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道主义”在西方的历史长河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就连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其实也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是“陈腐的人道主义”、“虚假的人道主义”即：脱离群众的人道主义。鲍威尔只是加入了人道主义的潮流，只是染了人道主义的味道，而实际上却是反人道主义的，是漠视群众生活和现实批判的[1] (p. 54)。人道主义不应是解决人的问题的虚假口号，不应只是一种标签，不应是对人性的抽象解读，而应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心，应该是人的生存的各种问题的切实关注和解决 [2] (p. 55)。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人性论，而是具体的也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就真正在其“唯物性”上，它注重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 [3] (p. 11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开篇序言当中就针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得出了：“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和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4] (p. 7)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要通过批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4] (p. 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和以前的一切哲学不同的观点：即，“真正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为基础，追求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立足未来、关心群众的人道主义必须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即：“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真正面对现实，真正关心群众尤其是贫穷的工人阶级，真正看到社会生活违反人性的根源 [2] (p. 54)。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他们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对于深刻认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真正的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
2. 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出的背景
在写作《神圣家族》一书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属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派。恩格斯在听了谢林的讲座之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等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马克思在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思想的影响之后也逐步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有其不合理之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逐步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离现实的土壤越来越远，青年黑格尔派是在远离现实的“思想楼阁”当中寻找社会发展的答案，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绝对难以接受的。这就为二人“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有着不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二人却都有着同样的对广大劳苦大众的同情。马克思的父亲以及对他影响深刻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都是主张和向往自由与进步的自由主义者。这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终其一生的影响。马克思从中学时代起就立志要为“人类的幸福”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所收马克思最早的著作是他17岁(1835年)在特利尔中学毕业考试时所写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篇论文当中少年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要把“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已经认识到个人职业选择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一指针和选择使马克思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他自己的一生。他极其认真负责地使用了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尊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恩格斯出身于英国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他是一位充满了激情的英国少年，他不满足于父亲对他的要求去经商发财，而更愿意为了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奉献自己的一生。身处商业发达的英国使得恩格斯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这就使他切身的体会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由于参加了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创造历史过程当中所迸发出来的无穷力量，他们从此脱胎换骨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但是两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目标，那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而工作。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神圣家族》并提出“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奠定了共同的价值追求。
3. “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所致力于完成的任务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在《神圣家族》开篇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声明：“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和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4] (p. 7)。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纯主观主义的“虚假的人道主义”所提出来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的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所理解的人是指他们自己即“精神的人”，“精神”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来说是纯粹的“有”而群众在他们眼中则是绝对的“无”。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我们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都是围绕着“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进行的。因此，我们研究“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明确其主体、客体以及其实现途径。
3.1.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主体
在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由于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哲学”的研究中“不接地气”和脱离群众所以不可能找到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从事他们的变革社会现实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宣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的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他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他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些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4] (p. 102)。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指责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认为群众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他们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他们看来，群众不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而是把历史“搅黄”的“乌合之众”。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只有“批判的批判家”才有资格谈论历史和开创历史。宇宙之中唯一存在的就是那个大写特写的“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人的精神，不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不能在“天上的云雾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能否满足革命群众利益需求是资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他们回应批判道：“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于不同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4] (p. 104)。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产业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全面发展并获得“自由个性”，而这种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格养成，才有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合格成员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道：“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的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 (p. 10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当中“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主体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而不应该是思辨的哲学家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他们的革命也是最彻底的。正是这些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的外观”，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供他们失去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 (p. 104)。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物质生产上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在“精神”领域也认为人民群众优越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4] 这些都深刻的表明了“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从人的“纯主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社会的力量，而是和青年黑格尔派相反，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主的群众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3.2.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是黑格尔的忠实“粉丝”。他们之所以当时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在退化为“自由人”之前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利用并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方面，旨在维护主体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要求在当时的普鲁士德国进行英法式的启蒙，重新兴起对政治自由的肯定，并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理性的批判态度，表现出了明显的激进民主主义倾向。但借此，马克思却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绝对主观主义因素，而这又是脱离现实和背离激进主主义思想路线的。”[5]
