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我在心理学上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在这之后，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了探索。自我构建理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Markus和Kitayama将自我构建划分为独立自我构建和依存自我构建两种类型 (Markus & Kitayama, 1991) 。独立自我构建的特色是强调自己内部特质的表达。它是美国以及很多西欧国家自我类型的非常明显的例证。但是在亚洲等很多东方文化中，使自己和他人建立联系，从而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自我被称为依存自我构建 (Markus & Kitayama, 2010) 。1996年Brewer等人进一步发展了Markus和Kitayama的理论，他们认为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是人类身上的两种基本需求，这两种需求并不矛盾，个性和人际关系这两种需求在自我构建的时候是在人的身上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独立性自我构建和自我构建在个人身上都有体现，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Brewer & Gardner, 1996) 。根据稳定性的不同，自我构建又可以分为特质性自我构建和情景性自我构建。在对自我构建进行测量的时候，对于稳定的特质自我构建，由于其在形成之后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可以通过问卷来进行测量，而对于不稳定的情景自我构建则需要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激活来测得 (Markus & Wurf, 1987；刘艳，2011)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稳定的特质自我构建(包括独立自我构建和依存自我构建)，因此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来进行测量。
在进行代际研究的时候，很多研究直接根据被试的年龄来将被试划分为不同的代际。例如，于长永在调查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的时候，将被调查者根据年龄将其划分为50~90年代人，并且分别代表各代际的群体，进行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研究 (于长永，2012) 。成艾华等人在调查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的时候，也是根据被调查者年龄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代际，然后进行研究 (成艾华，姚上海，2005) 。已有研究表明，年龄和代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年龄称谓定义代际的唯一变量 (Egri & Ralston, 2004) 。因此本文沿用这种方式，通过被调查者的年龄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代际，从而进行自我构建代际差异的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十分频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人的自我构建。由于自我构建对人的认知、动机以及情绪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Kitayama, 2011) ，因此自我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以往有关自我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构建的影响因素，自我构建产生的结果以及自我构建的跨文化比较等方面 (Houston, Edge, Anderson, Lesmana, & Suryani, 2012; Imada, 2010; Talhelm et al., 2014) 。而有关中国人自我构建的代际差异的文章十分罕见。此外，在进行研究时，大多数文章都是将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当作一个维度的两个极端来进行研究，将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看出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事实上根据Brewer和Gardner的研究，将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维度更加合理。其次，根据前人研究，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独立性自我构建的上升。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现代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大，那么中国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是否也会上升？中国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在这种环境下是会下降还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保持不变？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不同代际出生的中国人在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方面是否存在着代际差异以及将独立性和依存性看作两个独立维度后探讨中国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的变化趋势。
2. 研究一
2.1. 研究方法
2.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0年的广东省的入户调查，共涉及广东省的13个区县。调查共回收问卷1103份，删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得到有效问卷949份。其中男性473名，女性476名。被调查者出生年份从1940年到1992年(18~70岁)，平均年龄40.35岁。已有研究表明，年龄和代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年龄称谓定义代际的唯一变量 (Egri & Ralston, 2004) 。按照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本研究以10年作为一个代际的时间跨度，将被调查者划分为5组，即194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这5组分别代表1940s、1950s、1960s、1970s、1980s出生的5代人。由于本次调查中最小出生年龄为1992年1990~1992年被试数量较小且不能很好代表1990 s的人，所以在此不进入分析。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2.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条目来自于中文版自我建构量表。Singelis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是目前国外研究自我构建中采用最多的量表，该量表共包括24个条目，其中测量独立自我建构和依存自我构建各12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7点评分 (Singelis, 1994) 。有研究者探讨了自我建构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发现，中文版量表的所有条目与其对应的分量表的相关在0.41~0.83之间，其中独立和依存两个自我建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和0.76，因此中文版自我建构量表(SCS)具有良好的信度 (王裕豪，袁庆华，徐琴美，2008) ，可以用来测量中国人的自我构建。在对被被调查者的独立性进行调查时，本研究选取了独立自我构建的三个条目，分别为“拥有活跃的想象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喜欢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个人特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每个条目采用七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这三个条目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而且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63，可以接受。被调查者在这三个
Table 1.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Guangdong’s objects
表1. 广东省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变量
条目的平均得分越高，说明其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强；反之得分越低，则说明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弱。在对被调查者的依存性自我构建进行调查时，本研究选取了依存自我构建的三个条目，分别为“我会为了我所在的群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兴趣”；“我认为与他人的关系比我个人的成就更重要”；“尊重群体的决定对我来说很重要”每个条目同样采用七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这三个条目表面效度好且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可以接受。被调查者在这三个条目的平均得分越高，说明其依存性自我构建越强；反之得分越低，则说明依存性自我构建越弱。
2.2. 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19.0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2.2.1. 独立性自我构建
被调查者的独立性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代际的变化，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F(4,899) = 4.56，p < 0.01，说明5个年龄组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经LSD事后检验，发现出生于1940~1949的一代人与1960~1969 (p = 0.053)、1970~1979 (p < 0.01)、1980~1989 (p < 0.01)三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1950~1959的一代人与1970~1979 (p = 0.096)、1980~1989 (p < 0.01)两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差异显著，1960~1969年和1980~1989 (p < 0.05)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差异显著。表现为出生越晚的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越高、独立性越强。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代际和独立性自我构建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代与独立性自我构建进行了回归分析。考虑到“性别、经济收入”会对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产生影响，我们对每一代人的“性别”和“家庭平均收入”加以控制，计算出生年代对独立性自我构建的影响，得到β = 0.11 (p < 0.001)，决定系数R2 = 0.03。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经济因素后，出生年代仍然能够解释1940s~1980s五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变化。结合描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5个年龄组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整体表现为独立性自我构建逐渐增强。
2.2.2. 依存性自我构建
