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大学的“掌舵手”，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校长具有不同的群体特征。纽曼时代需要“自由教育”引领者，洪堡时代需要“完人教育”的推动者，多元巨型大学需要集各种角色于一身的“多面人”。我国高等教育不同阶段中的大学校长也具备不同的群体特征。建国前后期以蔡元培、蒋梦麟等为代表的学者型校长，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国际化的教育经历，潜心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解放后以朱九思、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化的校长，具备丰富的实践经历。现代大学的校长则以“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居多，他们既是专业领域的学术精英，同时需要超越专业领域为整个大学的发展“掌舵”。校长的角色类型与校长的个人特征、教育背景和所在院校类型显著相关 [1] 。因此，有必要从中美比较的视角分析现代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进而探究大学领导的遴选问题。
2. 中美高等教育历史中的著名大学校长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美国高等教育处于转型时期。美国内战的爆发推动美国大学转型，内战期间通过的《1862年赠地学院法案》和二战期间通过的《退伍军人安置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大学基本特征形成，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变革的理念来源于德国高等教育 [2] 。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中，留学德国是他们突出的烙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e Gilman)，185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1854~1855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3] 。这段留学经历对他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提出了坚持大学改革本土化、将科学研究引进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等主张。康奈尔大学的首任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出众的才华使他获得过不同国家的多种学位，如法学博士，希腊、拉丁古典文学博士，哲学博士，民法学博士等。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一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以著名大学校长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者，构成了近代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等等 [4] 。
回顾中美高等教育历史中的著名大学校长，他们存在一些共性：这些大学校长求学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学术威望，同时也是心系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拥有独特的治校理念与办学思想。我们不禁会好奇，现如今“掌舵”中美大学的校长具备哪些群体特征，两国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已有研究开始相关探索 [5] [6] ，基于中美大学校长的履历，揭示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美国大学校长的履历数据源自2017年AC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发布第八次调查成果——《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Study 2017, ACPS)。中国大学校长的样本范围限定为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公布的34所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不包含中央民族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选择近十年(2011年之后)任命的43位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教育部人事任命公告、各大学官网(现任(历任)学校领导等栏目)以及百度百科等渠道，收集大学领导的自然特征、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的信息。并借助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等论文数据库采用作者检索方式收集论文，对论文数据统一编码后形成大学领导个人特征数据库。大学领导的个人履历涵盖了大学领导接受教育和履职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和事件，是个人发展过程的缩影。因此，采用分析社会精英个人特征的常用方法——履历背景分析方法，通过履历数据分析，以间接的方式研究大学领导的遴选 [7] 。
3.2. 指标界定
本文采用履历分析法，构建了包含自然特征(A)、教育背景(B)、职业背景(C)三个一级维度的分析框架，具体的指标见表1。
Table 1.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index
表1. 群体特征分析指标
4. 大学领导的群体特征
4.1. 自然特征
从性别、民族(族裔)、年龄三个维度对自然特征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性别方面，中国大学校长和美国大学校长均以男性为主体，其中，中国大学校长中女性的占比仅为4.65%，美国大学校长中30.10%为女性。因此，相较于美国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校长中女性群体的占比是比较低的，性别比例有待进一步均衡。
Table 2. Statistics of natural features
表2. 自然特征统计
民族(族裔)方面，中国大学校长中汉族的占比为100%，美国大学校长以白人为主，少数族裔占比为16.80%，非裔比例最高，占7.90%，其次是西班牙裔校长和亚裔美国校长。中美在民族(族裔)方面呈现出的特征部分程度上是两国人口构成差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
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年龄均集中在55~60岁之间，相对而言，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偏大。利用公开信息中的出生日期与任命日期，计算中国大学校长的年龄。根据数据的分布特征将年龄划分为五个年龄段(见图1)。中国校长的任职年龄范围为48~60岁，超过半数的校长的任职年龄在56~60岁以下，50岁以下的占比小于10%。80%以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任职年龄均超过50岁，中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是55.4岁。美国大学校长平均年龄为61.7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61.8岁，女性平均年龄为61.3岁，比30年前第一部《ACPS》出版时整整大了10岁。
