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敏感性工程是指那些容易引起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并可能导致对社会稳定具有负面效应的过激行为的工程项目，对因这类工程项目发生的群体性反对或抗议事件称为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 [1] 。近年来，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以下简称“风险事件”)频发，宁波PX事件、什邡钼铜事件便是典型代表。风险事件具有影响面广、次级反应多等特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危害。国务院制定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 [2] 以人员伤亡数量作为划分群体性事件等级的标准之一，可见保障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性。
国内关于风险事件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线性”传播路径研究和“点性”风险评估研究。前者通过梳理风险的传播轨迹并借由“传播中断化”以规避风险事件，相关的研究如社会稳定风险传导链研究 [3] ，“邻避风险链系统”研究 [4]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构建的风险演化机理研究 [5] 等。后者通过识别和评估“风险点”以规避风险事件，切入点甚多。如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6] [7] ，社会支持度视角 [8] 等。无论是“线性”研究或“点性”研究，一般是基于单个或多个案例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律或体系构建。关注人员伤亡情况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安全科学与自然灾害领域”，如地震灾害的人员伤亡研究 [9] 、交通事故的人员伤亡分析 [10] 等，借助定量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等。综上，文章将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借助定性比较分析软件fsQCA关注风险事件人员伤亡的影响因素研究。
2. 研究方法、案例来源及变量解释
2.1. 研究方法
基于案例导向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融合集合和布尔代数等分析技术，可以有效地对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数据进行处理，把变量的几个不同组合看成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为导致结果发生的组合式充分原因提供了一个逻辑基础 [11] 。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中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即将变量作二分处理，取值为1和0，其中1表示“是”或“存在”；0表示“否”或“不存在”，用“~”表示；乘法为“和”运算，即条件同时存在，用“*”表示；加法为“或”，表示二者至少存在其一，用“+”表示；符号“＝”或“→”表示“导致”。比如，A * B → Y表示因素A和因素B同时存在导致Y的发生。
2.2. 案例来源
基于案例导向的QCA适合案例规模在10~40的中等程度，样本数特别小或特别大的都是不合适的。 [11] 2010~2015年是群体性事件多发期，笔者将案例选取时间范围划定于此。根据研究目的，确定选取原则：因敏感性工程发生、具有详情描述、拥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网络媒体报道、文献研究支撑，最终选取了16件风险事件作为研究案例进行探析，其中11件风险事件有人员伤亡，5件无人员伤亡(表1)。
2.3. 变量解释
在本研究中，变量选择遵循理论视角的路径。为避免“有限变异”问题，中等规模样本的变量控制为4~7个 [12] 。怨恨理论认为怨恨是一种强烈不满或愤恨的情绪，怨恨的结果往往是报复 [13] 。由此，我们假定公众被蒙蔽易产生怨恨情绪，引发“报复”行为，并以风险事件前公众是否被蒙蔽作为解释变量。社会互动论认为社会互动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人们的互动往往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冲突是社会互动的形式之一。基于此，风险事件中是否有谣言散布，公众示威形式以及政府回应方式也被纳入解释变量；此外，研究将散步、静坐等划为非激烈示威，否则为激烈示威；将政府使用催泪弹、警棍等强行驱散示威公众判定为暴力应对，相反为非暴力应对。集体行动理论指出“搭便车” [14] 问题在大群体中更可能出现，风险事件中示威公众规模也被纳入解释变量，并将百人以上划为大规模，相反为小规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研究将风险事件类型划分为经济利益诉求型和健康安全诉求型。结果变量为是否有人员伤亡。结合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思想，研究变量及赋值如表2所示。此外，基于表2对16件风险事件的变量进行赋值，构建软件分析的真值表(表3)。
3. 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3.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中，通过一致性和覆盖率的计算，可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 [15] 。一致性是指纳入分析的所有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了导致结果发生的某个给定的条件(或条件组合)，覆盖率是指这些给定的条件(或条件组合)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出现 [16] 。必要性即“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如果条件X是结果Y的必要条件，则Y对应的集合是X对应集合的一个子集，那么其相应的必要性一致性指标的取值大于0.9。反之，如果必要性一致性指标小于0.9，则不能将X看做Y的必要条件。
Table 1. As cases study of risk event
表1. 作为案例研究的风险事件
Table 2. Research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
表2. 研究变量与赋值
表3. 用于软件分析的真值表
在本研究中，对单个变量能否构成“风险事件出现人员伤亡”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表4)，只有公众激烈示威(0.91)和大规模参与(1.0)两个变量的必要性一致性指标的取值大于0.9，可看作风险事件出现人员伤亡的必要条件，即出现人员伤亡的风险事件必然有公众大规模参与和采取了激烈示威方式。
