音机。
杰克是一个流浪者，带着对社会主义起义的混乱而充满激情的计划来到镇上。杰克性情暴躁，经常酗酒，有激进改革的想法，却没有付诸实践的行动力，由此产生极大的挫败感，加强了他酗酒的恶习，每次他躁动不安的时候，他都喜欢找辛格，辛格给人安静平和的力量。
科普兰医生可能是整个小说中最崇高的人物，作为一个黑人，他做出了许多个人牺牲，将毕生的工作奉献给了促进黑人社区的教育和改善黑人生存状态。家人和其他黑人都不理解他，疏远他。而他十分信赖白人辛格，不同于与其他傲慢的白人，辛格总是谦逊、温和而有礼。他烦闷不安的时候，会去找辛格，在这个平和如神的人身上找到内心安宁的力量。
比夫•布兰农是小说中比较离奇的人物之一。和辛格一样，他保持距离、观察力和安静，所以他和所有人都是疏离的，包括辛格。
他们都是单独去找辛格。但圣诞节后的一天，他们四人同时出现在辛格房间，他们都感觉及其不自在，勉强尴尬聊天。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的场景表明，虽然辛格的四位访客都渴望陪伴和联系，但他们都害怕与其他人真正交流。他们只想和辛格交谈——一个将自己的话反映给他们的人，充当他们恐惧和焦虑的传声筒，而不是回应甚至挑战他们。这个场景表明：与另一个人交流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太难了。
同样，辛格也无法平等地或真实地与他们中的任何人交流，这一事实开始在他的身体和情感上受到影响。他没有感到满足、支持或真正被他的访客所爱，他每次都会想起自己是多么孤独。
孤独的辛格害怕因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而失去这些“朋友”，所以他决定采取顺从的态度。霍尼指出顺从“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人。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放弃自我，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1] (p. 70-71)。辛格周到体贴地照顾每个来访者，无论他们多么激动，他都温文尔雅，微笑沉默。他放弃表达自己情感的愿望是为了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顺从是辛格为了对抗基本焦虑的第二个措施，这解释了辛格对四位访客的几乎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的深层心理机制。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现存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 [1] (p. 36)。辛格的沉默不语，符合了人们潜意识中对上帝的期待，上帝对所有人是包容的，是理解的，是支持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的，没有指责、质疑和反驳。辛格是有意识地抑制了自己的倾诉欲望，并一直保持疏离。
以上两种保护措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之周旋。但自我保护也同样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退缩。不让他人对自己的外部需要或内部需要发生影响。
退缩可表现为使自己与他人脱离感情上的联系，从自身内部获得独立的方式，以便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他或使他感到失望。这也意味着窒息一个人的感情需要。霍尼在谈及爱的作用的问题时，分了三类不同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其中一种病人“由于很早就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以致他们的自觉态度已变得对任何爱都深感怀疑。他们的内在焦虑是如此深刻，以致他们只要不遭到任何正面的伤害，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1] (p. 98)。所以，神经症者对爱的要求：不遭到任何正面的伤害——这是对安全感的需要。这正解释了为什么辛格一直对他人的情感回应几乎没有期待。
辛格给安东尼帕罗斯写信，但始终未寄出，恰恰表明他的孤独和渴望平等的交流。尽管他的来访者们从与他交谈中得到了安慰和解脱，但他并未从中获得慰藉。写信给无法回应的安东尼帕罗斯实际上将辛格置于与那些访客所处相似的位置，这给了他相同的满足感。这种从自身内部获得独立的方式，实则为辛格的无奈的退缩之举。
辛格保护自己、对抗基本焦虑的这些方式并非受快乐欲望的本能所推动，与四人互动中，他的首要心理需求是排解孤独感和安全感。
霍尼曾指出，如果这些策略使用不当，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畏缩” [1] (p. 73)。正如辛格，一方面，他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这无法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辛格在寻求自救，找寻应对焦虑的方法，但因为神经症者的内在冲突引起的焦虑没有得到解决，而怀着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它成为一种苦刑。“从神经症病人的感觉和行为来看，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幸福和安全仿佛都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被人喜爱似的” [1] (p. 88)。在辛格看来，世上唯一爱他的人是安东尼帕罗斯，所以后者的死亡，直接导致了辛格对自身存在、幸福和安全的幻灭感。
由此可见，辛格最后的自杀并不单纯是孤独的原因，而是一个神经症者面对绝望处境的无奈放弃。事实上，“哑巴辛格的境遇极具代表性，是整个小镇居民生存状态的缩影” [5] (p. 30)，也折射出现代人精神孤独的状态。
6. 研究辛格精神孤独的文化启示
西方文化中的矛盾构成了典型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些矛盾反映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产生了神经症，从而导致了个体的精神孤独。
首先，西方文化一方面强调竞争和成功，另一方面极力倡导友爱和谦卑。如果同时认真接受这两种信念，那么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 [1] (p. 229)。即使辛格与他人有很多接触，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
其次，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人们受到的欲望刺激和为满足欲望受到的挫折形成矛盾。由于爱的获得符合生命需要，它在西方文化中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爱成为一种幻象，并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它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辛格正是在这种文化给的幻象中苦苦煎熬，寻求各种形式的爱，用爱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但最终他的精神孤独更严重。
最后，标榜的个人自由和人们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的矛盾。西方文化核心是：每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等级制度森严的美国南方社会无法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5] (p. 111)。辛格至死都无法以爱人的身份来保护他的同性爱人，辛格的精神孤独永远无法缓解。
深藏在西方文化中的矛盾，是神经症者拼命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而本研究可促使我们正视西方文化中的问题，从而反思东方文化中的潜在矛盾，避免像辛格的精神孤独所导致的悲剧。同时，为解决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孤独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21SJA2246)、江苏省2022年度课题(2022-R-10148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