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自主支持与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自尊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 Use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Sense of Life-Meaning

摘要: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初中生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然而大部分的初中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青少年长时间和高频率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负性情绪、学业不良、退缩和逃避行为等问题的发生。本研究采取整群方便抽样方式，从佛山市禅城区两所初中选取6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尊、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2)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而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3)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负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揭示了父母的自主支持是解决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it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common phenomen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use mobile phones. However, mos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unreasonable behaviors in using smart phones, mainly manifested as teenagers’ long-term and frequent use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s,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modeling, resulting in negative emotions,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ithdrawal and avoidance behavior. In this study, 6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middle schools in Chancheng District of Foshan City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self-esteem, life-meaning seeking and life-meaning own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2) self-esteem and life-meaning owning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use, while life-meaning seeking can positively predict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use; (3) self-esteem and life-meaning owning play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on the use of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life-meaning seeking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on the use of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4) self-esteem and life-meaning owning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self-support on the use of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parents’ autonomous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olving the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 u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an provide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1. 引言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初中生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但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缺乏自控能力，而智能手机的设计本身非常符合人的需求，因此初中生手机成瘾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严重影响初中生的正常学业和人格健康的发展。然而，大部分的初中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非成瘾性的行为，而是不合理的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也称为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主要表现为青少年长时间和高频率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负性情绪、学业不良、退缩和逃避行为等问题的发生。因此，研究初中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导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心理形成机制中，无论是人格特质、情绪还是自尊、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等都与家庭的教养方式，特别是父母的自主支持密切相关。父母自主支持对个体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但父母的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机制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对父母自主支持、自尊、生命意义感和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四者的关系进行探究和分析，并以自尊和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父母自主支持是否通过自尊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正确、有效的干预手段，提升初中生的自尊水平和生命意义感，改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ites, SNS)是个体通过互联网应用程序与他人公开进行分享内容的平台(Boyd & Ellison, 2007)，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社交网络是一种展示自我和进行社会交往的新平台，对社交起到了补偿性的作用(姜永志等，2016)。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network sites use)也称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成瘾等，是基于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概念上衍生出的概念，指由于在移动端上长期过度使用社交网络，导致个体生理不适以及消极心理状态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Moreau et al., 2015)。最早提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s Use)这一概念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外学者是Laconi等人(2014)，他们认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指个体对社交网络不恰当、过度或长时使用所造成的适应性心理状态和行为，仅仅是偏离常态的、轻度至中度问题，并没有严重到产生认知、情感或人格障碍等精神疾病特征。我国学者姜永志等人(2016)对问题性社交网络这一现象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是一种过度(时间长、强度高、消耗精力多)使用社交网络，包括社交媒体、应用等，导致不可控制的延长使用时间，因此产生心理苦恼、生理不适、行为、学业与人际关系等问题的现象。这种心理行为现象处于正常的社交网络使用和社交网络成瘾之间。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但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缺乏自控能力。而智能手机的设计本身非常符合人的需求，因此初中生手机成瘾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严重影响初中生的正常学业和人格健康的发展。然而，大部分的初中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非成瘾性的行为，而是不合理的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也称为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主要表现为青少年长时间和高频率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负性情绪、学业不良、退缩和逃避行为等问题的发生。

