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政府信任是指公民根据对政府表现的感知而产生的一种主观评估 [1] ，这也是在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影响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2] 。如今，公民对政府的要求逐渐从经济发展转向了民生问题与政府自身建设 [3] ，如就业、教育、医疗、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行政违纪等 [4] 。
政府在处理民生问题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的回应性行为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以解决困扰公民的民生问题，其回应结果达不到公民的预期，公民就会降低对政府的期待值和信任感 [5] 。因此，公民对政府回应民生问题的行为结果主观感知关系到对其政府的信任 [6] 。
一方面，高质量的政府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注重自身的建设，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7] 。另一方面，公民的日常生活与政府工作密切相关，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公民日常生活满意度越高，说明政府工作做得越到位，公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越高，对政府的满意度也越高 [8] 。以往研究表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将有利于提高居民对本地区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改善其对该政府的评价，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促进居民与政府的关系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9] 。但公民的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之间相关性如何我们还知之甚少，应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描述了当前人们对政府信任的情况，并通过路径分析分析了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期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是如何被这三个因素影响的，并为如何提高公民的政府信任提供有益借鉴。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
在全球化时代，信任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关键，良好的政府信任是降低政府治理成本、增强政府决策有效性、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反映居民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 [1] ，可以提升政府合法性。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行为 [10] ，提升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促进公民参与 [11] ，对政府不信任的公民其个体获得感会降低，进而拒绝与政府的合作 [12] ，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
政府作为被信任的对象，其民生问题的回应结果必然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民民生问题感知宏观上是指公民对其享有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成果的主观评价和心理判断预期，从微观上看则是公民对各项民生服务工作好坏的主观感知 [13] 。
政府自身能力不足使其在教育、医疗、就业以及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上，虽频频出台政策却屡屡失败 [4] ，在回应缩小贫富差距以及环境协调发展等治理疑难上，其治理能力和效果远不及公民的期待 [3] [4] ，消耗着公民的情感底线和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 [5] 。有研究发现，公众对“三保障”民生问题，即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切实感受都显著影响了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 [14] 。不难猜测，人们感知到的政府行政问题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越严重，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就可能相应加重，因而持更低的政府信任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们感知到的民生问题越严重，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
2.2.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主观总体评价 [15] ，作为一个衡量个人生活质量，以及判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生活满意度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研究表明，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良好的质量对中国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16] ，中国公民仍然是务实的，他们更关心日常生活的福利权利，如住房、养老 [17] 、就业 [18] 等仍是判断生活质量最主要的指标，徐龙顺等人研究发现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19] 。高质量的政府除了为居民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外，还注重政府自身的建设，因为政府质量同样是决定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7] 。国家的行政效率越低下，居民就越不幸福，生活满意度越低 [20] 。
居民生活满意度被视为政府信任测量的重要指标。从过往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政策及其行为会直接影响民众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王殿茹和靳恬越对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度的作用效果进行了简单探索，发现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效应 [21] 。Kong证实，基于能力的政府信任和基于善意的政府信任都与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22] 。总的来说，公民对民生问题的感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生活满意度在公民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政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提高政府满意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终极目标，因此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受到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广泛关注。政府满意度是指公民因为政府提供的服务或者政府本身质量的主观感知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认可状态 [23] 。现实生活中，政府的管理水平会对社会环境产生显著影响，政府的管理水平较高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反之，则导致社会环境变得恶劣、不稳定。人们的主观性生活体验会对其政府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感知越好，对政府的评价越高 [24] ，如当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生活境遇不如意时，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会显著降低 [25] ，即人们感知到的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回应效果与自身的政府满意度密切相关。