被调查者的依存性自我构建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代际的变化，依存性自我构建得分基本保持不变。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F(4,899) = 1.61，p = 0.17，说明5个年龄组的依存性自我构建得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各代际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没有差异。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代际和依存性自我构建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代与依存性自我构建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得到β = 0.04 (p = 0.29)。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各代际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不变。
Table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Guangdong province)
表2. 不同年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的描述性统计(广东省)
3. 研究二
3.1. 研究方法
3.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的辽宁、江西、湖北、广东、甘肃、陕西六个省份的入户调查，共涉及119个区县。调查共回收问卷4281份，删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991份。被调查者出生年份从1923年到1995年(18~90岁)，平均年龄35.51岁。由于1923年到1949年的被试数量较少，因此将其归为一类。由于本次调查中最小出生年龄为1995年，因此将1990~1995归为一类，其他组按照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以10年作为一个代际的时间跨度进行分组。被调查者一共分为6组，即1923~1949、1950~1959、1960~1969、1970~1979、1980~1989、1990~1995。这6组分别代表1950s以前、1950s、1960s、1970s、1980s、1990s出生的6代人，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3.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编的自我构建量表，条目来自于成熟的自我构建问卷。通过召开专家咨询会的形式对量表的每一个条目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使量表的内容效度得到保证。通过对3991人的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KMO = 0.75，χ2 = 3807.64，df = 15，p <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斜交旋转方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58.56%。这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独立自我构建和依存自我构建，测量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的各3个条目。本研究的独立自我构建条目为“我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地不依赖于他人。”；“当面对一个棘手的个人难题时，最好自己决定怎么办，而不要跟随别人的意见。”；“我会有意地做一些事使自己不同于我周围的那些人。”每个条目采用七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这三个条目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而且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67，可以接受。被调查者在这三个条目的平均得分越高，说明其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强；反之得分越低，则说明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弱。本研究的依存性自我构建条目为“在做学业规划、职业规划或婚姻决定时应当考虑父母的意见”；“即使在我非常不同意他人意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避免争执。”；“我认为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应当考虑他人的想法和反应。”每个条目采用七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这三个条目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而且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62，可以接受。
3.2. 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19.0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3.2.1. 独立性自我构建
被调查者的独立性自我构建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代际的变化，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虽然在上下波动，但是有上升的趋势。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F(5,3985) = 2.55，p < 0.05，
Table 3.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six provinces’ objects
表3. 6 省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变量
Table 4.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six provinces)
表4. 不同年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的描述性统计(六省)
说明5个年龄组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经LSD事后检验，发现出生于1923~1949的一代人与1950~1959 (p = 0.068)、1990~1995 (p = 0.070)两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1950~1959一代人和1960~1969 (p = 0.054)，1970~1979 (p < 0.05)两代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有显著差异。1960~1969的一代人与1990~1995 (p < 0.05)一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差异显著，1970~1979的一代人和1990~1995(p < 0.05)的一代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差异显著。表现为出生越晚的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越高、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强。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代际和独立性自我构建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代与独立性自我构建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家庭收入”后，计算出生年代对独立性自我构建的影响，得到β = 0.036(p < 0.05)，决定系数R2 = 0.006。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经济因素后，出生年代仍然能够解释1923~1995六代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变化。结合描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5个年龄组的独立性自我构建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整体表现为独立性自我构建逐渐增强。
3.2.2. 依存性自我构建
被调查者的依存性自我构建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代际的变化，依存性自我构建得分基本保持不变。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F(5,3985) = 1.06，p = 0.38，说明5个年龄组的互依性自我构建得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各代际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一致。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代际和依存性自我构建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代与依存性自我构建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得到β = 0.04 (p = 0.23)。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各代际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不变。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2010年调查了广东省的13个区县不同代际人们的独立性自我构建以及依存性自我构建。通过单因素方差检验和回归分析的方式，在控制了性别和收入的影响之后对不同代际人们的自我构建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表现出出生越晚的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得分越高、独立性自我构建越强的特征，而各代际人们依存性自我构建则保持一致，没有显著差异。为了研究这种现象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在2013年扩大调查范围，调查了辽宁、江西、湖北、广东、甘肃、陕西六个省份的119个区县。研究依然发现，中国人随着代际的变迁独立性自我构建越来越强，而依存性自我构建保持不变。我们推测中国人独立性自我构建随着代际变迁越来越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提高，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可以使人更加容易达成个人目标，从而使得中国人的独立性自我构建越来越强 (Allik & Realo, 2004; Hofstede, 2003) 。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模式已经被现在的只有父母和孩子这样的小核心家庭所取代，这也是导致中国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Cao, 2009) 。我们推测中国人的依存性自我构建随着代际的变迁保持不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联系依然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在自我构建时，中国人依然希望建立依存关系，从而使自我更加大众化。从而导致中国人依存性自我构建保持不变 (Markus & Kitayama, 2010) 。本研究使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各代际中国人的自我构建情况提供了实证依据，丰富了自我构建在代际上的研究。
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受问卷调查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被试在填答问卷时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今后可以使用IAT内隐测量或者用文化产品的方式，例如常见名字百分比 (Twenge, Abebe, & Campbell, 2010) 等不受社会赞许性的方式来观察自我构建的变化趋势。其次，关于中国人独立性自我构建和依存性自我构建的解释，我们只是从理论层面来进行推测这种变化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今后可以通过收集各种与之相关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的方式来为这一推论提供实证依据。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中国科学院规划与决策科技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社会态度与集群行为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研究”(GH1104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