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大众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提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先人才。“2022年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在学总规模达到4183万人，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 [1] 。未来时期中国人口面临极大挑战，估计0~14岁人口数量从2020年的25,338万人下降至2035年的15,588万人，减少1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从2020年的17.9%下降到2035年的11.1%；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从2020年的1.91亿人上升至2035年的3.27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20年的13.5%提高至23.25%。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 [2] 。
近年来，在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的现实背景下，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的论断屡见不鲜。人口问题研究专家蔡昉(2006)认为，“通过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以替代数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而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经之路。”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仅用了17年，这个速度快于很多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下，我国高等学校质量的发展不容忽视；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从“量变”到“质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2.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概况
1)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概况
以CNKI数据库(中国知网)为信息源，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截至2023年11月，主题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文献共有990篇，其中博士论文20篇，硕士论文49篇。研究趋势如图1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trend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图1. “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趋势
通过图1“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趋势可以看出从2015~2016年开始高等教育普及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自此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研究逐年增多。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5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举办的韩国仁川世界教育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共同发表《仁川宣言》，将全球教育2030年的发展愿景概括为“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 [3] 。 “全纳”，这是普及化的基本理念。所有适龄青年，都应当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已不是精英化阶段少数人的特权或大众化阶段众多人的权利，而是所有适龄公民的义务。
2)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研究
① 关于马丁·特罗普及化理论的研究
马丁·特罗在其关于高等教育增长的开创性著作中强调了系统增长的三个不同方面：增长率、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的绝对规模以及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被定义为：精英阶段(毛入学率小于15%)，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和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特罗从十一个维度对普及化下高等教育的形态加以论述。包含：高等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的课程、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学生的学校经历、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入学与选拔、学校行政领导与学校内部管理。
② 关于高等教育制度理论的研究
Evan Schofer和John Meyer对过去二十年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研究建立在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定量研究上。科学化、民主化、扩大人权、发展规划的兴起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促使全球范围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环境，这些因素也是此研究中的变量。在这种环境中，社会广泛需要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力资源，“过度教育”的担忧被一种开放的教育体系所取代。教育被视为有助于社会无限进步的“人力资本”供给站。他们认为1960年后，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几乎都在加速增长，但增长最快的是那些与新社会制度环境高度相似的国家 [4] 。
3.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研究
(一)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内涵
关于人才红利的内涵研究目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最早的时期学者David E. Bloom与Jeffrey G. Williamson (1998)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他们认为人口红利是指由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形成的额外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这一基础上衍生出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有学者将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才红利”。并提出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过居民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是由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加上庞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基数从而产生的“人才红利” [5] 。也有学者认为人才红利就是“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素质，反映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刘铮，1986)。有学者将人口质量红利定义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内在质量提升(具体表现为健康、教育、技能结构、思想状态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 [6] 。
笔者认为红利与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在对自身造成影响的同时，对自身之外的主体或环境产生的正向效益。“红利”在经济学角度是指上市公司分配的股份利润，在公共管理领域则指某一管理活动或政策在达成既定目标之后对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形成的额外正效用。红利具有多种类型，根据红利依附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公共政策红利、制度红利、教育红利等。综上所述，“人才”可以指高素质和高质量的劳动者，“红利”则是一种经济收益，而“人才红利”是指高素质和高质量的劳动者利用所能创造的超过同等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现状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每年毕业生人数变化情况、就业人口中高素质人才占比等重要指标，来探究我国人才红利的发展现状。
1) 高素质人才培养和供应逐年增加
Table 1.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of ordinary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表1. 2010~2020年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得到。
