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Urban Old Community Habitat Environment Governance

摘要: 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是人民群众生存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本文以无锡市为例，探讨城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及其提升策略，通过304份问卷发现，当前居民对老旧社区整体人居环境比较满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居民认知度、居民参与度、环境改善度和人居环境配套对城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支持和后期管护影响不显著。鉴此，本文提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认知，拓宽参与渠道、推动多元治理，健全法律制度、增强监督机制和提高执行能力、完善人居配套四点建议。

Abstract: Goo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survival, but also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Wuxi C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urban old communities’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304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that current residents are relatively satisfied with the overall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old community.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residents’ awareness,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living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urban old community’s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hile policy support and later managemen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suggestions: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mprove residents’ awareness, broaden participation channels, promot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improve legal systems, strengthen supervision mechanisms, enhance execution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support.

1. 引言

人居环境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和娱乐场所的综合体，直接涉及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然而，城市中还有一些老旧社区由于年久失修、设施不全和不便利，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升城市宜居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城市管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1]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说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持续开展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修补，全面实施城镇老旧社区改造，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 [3] 。无锡市从1997年开始对老旧社区进行整治改造，到2020年底已经完成25批次改造工作，被整治的旧住宅区环境面貌得到较大改善。2021年5月，无锡市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提高整治标准、增强政策推进力度。建造年代较早的老旧社区存在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问题，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居住环境质量、优化服务功能、加强长期管理为出发点，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不仅美化了城市面貌，更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本文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前城市人居环境问题，探究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因素，为进一步提高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质量，进而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提供政策思路。

2. 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在公共管理领域，由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仍集中在农村地区，加之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因此对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较多。同时在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等领域，一些学者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oxiadis提出了“人类聚居学”的概念，自此人居环境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他强调将人类聚居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并在研究中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社会、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因素。Fiddle和Olson在先前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要注重以人类聚居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此后“人类聚居学”真正地作为一门综合学科 [4] 。国内，吴良镛先生最先引入人居环境概念并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强调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类提供居住空间，深刻阐述了人居环境中居住、人类、自然等五大因素的主要表现 [5] 。此后引发更多学者对人居环境的研究与讨论，沈山等人认为人居环境是人们日常活动场所的总和，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关乎人民福祉 [6] 。

满意度最早用于心理学研究，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被引入商品营销领域，进而发展成为市场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满意度又被引入到公共管理的研究当中，开始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1980年，Ladewig最初提出以满意度作为概念框架，将居民满意度定义为对居住环境质量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反映社会心理的指标。二十一世纪初，Tsybulyak提出了一套完善的农村发展治理效果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强调评估内容不仅应该基于统计数据，还应涉及到农村社区的社会学调查结果、农村发展治理工具的应用分析以及地方当局关于所做工作的报告 [7] 。杨胜利和吕红平以国家文件为基础，对公共服务内容进行划分，针对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受到个人和家庭特征的影响 [8] 。常烃与牛桂敏根据天津市的研究资料，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天津市近郊农村的环境整治的满意度很高，同时城乡一体化程度、参与度和了解程度三个因素会影响满意度 [9] 。

学界关于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资源保障。学者们发现农业灌溉条件、交通状况 [10] 、经济发展 [11] 对人居环境有显著影响，提出了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客观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且相互影响 [12] 。二是法律制度建设。皮俊锋和陈德敏认为提高人居环境水平需要解决规制理念认识问题、规制工具问题，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规范的体系建构 [13] 。三是公众参与。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人居环境整治还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个人因素影响显著 [14] ，因此要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15] 。四是政策执行能力。郭涵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多案例分析，总结得出执行能力建设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的实现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16] 。艾良友以福州市闽侯县B镇为研究对象，认为基层政府没有认识到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对于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和改造力度不强 [17] 。这些成果指出了影响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基本因素，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必要参考。

