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术语，在政治、道德、理想、人格等层面均具有重要内涵。在现代社会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潮流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产生“由合至分”的转变。因传统“相合”的“内圣外王”在现代社会无以为继，“圣王分流说”经过突破“圣王虚幻”的理想主义、斩断“圣王衡量”的陈旧链条、守住“圣王并重”体用逻辑三种理路重新赋予了“内圣”与“外王”新时代“用世”的价值。“分流”的“圣”、“王”抛弃了“相合圣王”状态下“崇高理想”和“个人事功与素养相衡量”两种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圣王体用”的价值性逻辑，其重构理路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目标观、问题导向的价值观和兴达除弊的革新观三种实践方略，深刻领悟儒家“圣王”哲学在新时代变革中的实践方略，可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新时代新形态的探索提供方法指导和经验借鉴。
2. 现实维度：儒家“圣王”哲学的时代变革及当代呈现
儒家“内圣外王”释义为“内修圣王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的理想范畴，其理论内涵有以下三点：个人修养至“圣人”人格、成“圣人”以“参政”、出现“至圣”的政治统治者以实现“大同社会”理想。但长久以来，身处道德最高位的“圣人”没有诞生，“圣人”成为政治统治者进而惠及万民的顺利过渡也难以实现，“大同社会”遥不可及，“内圣外王”的哲学思想好像并不成立。即“朱熹困境”——儒家在修己治人上臻于理想境界，但“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集·答陈同甫》)就此，学术界在近代开始了对“内圣外王”的调试历程。
在当代学术领域，“内圣外王”存在两个构建思路。其一是林安梧和谢晓东的“倒转说”，旨在基于民主与科学(新外王)的学习和实践，回过头对自家文明传统进行调试，偏于强调外王的第一义 [1] 。其二是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的“分流说”，他提出二者“分则两美，合则两伤” [2] ，即为“圣王分流说”。“内圣”与“外王”的“分流”，是指“道德”与“政治”的互不干涉，各归其位。任剑涛以西方长久以来的“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革启示，基于传统“内圣外王”理想未曾实现的现实，提出道德与政治应“分流运行”。将“内圣”视为当代社会领域的修己功夫，将“外王”视为政治领域的治人功夫，不再探求二者之间的充要关系，更关注其中一方的深层次锻造。
“圣王分流”理路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传统相合的“内圣外王”内涵不着边际的“圣王理想”和存在“圣王”相通且相互衡量的弊端，又承载由“圣”及“王”的含有时代价值的“体用逻辑”。不可实现的“圣王”理想可能导致现代社会个体崇尚“成圣”的政治统治者，“圣王”相通且相互衡量会导致现代社会个体出现以人的功绩衡量道德素养的片面认识。“圣王分流”将“内圣”视为当代社会领域的修己功夫，将“外王”视为政治领域的治人功夫，并肯定了体用关系的顺承价值，这就消除了传统“圣王”逻辑干扰现代社会优秀价值观形成可能性，使“圣”与“王”得以在当代社会合理运行。
3. 价值维度：儒家“圣王”哲学的时代变革的内在逻辑
儒家“内圣外王”由“圣王合一”走向“圣王分流”，实现“变”存在时代糟粕的思想为“用世”精华的目标，经过三个理路构建过程：破“圣王虚幻”的理路否定“圣王相合”的“悬浮性构想”和“矛盾性路径”；断“圣王衡量”否定“圣王化约”的“以事功定论素质”和“以素质定论事功”认识；守“圣王并重”肯定由“内圣”通向“外王”的“体用逻辑”。
(一) 破“圣王虚幻”的理想主义
儒家传统“内圣外王”追求“圣王合一”的理想。成君子以参政安天下，盼君王以仁政治天下的崇高理想，在传统社会表现出难以企及，在当代社会也是无以为继，“圣王分流”否定“圣王相合”的“悬浮性构想”和“矛盾性路径”，使传统“圣王”超脱理想和路径束缚。