在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下，政府信任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政府工作绩效，政府绩效符合公民利益是建立政府信任的关键 [26] ，而公民的主观绩效是对政府服务的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评价。现有研究表明，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政府作为符合公民期望时，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其会更加信任政府，而满意度越低、政府行为不符合公民预期时，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会下降，进而对政府充满抱怨与不满 [27]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满意度在公民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多重中介作用
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心理的感知成分，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就是对政府的满意度。Helliwell发现，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存在明显线性关系 [28] ，生活满意感与政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个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感满意往往对政府也比较满意 [29] 。李艳霞和郭夏玫的综合性分析发现，民众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对政府的评价就会越高，进而对政府的信任就会越强 [8] 。由此可见，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能引导公众对政府产生满意感、信任感，从而提升他对政府的认同，改善对政府的评价，因此，公众对政府评价如何取决于政府能否明显改善公众生活状况 [30] ，即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所决定。由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串联双中介模型。
假设4：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在公民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间起着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2020年的调研数据，该调查覆盖了除西藏、青海和港澳台之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覆盖了全国95%的人口，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可见该项目数据质量较高，同时大规模的样本量能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保证。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选择的是个人层面问卷中的个人自答问卷数据，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的特征，应用SPSS25.0“选择个案”的功能进行了针对性的数据筛选：首先，考虑到对政府行政结果进行感知和评价的主体将涉及到其劳动能力、工作状态、收入水平等因素，所以应当重点关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群。由于在校学生的经济基础仍然依靠家庭经济支持，对住房、就业等问题的感知较为模糊和薄弱，故本文将虽处于劳动年龄但仍在读的学生个案排除在外。因此，数据分析的个案是年龄大于等于16岁且非在读的人群，同时对缺失值等进行处理后，共计个案数为17,313个，其中男性样本8464个，女性样本8849个。
3.2. 变量操作化
3.2.1. 被解释变量
政府信任。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制定的政策最终是由带着自己情感和欲望的政府官员来实现，政府工作人员是最直接、最主动服务社会公众的行为主体，因此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对为其提供服务的政府官员的不满 [31] ，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更是政府公信力最直观、最基础的部分。因此原始问卷中体现政府信任的问题是“您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其回答选项为0至10的定序类型，0代表“非常不信任”，10代表“非常信任”。本文按照李克特量表对选项重新归并为5个等级，其中0代表“非常不信任”，1~3代表“比较不信任”，4~6代表“一般信任”，7~9代表“比较信任”，10代表“非常信任”。
3.2.2. 解释变量
民生问题感知。本研究讨论的问题感知主要是指公民对政府在民生问题方面作为的感知。原始问卷中体现问题感知的问题是“您认为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严重程度如何：a) 环境保护；b) 贫富差距；c) 就业；d) 教育；e) 医疗；f) 住房；g) 社会保障”，其回答选项为0至10的定序类型，0代表“不严重”，10代表“非常严重”。本文按照李克特量表将选项重新编码为5个等级，其中0代表“不严重”，1~3代表“一般严重”，4~6代表“比较严重”，7~9代表“很严重”，10代表“非常严重”。问题感知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6。
3.2.3. 中介变量
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及“您给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打几分”，受访者的回答包括1到5共5个等级，数值越大表示越满意。
政府满意度。本文对公民政府满意度的测量涉及公民的主观态度，因此采用公民对政府绩效的主观评价进行衡量，政府的主观绩效越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越高。调查问及“您对去年本县/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如何”，回答包含5种评价，从1到5依次为“有很大成绩”、“有一定成绩”、“没有多大成绩”、“没有成绩”和“比之前更糟了”。我们对此题项进行反向赋值，将“有很大成绩”赋值为5，“比之前更糟糕了”赋值为1。
3.2.4. 控制变量
不同个体的人口、社会特征可能影响公民民生问题感知、政府信任等。在个体人口特征方面，包括性别、年龄两个变量。在个体社会特征方面，包括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主观社会地位、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六个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中将“从未上过学”归为“文盲/半文盲”类别，婚姻状况在原始问卷中的选项包括“未婚、有配偶(在婚)、同居、离婚、丧偶”五类，在使用时重新编码为新的分类变量，将“未婚”取值为0，其他视作“已婚”，取值为1。具体的变量设定与赋值情况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setting and assignment
表1. 变量设定与赋值说明
3.3.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SPSS 25.0和Process 2.16进行统计分析，对核心变量的总体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再进行相关分析，以探讨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再使用Process 2.16中的模型6进行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此外，本文设计了带有控制变量的线性回归集，以检验公民民生问题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以及政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性别组间差异检验(这里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男女样本在观测变量上的统计性差异，以男性样本为参照，女性样本得分高为+，反之为−，*表示了组间差异的显著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与女性样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上均没有显著差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re variables and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表2.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性别组间差异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异；在收入水平上，男女样本也没有显著差异，基本属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M = 2.930)。在接受调查的样本中，女性已婚比例显著大于男性(p < 0.001)，这与女性法定结婚年龄小于男性相符合。在政治面貌方面，女性为中共党员的比例显著低于男性(p < 0.001)，这可能是由于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偏好进入政治领域。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统计结果显示，调查样本的政府信任和政府满意度处于中上水平(M = 3.18, M = 3.46)，但公民问题感知即感知到的民生问题严重程度也处于中上水平(M = 3.52)，同时无性别间差异。调查样本的生活满意度也处于较高水平(M = 3.93)，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活满意度要显著高于男性(p < 0.05)，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对生活品质的认知与男性不同，且抗压能力强于男性，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调节心态，更适应动态的社会环境，进而生活满意度更高。