3. 变量、数据和方法

3.1. 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主要针对无锡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量表结合“三生”理论框架，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环境满意度进行测量。本文在初步设计满意度影响因素量表时，充分考虑了无锡市老旧社区的现实情况，并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选择了若干个影响因素。第一，经济条件。程名望、李代悦和杨未然基于公平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满意度 [18] 。曹冰雪和李瑾基于2020年京津冀居民家庭调查数据，采用Tobit、QR与SEM模型得出信息基础设施的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反映了地区的经济条件 [19] 。第二，法律法规建设。郑方辉和何志强对2014年度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测量，提出提升公众满意度要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 [20] 。第三，个人认知机制。Otsuka、Nasu和Iwasakai等人通过研究城市居民的认知机制，得出在众多潜在因素中，居民的个人情况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最大，从而影响满意度 [21] 。管智超和宋志峰基于北京市近郊和远郊的进城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定序对数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得出进城农民对城市身份的心理认同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22] 。第四，政策执行能力。郑建君、罗晶晶和刘静从公众公共服务参与和满意度的视角出发，探究得知政府职能转变的效果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高低 [23] 。第五，政府形象。高学德和冯露露采用行为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得出行政能力和意愿作为地方政府形象的重要维度都会对公众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24] 。阮海波和孟新婷依据CSS2019年的调查数据可知，政府信任会对人居环境满意度产生影响 [25] 。第六，整治成效。曹现强和林建鹏基于实证研究认为山东省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服务类别和区域上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整治效果对满意度有不同的影响 [26] 。马小杰和甘开鹏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得出社会治理绩效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7] 。第七，公众参与意愿。闫辉、黎绮琪和张轶等人从保障性住房居民社区居住满意度的角度出发，表示超过八成的居民愿意参与社区共同治理，从而影响满意度 [28] 。刘江、顾东辉和肖梦希以N市一项为期3年的社区自治服务项目为案例，综合使用潜在类别分析和回归分析处理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社区居民参与提高了居民自治能力，对满意度有影响 [29] 。第八，社会组织。郭梓焱和李青认为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能力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伴随着制度环境的优化和组织能力的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绩效将随之提高，从而影响居民满意度 [30] 。徐双敏和崔丹丹通过研究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得出第三方评估机制在社会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机制，社会组织能够提升其公信力和专业能力，从而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服务和保障 [31] 。第九，政策宣传。薛品和赵亮员运用八个民族地区调查点的居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政策会影响生活满意度 [32] 。

经过文献梳理，可对居民满意度的潜在影响因素总结如表1所示。

Table 1.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 satisfaction

表1. 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初步选择后，通过与社区居民进行访谈，发现居民在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上更看重政府行为、奖励激励、整体的居住环境等方面，例如电动车乱停放、卫生死角、楼道堆放杂物。原因如下，第一，政府在改善和建设城市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行为能够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公众对政府的好感度和支持度。同时，积极的政府行为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便利，促进城市的发展和改善。第二，奖励激励能够激发公众关注城市人居环境的积极性，增强公众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例如，通过行政奖励、金融扶持等形式，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投身城市建设和环保事业，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第三，城市人居环境的满意度不仅取决于单一的因素，而是由多个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的居住环境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的改善将会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满意度。因此，公众更注重城市的整体环境，而不是只是单纯地追求某一方面的改善。

最后，通过专家访问，经过多轮反复筛选删除了经济条件、社区动员等专家认同度不高的变量。原因如下，第一，对于不同地区来说，经济条件可能会影响人居环境满意度，但是本文的研究地点局限在无锡市，故不考虑经济条件对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第二，社区动员是从外部对居民进行影响，且社区动员这个变量的逻辑与个人认知机制和居民参与意愿这两个变量的逻辑有重叠，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故删去该变量。结合上述讨论，并经多轮梳理和筛选，最终确定本文研究变量如表2所示。