父母自主支持(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被认为是父母造就儿童自主性行为的一种积极教养方式，具有自主性、支持性和共情性。父母自主支持是指子女感知到父母对其感受的关注和观点的接纳，并且父母为其提供了关于问题选择的信息和机会，同时被鼓励追求目标，在这过程中不感受到明显的被控制(Joussemet, Koestner, Lekes, & Landry, 2005)。父母心理控制与父母自主支持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两个不同视角，都可显著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包括网络游戏成瘾) (邓林园等，2021)。申子姣等(2012)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如自主支持)通过对孩子自我选择和决定的鼓励，提供了一个安全、包容、支持的家庭氛围，这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冲动性水平，从而降低网络游戏成瘾水平；反之，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如心理控制)通过对孩子自我的伤害和独立性的阻断，可能会提高青少年的冲动性水平，从而导致更多的问题行为(邓林园等，2021)。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具有保护作用(陈云祥等，2018)，更容易促进青少年良好的心理适应性发展(Griffith & Grolnick, 2014)温暖的家庭环境能预防青少年出现对社交网络不合理使用行为，当父母对青少年的网络媒介使用进行监管时，那些采用自主支持的限制型监督方式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降低自己使用社交网络的频率与时间(Laura & Joshua, 2020)。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尊重“estee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estimate”，即“估计或评价”，故自尊(self-esteem)最初的定义为“个体对自己的自我评价”。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1890)认为自尊是个体体验到的自身价值，当个体实际的成就与自身抱负相差悬殊较大时，自尊水平降低，反之升高，他用“自尊 = 成功/抱负”来表示自尊。我国学者黄希庭等(2003)从我国文化背景出发，指出自尊即为自我价值感。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自尊的定义有所不同，但都会涉及个体对自己价值的评定与情感体验。Hashima和Amato (1994)的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自尊有密切的关系，父母的支持、鼓励可以促进儿童自尊的积极发展，而约束限制的不支持行为则会阻碍儿童自尊的发展。父母对子女积极支持、宽松民主，容易使子女形成积极正确的自我评价，有利于提高自尊水平，相反，则会阻碍自尊发展(周碧薇，黎文静，刘源，2008)。此外，自主支持教养条件下的青少年会拥有更多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得到更多的倾听和尊重，因此也会形成更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评价(Bean & Northrup, 2009)，从而具有更高的自尊(张景焕等，2013；Deci & Ryan, 1995; 彭顺等，2021)。自尊作为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对社会适应性行为、认知活动及品德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自尊的发展有助于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张静，2002)。低自尊与青少年社交焦虑显著相关(张亚利等，2019)，而且是吸烟、酗酒，以及手机、网络成瘾等不良适应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Sariyska et al., 2014; Hale et al., 2015)。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自尊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心理治疗大师Frankl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二战中集中营的痛苦经历促使他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思考，他所著的《活出意义来》将生命意义感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Frankl (2005)认为生命意义就是个体生命中独有的目标，人类具有寻找生命意义的动机，人的一生都致力于去发现和寻找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的本能。Lambert等人(2010)对青少年进行的五项研究发现，家庭关系是生命意义的有力来源，有助于产生生命意义感。例如亲子依恋(马茜芝，张志杰，2020)、父母情感温暖和拒绝否认(周娟，2009)以及家庭满意度(Yoon & Ha, 2011)等均对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Kealy 等人(2022)探讨了青少年童年时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自主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网络成瘾(Zhang et al., 2015)，酗酒(Thurang & Tops, 2012)等消极行为呈负相关关系。高生命意义的人会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Steger et al., 2006)从而较少需要从手机的世界中寻找快乐。反之，缺乏意义感的个体，会更加空虚和无聊(葛续华，2016；Melton & Schulenberg, 2007)，需要用手机填补这些空白。高自尊的个体会展现出更多的自信，积极的情感体验也会让他们更容易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应激状态下会提高调节和适应能力，减少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李虹，2006)，感知到对事件的掌控力和自我价值，因此自尊对生命意义感具有预测作用(柳之啸，吴任钢，2018)。在意义感维持模型的建构过程中发现，个体通过维持自尊获得生命意义感(Steven et al., 2006)，即自尊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Steger et al., 2006)。柳之啸、吴任钢(2018)在研究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机制时指出，自尊通过心理控制源等预测生命意义感。李永雪等(2020)表示高自尊个体能够从生活中获得更多愉悦体验，维持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假设：

H3：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自尊和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采取整群方便抽样方式，从佛山市禅城区两所初中分别选取6个班，共12个班，每所初中选取初一到初二年级各3个班作为研究样本。一共发放问卷约600份，收回问卷592分，问卷的回收率为98.7%，有效问卷561分，问卷有效率为94.76%。

2.2.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用集体施测方式收集数据，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力求发放问卷的过程客观公正，确保学生的问卷填写结果客观、真实、有效。研究一次性发放4个问卷，完成时间大约15分钟，问卷填写完毕后收回。对收回的问卷进行筛查，剔除无效问卷。使用SPSS 21.0、Mplus 7.0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2.3. 研究工具

2.3.1. 父母自主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Wang、Pomerantz和Chen (2007)对Robbins等学者编制和修订后的《父母自主支持量表》。该量表共有12个题目，如“父母允许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父母通常愿意从我的立场来考虑事情”，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到5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则代表父母自主支持水平越高。

2.3.2. 自尊量表

本研究采用Rosenberg (1965)等人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本量表为单维度问卷，共包含如“我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别人不相上下”，“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有时我的确感到自己很没用”等10个题目。其中，第3、5、9、10为反向计分，第8题为正向计分(田录梅，2006)。该量表使用Likert 4级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被试的自尊水平发展越好。

2.3.3. 生命意义感问卷

本研究采用姜永志和金童林(2018)编制的《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共20个题目，分为五个维度：黏性增加，如“我每天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登录和查看朋友圈”；生理损伤，如“长时间使用手指滑手机屏幕，常使我的手指肌肉酸痛”；错失焦虑，如“当手机突然连不上网，无法查看社交App时，常会感到担心和焦虑”；认知失败，如“由于售后机移动网络的便利，使我很少用脑子去记忆，这也导致了我的记性越来越不好”；负罪感，如“因使用社交网络而耽误了正事，常会感到后悔玩手机耽误了时间”。问卷使用李克特5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倾向越严重。