由表1可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在2010年时只有575.4万人，2016年时突破700万人，到2020年时毕业生人数高达797.1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在2010年时只有383,600人，2013年突破513,626人，至2020年时高达728,627人。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近10年来我国高素质人才的供应在逐年递增。
出国留学人员在2010年时仅有284,700人，随后逐年递增，至2019年时高达703,500人。留学归国比例在近十年间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在2010年留学回国比例为47%，2013年时增加到85%，2014~2018年间开始下降，最低达到78%，到2019年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国内政策的支持留学归国比例稍有增加，回升到82%。我国一方面始终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深化教育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万人计划”、“海归计划”等“招才引智”政策，不断引进和吸纳优质海外人才回国，使得近年间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的培育与供应逐年递增，人才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核心地位。
2) 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逐年攀升
根据《2011~202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的到2010~2020年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如表2所示。
Table 2. Composition of education level of national employed persons from 2010 to 2020
表2. 2010~2020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1~202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Figure 2.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during 2010~2020 is compared
图2. 2010~2020年间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对比
2001年以后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划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四种。根据表2中，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数据，可做2010~2020的11年间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对比图，如图2所示。分析图2可知，在2010~2020的11年间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三者的占比均有所提高。其中，大专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在2010~2013年间上升缓慢，一直在6%~8.5%之间徘徊，2014~2019年间增速加快，从9.3%增长至12%。本科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变化最明显，从2010年的3.7%直线上升到2020年的9.8%，增长了6.1个百分点。而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也从最初的0.39%一路缓慢上升至2020年的1.1%，增长了0.71%。
结合表2与图2分析，纵观2010~2020这11年间的总数据，全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百分比的增长变化非常明显，在2010年占比仅为10.09%，至2020年占比高达22.2%，增长了12.11%！这充分说明，我国在过去10年间就业人口中的高素质人才占逐年攀升，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均处于不断提升状态，这与我国在过去10年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不断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培养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的人才红利效应正在逐渐凸显。
综上，本文深对比分析了普通高等教育每年本专科毕业生数、研究生毕业生数、留学人员变化情况以及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高素质人才占比等重要指标，发现我国在2010~2020年间的人才战略与规划日臻完善，高素质人才培养和供应逐年增加，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逐年攀升，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巨大的优质人才储备，尤其是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国际化人力的培养和供应，为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人才红利释放的对策研究
关于如何释放人才红利，学者们做了很多的探索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观点：
第一，公共政策层面：保证数量充足的公共政策、提高人才质量的公共政策、完善人才结构的公共政策、制度科学的人才流动政策；完善激励政策激发与提升人才发展的空间。在整体布局上，需要先改变自身的观念，树立认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呵护人才，培养人才是发展的第一原动力的观念。
第二，教育层次结构方面：首先要明确高等教育的行政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二是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高校自身办学主体的积极性。其次，政府应主动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约束引导作用。再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本科教育应成为主体，适当缩减专科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最后，打通制度壁垒，构建层类融合的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学校层面应该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依据现代教育目标和价值观，建立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能够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应在教学管理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具体反映，学生创造力的养成和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实现的。在人才培养观念、培养视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
第四，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增强劳动力转移能力。产业结构的转变需要配合人力资本来进行，匹配的人力资本能提高经济产出的效率，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劳动的自由转移。但是，现在实行的户籍制度的主旨主要是限制人口流动，防止部分地区出现人口锐减。这不利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过渡。因此，我国应主动消除交易程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人力资本的匹配速度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使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
第五，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人口结构失衡、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龄化；新生婴儿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降低人口质量提高速度，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从而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认为人才红利的释放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政府层面和学校层面去做很多的工作。政府方面需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去引导人才结构的建设。学校方面应该重视培养创新性人才。
(四) 人才红利提升的国外经验研究
