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职业倦怠是对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和人际压力的长期反应，可以由三个维度定义：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1] 。当教师无法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便会产生教师职业倦怠。这是教师在长期有压力的经历中产生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的枯竭状态。典型症状是工作满意度低、对工作失去热情和兴趣，以及情绪疏离和冷漠 [2] 。教师长期处于倦怠状态，容易造成教师情绪低落，用消极的态度和情绪对待工作，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事业的发展。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的程度，有助于了解我国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把控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从而有效地进行预防和干预，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进课程教学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2.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论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使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能够对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呈现学科领域演化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而分析学科发展的前沿 [3] 。
(二) 数据来源及分布
本研究以“主题名 = ‘教师职业倦怠’”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中检索，时间跨度为1990年1月到2023年10月，文献类型为期刊和综述。截止到2023年10月1日，共检索到CSSCI文献295篇，筛选去掉4篇相关度不高的文献。最终文献291篇，构成了本研究的文献样本。文献样本中没有得到1990年到2001年的文献，因此，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2年到2023年。
3. 数据分析
(一) 发文量
各时间段的发文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我国研究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特点，依据年发文量绘制曲线图可以推导2002年到2023年教师职业倦怠的核心研究的走势(如图1)。图1所展示的发文量呈现波动增长，根据曲线的趋势，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的核心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02~2004)、发展阶段(2005~2015)以及平稳阶段(2016~2023)。从时间分布上看，我国的教师职业倦怠研究起步较晚，从2002年开始逐步有研究，但发文量较少，此时的教师职业倦怠还没有受到核心研究学者的关注。发展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平均为17~18篇，较起步阶段有一定进展，该阶段我国教师职业倦怠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2008年的发文量最多，达到29篇。近几年，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平均发文量为11篇，较为平稳。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research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图1.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发文量的时间分布
(二) 研究机构
在CiteSpace中，选择节点类型为机构(Institution)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导出数据，样本中的291篇文献发表在245个机构，分布范围广。借助数据，列出了前10所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如表1)，其中，高等院校8个，研究所2个，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Table 1. Information from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表1.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研究机构发文信息
(三) 研究者
借助CiteSpace，对291条数据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作者(Author)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如图2所示)。图中左上角的数据“N = 264，E = 140”、作者名字字号、节点间的连线可以显示，文献样本中，264位研究者进行过140次合作。各作者之间连线较多，说明研究者的合作较为紧密，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4] 。但是，几个突出的作者(伍新春、汪明、夏扉等)间的连线比较少，说明高产研究者之间缺乏一定的合作。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graph of research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图2.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借助CiteSpace中显示的有关作者的分析数据，截取前4位高产作者的数据并制成表格，可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其中伍新春发表的文章较多，共有5篇。汪明、夏扉和刘晓明三位发表的文章数量均为3篇。这4位作者之外的作者发表的文献数量绝大多数在1~2篇，普遍发文量较少。结合图2可看出国内对于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呈现出单核心的发展模式，少数核心成员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Table 2. High output author posting information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表2.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高产作者发文信息
(四) 研究领域
将CiteSpace的操作界面的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Keyword)进行科学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图3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图谱中的关键词按照相关算法进行聚类总结，得到如下图4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结合两张图中的相关关键词数据能够分析得出我国核心研究圈有关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研究领域。
图3中出现了“职业倦怠、教师、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中学教师、高校教师、对策、教师职业倦怠、心理健康、心理资本、工作满意度”等字号较大的关键词，这表明这些关键词在291条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高。但图3中还出现了其他字号相对较小的关键词，如“体育教师、职业压力、应对方式、大学英语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因素、特殊教育教师、高校、工作压力、干预、教师专业发展”等，说明学者对此类话题仍然有关注。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图3.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4左上角的数据显示Q值 = 0.5338，S值 = 0.8929，因此该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构十分显著，且结果令人信服。本研究聚焦于所含节点数较多的十一大聚类。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图4.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关键词聚类图谱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聚成“教师职业倦怠、自尊、特教教师、教师发展、幼儿教师、工作投入、高校教师、中学教师、体育教师、对策、共同解决问题”等11类。对这11类关键词聚类的归纳，可以将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总结为研究对象(特教教师、幼儿教师、高校教师、中学教师、体育教师)、内在影响因素(自尊、教师发展)、外在影响因素(工作投入)以及职业倦怠的解决和调控(对策、共同解决问题)四个视角。
(五) 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