Table 2.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s

表2. 变量及其测量

3.1.1. 因变量

本文从生产环境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满意度对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测量。通过衡量居民对无锡市收入 [33] 、经济发展 [34] 和就业形势 [35] 满意程度来测度生产环境满意度，通过测量居民对社区居住条件、卫生状况和交通便利满意程度来测度生活环境满意度，通过衡量居民社区绿化、河道和空气满意程度来测生态环境满意度。

3.1.2. 自变量

本文从居民认知度 [36] 、居民参与度、环境改善度、人居环境配套 [37] 、政策支持 [38] 和后期管护 [39] 六个方面分析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居民认知度通过衡量居民对政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来测度，居民参与度通过测试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频率来测度，环境改善度通过了解环境改善情况和环境对生活品质影响程度来测度，人居环境配套通过了解社区周围公共服务完善和便利情况来测度，政策支持通过了解政府成本投入和政策效率情况来测度，后期管护通过了解环境整治监管途径和维护效率来测度。

3.1.3. 控制变量

为消除人口统计变量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生活时间为控制变量。

3.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源于问卷调查，相关问卷基于前文确立的研究模型而制定。问卷由基本信息、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和满意度影响因素三部分构成，选取居住在无锡市老旧社区的居民作为调研对象。问卷所涉及的内容除了一些基本信息，其他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设计，量表由陈述句和分值构成，居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分值，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2023年4月10日至4月25日，线上和线下共发放326份问卷，回收30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93.3%。其中，男性138人，占比45.39%，女性166人，占比54.61%。调查对象的职业和学历总体分布较为平均，在无锡市生活时间12年以上的有252人，占比82.89%。本文借助SPSS19.0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并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所得结果分别为表3和表4。

Table 3. Scale reliability test

表3. 量表信度检验

Table 4. Scale validity test

表4. 量表效度检验

由表3可知，该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7，表明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由表4可知，该量表KMO值为0.96，Bartlett检验度显著性为0.000，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结构效度。同时，问卷测量内容是基于理论从文献中选择而来，且经社会调查和专家筛选最终确定，因而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适合用于人居环境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由此可知各变量的极小值为1，极大值为5。满意度分值为3.89，其中生产环境满意度最低，为3.74，生活环境满意度最高，为3.97。影响因素变量中，人居环境配套分值最高，为4.14，环境改善度分值最低，为3.91。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5. 变量描述性统计

3.3. 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公式为：

$y=\frac{1}{3}{y}_1+\frac{1}{3}{y}_2+\frac{1}{3}{y}_3$ (1)

式中，y指满意度，y₁表示生产环境满意度，y₂表示生活环境满意度，y₃表示生态环境满意度。

同时，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本文假设进行检验，识别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为：

$y={\beta }_0+{\beta }_1{x}_1+{\beta }_2{x}_2+{\beta }_3{x}_3+{\beta }_4{x}_4+{\beta }_5{x}_5+{\beta }_6{x}_6+{\beta }_{m}controls+\epsilon$ (2)

其中，y为满意度，β₀为常数项，x₁为居民认知度、x₂为居民参与度、x₃为环境改善度、x₄为人居环境配套，x₅为政策支持，x₆为后期管护，controls为控制变量，指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居住时间等人口学变量。

4. 结果与讨论

4.1. 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

由表5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y₁代表生产环境满意度，y₂代表生活环境满意度，y₃代表生态环境满意度。根据公式(1)可得满意度y的值为3.89，满意度值小于4 (满分为5)，表明居民对人居环境整治比较满意。

4.2.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年龄、学历、职业和生活时间等四个变量设置维度下的分类变量分别进行虚拟化，然后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 (N = 304)

表6. 回归结果(N = 304)

由表6可知，本模型R²为0.871，表示本文所构建的回归模型可以解释87.1%的个案，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同时，居民认知度、居民参与度、环境改善度和人居环境配套四个变量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表明这四个变量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影响显著，政策支持和后期管护显著性p值大于0.05，表明这两个变量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此外，五个控制变量下的各分类变量显著性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生活时间对人居环境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各变量容差均大于0.1且VIF小于10，说明变量间多重共线问题不严重，不会对拟合效果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由此可得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与其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y=0.180+0.174x_1+0.111x_2+0.486x_3+0.083x_4+{\beta }_{m}controls+\epsilon$ (3)