2.3.4. 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评估问卷

本研究采用姜永志和金童林(2018)编制的《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共20个题目，分为五个维度：黏性增加，如“我每天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登录和查看朋友圈”；生理损伤，如“长时间使用手指滑手机屏幕，常使我的手指肌肉酸痛”；错失焦虑，如“当手机突然连不上网，无法查看社交App时，常会感到担心和焦虑”；认知失败，如“由于售后机移动网络的便利，使我很少用脑子去记忆，这也导致了我的记性越来越不好”；负罪感，如“因使用社交网络而耽误了正事，常会感到后悔玩手机耽误了时间”。问卷使用李克特5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倾向越严重。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仅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来收集研究数据，变量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程序方面已经进行了相应控制，例如被试匿名填写问卷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分析数据前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时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解释了59.28%的变异，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28%，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青少年父母自主支持处在中等偏上水平(M = 3.32, SD = 0.81)；自尊水平处在中等偏上水平(M = 2.86, SD = 0.57)；生命意义感拥有水平处在中等偏上水平(M = 4.47, SD = 1.48)；生命意义感寻求同样处在中等偏上水平(M = 5.02, SD = 1.27)，但是高于生命意义感拥有；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处在中等偏下水平(M = 2.26, SD = 0.80) (见表1)。

采用Pearson相关考察父母自主支持、自尊、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和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 父母自主支持和自尊与生命意义感拥有和生命意义感寻求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2) 自尊与生命意义感拥有和生命意义感寻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关系；(3) 生命意义感拥有与生命意义感寻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4) 生命意义感寻求生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该结果为后续中介效应分析提供了依据(见表1)。

Table 1. The main research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1. 主要研究变量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3.3. 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研究：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在Mplus中，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估计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在使用Mplus构建模型之前，采取平衡法对父母自主支持和自尊的题目进行打包处理(Bandalos, 2008)。

结果表明，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² = 134.622，df = 54，RMSEA = 0.052，CFI = 0.970，TLI = 0.958，SRMR = 0.033。如图1所示，模型的结构部分表明，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0.35, p < 0.001)；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29, p < 0.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2)，自尊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3.4. 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研究：生命意义感拥有和生命意义感寻求的平行中介效应检验

为在Mplus中，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估计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在使用Mplus构建模型之前，采取平衡法对父母自主支持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和生命意义感寻求的题目进行打包处理(Bandalos, 2008)。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elf-esteem

图1. 自尊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2. Self-esteem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able

表2. 自尊中介效应分析表

结果表明，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² = 476.636，df = 195，RMSEA = 0.051，CFI = 0.936，TLI = 0.926，SRMR = 0.056。如图2所示，模型的结构部分表明，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寻求(β = 0.13, p < 0.05)和生命意义感拥有(β = 0.42, p < 0.001)；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20, p < 0.001)；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27, p < 0.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3)，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Figure 2. Mediation effect model of self-esteem

图2. 自尊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3. Analysis table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ense of life meaning

表3. 生命意义感不同维度中介效应分析表

3.5. 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会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研究：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为在Mplus中，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估计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在使用Mplus构建模型之前，采取平衡法对父母自主支持和自尊的量表题目进行打包处理(Bandalos, 2008)。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变量间的结构关系，模型的测量部分被省略。结果表明，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² = 555.192，df = 231，RMSEA = 0.050，CFI = 0.937，TLI = 0.926，SRMR = 0.053。

如图3所示，模型的结构部分表明，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0.35, p < 0.001)、生命意义感拥有(β = 0.24, p < 0.001)；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23, p < 0.001)，显著正向生命意义感拥有(β = 0.51, p < 0.001)；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21, p < 0.001)；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β = 0.15, p < 0.05)。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4)，“自尊→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自尊→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中介作用不显著。

Figure 3. A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on life meaning seeking

图3. 父母自主支持对生命意义寻求影响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chain mediated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on life meaning seeking

表4. 父母自主支持对生命意义寻求影响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

4. 讨论

(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尊水平，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其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自尊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1和H2得到了验证。这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父母的自主性支持与青少年较高的自尊、积极情绪(Gong & Wang, 2023)显著相关。父母自主支持水平比较高的环境可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Downie, 2007)，而且有利于个体内部动机(Reeve et al., 2002)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Soenens, 2005)，从而形成健康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Deci & Ryan, 2000)。此外，自主支持教养条件下的青少年会拥有更多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得到更多的倾听和尊重，因此会形成更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评价(Bean & Northrup, 2009)，从而具有更高的自尊(Deci & Ryan, 1995; 张景焕等，2013；彭顺等，2021)。

