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指理解他人情感状态、与他人当时体验到的或将会体验到的感受相似的情绪情感反应，即人们采纳他人观点、感受他人情感心理过程(Wispe, 1986)，是个体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Bloom, 2017)。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郭晓栋等，2023)。结合前人的观点，可以发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个体所产生的共情都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共情和自上而下的认知共情，即能够对他人的情绪感受产生自发性的替代性情绪体验与能够识别他人的情绪并理解他人的观点(Heyes, 2018)。
共情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能力，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备共情能力的个体可以快速与他人的情绪状态建立联系，有更好的社会理解力；缺乏共情的个体则可能存在人际交往上的困难或障碍，甚至具有更多的欺辱或暴力犯罪等行为(Drayton et al., 2018)。共情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苏珊珊等，2018)；共情水平越高的人，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想法，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丛含宇，刘凤林，2023；Kardos et al., 2017)。共情能力在人口变量学上也有所差异。相关研究阐明，共情能力在性别上是有差异的，且主要为情绪共情(颜志强，苏彦捷，2018)。除此之外，共情能力在年龄上也有所差异，学前期儿童主要以情绪共情为主，儿童中期至成年早期主要以认知共情为主，成年中期至成年晚期主要以情绪共情为主(颜志强，苏彦捷，2021)。
共情是一种社会化情感，而家庭是子女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其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子女的行为产生影响(夏莫言等，2024)。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育养护孩子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方式，反映出父母的教育理念和习惯性的养育行为(宋星星等，2023)。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外在环境因素会影响子女的共情能力：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共情能力的发展，消极的教养方式抑制共情能力的发展，或出现攻击性行为(李孟瑶，屈燕，2021；余皖婉等，2012)。张璟等人(2020)的研究提出，情感温暖型和信任鼓励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会让孩子的共情能力更强。张天阳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母亲教养方式在子女的共情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傅蕾等人(2022)的研究指出，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总体上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生共情能力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为实施大学生共情能力培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和构建良好家庭环境提供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抽取云南省昆明市四所大学学生。共发放问卷1245份，剔除无效问卷212份，最终有效数据1033份。其中，男性508人，女性525人；独生子女308人，非独生子女725人；生活在婚姻结构完整且双方参与成长家庭中564人，生活在离异但父母双方参与成长352人，生活在离异或丧偶且只有一方参与成长117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标量表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标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IRI-C)在本研究中用于测量的共情能力，本量表包含观点采择(PT)、想象力(FS)、共情关心(EC)和个人痛苦(PD)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0分代表“不恰当”，4分代表“非常恰当”。得分越高共情能力越高，各维度理论均分为3分(张凤凤等，2010)。经检验，IRI-C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KMO值为0.84，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p < 0.001，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本量表是由蒋奖等人(2010)在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基础上修订的，包含拒绝(6个条目)、温暖(7个条目)和过度保护(8个条目) 3个维度，修订量表后共有42题。采用4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2代表“偶尔”，3代表“经常”，4代表“总是”。计算每个维度总分后除以该维度的项目数，得出平均分为该维度分，得分在1~4之间，得分越高代表该父母使用这种教养方式的程度越高。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2.3. 施测程序
共发放纸质问卷618份、电子问卷627份。纸质问卷施测时，由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宣读统一的指导语，指导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内容，完成后问卷被当场收回。电子问卷指导语与纸质问卷指导语均一致，位于问卷前。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检验，对于两个量表，特征值大于1的有5个成分，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变异分别为19.84%，均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共情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总体现状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生在人际反应指标量表得分为2.47，在观点采择(M ± SD = 2.60 ± 0.44)、想象力(M ± SD = 2.50 ± 0.67)、同情关心(M ± SD = 2.90 ± 0.54)、个人痛苦(M ± SD = 1.81 ± 0.87)四个维度得分均小于理论均值3分，这表明昆明市大学生群体的共情能力处于中低等水平(见表1)。
Table 1. Overview of college students’ empathy and mean scores on each dimension
表1. 大学生共情能力及各维度均分概况
从父母教养方式上来看，大学生父亲温暖型(M ± SD = 20.64 ± 4.75)、母亲温暖型(M ± SD = 21.21 ± 4.50)的教养方式较多，其次为父亲过度保护(M ± SD = 15.43 ± 3.57、母亲过度保护(M ± SD = 16.09 ± 3.76)的教养方式，见表2。
Table 2. Overall overview of parent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表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整体概况
3.3. 大学生共情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3.3.1. 大学生共情能力在人口变量学上的分析
1) 大学生共情能力在性别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得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IRI-C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t = −2.25, p < 0.05)，且女性的共情能力总分均值(M ± SD = 2.49 ± 0.43)高于男性(M ± SD = 2.42 ± 0.47)。在观点采择(t = 2.01, p < 0.05)维度上，男性得分高于女性且存在显著差异；在同情关心(t = −2.27, p < 0.05)、个人痛苦维度(t = −4.67, p < 0.001)上，女性得分均高于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