传统“内圣外王”是古代文人所期待的目标，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 [3] 。孟子讲“昔者圣人之列也，上圣应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下哉。”(《墨子·公孟》)表达出对孔子虽有“圣人”之素养，却未成“政王”的无奈之情。“王道”与“霸道”的冲突无法缓和，“圣者为王”与“胜者为王”相比，前者显得格外苍白无力。集“圣王”于一身的“大同君王”创“大同社会”成为儒家“经世”理想，一直走在路上，未及终点。在当代社会，传统“内圣外王”的“不通”也是暴露无遗。“圣人”这一称谓虽赠予现实的人，却尚无衡量人是否为“圣”的绝对标准和健全而成体系的“圣人”之学；另外，作为“圣人拼图”的优秀思想在现代社会已成共识，中国社会的安定祥和也绝非仅靠“圣人”素养维系。“圣王分流”基于历史现实和当代实际，提出“圣”与“王”应当避开相互牵连，从而消除“圣王”的“悬浮性构想”和“矛盾性路径”，将作为道德伦理范畴的“圣”视为重要素养而非人格，将作为政治范畴的“王”视为社会元素而非“救世主”，这一理路使得传统“圣王理想”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二) 斩断“圣王衡量”的陈旧链条
传统“内圣外王”中的“圣与王”是相互衡量的。“王者为圣”，“圣者为王”的评判标准，不仅在传统社会出现严重“异化”，在当代社会更无容身之所。“圣王分流”由此得出“圣”与“王”应各归其位的结论。“分流”的“圣”、“王”形成了“以标准论素质而定事功”的人、事、物的评价方法，摆脱了“圣王合一”的片面评价标准。
传统“内圣外王”的内在逻辑强调“圣者为王”和“王者为圣”，内在的互通性却出现“不通”的矛盾，产生了并非“圣”者为王，而是“王”者必定为“圣”的“异化”问题。“圣王”的互通使得道德水平高低与否成为人进入政治领域的基础，基于历史实际，成“王”者多为武力夺取政权的胜者，而非“圣者”。以武力维护政权统一的政治君主以此为“理论依据”自称“圣王”，政治权力的强弱反而被倒转成道德水平的衡量标准。政治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成为道德水平最高者，成为集“圣王”为一体的“内圣外王”者的现象，显然这是“内圣外王”互通的“异化”。也正因如此，“圣王”开始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德性工具”，儒家哲学也被批判为“古代君主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于当代社会而言，“圣王”的衡量和相通性也并无实际意义。一则仅凭“圣”之“道德”难有“王”之“政治”。二则仅凭“圣”之“道德”难保“王”之政治。“圣王分流”基于历史现实和当代实际提出“圣”、“王”独立运行，斩断“圣王互通”链条，正视自身哲学体系和社会现实，将作为道德伦理范畴的“圣”视为约束个体思想行为的警示语，将作为政治范畴的“王”视为个体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圣”用道德素养的标准衡量，“王”用政治能力的标准衡量，避免了“圣王化约”。
(三) 守住“圣王并重”体用逻辑
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有着一种“内圣”走向“外王”的逻辑，它孕育了传统“内圣外王”的时代价值。不论“圣王”“相合”亦或分流，“圣王”并重、“圣王”互需且互为体用的逻辑是无法忽略的。“圣王分流”做到了兴达除弊和守“圣王并重”逻辑，同时继续发扬“圣王”逻辑的时代价值。“分流”的“圣”、“王”通过兴达除弊的思维守住了“圣王并重”的“体用”逻辑，使其在新时代方法论领域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由“内圣”走向“外王”的逻辑携带儒家“经世”理念，“内圣外王”展现出两种人生观，引导积极的社会风气形成。其一是“修君子之涵养，为政爱民”的政治抱负，其二是“圣者为政治君主，以仁治国”的社会期待，二者均是“始于小我”，“终于大我”的“天下主义”，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用世”精神，更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气节的养成。于当代社会而言，“内圣”是“外王”之“体”，“外王”是“内圣”之“用”，二者存在顺承之逻辑，不可分割。无“用”积“体”为徒劳，无“体”而“用”为虚谈，如同“积硅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体用关系的顺承，不能否认也无法分割。“圣王分流”将“圣”、“王”理解为“内圣”“外王”并重，“圣”与“王”彼此互相需要，给予其在当代社会发挥价值的机会。
4. 方法维度：儒家“圣王”哲学的时代变革的实践方略
儒家“圣王”哲学的时代变革在实践中得到实现，更蕴含着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方略。儒家“圣王”哲学时代变革逻辑中，突破“圣王虚幻”的理想主义、斩断“圣王衡量”的陈旧链条、守住“圣王并重”体用逻辑三个理路分别内含积极的实事求是的目标观、问题导向的价值观和兴达除弊的革新观，为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新时代新形态提供方法论借鉴。
(一) 实事求是的目标观
