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思想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互动，知识分子开始以基督教的宗教视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审视中国文化的现代诸问题。谭嗣同三十岁前后接触基督教，试图以基督教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将孔教与儒教(后儒之教)相区别，比照基督教批判儒教，欲使孔教成为“教”。谭嗣同认为，后儒之教，以名为教，名实分离，名所确立的不平等之三纲五伦关系，造成仁之乱，“教”因而成为贬义词。更因耶教流行及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矛盾，一言教即被视为“夷狄异端”。名教原为卫教而立，“不谓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 [1] 。
2. 谭嗣同以基督教反观中国传统孔教
作为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谭嗣同对孔教信心十足，通过研究基督教，他提出中国的儒学需要更加宗教化，不仅要用基督教的传教方法来传播孔教，而且还要像马丁·路德改革基督教一样彻底地改革孔教。 [2] 。“孔教何尝不可偏治地球哉！” [3] 。谭嗣同说：“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为教” [4] 。由于中国的孔教并没有将其思想传播到百姓大众身上，因此，也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谭嗣同认为孔教先后被佛教与基督教代替的一个重要原因。究其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多神现象。中国历来就有多神崇拜现象，而孔教却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无论何等教，无不严事其教主，俾定于一尊，而牢笼万有，故求智者往焉，求财者往焉，求子者往焉，求寿者往焉，求苦者往焉”。从《仁学》中的这段话，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谭嗣同认为，宗教就需要严格地崇奉教主，教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并且是唯一的神，很显然，孔教离谭嗣同心中的宗教相差甚远。所以，谭嗣同建议孔教在传教方法上应该全方位地效仿基督教，“往者诸君子抱亡教之忧，哀号求友，相约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诸愚贱，某西人闻之曰：‘信能如是，吾属教士，皆可归国矣’”。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谭嗣同在其《仁学》中，非常鲜明地指出，由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及伪学的日益兴盛，导致孔教日渐衰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改革家的出现，来对政治制度和孔教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谭嗣同的孔教革新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对基督教教义、思想，传教方法等应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基督教作为参照系来反观孔教，深刻反思中国的儒学思想，进而提出了建构新的“仁学”思想。
3. 基督教对谭嗣同“仁–通–平等”理念的建构
基督教思想对于谭嗣同“仁–通–平等”伦理理念的建构，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谭嗣同最初是从一本名叫《治心免病法》的宣传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中得到“以太”1概念的。通过读谭嗣同的《仁学》，我们很容易发现，“以太”是其书的核心概念之一，谭嗣同用基督教思想中的“以太”代替了中国理学中的“气” [5] ，并且他根据“以太”概念，再结合自己的思想，从而建构起了一个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仁”的哲学体系。
谭嗣同除了借鉴基督教思想中的“以太”概念之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他的政治伦理理念中。谭嗣同认为，基督教思想中的“灵魂”概念，大致与中国传统孔教中的“气”相通。“灵魂”概念对于“仁”的阐发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体系中，又引入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博爱”与“平等”两个概念。谭嗣同所谓的“平等”，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文化，并且在基督教思想中可以找到其源头。“博爱”、“平等”再加上“以太”和“灵魂”，从而构成了他自己完整的“仁–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是一个整体。谭嗣同在其《仁学·界说》中指出：“通之象为平等”、“通则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灵魂，智慧之属也” [6] 。
4. 谭嗣同“仁–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
“仁”是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他所有政治主张的理论出发点，更是他要达到的终极理想。所谓“仁”，就是仁爱，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无我无私欲。“通”，是仁的第一要义，通过“通”达到仁的境界，“仁”对“通”进行理论指引，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平等”，也是在“仁”的思想指引之下的另一要义，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平等。总之，“仁”为“通”和“平等”提供理论指导，“通”和“平等”都是为了达到“仁”的崇高境界，三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4.1. 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
谭嗣同从完善自我着眼论“仁”，他显示的是人如何奋力冲破重重网罗，从而达到“通”的境界。谭嗣同的“仁”，较为侧重人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识，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他以“通”论“仁”，《仁学·界说》中第一条就是“仁以通为第一义”。谭嗣同强调了“仁”与“通”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相互融通的依存关系。他认为“仁”并非是社会的必然状态，而是需要以“通”作为基础，“通”也并非事物的必然状态，它需要“冲决网罗”才能达到“通”。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倡导“冲决”利禄、俗学、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全球群教以及佛法之“网罗”，并指出“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如此循环，才能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
谭嗣同在其所著的《仁学·自述》当中对“仁”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到：“‘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其中的意思是说，仁，即人与人相互亲近；元，即“善之长也”，引申为仁爱；无，通于元者，所以仁者肯定就是善者，最终达到的是无我无私欲的崇高境界，也就是说仁、元、无三者都有着仁爱的意思。他还说：“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 [7] 。其意思就是“仁”包括佛学、孔子甚至西方耶稣的一切思想内容，佛学能够包含孔子和耶稣的思想，他认为能够成为仁的“元”而达到“神”的理论，首当其冲的应数佛、孔、耶三家，并且认为“佛能统孔、耶”。“仁”表现于作用之上，则是“以通为第一要义”，所谓“通”是指事物之间的相通为一体，彼此无碍，浑然一体，也就是“道通为一”。
谭嗣同的“仁”还包括着佛学提倡的大无畏精神。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曾说佛劝解世人若能够以慈悲为怀自然能够做到不畏惧生死，“无不畏活，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8] 。佛学的内容以大无畏为主，已经成就了道德的人可以称其为无畏，那些教化人的人可称其为施无畏。人之所以能够无畏，根源于慈悲之心。只要是为了大众们的利益，就不会害怕死亡，不会害怕沾染恶名，甚至不害怕下地狱入魔道，不会害怕强暴之力，达到这样的境界，便可以说他已经成仁了。
4.2. “通”，“仁”之第一要义
