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六祖坛经》，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教义的核心文献之一。该经是唐代禅宗祖师惠能(638~713)的教导记录，由他的弟子法海所编写。《六祖坛经》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全由中国人撰述并记录中国人佛学思想、并且能被称为“经”的佛教典籍。《六祖坛经》不仅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坛经》的外语翻译本的出现，其影响力还远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坛经》最早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邻近的朝鲜和日本。其中，朝鲜是最早受到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的国家，中国佛教在4世纪就已经传入朝鲜，至8世纪，中国僧人已经在朝鲜建立了八个以传授禅法的中心，到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佛教已经成了朝鲜了国教 [1] 。而《坛经》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45年和858年，日本的圆仁和圆珍赴中国学习密宗，在回日本的时候带回了大量佛教书籍，其中就包括《坛经》 [2] 。
由于欧美国家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远和巨大的文化差异，到19世纪中期，佛教才在美国开始传播，而《坛经》在美国的正式传播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0年，黄茂林居士翻译的第一个《坛经》英译本由上海佛教净业社出版发行，此后多次被编校和再出版，如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对黄茂林的英译版《坛经》加以修订和翻译，并收录于他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中。迄今为止，《坛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20余个《坛经》英译本并相关研究。但是《坛经》在国内的研究现状究竟如何？本文梳理了国内《坛经》英译相关研究的成果，分析了《坛经》英译的研究在国内的现状。
2. 数据检索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 [3] ，范围综述是一种系统性地识别、总结和分析关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探索研究领域，确定可用文献的数量和类型，并确定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趋势。与传统的系统综述不同，它的焦点在于识别主题的广度和深度，而不是合成具体的研究结果 [3] ，范围综述的目标更为广泛，旨在勾勒出研究领域的范围、内容和知识空白，而不仅仅是合成具体研究结果。
首先，笔者以“SU = 坛经*英译OR SU = 坛经*翻译”，在知网中进行检索，获得文献41篇。剔除不相关文献10篇，即非《坛经》翻译研究的文献，或者是日语翻译研究文献等，最终获得文献31篇。确定分析的目标文献之后，本文第一作者对这31篇文献进行第一轮编码，编码维度主要包括文献类型(硕博论文、期刊文字)、基本信息(标题、作者、发表年份)、研究的《坛经》版本、研究内容、方法、结论等。第一轮编码完成后，本文第二作者检查编码，并就存疑之处与第一作者讨论，对不能达成一致时第三作者介入，直至达成一致。之后，第二作者对所有编码进行二次编码，即对所获信息进行进一步提炼与分类，并由第一作者检查、核对。
本次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1) 在知网数据库中，关于《坛经》翻译研究的文献有多少？
(2) 这些文献的类型分别是什么？
(3) 这些文献是关于《坛经》的哪一个版本？
(4) 这些文章得出了哪些关于翻译版本和文本本身的结论？
3. 研究发现
3.1. 总体趋势
首先，《坛经》英译文献类型分析，在31份研究文献中，包含学位论文7篇，其余24篇都为期刊文章。而且发表最早的文献是2009年才出现，说明国内对《坛经》的英译研究起步较晚。
其次，关于文献数量变化，图1展现了《坛经》英译研究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坛经》英译研究的数量整体呈波动趋势，但是自2017年开始，研究数量大幅度增加。
Figure 1. The overall research profile of The Platform Sutra
图1. 《坛经》英译研究总体趋势
再次，关于研究方法，学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坛经》英译本的词汇、修辞等特点，归纳翻译策略，有些学者通过语料库手段，对不同英译本的高频词、主题词、句长等显性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分析译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3.2. 研究版本
对于研究的英译版本，有7篇文献没有明确的研究版本，这些文献包括对《坛经》英译版本的汇总研究，对佛教经典包括《坛经》的英译历史与方法介绍等等。其余的24篇文献都是以《坛经》的某一个或多个英译版本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版本进行分析，其中黄茂林译本是被研究最多的版本(见表1)。其中，《坛经》英译版本研究数量总数大于文献数量，是由于一份文献中可能对几个英译版本进行研究。
Table 1. The summary of English translated versions studied
表1. 《坛经》英译研究数量统计
3.3. 研究内容