表3显示了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由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公民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r = −0.115, p < 0.01)，即公民感知到的民生问题越严重，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的各子维度环境保护、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的感知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r = −0.060, p < 0.01; r = −0.080, p < 0.01; r = −0.051, p < 0.01; r = = −0.085, p < 0.01; r = −0.086, p < 0.01; r = −0.052, p < 0.01; r = −0.076, p < 0.01)。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 = 0.212, p < 0.01; r = 0.351, p < 0.01)，即公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公民民生问题感知与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063, p < 0.01; r = −0.122, p < 0.01)，即公民感知到的民生问题越严重，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政府的满意度越低。同时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129, p < 0.01)。综上，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re variables
表3. 核心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4.2. 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本文使用SPSS process 2.16插件中的模型6，采用自举抽样法(Bootstrap)来检验中介效应。样本容量设置为5000，置信水平为95%。图1显示了路径分析的结果，结果表明公民民生问题感知对政府信任有着负向的、统计上显著的直接影响(b = −0.112, p < 0.001)，民生问题感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39 (p < 0.001)，表明民生问题感知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政府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10 (p < 0.001)，表明生活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Bootstrap = 5000的95%置信区间为[−0.013, −0.006]，不包括0。
民生问题感知对政府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119 (p < 0.001)，表明民生问题感知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满意度对政府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342 (p < 0.001)。政府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此外，Bootstrap = 5000的95%置信区间为[−0.055, −0.041]，不包括0。
从生活满意度到政府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132 (p < 0.001)，表明生活满意度能显著正向预测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系列中介作用。Bootstrap = 5000的95%置信区间为[−0.003, −0.001]，不包括0。因此，模型中的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p < 0.001)。民生问题感知不仅直接影响着政府信任，还通过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间接影响对政府的信任。
Figure 1. The chain multi-intermediary model of livelihood issues perception, life satisfaction, government satisfaction and government trust (N = 17,313).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marked next to the arrow,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1. 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N = 17,313)。标准化回归系数标记在箭头旁，*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ceived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issues and government trust, life satisfaction, and government satisfaction (N = 17,313).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marked next to the arrow,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2. 民生问题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N = 17,313)。标准化回归系数标记在箭头旁，*p < 0.05；**p < 0.01；***p < 0.001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民生问题感知各子维度与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由图2可知，环境保护感知、贫富差距感知、就业问题感知、教育问题感知、医疗问题感知、住房问题感知和社会保障感知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分别为−0.055、−0.077、−0.044、−0.081、−0.081、−0.048和−0.072。结果表明，教育问题感知和医疗问题感知是对政府信任的最强预测因子，即公民感知到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每严重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应降低0.081个单位。其次是贫富差距感知，而就业问题感知是最弱的预测因子。
民生问题感知七个子维度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分别为−0.030、−0.072、−0.025、−0.033、−0.040、−0.042和−0.052。结果表明，贫富差距感知是生活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子，即公民感知到的贫富差距问题每严重一级，其自身生活满意度相应降低0.072个单位。其次是社会保障感知，而就业问题感知是最弱的预测因子。