2) 大学生共情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IRI-C量表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总分均分上无显著差异(t = −0.86, p > 0.05)。在同情关心(t = −2.50, p < 0.05)、个人痛苦(t = −2.18, p < 0.05)维度上非独生子女得分高于独生子女，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差异(见表4)。
Table 3. A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dimensions of empath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y gender
表3. 大学生共情能力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Table 4. A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empathy and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n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or not
表4. 大学生共情能力及各维度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
3) 大学生共情能力在父母婚姻状况上的差异
经过F检验发现，不同父母婚姻状况的大学生在IRI-C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有显著的统计差异(F = 4.24, p < 0.01)，但在其他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5)。
Table 5. A test of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dimensions of empath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respect to family situation
表5. 大学生共情能力及各维度在家庭情况上的差异检验
3.3.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共情能力的相关分析
运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法，对大学生共情能力及各维度与其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相关分析，发现父亲温暖教养方式(r > 0.3, p < 0.01)、父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r > 0.3, p < 0.05)、母亲温暖教养方式(r > 0.3, p < 0.01)、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r > 0.3, p < 0.01)与共情能力均呈显著的正相关；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则与共情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r > 0.3, p < 0.05)。父母教养方式与IRI-C量表总分各维度间相关关系见表6。
Table 6.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empath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6.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共情能力的相关分析
4. 讨论
4.1. 大学生共情能力与特点的成因分析
4.1.1. 大学生共情能力总体水平成因分析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共情能力较低，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彭程缘，杨晟宇，2023)，这主要与取样样本息息相关。本研究取样为昆明市大学生，生源主要为云南省各地州的学生。昆明市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相比东部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可能相对不足。学校设施、师资、教材等方面的不足可能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情感素养的培养。同时，由于云南省毗邻边疆，社会环境较为复杂，云南省学子从小接受的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也使得他们更注重生存和生活，对情感关注较少。再者，云南省部分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家庭的经济困难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共情能力的培养。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底蕴。然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大学生在共情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可能需要更多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能力，以提升对他人情感状态的敏感度和理解能力。
4.1.2. 大学生共情能力特点成因分析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IRI-C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这表明性别对于共情能力的表现确实有一定影响。具体而言，女性在共情能力总分上的表现优于男性，而在不同的共情维度上，两性表现存在差异：1) 在观点采择维度上，男性得分高于女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反映了男性更加倾向于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对于他人的观点和立场可能更加客观，而女性则更注重情感表达和体谅，更容易被自己或他人的情感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关心。2) 在同情关心维度上，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女性更为敏感和体贴，更能够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关怀。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源自女性社会化过程中更强调情感表达和关怀他人的价值观念。3) 在个人痛苦维度上，女性得分同样高于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表明女性更加关注和体谅他人的个人痛苦和困境，更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内心体验，因而在这个维度上得分更高。
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总分均分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维度上，非独生子女的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并且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可能为以下原因：
1) 家庭环境与兄弟姐妹关系：独生子女在家庭中通常是父母的焦点和重点关注对象，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和支持。而非独生子女则可能有更多的兄弟姐妹，与他们相处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情感交流和关心，因此在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方面更为敏感和体贴。
2) 社交经验与情感表达：非独生子女由于与兄弟姐妹相处的机会更多，在社交经验和情感表达方面更为丰富。在与兄弟姐妹的相处中，他们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和体谅他人的情感状态，也更习惯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在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维度上得分更高。
3) 责任感与照顾能力：非独生子女在与兄弟姐妹相处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照顾任务，这可能培养了他们更强的责任感和照顾能力。因为需要照顾兄弟姐妹的情感和需求，他们更注重他人的情感体验，更能够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困难，因此在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维度上得分更高。
