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宫又称孔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和教育生员的场所。自宋代始，“庙学合一”的体制逐渐形成。清廷较重视孔庙建设，重新规定孔庙名称、建筑样式、建筑规格和建筑礼制，如今现存的孔庙大多为清代遗存。学宫不仅是儒学文化和儒家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美、艺术形式美、文化内涵美的集中体现。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东拥有丰富学宫遗产。截至目前，广东省境内共15座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学宫。学宫在岭南建筑史与教育史据有重要地位，其创办与发展加快了广东地区的整体发展步伐，是明清广东地区得以跻身先进地区的重要原因。以具有代表性的学宫为切口研究广东学宫文化遗产历史沿革概况，分析广东学宫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功能，剖析广东地区学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现状及问题，对深化大众的学宫价值认知，推动学宫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是两处广东典型遗址，历史源流、城市经济水平与管理体系等多重因素的殊异致使二者的保护及开发利用程度差异较为显著。鉴于目前学界对于广东学宫历史考察较多，现实关照较少，且尚无以龙川学宫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面世，本文拟通过比较性视角梳理两地学宫的历史沿革及社会功能并着重探讨两地保护开发策略的异同并发掘适合学宫长效合理发展的有效建议。以期深度挖掘当代广东学宫的文化底蕴与文旅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2. 两地学宫的历史沿革
究其嚆矢，龙川学宫的建立早于番禺县学。几百年间，两地学宫均受战火与自然灾害侵袭，修缮频率较高。现存的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遗址皆兴建于17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先后得到大规模的修复，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2.1. 番禺学宫
2.1.1. “前庙后学”时期
番禺学宫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其创设与明太祖对儒教的重视密不可分。洪武二年，朱元璋谕令中书省，“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有鉴于此，新任番禺知县吴忠和训导李昕次年于广州东城外修建学宫。1380年广州城扩建，番禺学宫被划归入广州城内。由于番禺学宫为木质结构建筑，结构脆弱，学宫建立后的前一百年间经历了多次整修。直至1493年，番禺学宫方才奠定“前文庙后学宫”的格局：前学庙区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戟门、东庑、西庑和大成殿等；后学宫区包括聚奎亭、集英楼、明伦堂、两斋、书舍、校官之宇等。
明末番禺学宫的形制已较为完备，但清初的战争给番禺学宫造成较大破坏，使学宫废弃数年。1657年，新任番禺知县蒋如松主持重修学宫。1747至1757年，番禺学宫前后两区得到全面修缮，建筑主体更为坚固。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当地对番禺学宫的修葺以明代所修文庙为基础，学宫“前庙后学”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
2.1.2. “左庙右学”时期
道光年间，番禺学宫庙学布局发生重大变化。1835年番禺知县张锡蕃主持重修学宫，“圣殿久不治，两庑隘，崇圣祠亦与前殿制不称。宜徙明伦堂，以广之。宫墙左右道，其大宜均。门南宜拓地而为树。且地形倒注，西北洼而池。宜平其池，且培其基。……遂推贤且能者任其事。以次毕举，复席地相宜，建明伦堂于殿东，则故光霁楼也。接其后为堂，仍曰‘光霁’，则故名宦忠义孝弟祠也。大尊经阁，而增学舍。名宦祠在其东，其西则乡贤祠。乡贤祠前，忠义孝弟祠，而节孝祠亦徙之西南隅。谓蓬山阁，无关制度，不复建。”学宫内部建筑被划分为三路：中路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庑、西庑、崇圣寺、尊经阁等；左路建筑包括节孝祠、忠义孝弟祠，乡贤祠等；右路建筑包括明伦堂、光霁堂、名宦祠等[1]。番禺学宫顺应明清时期文庙“左庙右学”的主流样式，由此奠定了其建筑格局并延续至今。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深刻影响番禺学宫内部建筑的命运。科举制废除后，番禺学宫北部及西北部被改建为第一番禺学堂。出于兴建教室和宿舍等设施的需要，大部分左路建筑、名宦祠和尊经阁遭破坏。辛亥革命后，番禺学宫又先后为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番禺农民银行、伤兵医院、番禺县政府、番禺中学、番禺小学等单位征用。
1953年，政府对番禺学宫进行大规模整修，番禺学宫转变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目前学宫右路建筑尚存头门、明伦堂、光霁堂和石板路，左路仅剩头门和部分石板路，而中路建筑尚有棂星门、泮池、拱桥、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东西庑廊等。
2.2. 龙川学宫
2.2.1. 屡遭毁圮
唐宋时期，龙川学宫始建于龙川县北。元代时，龙川学宫两度毁于战乱之中。至明代，龙川学宫仍命运多舛，自洪武九年(1376)来的百余年间，学宫历经多次修缮，甚至曾因受民居火灾波及而焚毁，但当地官员与名士仍持续出资鼎力支持学宫建设。
2.2.2. 格局初定
在乡绅的襄助下，知县彭峻龄康熙七年(1668)于龙川县东重建龙川学宫，建有大成殿、两庑、戟门、名宦祠、乡贤祠、泮池、拱桥、棂星门、明伦堂，其中明伦堂左为教谕斋，右为训导斋，后为启圣祠。至此，龙川学宫“前庙后学”的格局初定，此后百年间的整修工作均未打破该模式。现龙川学宫位于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仅余大成殿、明伦堂与尊经阁，完整程度远不及番禺学宫。