民生问题感知各维度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如图2所示，环境保护感知、贫富差距感知、就业问题感知、教育问题感知、医疗问题感知、住房问题感知和社会保障感知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分别为−0.059、−0.076、−0.059、−0.071、−0.103、−0.059和−0.081。结果表明，医疗问题感知是政府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子，即公民感知到的医疗问题每严重一级，其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应降低0.103个单位。其次是社会保障问题感知和贫富差距问题感知，而环境保护感知、就业问题感知和住房问题感知是最弱的预测因子。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虽然公民感知到的民生问题较为严重，但是其生活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均处于中上水平。可能的解释是，2020年处于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段，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剧烈冲击，停工停产、居家隔离、网络授课等防护措施使人们感知到了诸如教育、医疗、收入等民生问题的严重性，但政府强有力的应急管理措施和防疫手段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力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满意度。
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公民的民生问题感知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政府决策和服务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对政府民生问题回应结果的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 [3] 。本文的发现与之前的结果一致，公民感知到的民生问题越严重，会增加其对政府的投诉行为，显著降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时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的子维度教育问题感知和医疗问题感知是对政府信任的最强预测因子。可能的解释是，“三保障”民生问题，即教育、医疗和住房是最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衡量指标，也是政府最基础的执政要地，“三保障”民生问题的治理优劣直接影响了公民的生活体验，进而影响到其对政府的信任度 [14] ，同时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相较于其他民生问题，疾病的广泛传播和网络授课的形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此人们对医疗和教育问题的感知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
公民生活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过去的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行政结果的主观感知与其生活满意度和政府信任高度相关 [25] ，本文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政府的决策与执行会影响公民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如果公民感知到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治理结果对其是不利的，那么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会显著降低，而这一状况是由政府造成的，公民对生活状况的不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政府的依赖和信心。同时贫富差距感知是生活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子，其次是社会保障感知。可能的解释是，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出发可知，人们不仅仅会关注到绝对公平，还会关心相对公平，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平等”的社会状态历来为多数社会成员所推崇，但事实上，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人们感到的贫富差距越严重，对比越明显就越感到“不公平” [32] 。同时，当人们意识到当前的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方式不平衡，例如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所谓“高档小区”和普通小区之间物资分配数量和质量的巨大差距，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贫富差距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就会影响公民的社会心态，进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公民的民生问题感知通过政府满意度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即政府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过去的研究表明，人们感知到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以及自身建设的好坏与其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度有关 [16]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公民的民生问题感知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负面认知导致其政府满意度的下降。如果公民对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就会拒绝与政府的合作行为，发表负面言论，这降低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本研究还发现，医疗问题感知如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样，也是政府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子。可能的解释是，处于特殊时期的公民对医疗问题的敏感性较往常更高，因此政府对医疗问题的回应结果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作为的感知，影响其政府满意度。
由此可见，公民的民生问题感知通过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间接影响。政府的社会治理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对治理结果的不满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降低其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度，最终影响到其对政府的信任。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及其社会心态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公民的现实需求进行调查，以检验政府在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改善、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上的工作成效，这对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5.2. 结论
本文使用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来检验公民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在民生问题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公民感知到的政府民生问题治理效果越差可能导致越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以及优化政府服务，进而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他们对民生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知，进而提升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从而提高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CFPS是一种横断面调查，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需要进一步验证变量测量的有效性。第三，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全部来自中国成年人，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仍待考察。因此，需要设计纵向和多国的实验，以检验公民民生问题感知、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和政府信任的多重中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