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柳晟俊(1943-)，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教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际知名汉学家，其唐诗研究在华影响可谓韩国学者中的第一人。
柳晟俊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是唐诗研究，而其唐诗研究从王维研究入也从王维研究出，以王维研究为突破点与重点。柳晟俊在《唐诗考论》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文学者，包含情思之谓也。或创作或研究，始判为二途；创作者以情为主，研究者以思为本。然研究诗学，则须兼备二者。诗以性情为贵，故情因智生，智缘情发；欲究诗意之源，则以思为主，思因智深，智缘思明，是以欲窥诗学之堂奥，舍此莫之致也[1] 。”这也可视为柳晟俊对自己研究特点的精辟概括，也生动反映了他对中国诗学的认同与接受，即化理为情、以情化理而情理互融相生的诗学模式。我们以为，柳晟俊的唐诗研究的诗性特点，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诠释与解读。
2. 以“性情为贵”，其唐诗研究以王维研究为重
柳晟俊集其一生的几乎所有精力，在唐诗研究上获得了重要开拓与炬硕成就。柳晟俊在华的学术影响，主要在王维研究上。傅璇琮先生在为柳晟俊《唐诗论考》所作序中指出：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研究人数上，已经超出了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发表论着最多的就要推柳晟俊教授了。他很早就从事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研究”[1] 。
韩国是汉学传统十分深厚的中国邻邦，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韩国中国学界研究的重点。韩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甚多。据2001年《中语中文学》第28辑附录介绍，韩国有1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6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韩国已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注释本约有1500余种，其中唐诗研究成果达700余种。韩国学界对隋唐五代诗歌的研究，数量上及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他时期。重要研究者有车柱环、张基槿、金学主、李炳汉、李锡浩、崔完植、许世旭、金哲洙、金在乘、池荣在、李章佑、李东乡、柳晟俊、宋天镐、金乙洙、李钟振、李鸿镇数人，另外还有汉文学者李丙畴、赵钟业、孙八洲、南润秀等。年龄在50岁上下的学者有河云清、郭利夫、李浚植、金性心、李宇正、李京奎、金泰凤，黄瑄周、李治沫、安炳国、俞圣浚、金成文、俞炳礼、高八美、李永朱、金盛坤、李南容等，他们将主导唐诗研究的未来。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为主，中国古典诗歌又以唐诗研究为重，而这些唐诗学者中则又以柳晟俊的影响最大1。朱靖华先生在柳晟俊《王维诗比较研究》序中指出：“韩国外国语大学东洋大学院院长柳晟俊教授，是韩国当今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积极开拓者。他的勤奋耕耘、敏捷善论的才能，早已为学界所熟知；而他的丰硕成果，更是令我钦羡不已。他现已有专著30余册，论文约130余篇，成为韩国80年代以来出版发表论着最多的一位教授学者。他还不仅仅是专业于唐诗之研究，诸如屈原辞赋、魏晋文学、儒释道文化、明清诗论、清代诗话乃至现当代诗歌创作等，他都有所涉足。其学识之宏富、论见之卓然，也正为他深入研究唐诗，创造了有利条件[2] 。”
柳晟俊具有良好的汉学家庭教育，博士毕业后倾心著书立说，广泛参加学术交流，研究视域非常开阔，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王维诗与唐代文学研究、传统诗话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柳晟俊研究的唐代诗人涉及到初盛中晚的四个时期，除了王维外，还有崔融、苏味道、李峤、王梵志、李颀、岑参、寒山、戴叔伦、戎昱、韩翃、卢纶、陆贽、皇甫湜、薛能、许浑、张枯、皮日休、罗隐、杜牧等。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中国唐诗研究(上、下)》(国学资料院1994)，还有《基本中国古文》(萤雪出版社1985年版)、《韩国汉诗与唐诗的比较》(韩文版精装，2002年)、《中国王维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出版社1980)等。他的《中国唐诗研究》(国学资料馆1994年版)，篇幅宏巨，共1400页，100余万字，整理出了李峤、崔融、戎昱、薛能、韩翃等20多名诗人的作品。他在《唐诗考论》自序中说：“余乃韩人，发表中韩诗歌相关之论文，至今已有一百篇，而着书已达三十余本。”柳晟俊的《韩国唐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3] 其中共四个注，其实也主要就是他自己的学术小结。我们不妨照登如次：