Figure 1. Age diagram of Chine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图1. 中国大学校长年龄统计图
4.2. 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的分析维度为学历层次和学科类别。首先，对学历层次进行分析。相较于美国大学的校长，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过程中更加注重学历，校长的最高学历均为博士。79.50%的美国大学校长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不同学校类型看，就职于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最高。
学科类别方面，图2统计了中国大学校长取得最高学历的学科类别，工学、理学和管理学的占比教多。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学历学科类别中占比最大的都是工学，占比为51.16%的校长最高学历学科类别为工学。30.23%的校长的最高学历学科为理学。美国大学校长获得学位类别前五位的是教育/高等教育
Figure 2. Diagram of subject categories of Chine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图2. 中国大学校长学科类别统计图
Figure 3. Diagram of subject categorie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idents [8]
图3. 美国大学校长学科类别统计图 [8]
(41.10%)、社会科学(14.20%)、人文／艺术学科(11.30%)、商学(6.70%)和法律(6.40%)等学科。总体层面，中国大学校长中以理工农医类学科为主导，人文社会类学科的占比较少，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占比接近90%，人文社会类学科的占比约为10%。如图3所示，美国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中人文社科背景的居多，而理工科教育背景的校长比例较少。
4.3. 职业背景
4.3.1. 校长来源
从校长来源和岗位经历两个维度分析职业背景。中国主要采用高校间调动的方式选拔校长(占比为53.49%)，其次为内部升迁(占比为37.21%)，因此超过90%的大学校长选拔于高校，也有小部分选拔于科研机构(占比为4.65%)。美国大学校长大都从校外产生，有1.60%的校长来自工商界，有1.20%的校长来自政府官员等。总体来看，85.00%的大学校长来自高校系统内部，大多数校长在成为现任校长的前一份工作供职于其他大学，这一比例在公立大学中为75.00%，在私立大学的比例为74.00%，只有25.00%左右是直接从大学内部提拔的，私立院校内部提拔比例略高于公立院校。
4.3.2. 岗位经历
42.70%的美国大学校长任前岗位为学术事务主管或教务长、院长和其他学术事务高级管理人员，有23.90%的校长上一岗位就是大学校长，而其他校园高级行政人员占到了16.30%，直接从教师担任校长的比例仅为2.10%。11.63%的中国大学校长拥有党政机关的工作经历，并且有5%的校长直接选拔于党政机关。相对而言，有30.2%的中国大学校长上一岗位是大学副校长，19%的校长上一岗位就是大学校长，直接从教师担任校长的比例为0。统计发现，88.37%的校长先后担任过高校校长副职的经历。大学组织结构具有松散联合的特点，而大学所要承担的任务又是复杂多样的，因此统筹与分管的方式广泛应用于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分管模式下副校长等行政经历往往需要深度参与到大学治理中的某个模块，因此校长副职等行政经历可以增强大学领导对大学组织运行机制的认识。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近十年为研究范围，通过分析中国和美国大学校长的履历数据后发现，二者的群体特征存在如下共性和差异，并基于共性和差异从大学校长遴选的角度进行进一步分析。
首先，中国和美国大学校长的自然特征存在一些共性，均以中年男性为主。近半数的中国大学校长担任职位时已经超过56岁，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已经跨越60岁的门槛。1986年，ACE第一次对全美大学校长进行调查，当时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只有52.3岁。此后逐年递增，2006年为59.9岁，2011年为60.7岁，2016年大学校长平均年龄达到了61.7岁。平均年龄的增大意味着其任期会缩短，2006年美国大学校长的任期为8.5年，2011年为7年，到2016年缩短为6.5年。从提高大学长期规划目标延续性的视角分析，大学长期性规划的形成、修正和评价需要在管理实践中不断的进行检验，较短的任期会限制大学校长做出较多变革性决策。因此，有必要适当的改变现有的年龄结构，将大部分校长的任职年龄调整至55岁以下，给予其获得更长任期的可能性。
其次，名校毕业、学术精英是大部分中国和美国校长的共同特征。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形成名校毕业群体特征的原因。名校出身可以部分程度上体现个人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而相对稀缺的名校就读经历则赋予他们切身的了解名校的机会，获得认知层面的校友优势，而这种校友优势所带来的资源优势会不断的延伸至工作中，进而部分程度上促进学术精英的形成。但是在学科背景方面，两个群体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美国大学校长的知识背景更加多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较为丰富。我国大学校长本硕博阶段所学专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遴选中更加突出专业领域的发展。美国大学校长相对多层次的学历结构和多样的学科背景在部分程度上增加了其获得多样化的履职经历的可能性。我国理工类大学的数量和规模优势是大部分大学校长拥有理工类学科背景的部分原因，但是也意味着会给大学管理带来一些挑战。随着大学组织规模的扩张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多元化，管理大学的难度增加。一方面，管理者需要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具备教深层次的认识，较长时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和较为丰富的科学研究经历是获取这种认识的有力途径。另一方面，管理者需要超越专业领域的限制，统筹大学诸多学科的发展，相对多元的知识结构是管理者做出全面、科学决策的必备条件。因此，在大学校长的遴选中，既要注重大学校长的专业性发展，也要注重相对丰富的知识背景。
最后，大部分中国和美国校长遴选自大学组织。不同的是部分美国大学校长选拔自工商行业，且存在部分教师直接被选拔成为校长的几率。中国大学校长拥有更加丰富的党政机关工作经历，遴选过程中更加注重按照一定的职位序列进行选拔(拥有院校层面的行政管理经历)。由于我国的大学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国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之间的职位流动现象也值得关注。但整体层面这种在党委书记和校长间进行流动的比率较低，除了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任职年龄偏大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同时胜任两种领导岗位对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科研基金“后疫情时代在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