由式(3)可以看出，居民认知度的回归系数为0.174，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认知度提升1个单位，会直接导致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提升0.174个单位；居民参与度的回归系数为0.111，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参与度提升1，会直接导致人居环境满意度提升0.111；环境改善度的回归系数为0.486，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改善度提升1，会直接导致人居环境满意度提升0.486；人居环境配套的回归系数为0.083，意味着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居环境配套提升1，会直接导致人居环境满意度提升0.083。

4.3. 进一步讨论

在收集304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居民认知度、居民参与度、环境改善度和人居环境配套四个变量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一，随着政府数据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信息传播的媒介不断增多，效率逐步提高，公众的权利意识、认知意识逐渐增强 [40] 。因此，居民对于人居环境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理解深度，进而影响其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当居民对于人居环境问题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时，他们会对人居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以及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 [41] 。

第二，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基于参与、合作和自组织的原则，通过多个自治权力中心来共同解决问题。公众应该作为治理的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42] 。社会和生态系统是复杂的，因此需要多个自治权力中心来进行协调和决策，以实现利益的平衡和问题的解决。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多样化，包括线上参与与线下参与。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发现问题、合理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

第三，据了解，无锡市各级各部门通过重点攻坚环卫保洁、设施更新、秩序管理、生态环境、绿色景观五大方面，让居民直观感受到了天空更蓝、路面更净、绿意更浓、城市更洁，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 [43] 。环境改善度较高不仅会让公众感觉舒适和愉悦，也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居住环境的期望与信心。当居民看到环境得到改善，他们也会对未来的人居环境充满期待，相信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便利和舒适。这种期望和信心会对人居环境满意度产生正向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环境改善的积极性。

第四，良好的人居环境配套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程度，使生活更加舒适，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于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此外，良好的人居环境配套还有利于提高政府或社区组织的形象和信誉度 [44] ，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地的经济繁荣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活动，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 [45] 。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无锡市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变量进行探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探讨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据此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居民整体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不到4分，其中生产环境满意度相对较低，生活环境满意度相对较高，生态环境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第二，居民认知度、居民参与度、环境改善度和人居环境配套四个因素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环境改善度影响最大。第三，政策支持和后期管护两个因素对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认知。在人居环境整治问题上，公众既是受益者，也应当是参与者。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公共部门以权威在公共利益与公众个体和群体利益之间架起桥梁，推动公众参与意愿和行动的结合 [46] 。第二，拓宽参与渠道，推动多元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更加追求人权和公正等基本价值，着重于调节国家权力和公众权利间的利益关系，减少因二者冲突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制约，打造出国家、社会和公众相和谐、三个层面间善治的状态。政府和社区组织可以向公众传达城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和价值，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整治工作中来。第三，健全法律制度，增强监督机制。法律是权力规范行使的保障，政策良好的实施离不开法律制度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治权，通过宪法和法律来有效约束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其滥用和扩张，真正保障人民权益不受侵害 [47] 。第四，提高执行能力，完善人居配套。老旧社区一般处在城市中心或是城市外围，形成“城中村”或者被边缘化，处在城市边缘或旧城区的社区交通和商业设施相对不便利，对于商业的吸引力也较弱，人居配套需要进一步完善。对此，有关部门应明确各自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权责归属，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统筹人居环境整治与社区周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同步更新改造。

当然，本研究亦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研究样本较为有限，问卷代表性可能有所不足，相关结论只能为无锡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一定参考。二是本文所构建的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测量指标缺乏对指标权重的关注，因而测量效度可能有所欠缺。未来，本研究将会扩大调研范围和研究样本量，进一步细化研究变量，同时明确指标权重和测量标准，以期全面客观呈现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现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