谭嗣同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总是和“通”相联系在一起。谭嗣同政治伦理也在于由“通”达到“仁”的境界。纵览他以“仁”为核心思想的《仁学》，无不贯穿着“仁通”的思想，他以通人通事为内容，以学法通为方法，以平等自主为“通”的目的，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打破封建专制的束缚和统治，最终达到“仁”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反映了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渴望和期盼。换言之，谭嗣同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仁”的思想的影响之下，融会贯通人文世界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使人和人类社会在自由和平等、自主和尊重的和谐融洽的基础上趋向大同世界的要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求全世界之众生”的人类大同世界，因此“通”是达到“仁”的必要条件。
“通”有四项表现方式：
其一，中外通。谭嗣同所说的“中外通”是指中外虽然国度、信仰、习俗等不同，但人应该得到的平等权利却是没有差别的。比如，以他所说的世界不同的教派来说，他认为佛教、基督教、孔教虽发源于不同的国家，产生的时间的长短也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的教义却是相同的，即“平等”。他说，当初印度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并将人分为四个等级，上等的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下等的人是普通百姓和奴隶，人与人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佛法强调要主张适时变革，建立平等社会，可见，无论地域、时间的差异有多大，教义却是相同的，这便是中外通。
其二，上下通。要达到大同的理想，必须要冲破上下不通、不平等的网罗。“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 [9] 。谭嗣同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上下平等的社会，没有君臣、父子等伦常礼教的苛刻和束缚，在政治上能够畅所欲言，在家庭中能够民主平等，如果做到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平等，那么社会就会上通下达，和谐一致，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伦常礼教就自然没有发挥作用的对象了。因此，上下通是人与人之间有平等融洽关系的先决条件。
其三，男女内外通。这实质上表达了谭嗣同反对封建陋俗、提倡妇女解放、主张自由的民主思想。谭嗣同对妇女缠足这一陋习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残害妇女身心的极不道德的行为。裹足的后果不单单是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行的肢体残害，更是对妇女人格、尊严的蔑视。所以，谭嗣同极力反对这一陋习，并且在湖南成立不缠足会以示对封建礼教的反对决心。
其四，人我通。其实“人我通”实际上已经包涵在“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各项含义之中了。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的本质体现也就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通”的本质也是人的存在的体现，因此，“通人”也是“仁”和“通”关注的焦点问题，谭嗣同论“通”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就是“通人”。
可见，“通仁”是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仁”的关键所在，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冲决网罗”，要冲破封建制度的约束和障碍，达到“通仁”的崇高境界，“仁”其实也就是“人”，“通仁”也就是“通人”，他进行维新变法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创造一个自由、自主、人人平等，人我互通的大同世界，变法思想同时也就深深的打上了“人学”的思想烙印，充分体现了谭嗣同极度的人文关怀和平等精神。
4.3. 平等，“仁学”之实质
平等，是“仁学”的实质内容，谭嗣同提倡的政治伦理思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达到人人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状态，其中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方面的内容。
其一，政治平等。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逐渐处于被动地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为了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谭嗣同提出了“中外通”的思想主张，通过中西方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从而达到增强国家实力的目的，其实质是积极主张中国要多向西方借鉴和学习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按照谭嗣同的理解和想法，第一“通学”，就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来开启民智，使人民从愚昧落后中警醒，进而民智而国强；第二“通政”，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以反对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第三“通教”，就是用西方的宗法教条改革完善传统礼教，达到人人平等；第四“通商”，就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往来，改善国民的物质生活。可以说谭嗣同的“中外通”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
其二，经济平等。首先，伸民权，抑官权。谭嗣同渴望通过政治改革来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和待遇，批判封建专制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种种限制。其次，中外通商，互利合作。要达到经济平等首先要做到加强中外的互通与合作，通过“中外通”达到经济平等的目的。再次，提倡“黜俭尚奢”，达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等。谭嗣同继承魏源的“奢能济贫”的观点，大力主张消费对生产的推进作用，他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社会长期推行的“主静”和“崇俭”的生活方式。他主张扩大消费，提倡“主动”和“尚奢”的社会风气，利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
其三，社会平等。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进入“仁”的无私无欲的美好境界，这也是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希望国家上下一片和谐景象，人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拥有平等和自由；整个社会财富充裕，没有贫富差距，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社会中人们之间亲如一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家庭里夫妻相敬如宾，父子相处融洽。
5. 结语
谭嗣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发生思想危机，感到人生迷茫的晚清时代，较早接受了基督教 (耶教) 思想，并且通过对基督教典籍的深入研习，从中吸收了可以和儒学 (孔教)、佛教以及墨学等相互会通的“以太”、“灵魂”、“平等”等概念，并且逐渐形成了具有谭嗣同独特风格的宗教观念和“仁–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谭嗣同的政治伦理理念在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反响巨大，不仅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后世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精神动力。
NOTES
1“以太”是英文“ether”的音译。中国近代以“以太”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一种哲学理论。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被人们作为一种假设的物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后被爱因斯坦相对论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