注释[1] 十年前，笔者已经开始重视尝试性研究，整理出了李峤、崔融、戎昱、薛能、韩翃等20多名诗人的作品。请参考拙著《中国唐诗研究》(1994年)、《中国诗歌研究》(1997年)。
注释[2] 笔者有幸通过间接管道得到了一份可看做朝鲜朝文谚解本的手抄本，已对《远别离》等130首诗加了译注。书中有“七言上”20首、“七言中”35首、“七言下”20首、“遗响”60首。从国语界的角度上看，它对韩文体研究很有参考价值。虽不及杜诗谚解，但作为李白诗谚解本还是值得重视的。
注释[3] 柳晟俊继硕士论文《王维诗考》(1968年)和博士论文《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年)之后，又有《王维之田园山水诗考》(1990年)、《王维生平与道佛之关系考》(1994年)等2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唐诗研究》(国学资料院，1994年)、《唐诗论考》(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广西师大《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1996年)等书刊上…
注释[4] 柳晟俊的《李益及其诗歌小考》(1997年)，《中国文学》(第四辑)、《薛能诗初探》(1991年)，《中国研究》(第六辑)、《戎昱及其诗作》(1991年)，《中国学报》(第三十一辑)、《中唐陆宜公之文学与诗三首初探》(1993年)，《外大论文集》(第二十六辑)、《韩君平诗的讽刺与非战意识》(1991年)，《中国文学》(第十九辑)、《李颀诗交考》(1992年)，《外大论文集》(第六辑)、《皇甫湜及其诗三首析》(1994年)，《中国语文学》(第一辑)等。
这些注释，属于夫子自道，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柳晟俊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另外，1979年他写成《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的论文，从《全唐诗》中找出20多首新罗人诗，并且还整理了30多首罗唐诗人交流诗。因此，傅璇琮先生指出：“特别是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发表论着最多的就要推柳晟俊教授了。他很早就从事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研究，后又对陈子昂、李益、杜牧、李商隐等诗人作了更新的研究，其间他又写了有关韩国朝鲜时代汉学家的论文[1] 。”柳晟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从王维研究起步的，也以王维研究为重点，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论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是他《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改写本，全书由“王维评传”、“王维诗之自然风与画趣”、“王维诗之禅趣与意象表现”、“王维诗之地位与对李朝诗人之影响”和“结论”五个部分组成。柳晟俊在华出版的著作有：《唐诗论考》(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与《王维诗比较研究》(京华出版社1999)等。
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柳晟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王维。那时候王维在中国被歧视甚至被妖魔化，王维研究更在低潮期，而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有这样的学术敏感与独立意识，的确非常难能可贵。我们虽然不能说柳晟俊是韩国王维研究的始作俑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个学术“先觉”者，是韩国王维研究的先行者，其王维研究在韩国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即便是放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王维研究中诠衡，在成就与影响上，也没有几人能够超过他的。