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坛经》英译本展开研究：1、翻译文本处理策略方面，如探讨《坛经》中的比喻手法是如何通过被复制，或被更换，或被省略的方式在译文中呈现出来的；《坛经》中大量出现的反问句的翻译策略；以及《坛经》中大量偈、颂的翻译策略研究。2、语境、文化传递方面，学者们探讨了《坛经》中的文化背景和禅文化如何能够在目的语中体现出来。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学者研究的话题之一，有的学者通过对不同《坛经》英译本的比较分析，试图探讨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文化意识品格和各自的文化审美创造性。有学者勒菲弗尔翻译操纵论出发，分析了译者做出的时代背景、赞助人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4. 讨论与展望
4.1. 总体趋势
从《坛经》英译研究的总体文献数量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不够充分，尽管自2017年以来，对《坛经》的英译研究数量大幅上升，但是每年的文献总数还是个位数。作为在中国众多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称为“经”的经典性著作，对《坛经》的英译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
4.2. 研究版本
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对《坛经》的12个英译版本的研究。其中黄茂林的英译本是研究最多的版本，如表一所示，46%的文献都有对黄茂林版本的研究，黄茂林的英译本也是首部《坛经》英译作品，开创了《坛经》英译的先河，并多次被编译和再出版。继黄茂林的英译本，陈荣捷和蒋坚松的英译本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蒋坚松教授的《坛经》英译本于2012年出版，是最新的《坛经》英译本之一，但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说明该版本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在这12个英译本中，除了一个英译本的母本不详，有6个英译本的母本是宗宝本，3个英译本的母本是敦煌本，2个英译本的母本是敦博本。
由于某些《坛经》英译本经过了多次编译和反复出版，以及统计标准的不一致，或者文献数据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学界对于《坛经》英译本的总数统计，一直没有统一的数据。常亮和赵翠华(2017)认为《坛经》一共有15个英译本 [2] ，而根据熊伟和安文婧的统计 [4] ，截止到2020年，《坛经》的英译本应该有21个。而本研究中，笔者发现有学者所研究的《坛经》英译版本存在孤立文献的情况，并无其他文献相佐证，如杨校林译本，还有的译本由于多次再版，在不同的文献中学者冠以不同的称呼，如宣化版本，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恒贤比丘尼版本或者马丁·维荷文版本。鉴于此，笔者经过多方考证，总结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坛经》英译版本一共21个(见表2)。在《坛经》的21个英译本中，中国大陆地区的译者仅有三位：黄茂林、湖南师范大学的蒋坚松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褚东伟教授，这也说明中国大陆地区对《坛经》的主动译介还不充分。
Table 2. Summary of English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 Platform Sutra
表2. 《坛经》英译版本汇总
Figure 2. The quantity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e Platform Sutra Translated
图2. 《坛经》英译母本比较
《坛经》的英译母本主要是宗宝本(见图2)。宗宝本作为明代以来的通行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再加上元代佛教盛行，各地官员刊刻佛教经典，这也为宗宝本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但是宗宝本和敦煌本在内容、叙事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如宗宝本添加了《曹溪别传》和《景德传灯录》的内容，使宗宝本里的慧能有了一些戏说特点，在叙事手法上，宗宝本对慧能生平经历的描述更加具备戏剧性，而敦煌本更加注重对慧能的论道说法的描述。总之，尽管宗宝本和敦煌本在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在行文、叙事等方面却有各自的侧重。敦煌本作为官刻藏经，主要存于藏经阁内，由内部僧人阅读，而宗宝本在民间流传，更偏向于大众阅读。因此，作为对于禅宗文化的专业研究，尤其是针对佛教的修行者，敦煌本更具有翻译价值。
4.3. 研究内容
4.3.1. 文化的处理
经典作品往往承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翻译文本不能传达源语文化，导致文化变异。翻译中的文化变异主要体现在文化误读和文化变异两个方面。尽管《坛经》的大部分译本对文化信息的翻译恰当准确，但是一些译本在这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文化变异问题在《坛经》的现有英译本中还是存在。学者从《坛经》的术语、表达方式等角度出发，列举了不同英译本中出现的文化变异显现，如“色”“空”“无念”等等。这些术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等的词汇，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导致源语文化的缺省、误解。学者也提出了这类术语的翻译方法，如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汉语拼音或者梵语，并加上英语注释。同时，对于一些英译版本中的术语翻译策略也提出了质疑，如把“天”译为“angel”，“佛”译为“god”，“藏”译为“church”等，会使译语读者误以为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类似。另外，一些英译本还存在对原文误读的情况，如“次年夏末建成”被译为“by summer of the next year it had not yet been completed” [5] ，显然，译者将“夏末”误读为了“夏未”。
对《坛经》所传递的禅学思想，大多数译者通过注释、注脚等方式补充阐释禅学理论。
4.3.2. 偈、颂翻译