从成长的家庭环境来看，婚姻结构完整且双方参与成长、离异但父母双方参与成长、离异或丧偶且只有一方参与成长三组学生在总分上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但在其他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家庭稳定性与情感支持有关。离异或丧偶且只有一方参与成长的学生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家庭不稳定性和情感缺失，因此更加渴望情感支持和关怀。在共情能力的表现上，他们更倾向于表达和分享情感，因此得分较高。相反，婚姻结构完整且双方参与成长的学生可能因为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和双方父母的共同参与，得到了更多的情感支持，因此可能表现出较低的共情能力。同时，离异或丧偶且只有一方参与成长的学生可能在家庭经历中更多地面对困难和挑战，这些经历可能使他们更加敏感于他人情感的体验，并且更能够理解和共情。而婚姻结构完整且双方参与成长的学生可能相对较少经历这样的挑战，因此可能在共情能力方面表现相对较差。
4.1.3.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共情能力影响分析
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共情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父亲和母亲的温暖教养方式以及过度的保护教养方式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而母亲的拒绝教养方式与共情能力呈负相关。这种相关性背后可能存在着多种原因：
1) 温暖的家庭环境通常会培养出更具共情能力的个体。父母的温暖教养方式意味着他们在情感上对孩子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理解，这种支持和理解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社会情感技能，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共情能力。拒绝教养方式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不安全感，导致他们在情感上封闭和缺乏对他人的关心。这种缺乏关怀和理解的环境可能会抑制孩子共情能力的发展，甚至引发负面的情感反应，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共情能力水平。
2) 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也对共情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孩子缺乏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的安全感和关爱也可以培养孩子对他人情感的敏感性和理解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共情能力。
3) 拒绝教养方式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不安全感，导致他们在情感上封闭和缺乏对他人的关心。这种缺乏关怀和理解的环境可能会抑制孩子共情能力的发展，甚至引发负面的情感反应，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共情能力水平。
4.2. 从父母教养方式入手培养大学生共情能力的方法及措施
4.2.1. 建立温暖的家庭氛围
温暖的家庭氛围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共情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情感表达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这种温馨和谐的氛围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去关注和理解他人的感受。
在温暖的家庭中，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意和关心。他们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亲切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包容。此外，父母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让孩子了解到情感表达是自然而然的，不必被压抑或隐藏。
另外，家庭氛围的温暖也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鼓励上。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了积极的互动模式，彼此之间相互倾听、尊重和支持。父母不仅是孩子的教育者，更是他们的朋友和倾诉对象，孩子可以在家庭中找到情感上的依靠和支持。
4.2.2. 鼓励情感表达和分享
中国的家庭环境中，家长们不太擅长直接用语言直接表达爱，更习惯用行动来表示。首先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可以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用语言来进行强化。父母可以通过积极的倾听和理解来支持孩子的情感表达。他们可以给予孩子充分的鼓励和肯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是被尊重和重视的。此外，父母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的情感经历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情感表达是自然而然的，不必感到羞怯或尴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了开放和包容的沟通渠道，孩子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不必担心被批评或否定。
另外，鼓励情感表达和分享还包括教导孩子有效地处理情感和情绪。父母可以教导孩子正确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情绪调节技巧，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感，从而提升其共情能力。通过情感表达和分享，孩子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培养自己的社会情感技能，从而提升其共情能力。
4.2.3. 提供适度的保护与引导
在家庭中，对孩子提供适度的保护与引导是培养共情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父母既能够给予孩子必要的安全感和支持，又能够促进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适度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过度干涉或过分控制，而是在孩子面临困难或挑战时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同时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
父母可以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交流来与孩子建立起信任和理解的关系，通过倾听孩子的想法和需求，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和鼓励。在适度的保护与引导下，孩子会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从而更有信心去探索和尝试新事物，培养自己的共情能力。
此外，适度的保护与引导还包括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挑战和机会。父母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义工服务，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群和情境，从而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理解能力。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父母可以给予孩子适当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从而提升其共情能力。
5. 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共情能力的有一定的影响，温暖的家庭环境通常会培养出更具共情能力的个体，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也对共情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拒绝教养方式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不安全感。可以通过建立温暖的家庭氛围、鼓励情感表达和分享、提供适度的保护与引导三个方面改善父母教养方式，进而促进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