柳晟俊为什么要由王维研究起步？他的唐诗研究为什么要以王维为主呢？柳晟俊认为：“李白、杜甫诗，诗中之圣也，为全唐文学之中心。其次，颉颃二圣者，有王维[1] 。”他很早就提出了王维与李杜并肩论。他认为：“王维诗之地位非仅于盛唐诗坛上，为山水田园之翘楚，亦于中国文学史上，占极大之价值。”在“王维诗在盛唐之地位”之章节中，他研究指出：王维“自陶渊明以来，三百年间，重开其诗世界，…其诗在盛唐自然诗中，首屈一指。”故而柳先生叹曰：“后之作者谁能之？”这是因为，“王维自然诗含有画趣、禅趣及妙悟之禅境，是故后人不易学也。世人多知李白、杜甫诗，鲜知王维诗之真趣，是可叹之事，亦可惜之至矣[2] 。”柳晟俊的王维研究，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佛教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拓了以画论诗、以乐论诗、以禅论诗的研究视角与境界，也适应王维这个具体的研究对象，深抵王维诗歌的特殊创作奥秘与心理机制。柳晟俊在王维研究上创获甚多，新论迭见，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者的独立思考的自觉性，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不人云亦云，也不哗众取宠，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首肯。
王维是盛唐的美学风标，他将生命精神与外在物象妙化无迹的境界，代表了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也代表了中国的美学精神。柳晟俊唐诗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王维入也从王维研究出，以王维诗美为圭臬而形成了他的诗美观与尺度。因此，柳晟俊的唐诗研究，具有对于中国诗学忠实的承传性，是中国诗学的主流话语，具有鲜明的诗性研究精神。
3. 以“性情为贵”，其唐诗研究以比较研究为主
柳晟俊的唐诗研究，最喜欢、也最擅长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也为傅璇琮先生所特别欣赏，他在为柳晟俊序书中就提到这一点。柳晟俊的比较研究，使其研究视域大开，也使其研究进入了纵横捭阖的自由境界，不仅广泛涉及唐代诸多诗人，而且立足本土而联系上韩国的历代诗人，使其外国文学研究立足于本国文学研究之上。柳晟俊所以在唐诗研究上取得这样不俗的成就，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是其已有方法所决定了的。
笔者《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文章的摘要曰：“中日韩三国在地理上非常接近，并同属一个兼容与共的大文化语境，具有汉字文化圈国家所拥有的文化的亲密性。而从日韩两国对王维的接受事实中，更加可以印证中日韩文学交往的源远流长，也可验证三国文化的‘源’和文学的‘根’同出一宗。因此，在王维接受这一个具体而特殊的对象上，虽然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而其接受却具有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判断体系，进而也使日韩接受者形成了相近的美学趣尚和审美心理结构，而且几乎不因为历史变迁与地域异样的原因而存在某种接受上的排异反应[4] 。”柳晟俊也认为：“今观中韩两国历史与文化，其渊源已久，可谓同一汉字友邦之邻也。溯其源也，始于中国文学以汉文学之名传入韩国，然汉文学独立发展，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韩国之文也。故余比较研究王维与李朝申纬诗，虽王、申二家相去千载之间，而申纬诗不及王维，然细察其诗风之异同特色，仍有其比较研究之价值在焉[2] 。”这种文学的同根同源性，使柳晟俊的中国文学研究，自然接通了本国文学研究。而在比较研究上，柳晟俊觉得最有话说的是王维。这是他对两国诗歌深入研究与精确审视后的发现。于是，柳晟俊主要是以王维研究为发散点，以王维诗学为圭臬而观照韩国诗人，将韩国诗人与王维比较，寻找他们的相似相异点。他的研究中，所比较的韩国诗人有陈㴱、金九容、成侃、李达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意在澄清，也澄清了王维诗对韩国文学的影响不次于李杜、韩柳、欧苏的事实。他在“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启示与影响”的一章的收尾说：“王维诗对李朝之影响，虽不及李白、杜甫，然于李朝五百年间，诗与画、诗与道佛之融和，除王维之外，谁能及之？”([2] , p. 211)
柳晟俊说：“韩国汉文学，与中国文学相表里，其历史已近二千年，然写作汉诗者始于新罗崔致远(857-?)入唐游学。此后千余年间，韩国汉诗直隶于唐风，流风所至，蔚为风尚。至高丽时代(918-1392)，尊文崇佛，尤近于唐，所谓‘文法汉，而诗法唐’，文风极盛，始终如一，故文学思潮与儒佛融合。李朝壬辰乱后(1592)，有如唐室遭安史之乱，文士皆饱受兵乱之苦，厌恶官场生活，遁入山川溪谷，追求闲静之生活，以隐逸为高，养成脱俗之人生观。其为诗也，或远祖陶渊明，或近取王维，或直接出入于清代神韵派诗人，歌咏自然，以此自适。故诗坛流风所致，以自然清闲、虚幻空灵为尚也([2] , p. 2)。”柳晟俊考证认为：“新罗时代，唐古诗传来之滥觞也。新罗真平王四十三年(621)初与唐国交往，初受唐代文化，新罗国亦遣子弟留学长安，文化交流，益趋频繁。今《全唐诗》载有金真德(卷七九七)、薛瑶(卷七九九)、崔致远(《全唐诗逸》卷中)、金立之(《全唐诗逸》卷中)、金可纪(《全唐诗逸》卷中)等诗，由此可见大唐、新罗两国文化之交流，已较前朝为盛( [1] , p. 250)。”此可反证中韩文化背景与审美趣尚的一致性，早在初唐时期，韩国就有以唐诗为圭臬的接受事实。柳晟俊在考证了新罗人与唐人的诗文交往后，又说：“是可知唐诗已广泛流行于新罗。而韩国汉文学，始发轫于崔致远。以后千余年，韩国汉诗直属于唐风，流风所至，以至于此( [1] , p. 251)。”也就是说，柳晟俊的研究所以特别关注韩国诗人崔致远与申纬，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取法于唐，诗风尤其近于王维等人，属于师法自然而诗风高逸的一类，具有极强的可比性。
