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公开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两篇文章,开启了他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
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并不是批判的终点,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完成了对宗教批判的任务,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揭开了笼罩在人们身上的宗教神秘迷雾,但是他们止步于结论“人创造了宗教”,没有从现实思考“人为什么要创造宗教”。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现实的黑暗致使无力抵抗的人民诉诸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强大自我,只能在虚幻的宗教中找寻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与安宁,这样一来,宗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贫苦大众摆脱现实痛苦的鸦片,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剥削统治的鸦片!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只是起点,仍要进行新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1] p. 3)宗教批判是前提,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是马克思揭开层层面纱从宗教的“天国”走入“尘世”的继续。
马克思紧接着对德国专制制度与哲学开启了猛烈的进攻,如果不对哲学进行批判,那么就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 [1] pp. 6-10)”马克思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将目光转向市民社会,《问题》中他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认识到犹太人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在对政治解放限度的批判中察觉到了考虑犹太人问题应当从获得政治解放后的市民社会中去考察,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也绝不是让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这么简单,而是要到市民社会中,到人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这两篇著作中摆脱了或者说不再局限于理论与逻辑的抽象思辨,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与现实批判,闪耀着现实性与实践性的光芒,是马克思哲学新的启程。
2. 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对德国宗教进行批判是进行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那么为什么宗教批判是前提?宗教批判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宗教批判的任务完成后德国该何去何从?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考察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获取答案。
2.1. 马克思早期面对现实状况的反思
19世纪中期的德国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马克思甚至称其为“时代错乱”( [1] p. 4),这实际上指的是当时德国的现状和理论之间有着巨大差距,理论方面远远高于现实方面,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时代上的错误”。
当时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而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英、法等国随之开始进入了新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进程加速向前推进,但是德国人却仍然被笼罩于封建专制的阴影之下,在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德国表现出的是惧怕革命甚至压制革命。马克思博士毕业后登上社会舞台,直面德国的社会现实。然而在《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经历让他无比失望地发现,应当是普遍利益化身的理性国家却听命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这就动摇了马克思早期的“自由理性”思想。因此,马克思开始对德国现实状况进行观察、体验,在反思中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不仅是对于矛盾问题的书斋式反思,更是深入实际带着社会问题的理论思考。在面对“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时,马克思直面问题与挫折,化身一位战斗的勇士,带着探索真理到底的精神无情去批判和揭露德国普鲁士的反动统治与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时的德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与英、法等国的差距越发明显,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迟缓,恩格斯对这个时代的德国经济作出过以下描写:“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 [2] p. 278)而在哲学领域上,德国的发展水平相比于德国的经济政治现状却是遥遥领先,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与现实世界保持在同一水平,其实践上的政治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德国人在哲学方面与时代是并行的,但在历史上又不是一个时代的 [3] 。
在理论上,马克思曾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来解决他对于现实与理性的矛盾与困惑,在文中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念进行系统地批判,终于开始突破黑格尔的束缚,寻求更高真理与自己的思想。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导言》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纠正了人是观念的附属这一错误观念,“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2] p. 8)因此,马克思越来越把“人”这个范畴当作主体活动的中心范畴来运用,重新搬正了颠倒的世界观,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场奠定了基石,标志着马克思向人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2.2. 马克思早期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犹太人的问题由来已久,犹太民族因为历史原因曾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一直处于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存状态。历史造就了犹太人的民族特质,他们具有非常强的排外性与忧患意识,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导致犹太人常常在移居他国时受到歧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坚守自己民族信仰的独立性,这就是犹太人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犹太人问题在19世纪的德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德国成为当地的居民,甚至使德国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国家,处于“时代错乱”期间的德国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犹太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至于没有办法参与德国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另一方面,犹太人在经济领域表现极为活跃与突出,他们有着极强的经商能力,涌现出很多的银行家、大商人等。这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极不匹配让犹太人发出了寻求政治上平等的诉求,也开启了犹太人追求自身解放的事业。不幸的是,1941年普鲁士颁布的《内阁敕令》打乱了犹太人的追梦,由此引来了一场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大辩论。
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视为一个“当代的普遍问题”,并给出了犹太人解放的方案,提出要从观念上改变才能真正解决。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不仅是犹太人的民族个性给自身带来不良的后果,还与时代的症结密切相连,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宗教对于人性压制的问题,所以,犹太人所受的压迫就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有犹太人放弃信仰犹太教,才能获得新生与解放。鲍威尔通过论证坚定地认为只要犹太人还坚守犹太教信仰,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还没有脱离宗教的束缚,那么他们想要谋求平等地位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4] 。通过废除宗教,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是鲍威尔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开出的药方。
鲍威尔将犹太人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而且是一个当代的普遍问题,对此马克思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现实与理论的考察,认为鲍威尔仅仅是在宗教范围内谈论“犹太人问题”,但是在犹太人的生活中除了宗教还有其他因素。况且,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已经不是当代的普遍问题,犹太人问题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的问题特性也不尽相同,只是在德国表现为宗教问题的特性更为突出。所以,并不能将此就作为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将宗教批判停留在神学领域,那么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的。马克思驳斥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神化为宗教问题看待,它本身实际上应当是一个“世俗问题”,不能借助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看待,而应该将问题植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来解决。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及其根源所在,并由此产生了对于人类解放的思考,进而不断反展、深化、成熟。