概言之，无论是番禺学宫还是龙川学宫，作为重要的地方官学，它们在中国古代都承担着地方的文化教育责任，发挥着地方文化教育的主要功能，其中龙川学宫更是广东唯一学宫与考棚并存且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场所，具有服务地方科举的性质。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两学宫为地方培养出了众多贤士良才，这些人走出乡邑，有的到中央为官，有的到地方为吏，为封建社会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教化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明清以来，番禺学宫生员的科举成绩斐然(见表1)，而龙川学宫自唐至清更是有进士28人，举人112人(含武举)，贡生164人，秀才2000多人，人数位列当时所隶地区第一；龙川学宫的进士主要集中在唐宋，目前可考的宋代就有20位进士(见表2)。
除却其在历史沿革中所取得的优异教育成绩，番禺学宫和龙川学宫亦体现了岭南学宫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与独特魅力。建筑风格方面，两学宫均为典型的明清时期文庙式建筑，各建筑紧密围绕大成殿而建立，看似相互独立，实则浑然一体；装饰艺术方面，两学宫所采用陶塑与灰塑体现了高超的工艺雕刻技艺；丰富的图案题材与明丽的色彩表达更彰显学宫的审美价值。毋庸置疑的是，二者所承载的建筑工艺是先民匠心独运的生动写照与岭南建筑风韵的集中表现。
Table 1. Lis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first-class members of Panyu Confucian Temp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1. 明清番禺学宫科举及第生员表
| 序号 |
姓名 |
朝代 |
生卒年 |
科举成绩 |
| 1 |
庄有恭 |
清乾隆四年 |
1713~1767 |
状元 |
| 2 |
许其光 |
清道光三十年 |
1827~？ |
榜眼 |
| 3 |
涂瑞 |
明成化二十三年 |
1447~1493 |
探花 |
| 4 |
陈子社 |
明万历四十七年 |
1595~1647 |
探花 |
| 5 |
陈澧 |
清道光十二年 |
1810~1882 |
举人 |
Table 2. List of Jinshi and junior members of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 in Song dynasty
表2. 宋代龙川学宫进士及第生员表
| 序号 |
姓名 |
登科时间 |
序号 |
姓名 |
登科时间 |
| 1 |
王汝砺 |
天圣二年，1024年 |
11 |
萧兴 |
嘉定元年，1208年 |
| 2 |
罗孟郊 |
天圣八年，1030年 |
12 |
邬孝臣 |
嘉定元年，1208年 |
| 3 |
曾楷 |
天圣八年，1030年 |
13 |
程琳 |
宝庆二年，1227年 |
| 4 |
陈世宗 |
庆历六年，1046年 |
14 |
许迪 |
绍定五年，1232年 |
| 5 |
刘致一 |
庆历六年，1046年 |
15 |
张洪 |
绍定五年，1232年 |
| 6 |
罗恺 |
嘉祐二年，1057年 |
16 |
李蔡 |
淳祐七年，1247年 |
| 7 |
徐虚中 |
绍圣四年，1097年 |
17 |
李梦吕 |
宝祐四年，1256年 |
| 8 |
邹杭 |
绍兴十五年，1145年 |
18 |
刘叔向 |
宝祐四年，1256年 |
| 9 |
陈萃 |
绍兴十五年，1145年 |
19 |
魏珣 |
咸淳四年，1268年 |
| 10 |
黎必取 |
庆元二年，1196年 |
20 |
唐中立 |
咸淳七年，1271年 |
3. 两地学宫的保护开发现状
伴随社会主义建设的徐徐展开，学宫儒学教化的功能属性明显弱化。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的职能均发生重大转变，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成为其现实中发挥的全新作用。同时，学宫的自身属性又决定其需肩负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截止目前，二者都已事实上成为肩负博物馆属性的文旅观光场域。然而，由于两处学宫历史背景及所处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别，其开发力度与实际影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需要具体分析。
3.1. 学宫维护情况
就历史背景而言， 1926年，毛泽东在番禺学宫讲习。毛泽东除去担任所长，负责主持所务工作外，还亲自为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三门课程；广州农讲所坚持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总计培养来自20个省区共327名学生。在农讲所内，学生们丰富了理论知识储备，为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农讲所被视作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其内部建筑的修缮复原工作倍受党和政府重视。1961年，国务院公布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共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布农讲所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1世纪以来，农讲所又先后被认定为全国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古代学宫与红色圣地的二重身份为番禺学宫修复赋予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开发也因而呈现出与岭南地区其他学宫近乎迥然不同的面貌。对比之下，2008年，龙川学宫整体方被评选为广东省文物单位，其利用围绕介绍学宫文化展开，显得更为传统。仅从学宫建筑外观出发，番禺学宫维护情况显著优于龙川学宫：龙川学宫明伦堂前台阶及殿内复古砖皆磨损严重，明伦堂门襟、门梁、窗棂则有多处掉漆。龙川学宫所坐落的佗城本是全国范围内极为稀有的同时完整保存古代学宫与考棚之地。龙川考棚1986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考场两栋、办公室与宿舍各一栋，考棚基本维持原状，唯隔墙与棚顶重新刷白。相较于距离不足600米的考棚，龙川学宫维护更为到位，但仍不足以与番禺学宫相提并论。