唐代新罗诗人中成就最大的当推崔致远，有“东国儒宗”和“百世之师”尊称。他12岁渡海入唐，18岁考中“宾科”进士(专门针对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周边国家留学生的公务员资格考试)，28岁衣锦荣归新罗，在唐生活达16年之久。他回国后向新罗王呈献了他在唐期间的著作，其中有私试今体赋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杂诗赋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崔致远回国后，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死后朝廷追赠他为内史令，又赠谥文昌侯。《唐书·艺文志》有其列传，《全唐诗》以及中国清末刊行的《唐宋百名家集》和《唐人五十家小集》中都收有他的作品。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又补崔致远诗22首。1993年柳晟俊以《罗隐与崔致远诗比较》完成了崔致远诗与晚唐诗人罗隐的比较研究，填补了崔致远以前的韩国汉文学研究的空白。
韩国诗人中，柳晟俊研究得最多，也评价最高的是李朝诗人申纬。申纬(1769-1845)，官至大司谏。柳晟俊说他是“李朝五百年之大家，称为东方之‘诗佛’”([2] , p. 2)。他对申纬的评价极高，说其“天纵之智，具有诗、书、画三绝，堪与盛唐王维相肩。…申纬诗之神韵性，其由来深矣。然自远古而观之，申纬正出于王维”( [1] , p. 265)。至纯祖十一年(1811)，申纬官拜召升堂(正三品)。翌年七月，以奏请使书状官，赴清燕京，故得以贽服师事覃翁翁方纲。申纬初见翁方纲，时年四十四。翁方纲已熟知申纬诗名，申纬亦即闻知翁方纲之诗文，特以肌理说闻世，二人相互交游，视为知己。其归国后，自愧其早年诗作未窥门径，而尽弃之，故其40岁前之作罕见。柳晟俊指出：申纬“卓然出众，风靡诗坛，皆亦受王维等自然诗之启示，而俨然成一大家。盖王维诗对李朝诗之影响，勿论杜甫与东坡，王维之位置亦相当高也( [1] , p. 264)。”他又说：“申纬得王维诗画之风，观王、申两人之年代，王维对申纬之影响，乃经由中唐、宋、清朝而承继于翁方纲。由于翁、申二人论交，故申纬远承王维之诗，近法翁方纲之诗，有线索可寻( [1] , p. 308)。”王维–王士祯–翁方纲(翁之弟子吴嵩梁)–申纬，衣钵真传，一脉相承。柳晟俊比较王维、申纬之异同而评论说：“故王、申虽异时异地之诗人，其心灵之共感，却一致也”。然而，“王维于作诗上善取道佛两教观念，提高诗之悟境，申纬又可及其境界，是其当李朝第一诗人而无逊色之故也，然申纬不精于禅理，对诗内在世界之追求，使诗禅融合为一，不及王维，而唯于诗语表现上显示其意趣，则可及也。如‘诗禅入定紫云房’(《紫云庵》)、‘禅心诗思病相侵’(《次韵荷裳落叶诗苔庭叶》)等是也。然申纬以东方李朝诗人能表现其诗世界之真景，而近于王维诗风，亦难能可贵矣([2] , p. 290-291)。”
傅璇琮先生在其《唐诗论考》序中指出：“柳晟俊教授细致地对王维诗、画、禅三方面与申纬作了比较研究，使我们感到这两种相近文化是如何在亲切的气氛中相互影响。而又如何彼此受益( [1] , p. 3-4)。”柳晟俊的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学术视野问题，这也形成了他研究的诗性特点，轻盈而灵通，互为比照，顾盼生姿，进入了比较文学的一个更深更广的理论层面。
4. 以“性情为贵”，其唐诗研究以诗性研究为尚
柳晟俊认为，诗学研究，应该兼备诗人与学者二者的素质，皆唯有能“以性情为贵”，而方可窥诗学之堂奥也。因为“诗之为学，贵在性情而已，…盖诗人蓄其深挚之感情与卓越之思想，必谋藉声音文字亦宣泄之。不宣达之于外，则情不能自己，宣达诸外而不能唤起他人之同情，于意又不自怿也。于此自其表现之迹言之，则诗歌意象之表出”([2] , p. 148)。柳晟俊又说：“诗之基本精神，在于神韵。…神韵可以表现于文字之外，然不能舍文字而求神韵([2] , p. 265)。”柳晟俊的研究，以及其逻辑思维的学术套路，始终以清代“神韵说”为理论依托，也因袭了中国诗学的以禅说诗的思路与价值取向，讲究“离象得神”、“披情着性”、“入妙通玄”。他在其著述中反复申言：是不是诗，主要看能否“得之于象外”。他的研究着力于“彻悟言外”、“彻悟象外”的感悟之体认，竭力阐解唐诗与韩诗“言外味”、“象外象”的美学境界。
唐之诗学非常推崇诗之情性，皎然《诗式》曰：“但见情性，不见文字，盖诗道之极也。”皇甫湜《谕业》亦曰：“歌咏者极情性之本，载述者遵良直之旨。”这种诗歌的性情观，以及这种性情的表现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的诗学，即以禅说诗的思路与价值取向。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佛与儒、道天然合一，而成为中国佛教的禅宗。禅宗那种内向自省、摒虑静思的修炼方式与内容，那种自见本性、直指本心的超验意识，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内人的超知性的“直觉之智”，成为东方所特有的哲学智慧，也成为东方文化的深层底蕴，而严格区别于西方人所见长的“知性之智”(牟宗三语)。