3. 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发展
在与鲍威尔的辩论中,马克思条理清晰的表明了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指出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在政治解放那里停下了追求的脚步,真正人的解放仍在远处等候。此外,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以及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在关于如何实现人对自身的复归的讨论上,马克思在现实中找寻到了解放人类的物质武器。
3.1. 批判与超越: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在《问题》中,马克思在讨论鲍威尔关于宗教解放观点时将问题进一步扩展到政治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高度上来,他认为,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不等于普遍的人的解放,具有不彻底性,要解决普遍的犹太人问题,必须要将视野放置到更广阔的地方。马克思讨论犹太人问题时谈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犹太人问题呈现多重样态:对于仍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德国而言,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神学问题;对于法国这个立宪制国家,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在已经实行共和制的美国,犹太人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俗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说,犹太人问题对德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政治解放的问题了。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德国,把基督教当作自己的基础,依附于基督教,形式上国家给予宗教崇高地位,实际上统治者将宗教视为手段,使用宗教为特权辩护。因此,要解决问题的首要任务必须从政治角度入手,在德国实现政治国家自身的解放,将德国从基督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不再以君权神授、神秘化个人来获得合法性。这样,国家的世俗化时代就开始了,国家的公民能够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此时的政治解放不仅实现了政治国家对宗教的超越,而且实现了平等权利的真正赋予,实现了人的解放的阶段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不等于完成了人的解放,政治解放后依然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以至于这种解放依旧被困于一定的限度以内。“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1] p. 30)由上文可知马克思已经敏锐地发现完成政治解放的美国仍然存在犹太人问题,也就是说,虽然通过政治解放的国家在政治领域上实现了自由、平等,让人从特权与等级中解放出来,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的、平等的享有人民主权等权力,但是却并不能保障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譬如市民社会领域的自由与平等,甚至政治领域的平等自由掩盖了市民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与不自由!
所以,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观点是深刻的,鲍威尔虽然认识到宗教压迫对人的束缚,但没有看到在结束人对人的统治后,存在的物对人的统治。在《问题》中马克思指已经出,现代国家的公民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生活的对立当中,公民在政治国家领域获得的自由与平等并没有在市民社会成为现实,本应受到废除的各种非政治的差别仍然现实的存在着,所以这种自由与平等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实质上的。既然政治解放还具有限度,那么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就还需要进行市民社会批判,通过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做到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超越。人们通过政治解放摆脱了专制制度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差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被消除了,这是一种“抽象”与“虚幻”的平等,给人带来的是共同体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然而在市民社会领域,出身、职业、私有财产、种族、地位方面的差别等不平等的事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利己主义的领域,私人利益至上,人们的世界被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世界,人们现实中感受到的不是和谐、美好、安宁,而是无情的竞争、压迫与伤害。政治上给予公民的平等,却是以经济社会中的差别与不平等为前提,政治国家无法改变市民社会的状态,不得不服从于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解放最终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人类没有获得彻底的、根本意义上的解放,这正是政治解放的局限所在 [5] 。
在实现政治解放前,我们知道人们主要受到来自于专制制度的束缚,而在实现政治解放后,束缚在人们身上的又是什么?马克思发现,政治解放后的社会,人们虽然打倒了神,却在现实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世俗的“神”。人们面对的束缚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神圣宗教,而是一种新的事物——私有财产(金钱),它虽然是人手的产物,却反过来统治了人,让人成为它的奴隶。在市民社会中流行着一种“犹太精神”,这种精神在实际中表现为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与盲目崇拜,“金钱”不仅征服了人类,也征服了政治,现代社会对一切自由、平等等美好品质的追求都被消解了,这样看来政治解放并没有完成自身的真正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是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人类的解放最终还得靠人类自身完成( [1] p. 46)。
3.2. 路径探索:进一步深化人的解放思想
马克思已经抓住了问题的症结,“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只有将人从被金钱的支配中挣脱出来,将人的一切关系复归自身,人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但人的解放到底如何实现?马克思以德国为例分析人的解放的实现路径与可靠力量,当时德国现实发展水平极为低下,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德国很难通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来进行政治解放,所以按部就班先进行政治解放的可能是渺茫的。在这条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马克思发现了一条跨过政治解放而直接在德国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认为德国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革命可以依靠无产阶级和哲学共同完成,《导言》中写道,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1] p. 14)。
为什么选择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发掘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受压迫最深,既遭受着专制制度统治的迫害,同时也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压榨,他们贫困得一无所有,在这种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势必要斩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他认识到,无产阶级越是受压迫得深,就越容易举起反抗的大旗,越能够具备革命的勇气与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 p. 11)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力量,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还需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掌握先进的革命理论,只有当充满革命性质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相结合,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将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相结合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一步。在现实里,被压迫的苦难会创造越来越多“赤裸”的无产者,创造越来越多的一无所有的人,无产阶级的队伍将更庞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更强大,他们将凝聚在一起,共同冲破黑暗,奔赴光明。
诚然,虽然现在的马克思还没有脱离黑格尔神秘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建立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马克思已经不再止于理论的空洞批判,而是致力于现实的批判和革命斗争,他在这个时期对实现德国人的解放路径的探索,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人的解放思想,还找到了为实现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4. 结语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为后期的思想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特别是其对政治解放、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要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正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放事业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