3.2. 学宫开发利用
3.2.1. 展览陈列
目前，“左庙右学”的学宫格局恰恰将番禺学宫的展览内容一分为二。保存较为完好的中路建筑在农讲所开办之时或曾被用作学生宿舍或教室，如今则用于陈列农讲所相关藏品与中共党史特展展陈。西庑、西廊、崇圣殿、东廊、东庑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与第五陈列室。为直观反映农讲所的原始情状，陈列最大限度地保留农讲所的旧有设施，如值星室、图书室所用桌椅等。大成殿则通常作为临展展区。如2023年9月28日至10月28日，大成殿内举办“风展红旗如画——中共苏区(闽西)历史展。”番禺学宫的右路建筑在建国之处已遭破坏，重建后，则升级为番禺学宫历史沿革与古代儒学文化的集中展区。明伦堂现常设“庙学合一”番禺学宫历史陈列，置孔子雕像一尊；后方的光霁堂则设有“中国科举文化展”。由于龙川学宫内主体建筑仅余三座，龙川学宫的展览丰富度较之逊色不少。大成殿、明伦堂分别摆有孔子像及文曲星像，尊经阁则陈列陶瓷等古代文物，但文物价值有限。
3.2.2. 举办国学活动
“开笔礼”俗称“破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学龄儿童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与成人礼、婚礼、葬礼合称人生“四大礼”。番禺学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个举办规范性开笔礼活动的学宫，自2004年2月28日重启开笔礼以来，至今已开办19个年头。2023年8月12及8月19日，番禺学宫先后举办2场开笔礼，受到广大学龄儿童和家长的热烈反响。除此之外，自2015年始，番禺学宫作为番禺区全区儒学开笔礼活动的主会场，每年须承办越秀区辖内一所小学的开笔礼活动。2023年8月28日，朝天小学一年级新生便来到农讲所，体验“游泮入学”“名师开笔”等十个仪式，以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厚植家国情怀，为日后养成正确的行为规范与高尚道德情操奠定基础。经过多年深耕，番禺学宫开笔礼已是岭南地区学宫一张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龙川学宫也恢复“开笔礼”，自2021年起，龙川县佗城镇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已经连续三年在当年九月份来到佗城龙川学宫进行“开笔礼”仪式。随着2023年初佗城被确立为国家4A级景区，有理由相信龙川学宫于开学季举办“开笔礼”将成为常态。
4. 两地学宫保护开发面临问题及对策
番禺学宫地处经济发达的广州老城区，客流熙熙攘攘；而龙川学宫地僻大都市圈之外，游人难免稀疏；番禺学宫的游客结构较为丰富，龙川学宫的游客主体则局限于为研学目的而来的师生。迄今为止，番禺学宫已累计接纳游客逾两千万人，日均入馆人次约达三千人；尽管龙川学宫在游客高峰期内亦能在两天内接待近五千名游客(2019年12月11日~12日)，但毕竟仍是个例。从某种角度而言，两地学宫人流量的差距决定着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面临着殊异的发展现实，也务必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开发措施。不过，同为学宫的二者又的确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值得厘清并加以说明。
4.1. 研究人员缺乏
毋庸置疑的是，在番禺学宫与学宫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有大量的历史细节与学术课题可供挖掘。蕴藏珍贵价值的学宫史料散落于众多方志及粤人文集中，有待学人加以考证辨明。倘若学宫历史文化内涵因基于原始史料的研究成果出台而得到更为充分的揭示，学宫内部设置复原陈列内容将更加可靠充实，也将有利于深化游客对在地学宫乃至岭南地区学宫特点的总体认识。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番禺学宫亦或是龙川学宫，其在馆人才配置均难言完善，专业研究人员数量也较为缺乏。番禺学宫此前尚有两位研究员发文梳理番禺学宫建筑沿革情况[2]，而龙川学宫则根本未置此职。自主产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恰恰关乎学宫自身的“话语权”，对其不屑一顾而只埋头“蹭”当地旅游热点，无益于立住学宫的文化招牌，亦无益于学宫的长久存续。为此，两地学宫管理者理应尽快补全工作队伍不足，勠力提升学宫研究人员素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水平。日前，番禺学宫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于2023年初补充招聘研究人员；龙川学宫想必亦会在未来做出行动。
4.2. 文创开发落伍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指博物馆结合自身关村文化资源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符号，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将创造性思维与博物馆馆藏文化进行结合，将文化和创意思维这两种抽象的意识相统一，并整合加工成带有博物馆特色的创意产品[3]。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如今均已实现“庙馆合一”，依托学宫自主特点研发别出心裁的文创产品，无疑能够延展学宫受众，提升学宫社会知名度。此前众多博物馆已有不少成功先例，如故宫日历、河南省历史博物馆考古盲盒与苏州博物馆“吴王夫差毛绒剑”、三星堆巧克力等。但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却均未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文创研发。没有“出圈文创”的加持，被当代潮流文化冲击的儒学伦理载体只可能愈发遭人淡忘。为此，两地学宫亟需扭转陈旧的经营思维，主动拥抱文化创意的机遇与挑战，以便通过文创产品放大学宫影响力，为达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而保驾护航。