1)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1975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率先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0年为14.1%，至1990年达到30.2%。历经20年时间，至2006年已达到59.5%，历经不到10年完成普及化进程。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 [7] , pp. 1-5)。借鉴日本学者村泽昌崇( [8] , pp. 37-38)等的划分标准，将日本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四个时期：制度确立期、急速发展期、停滞调整期、二次扩张期。制度确立期后，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上不断扩大，于1963年达到15%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二次扩张期，即伴随第二次生育潮的到来，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突破瓶颈，在2005年达到50%，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2)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1952年美国颁布了《移民与国籍法》，这是美国战后第一部强调职业移民的法律。从1952年起美国多次修订移民法，为世界各国人才提供了最为宽松的移民法，通过几十年的移民引进美国储备了数量充足、质量高档的技术、创新型人才，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实现了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2006年的《美国移民改革综合法案(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 of 2006)》取消了对临时工作签证的诸多限制，给予包括留学生在内的非移民临时工作的H-1B签证数量由原来每年的65,000个增加到115,000个，并以20%的比例逐年增加。该法案决定，给在美国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相关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免除临时工作签证与绿卡配额限制 [9] 。
1991年英国政府发布的《高等教育的框架——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1991年5月)》成为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实现快速增长的宣言书，为1995年后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化奠定了规划和政策基础。英国教育与技术部于2003年1月颁布了白皮书《高等教育的未来》，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商业合作的理念。“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确定了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改革战略，即创造一个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体制，帮助国家更好地应付日益明显的全球化挑战 [10] 。
1960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第一次以具体的形式提出“人才开发论” [11] ，这表明其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就明确地发出了创造教育红利的呼声。日本还特别提出了拓宽博士课程毕业者的职业发展路径政策、青年科技人才和女性科技人才的扶持政策。1975年，日本高中、大学毕业生占劳动力总数的90%以上 [12] ，这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本保障。一是为日本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比较廉价”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技能工人 [13] ，二是满足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现代企业管理、政府治理等对于中高层次人才的需求。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2003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出台高等教育相关报告，2003年日本国会《国立大学法人法》等法案通过，2004年文部科学大臣提出教育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的的口号 [14] 。2008年12月19日，日本修订了《地方再生战略》，确定了“培养并支持团队协调人才”政策，强调区域间的联系和协作。
有研究表明，1990年至2010年，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外国人持续增长，主要可以归功于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战略。许可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人均GDP甚至超过美国，首先靠的是巨额的资本积累，其次是劳动力投入，最后才是生产力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新加坡根据自身特殊的国情，主要指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了国际人才战略，并且成为了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该战略具有重要特点，即作为国家战略由政府最高领导层直接推动，有针对性地引入外来人才，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注重政府指导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相关配套机制以对人才进行甄别 [15] 。
从精英化时代到普及化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为了人才的规划与争夺纷纷提出了适合各自国家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美国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英国通过教育投资结构调整优化教育体制、日本通过人才扶持政策激励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加坡通过国际人才战略带动经济发展。综上，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得人才者得天下”可以说是得到了共识。
4.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问题研究
1) 国外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中国的启示
① 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对于界定人口老龄化的通行标准是：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则为“老龄社会”。
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在2020年7月刊出的一篇文章中预测了未来八十年的人口趋势和年龄结构，建模结果表明，到21世纪末，人口减少将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包括日本在内的2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将下降50%以上，中国也预计下降48% [16]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经济环境、生源数量和高校财政等方面会影响到高校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人才培养，进而可能影响智能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在创新方面的优化转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会对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和速度带来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年减少,高等教育产业将受到影响。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高校生源不足，进而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因此，“生源危机”这一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从狭义劳动力规模角度看，“人口负债”之忧确实在逐步显现——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从2017年开始负增长，而总人口抚养比自 2010 年以来就已持续上升。
② 财政经费问题
与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较低，而且在财政教育支出分配结构中，高等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教育投入的比重也较低。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4.28%，而在2010年，法国用于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就达到了6.3%，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用于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5%、5.3%、7.3%、5.1%、7.6%，都远远高于我国。在整个教育投入结构中，我国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也低于法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
从高等院校的经费来源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国家财政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和动力支撑。高等教育有“全额预算拨款制”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岁月里，高等院校实施三大职能所产生的一切经费由政府全额拨给。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仍以财政拨款为主，非财政拨款包括学生学费、社会捐赠、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办学、高等教育事业性收入和贷款等依然很少。