将图3的关键词共现图转换成为关键词时区视图，结合CiteSpace软件总结的2002~2023年出现的研究爆发点，有助于发现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图5的关键词时区图显示，初期研究热点为教师职业倦怠的对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逐步由中学教师扩展为中小学教师，或是细化为中小学体育教师；2008~2020年，聚焦于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研究。这表明对于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研究者在不断做出细化和拓展，且持续关注中小学教师的倦怠探索研究。这可能是因为中小学教师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其职业倦怠状况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质量 [5] 。
Figure 5. Time zone view of keywords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图5. 教师职业倦怠关键词时区视图
(六) 共被引分析
因CiteSpace无法对CNKI数据库中的文章进行共被引分析，本研究在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文献互引网络分析中根据“原始文献被引次数 > 100”“参考文献被引次数 > 1500”两项指标筛选出表3和表4的数据。原始文献被引分析可以发掘出教师职业倦怠领域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被引分析能够呈现出该领域的知识基础。
(1)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高被引原始文献分析
经文献互引网络分析得到被引次数大于100的高被引原始文献共有9篇(见表3)。这9篇文章都为近十年(2013年~2023年)发表的文章，从中可以发掘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Table 3. High cited original literature for research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表3. 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高被引原始文献
首先，从研究对象角度，高被引原始文献中有5篇文献都将焦点对准了中小学教师，且被引排名前四的文献的研究对象也为中小学教师。可以从中得出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热点为中小学教师。
其次，从研究方法角度，有5篇文献使用的是定量研究，有2篇文献使用的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而其中还有一篇文献是对中小学教师职业倦念问卷的进一步修订。说明在实际研究中，选用定量研究，通过运用统计和数学分析而提高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能够对教师职业倦怠及其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精确的分析，也可以结合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直接根据教师的回答分析教师的倦怠程度。
最后，在研究方向上，有4篇文献研究了教师职业倦怠的外部影响因素，例如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倦怠的关系。可以从中看出，在高被引文献中，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工作家庭冲突、自我效能感为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热点。其中，工作压力和教师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有正向预测作用 [6] 。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教师职业倦怠呈负相关 [7] 。同时，在研究外部影响因素时，也涉及到在调节教师职业倦怠和其他外部影响因素时具有中介作用因素的研究。例如，在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关系中自我决定动机的中介作用 [8] 。有时，教师职业倦怠也在其他因素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其他方向有对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个体差异、群体差异、应对策略几个方面的研究。在现状角度，伍新春等人提出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情绪倦怠两个维度的水平较高 [5] ，胡洪强等人提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很高 [9] ；在个体差异角度，伍新春等人提出男性、已婚、教龄10~20年、中级职称、班主任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相对较高 [5] ，胡洪强等人提出离婚教师(高于已婚教师，而已婚教师又高于未婚教师)、女性教师、教龄11~15年教师职业倦怠均非常严重 [9] ；在群体差异角度，伍新春等人提出中学教师、农村教师、北京及东部和西部地区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相对较高 [5] ；胡洪强等人提出初中教师比小学教师和高中教师倦怠感强 [9] ；赵新亮提出乡村教师情绪枯竭问题明显 [10] 。在应对策略角度，范琳，杨杰瑛和赵新亮都提出要从个体应对，组织干预的方式，控制教师的职业倦怠，以达到更优的教学质量 [10] [11] 。
(2)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高被引参考文献分析
经文献互引网络分析得到被引次数大于1500的高被引参考文献共有10篇(见表4)。这10篇文章中有8篇发表于较早的年份(1981年~2004年)，说明其中奠定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
Table 4. High cited references for research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in China
表4.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高被引参考文献
在高被引参考文献中，排名第五的为Christina Maslach所写的文献，她于1982年确定的职业倦怠定义是后续研究引用得最多的。教师职业倦怠量表Maslash Burnout Inventory Educators Survey (MBI-ES)被广泛认可，它是由三个子维度构成的对职业倦怠症的一种测量方法，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对职业倦怠的测量 [12] 。有两篇来自职业健康心理学家Wilmar Schaufeli，他是职业健康心理学领域泰斗式人物，他为工作倦怠、敬业度、工作狂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无数贡献。由被引次数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在职业倦怠领域的影响作用。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3篇文献是中介效应的概述，有4篇文献聚焦于统计方法和量表。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测量出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并且，在模型构建中，教师职业倦怠与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是研究的热点。
4. 结论
根据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探究了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的发文量、领先出版物、高产作者、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和共被引分析等重要信息。
研究发现，国内有关教师职业倦怠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首先，我国教师职业倦怠存在研究不完善不平衡的现象。根据数据分析可得出，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与联系较少。核心研究圈对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的定义较少，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外学者的定义 [12] 。因此，核心研究圈的作者需加强合作，创建和发展符合我国教师的职业倦怠理念和框架。
其次，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缺少定性研究。目前核心研究圈的学者偏爱量化分析，且量化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也不尽相同，缺乏或不利于研究结果之间的相互比较 [5] 。而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优化研究方法，采用定性研究，倾听教师的心声 [13] ，或者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从而全面了解教师的职业倦怠情况，针对性地控制教师的倦怠感，增强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达到更高标准的教学要求。
再次，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研究存在创新性、深入性、层次性不够的现象。目前核心科研圈，主要是对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差异、影响因素、应对策略的研究，如 [14] [15] [16] [17] 。但也出现了研究现状时没有根据教师的特点进行分析，反复研究某几个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应对策略时没有给出实际可操作的解决方法，较少研究测量方法的开发与应用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需要秉持探究的意识，拓宽研究思路，发掘研究创新性，增强研究丰富度。
基金项目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课程改革与实践(编号：2021JGB21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