“圣王分流”突破“圣王虚幻”的空洞理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圣”、“王”带到当代社会优秀思想领域，形成实事求是的“目标观”。实事求是思想，是中国文化思想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要秉持批判的眼光。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存在糟粕性思想无可厚非，但在时代发展面前坚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应“出于古”而非“拘于古”，在批判发展的眼光中以新时代新形态建设为目标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圣王分流”破除了“内圣外王”的“圣王合一”目标，建立了“分流”“圣”、“王”的修己目标和事功目标，并非坚持“圣王合一”目标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站在目标的立场上否定了目标本身。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来看，后者要比前者更加复杂，也唯有后者才是合格文化继承者的行为。在新时代文明交融、文明互鉴、文明包容的文明新形态战略下，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敢于否定、敢于改造、敢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民族责任。
(二) 问题导向的价值观
“圣王分流”斩断“圣王衡量”的旧链条，坚持需求导向的原则，将“圣”、“王”带到当代社会优秀思想领域，形成需求导向的价值观。需求导向，是指人作出的一切选择建立在人的需求之上，文化亦是如此。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的相关论述。“内圣外王”深刻认识了传统“圣王”理念的弊端和优势，以及当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将存在短板的“圣王衡量”观念，分离为社会需要的道德素养、政治责任和体用逻辑，实现“圣王分流”。中国文化真正在新时代彰显文化价值，思想理论的深刻与否并非标准，思想上有张力、在理论上有意义、在生活中有价值的中国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范畴。真理同时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秉持坚持和发展的战略是必要的，而问题导向的文化重构意义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三) 兴达除弊的革新观
兴达除弊，释义为将具有价值的事物保存下来并发扬好，将存在弊端的事物加以清除。“圣王分流”守住了“圣王并重”的精华，是分流的“圣”、“王”在现代社会不至于再现短板的关键，蕴涵兴达除弊思维。“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4] 是指导中国文化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指南。“内圣外王”舍弃“圣王一体”和“圣王衡量”的糟粕，保留“圣王体用”逻辑的价值，走向“圣王分流”的过程绝非轻而易举，需要明确革故鼎新的两点逻辑。首先，明晰“故”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故”非为“旧”，而是已不能与现代文化水平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工作做到认识“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能够做到统筹与现代文化相对比而重构。其次，如何构建创新理路也是难题。实现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须坚持依循中国社会具体实际，遵循中华文明现代形式，探索合理且长久的重构形态。
5. 结语
通过突破“圣王虚幻”的理想主义、斩断“圣王衡量”的陈旧链条、守住“圣王并重”体用逻辑三个理路，儒家“内圣外王”由二者“相合”，发展至“圣王分流”过程中展现的实事求是、需求导向和兴达除弊三种实践方略，体现了积极的目标观、价值观和革新观。深刻把握儒家“圣王”哲学的变革方略，对中华文化的新形态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金项目
2022年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课题编号：ESD202300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