③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提高教育质量的诉求。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社会公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更加旺盛，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诉求更加强烈，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特点，必然带来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等人力资源和基础条件建设的不足，从而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读写能力差距拉大，甚至可能会下降。伴随着学校结构的变化和学术组织规模的扩张，也可能会影响教师精力，削弱学术能力。与法国情况类似，我国仍存在区域资源不平衡，缺乏国家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措施等问题。与此同时，与世界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各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国际化课程建设水平、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国际科研合作水平以及来华留学生教育水平等总体质量仍有一定差距。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处在由“扩大”阶段向“做好”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深入提升质量和效益，如何平衡区域性国际化差距，如何调动高校改革积极性等，亟待系统性、全局性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统筹。
2)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状研究
① 教育机制有待改革，教育制度仍需完善
我国行政权力在大学的基本活动方式与组织方式中始终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大学，中国大学一方面过度依赖政府的扶持与资助；另一方面，又期望着摆脱政府过多的控制并争取自主权利。行政权力在中国大学的泛化导致了学术权力的缺失，“行政性治理”成了中国大学治理的普遍模式，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治理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了出来。
② 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失衡
民办高等院校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百花齐放式的发展促进了各国普及化的速度和深度，相对于公立大学，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有效的外延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民办高等院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中稳居主导地位。1994年，韩国民办高等院校占比82.2%，民办大校学生占比74.8%；1994年，日本民办高校占比73.6%，民办高校学生占73.4%。然而在我国，公办与民办高校的比例与之相反：公办高校数量庞大，所占比例超过75%，而民办高校所占比例却长期不足25%。民办高等院校自身所具备的“市场敏感性”的特质，可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但由于我国民办高等院校数量少、规模小，这种“市场敏感性”的特质很难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蔓延。因此，要深化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需要进一步扩大民办高等院校的数量规模。民办高等教育既要扩大规模，更要提高办学水平。1982年，北京成立了第一所民办高等学校，纵然至今已有39年，但专科学校、职业学院几乎成了民办高等院校众所周知的代名词。截至目前，我国还未有一所民办大学入围“双一流”建设。
③ 高等教育发展的层次欠优
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专科和本科层次、数量、规模势均力敌，两者共同构成了普及化过程中绝对的主力军，而硕士和博士两个层次，其规模则始终极小。我国虽然在数量规模上已经跨入普及化的门槛，但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层次结构来看，硕博层次的人才培养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所占比例，都需要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专科层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供大于求”，本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供求不匹配”，毕业生就业难，用人单位招工难；另一方面，各省市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大打人才争夺战，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
5. 结论、展望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就研究内容而言，当前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在人才红利的界定与测量、人才红利的实现条件以及人才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上，而就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对人才红利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和定性分析出发，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国人才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国外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从现有文献来看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 结论与研究展望
随着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50%，这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美国是全球最早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率先在1971年进入这一阶段。比我国足足领先60年左右。首先，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对全球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次，我国近年来的经济蓬勃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作用，然而人口结构在逐渐向老龄化趋势发展，“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在这一背景下众多学者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教育政策、国外经验等方面出发进行了研究。企图在“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衰退的过程中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教育红利”等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正如马丁·特罗教授在《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中所提到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走向“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面向“为生活做准备的大多数人”并且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人的一种义务。
人口红利现状及人力资本相关理论的研究发现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口质量、国家教育结构等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笔者通过对国家政策的研究发现我们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高水平教育发展路线，把握好数量与质量、规模效应与质量标准的辩证关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全面完善高等教育法治体系，优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体制、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法律实施，深入实施依法治校、全面提升高校法治化水平，强化高等教育领域法治教育、全面增强法治教育对象法治观念，完善高等教育领域争议解决机制、切实维护利益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二) 进一步讨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释放路径
人口红利的开始与消失都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红利难以永续，因此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提升人才红利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短期来看，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更多的人口参与经济活动，降低实际抚养比；长期来看，可以鼓励生育，增加出生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二是提高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和各类培训供给以及推动终身学习等途径来实现。要提高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促进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需重视继续学习、各类专业技能的培训。三是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通过促进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