对《坛经》英译方法的探讨，有三篇文献专门探讨《坛经》中偈、颂翻译。偈颂诗化使其兼具偈和古诗的特点，注重格律、语言典雅、说理间接，这些特点使偈、颂的翻译成为《坛经》英译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内容之一 [6] 。一些学者提出了具体的“译诗像诗”翻译策略，如在翻译偈、颂时，不能够“因韵害义”，首先应该忠实于内容，再考虑与原文最接近的形式。具体的翻译技巧包括，可以使译文与原文行数相等，使用译文中的适当韵式来代替原文中的韵式，使用译语的诗歌资源，如抑扬格和轻重音来对应原文中的平仄格式 [7] 。
4.3.3. 理论基础
在这些英译文献中，学者使用不同的理论对《坛经》的翻译策略或译本评价进行了阐释。
动态对等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和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的反应一致，因此，翻译过程并不能够仅是文本的对等，更应注重意义的对等，尤其是不能忽视翻译活动中文化交际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坛经》的语言特征是平民化和古语化，除了一些佛教词汇，整体文本通俗易懂，但文化内涵丰富。而神秀和惠能与五祖的对揭，从细微之处却体现了天壤之别的禅风，即神秀的“渐悟”和惠能的“顿悟”。有的学者从动态对等理论出发，分析了不同的《坛经》英译本在确保“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兼顾“形式”对等的方法，从词汇、句法、修辞手法等方面达到“意义”与“形式”的平衡 [8] 。
除上述这些注重字词句等文内因素的研究之外，很多学者对影响翻译的文外因素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从“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方面对《坛经》英译的文外因素进行描述性研究。学者从“场域”角度解释了译者的历史背景，从“资本”角度结合译者身份分析翻译《坛经》的有利因素，从“惯习”的角度和词、句、篇章三个层面分析译者的惯习对其翻译的具体影响。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原文、译者和译文，社会结构、文化资本和权力关系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除了需要大量翻译工作者的努力，还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9] 。除此之外，译者的不同文化身份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的学者从阐释学比较分析五个《坛经》译本的区别，译者作为阐释者，译者的身份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坛经》的众多译者中，有的是禅宗护法者、传播者、或者修行者，译者的不同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还有的学者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坛经》的英译本进行批判地分析，对其忠实度进行评估并分析，并从译者经历、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分析原因 [10] 。
4.3.4. 修辞的处理
《坛经》中大量使用修辞手段，如比喻、反问、对偶、设问、映衬、引用等等，其中又以比喻手法的使用最为频繁，因为比喻手法有助于形象，浅显地向大众讲解佛理。《坛经》中的比喻通常借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或者行为，来表达禅理，如“智如日，慧如月”，“如人饮水”等等。学者对《坛经》不同译本对比喻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了主要的集中翻译策略的优点与缺点，如注译、直译加意译、转译等等，对《坛经》及类似的中国典籍中的比喻翻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5. 结语
本文基于范围综述的方法，总结分析了知网中关于《坛经》英译研究的相关文献。结果表明，对于《坛经》这样一部重要的佛家经典，英译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共计31篇文献，而且研究起步较晚，2009年以后才有相关文献开始发表，尽管《坛经》英译文献数量自2017年来显著上升，但总量还是保持在每年个位数以内。在笔者总结的21个《坛经》英译版本中，有接近一半的英译版本并未得到学界的任何研究和关注，而且对于《坛经》英译版本的数量没有准确的统计。对于《坛经》翻译的母本，目前大多的英译本都是以宗宝本为准，但是《坛经》的几个母本各有侧重，尤其是敦煌本，对于研究《坛经》及佛教的修行者更具有翻译价值，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内容方面，学者主要从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文内因素包括修辞、文化信息等的翻译策略、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文外因素包括译者身份、译者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翻译赞助人影响等等。总的来说，《坛经》英译研究的相关文献还较少，有的英译版本还未受到关注，目前的译本译者以外国人居多，存在文化缺省、误读的情况。因此，对《坛经》英译更多以及更全面的研究是必要的，除了译者因素之外，翻译赞助人以及其他的相关单位和人员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甘肃段石窟寺叙事文献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1XYY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融媒体时代麦积山石窟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1YB110)、天水市软科学研究项目“数字化赋能伏羲文化与旅游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ZCFGK-830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