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现实上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且还会将群众带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理论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也是在开哲学发展的“历史逆行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就是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进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在“纯思辨”哲学家那里自我意识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不是现实的人的属性而是独立的主体，现实的人倒成了自我意识的属性 [5]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释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到底是思辨的“自我意识”还是“人的本质力量”。毋庸置疑，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了他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根本，强调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赞美人的自由和幸福，追求人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也一样讲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讲人的价值和尊严，讲人的全面发展 [6] (p. 128)。以广大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就是要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追求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显然青年黑格尔派极力的反对到世俗当中去寻找推动社会发展的本质力量，而主张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批判认为“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4] (p. 109)。批判家们标榜改造世界应当是他们头脑中的事业，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大脑的活动。认为只要消除了人们“意识”中比较不好的影响社会就会变得和谐美好，这是典型的乌托邦思想。群众则认为改造世界的任务只能在现实的尘世当中才能进行，也因此只有在现实当中对世界进行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他是一个老太婆，而将来仍将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擦脂抹粉，把它那干瘪的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4]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的本领不是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被揭露的东西。”[4] (p. 69)。所以“真正的人道主义”以“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是说一切都应该以最大限度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为基本的准则 [7] 。我们不能仅仅在观念上萌生改变世界的想法，必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3.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借助于批判布鲁诺阐明了群众史观、实践立场，而群众史观和实践立场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实际的活动，即实践。对于鲍威尔而言，消除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只要在观念上有消除异化的“想法”就可以了，对现实的超越只要有超越现实的“想法”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财产、资本、雇佣劳动等绝不是思辨的幻想，而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现实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逐步的认识到脱离实践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能实现真正的对人的关怀；脱离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的思想也不能为人民找到一条适合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反对鲍威尔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向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就绝对不能停留于观念上的扬弃，甚至不能是现代社会内部的某种修整，而必须是通过改变现实状况的现实的社会革命，也即是通过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目标是消除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们之间普遍的自由和平等。”[5] 。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的认识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完全将“思想”和“实践”脱离开来，他们认为只有在人们的思想当中才能完成相应的革命。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及其门徒们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他们不能找到真正适合社会向前发展的正确道路。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思想”上的社会改造只能给无产阶级和社会上绝大部分劳动者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公正。单靠思想上的改造明显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 (p. 103)。革命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就一定要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必须把革命的理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是真正的结合起来；把宣誓主义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离开实践的“纯思辨”哲学会在历史面前“出丑”，同样离开理论指导的“纯直观”的实践也不会有力的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和《神圣家族》当中已经发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当中感觉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他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的过程当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当中则感觉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地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和他那种公开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4] (p. 44)。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天生的“伴侣”和天生的“敌人”。有产阶级的产生带来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同时有产阶级也带给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有产阶级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当中是“财产”的绝对的占有，而无产阶级只有对“贫困、灾难、流浪、乞讨”等绝对的占有。这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被“唾弃”的情况下，在已经失去了人的“全部的生存外观”的情况下必然会“揭竿而起”。因为无产阶级除了贫困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失去了。那么为了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在无产阶级那里就是“革命领袖带领人民通过社会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扬弃在资本压榨下令人沮丧的‘失乐园’的‘悲惨世界’，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复乐园’的幸福生活”[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为社会的变革开出的是不同的药方：一个是改造社会现实处境与社会现实，一个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与人性。神圣家族的成员们认为想要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只要到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行改造就可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现世的幸福只有到现实的实践改造中才能实现，造成人性阴暗和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畸形的社会现实，因此寻求人民幸福的药方，也应该在改造现实关系的过程当中觅得。所以，想要寻求人类的真正的解放就要到人民群众的实践当中去寻找而不能停留在“纯思辨”的哲学论争方面。要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就要依靠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4. “真正的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联系
《尚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的传统的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当中古已有之。但是在当时的封建中国实现“以人为本”是一种“痴人说梦”。历史是一面镜子，放眼全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动荡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始终不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一切政策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1世纪初，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当中阐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的就是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力量。以人民群众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主力军。这和“真正的人道主义”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思想相一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客体追求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强调人是一定环境和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4] 。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自我意识”当中去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当代中国营造适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吻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也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相一致。都是让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在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创造历史，推动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