当禅宗渐次趋于文人化，禅的经验也就被赋予更多的诗的性质。佛学禅与美学禅，禅化与诗化，形成了中国诗学的一种双向的过程，互相渗透，互为因果。因此，胡应麟甚至认为“禅必深造而后能语”(《诗薮》)。最早、最成熟地移植到诗上来的是王维。息虑凝思，澄怀忘机，虚我应物，“守默”得不为外物所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司空图语)，“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苏轼语)。这种参禅悟道的观照和思辨方式，较好地处理了审美活动中对现实人生的超脱和贴近的辩证关系，实现了对山水自然的深观远照。汉化佛教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处于东方文化圈内的韩国，佛教也便成为其文化的必然选择。中韩美学取向在以禅说诗的诗学精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柳晟俊所持的美学观，其美学崇尚静默禅悦，“静默的观照和活跃的生命构成艺术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宗白华语)。
略早于申纬的李朝诗论家金昌协(1651~1708当康熙年间)说：“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动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他又说：“余尝谓唐诗之难，不难于奇俊爽朗，而难于闲雅；不难于高华秀丽，而难于温厚渊澹；不难于铿锵响亮，而难于和平悠远([5] , p. 156)。”此论极其推崇唐诗的“自然”本质，推崇唐诗平淡致远的诗性精神，其实就是推崇“禅必深造而后能语”的观点，推崇“离象得神”、“披情着性”的解读方式，就是推崇最能够代表东方智慧的诗学精神。这也就是柳晟俊为什么“从王维入也从王维出”的重要原因。柳晟俊的唐诗研究，涉及的初盛中晚几十个诗人，却没有对李白、杜甫、韩愈与白居易其中的任何一个以专门研究。这正反映了柳晟俊的诗观，反映了他诗歌美学的审美倾向性，也反映了他研究的诗性特点。柳晟俊这种研究的特征与效应，诚如朱靖华先生在序中所指出的：“他具体分析了王维如何用画意作诗、用诗意作画、用声色光态锤炼诗语和线条等诸多特征，使之达到了诗趣、画趣、声乐的交融统一，使诗境、画境、乐境各自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发展，开拓出诗画乐交融互补的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民族风貌。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感觉产生一种如耳闻目睹般的愉悦、生动的艺术享受和文化风味。”他认为，“柳晟俊教授具有诗学内在感觉的敏锐性，他抓住王维诗的质点，以整体把握、整体审视的方法，探寻着王维诗的生命本源，从而做出了全面的呈现( [2] , p. 2)。”
苏珊·朗格认为：“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现实存在) ([6] , p. 55)。”苏珊·朗格意图说明艺术的结构和生物有机体结构之间的统一性，以便突出情感表现在艺术中的地位。唐诗鲜明地反映了人性中最璀璨的辉光，展示出丰富的人性元素和人性美色，也负载了唐代诗人的自然人性与生命精神。柳晟俊的唐诗研究，是诗性的，是情性崇尚的，而从艺术原理上看，即是研究者与诗在“情性”层面上达到了对接，追求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在“情感的同一经纬度”。故而，朱靖华先生评价柳晟俊关于王维诗境的研究，“不仅实证性强，心灵体验性也很强。以三维观照、时空交错、视听复合、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完整而生动地展示了王维诗作的立体化面貌和文化心态，使王维那充满灵性的心理世界和浑厚的艺术素养，得以在其笔下复活”( [2] , p. 3)。
柳晟俊唐诗研究，其诗观似乎是对于中国诗学的全盘接受，这在韩国极具代表性的，是韩国千百年来诗歌研究的主流形态，也是韩国当下唐代诗歌研究现状与主流，或者说这种研究的文本形态，是韩国历古唐诗研究中占得上风的一种风格或流派。柳晟俊的唐诗研究的这些特点，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唐诗研究学者的重视，也让我们的研究获得了良多启发。
NOTES
1韩国唐诗研究的现状研究，还有可以采信的如：陈友冰《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学术特征》(2011年中国“国学网”)、郑成宏《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当代韩国》2004年第03期)、《关于韩国对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柳晟俊《1950年以来韩国唐诗研究之动向》(《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04期)、柳晟俊《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大学报2005年0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