有研究显示，个体的自尊水平可以显著预测手机依赖，个体自尊水平越低，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涂小莲等，2019)，进而产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王闪闪，2021)。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Katz, 1974)，多种社会原因造就了社交网络的使用需求：如社交网络的匿名性、可选择性等特征，使得人们更愿意通过社交网络来缓解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焦虑、冲突与压力；人们有机会在社交网络中寻求某些需求的满足，而这些愿望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受挫的；社交网络能够沟通交流的群体比起现实生活圈中所能接触到的人群要多得多。因此，在社交网络中更能寻求到群体价值的认同等。初中生也同样如此，他们使用社交网络去满足某些心理需求，如获得成就感、提高自信心、缓解抑郁等负面情绪。自我提升也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目的之一，这些青少年利用社交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选择性等特点夸大自己的优势，隐藏自己的劣势，甚至通过虚构个人特质的方式来获得成就感，因此现实生活中越难以拥有自尊和自我认同，他们就越会沉溺于社交网络所带来的满足中，最终产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Bright et al., 2015)。

(2)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但是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正向预测作用，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中起正向预测作用。假设H3没有得到验证，因为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方向不同。

Steger等人(2006)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对生命的领悟和理解，并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使命和任务，包括意义感拥有和意义感寻求两个维度(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个体感知到处于父母自主支持环境中时，其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Downie, 2007)会提高，并有助于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形成，帮助孩子探寻自我并对生命拥有清晰的认识。因此，青少年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自主支持越多，进行更高的生命体验，他们将拥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并且父母的自主支持也会使青少年产生更多的主动性(Cai & Lian, 2022)，尤其是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给予了孩子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并鼓励他们独立活动和进行情感表达(张皓辰，秦雪征，2019)，子女也就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水平(Aslam & Sultan, 2014)去探索生命意义感。因此，父母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了生命意义感寻求。

研究结果与一些现有研究存在差异，学者们都将两个维度作为生命意义感一个变量探究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作为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两者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是相同的，如生命意义感可以减少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胡婧，王詠，2023)，增加青少年的自我控制(智佳琪，晏碧华，2022)和时间管理能力(于晓琳，杜婷淑，2023)。但也有研究支持了本研究结果，寻求和拥有作为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在对一些变量的影响中也是不同的，如丧亲青少年的反刍可以通过减少生命意义感拥有的中介作用对他们的创伤后成长造成消极影响，而通过生命意义感寻求的路径却不显著(张警辉等，2021)；生命意义感寻求与手机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而生命意义感拥有与手机成瘾倾向显著正相关(张秀阁等，2019)。这是由于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自身特点造成的，很多研究者发现生命意义感拥有能够很好的减弱成瘾等偏差行为的产生。Melton和Schulenber (2007)的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拥有较弱会导致无聊倾向的增加，进而使个体通过其他成瘾和偏差行为进行填补。社交网站对青少年来说是新奇的，长时间使用以及逐渐对其产生的依赖性。此外，生命意义感拥有低的个体会更多地关注当下具体的生活内容(Vallacher & Wegner, 1985)，难以抵制诱惑性刺激和冲动(Vohs & Schmeichel, 2003)，容易沉迷于成瘾等偏差行为。

高生命意义感寻求的个体正处于迷茫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自我认知，Brassai等(2012)指出，生命意义感寻求是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启动器，社交网站的便利性也恰恰满足了高生命意义感寻求者的需求，他们通过社交网站探求自我并逐渐沉迷其中。此外，Reker和Wong (1988)对生命意义进行了四个层次的划分，从浅入深分别为：享乐和舒适、个人成长、服务他人和自我超越。生命意义感寻求高的个体大多处于最低层次，过多进行享乐和舒适，进而造成了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在链式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中，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作用显著。自尊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拥有，但对生命意义感寻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假设H4没有得到验证，因为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对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预测方向不一致。根据林崇德(2003)对自尊的定义，自尊是具有评价意义的自我态度体验，是一种对自身自我价值感的感知与体验(黄希庭等，2003)。这种体验是一种认知，根据Reker和Wong (1988)对生命意义的具体分析，自我认知正是生命意义的认知维度(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动机维度(对有意义目标的追求)和情感维度(目标实现后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三个维度中认知维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高自尊的青少年拥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拥有水平。

此外，自尊是一种自身的状态，是一种对过去行为综合评估后的体验，是个体行为产生的结果，因此高自尊的个体也将拥有其他心理特质的体验，而较少去促进其他行为的产生。生命意义感寻求是个体为满足自我需求和对自我的清晰认识而产生的准备状态，这种状态因自我缺失而产生。而自尊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不是自我缺失的状态。因此，自尊并不会显著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寻求。

5. 结论

(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尊、生命意义感寻求和生命意义感拥有；(2)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而生命意义感寻求可以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3)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负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寻求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 自尊和生命意义感拥有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