若更进一步追问，两地学宫的共性问题或均可归结为文庙缺少足够资金支持。纵观此前有关学宫开发和利用的相关研究，大多数论文均认同资金不足是学宫举办活动与定期维护的主要掣肘，政府部门应为学宫提供更强而有力的资金护航[4] [5] [6]。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基层政府被要求过“紧日子”的当下，这样的建议又能余下多少可信性呢？政府维持原有的学宫财政支出已属不易，又何谈继续增加对学宫的财政支持力度？显然，单单依赖政府并不是学宫开发利用的出路。拓宽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学宫建设，探索建立政府、学宫与社会资本三方合作的学宫保护利用基金模式，方是保障学宫经费来源的应有之义。须知，相当一部分成功人士颇乐意资助家乡学宫，许多学宫的孔子雕像便是他们捐资所建。倘若政府与学宫能够促成社会资本的合力，学宫的资金困难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除此之外，两地学宫因地缘条件的不同亦有各自问题：
番禺学宫未充分开展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番禺学宫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完全有条件调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及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学宫资源，组织成体系的学宫文化展览，以期掀起学宫文化游热潮。此前，广东省博物馆便就联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艺术馆、广东美术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及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等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家文博机构，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了“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大型原创展，可供番禺学宫方面参考。
龙川学宫新媒体宣传滞后。截止目前，龙川学宫并未建立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这可能出于学宫工作人员无瑕运营网络信息平台或认为对于较为有限的游客需求无须多此一举。诚然，龙川学宫的选择节省了精力与运营成本，但也窒碍了学宫信息扩散的门路。游客无法提前获取关于学宫的基本信息，自然很难主动提起兴趣前往学宫游览。与之相比，番禺学宫则做得好得多。预约游览、云游场馆皆可以通过公众号“农讲所纪念馆”实现，观众也可通过其官方网站“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轻而易举掌握学宫概况及重要馆藏。在“互联网 + 博物馆”日益升温乃至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背景下，龙川学宫需要正视学宫宣传不足，力求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新媒体宣传之路。
5.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广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处古代学宫遗址，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历经沧桑而始终屹立，赓续着绵延数百年的中华文脉；二者在当代面临着不同的保护开发利用问题，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岭南学宫面临的困境。对于两地学宫而言，秉承既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又符合文庙自身资源性质的博物馆化利用方式[7]，将是在新时代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旅游事业，深入挖掘学宫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抓手。日前，《广东省“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各部门应加强人文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强调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在依法保护管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多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纳入旅游线路、融入景区景点，引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等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配套，开发观光休闲、研学旅游产品，支持利用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非遗馆、历史建筑等发展文化遗产游，打造一批文化旅游地标，持续推进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和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等精品线路建设。有鉴于此，足可期待广东地区学宫资源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在政策加持下真正落地并走向深入。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乐育书院第二届“创育杯”科研训练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