公众激烈示威即公众采取非理性的示威方式，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更易出现肢体冲突。在政府非暴力应对时，激烈示威的公众将“怨恨”情绪宣泄于现场维持秩序的行政执法人员或公安民警，如北海民众聚集抗议阻挠码头建设事件造成多名海事执法人员在群众阻挠施工过程中受伤。如果政府“以暴制暴”，则会加剧双方冲突，出现“共伤”局面，如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中多名民警、辅警、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大规模公众示威成为风险事件出现人员伤亡的必要条件，可能原因有二：“法不责众”及“观众效应”。法不责众指当某项行为具有一定群体性时，即使该行为具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也难予惩戒。社会心理学将一种“别人在场”和“单独工作”条件下个体绩效差异的现象称为“观众效应”。在群体事件中，具有自我表现心理的参与者在社会大众面前显露自己，他人的追随、关注使其得到精神快慰和心理满足。在周遭激烈示威环境催化下，他们更易以爆发性的行为方式表达情绪和欲望，以体现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
3.2. 最简方案比较分析
fsQCA软件提供复杂、中等复杂、简单共三种方案，区别在于条件组合的复杂程度，本文采用最简方案进行风险事件人员伤亡影响因素的分析(表5)。最简方案是通过布尔代数最小化，将案例描述缩减到对因果关联的最短描述，在案例分析中尽可能减少到最少的因果关系，从而在众多条件变量的分析中，找到最典型、最突出诱因 [17] 。
Table 4. Univariate necessity analysis
表4.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Table 5. Parsimonious solution of QCA
表5. 最简方案定性比较分析
在众多条件(组合)中，政府暴力应对、经济利益诉求、公众被蒙蔽 * 谣言散布 * 公众激烈示威的原覆盖率较高，是最简方案得出的风险事件发生人员伤亡最典型、最突出诱因。
(一) 政府暴力应对
英国作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18] 一书中将国家比喻为一种怪兽——利维坦，着重论述了国家起源及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依照霍布斯的观点，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免受迫害，这与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曲同工。然而在实际中，特别是公众向政府表达诉求和不满时，政府有时会将自己与应服务的公众相对立，采取暴力手段企图快速压制和驱散示威公众，其结果是矛盾激化和升级，更是背离了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二) 经济利益诉求
经济利益需求和健康安全需求属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缺乏型需求，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个体才能感到基本的舒适 [19] 。笔者认为需求特征的差异影响经济利益诉求型风险事件较健康安全诉求型易出现人员伤亡。经济利益需求直观、可量化，表现为补偿金额和补偿到位时间；健康安全需求非直观、不可量化，表现为对生活环境、身体健康的影响，这种影响需经历长时间才显现，且不易被量化评估。公众的经济利益诉求是期望补偿合理并迅速就位，当期望求而不得时，采取激烈反抗，易出现人员伤亡。
(三) 公众被蒙蔽 * 谣言散布 * 公众激烈示威
公众被蒙蔽 * 谣言散布 * 公众激烈示威是较高解释力的三种诱因之一，也是最为复杂的条件组合。公众被蒙蔽、谣言散布、公众激烈示威这三个单一变量本身具有顺序上的承接关系。公众面对敏感性工程上马时得知前期被政府蒙蔽，会产生“怨恨”，此时加以小道消息或谣言催化，更易被激怒，采取激烈示威形式。在风险事件爆发初期，事件走向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公众处于被蒙蔽的怨恨情绪中，易偏听偏信，如果缺乏足够信息和恰当引导，出现小道消息或谣言时，公众会信以为真，更加从心理上暗示自身行为正当性。
4. 结论与建议
公众激烈示威和大规模参与是发生人员伤亡的必要条件，政府暴力应对、经济利益诉求以及蒙蔽 * 谣言 * 激烈示威是影响人员伤亡最为突出的诱因。为避免和减少风险事件的人员伤亡，维护社会稳定，笔者从政府和公众两大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一) 政府方面
1) 信息透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早在2012年11月党中央提出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机制(以下简称“稳评”)，希望以此达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稳评”应尽早规范化、努力精细化、尽力人性化，其目标是降低民众反对度和提升民众满意度 [20] 。为此，在敏感性工程项目选址及论证阶段，政府应做到信息公开，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搭建并增加沟通渠道，积极主动邀请公众参与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环节，使公众由被动接受者转为主动参与者，以此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敏感性工程上马之前，以此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
2) 关注社会舆情，及时辟谣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指出风险点经过放大站的作用可能会引发公众风险感知和行为放大，进而演化为社会风险事件。因此，“放大站”必须被高度重视，对风险信息的加工可能会造成信息失真，出现“白转黑”或“越描越黑”现象。政府在敏感性工程从项目论证到投入运营等全生命周期中应时刻关注社会舆情，由被动回应转为积极回应，甚至主动引导社会舆论，对流传的小道消息或谣言要及时辟谣，不能任由其发酵传播。例如邀请专家通过电视节目或在线直播等形式解读稳评信息、邀请公民代表进行深入实地的参观体验等，有针对性地做好舆情应对，及时化解不良情绪，防患未然。
3) 谨慎对待公众的经济利益诉求
由于经济利益需求和健康安全需求的特征差异，经济利益诉求型风险事件更易出现人员伤亡，政府应谨慎对待公众的经济利益诉求。在敏感性工程选址阶段，涉及土地拆迁和安置补偿等问题时，政府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将补偿标准及依据及时向社会公布，倾听公众意见，耐心做好沟通协调；在公众因经济利益诉求出现聚集示威时，应首先安抚公众情绪，了解诉求和矛盾点，指派专人协调处理，及时将处理标准和结果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总之，在工程论证开始，涉及公众经济利益时，政府应做好“攻坚”、“持久”的心理准备，谨慎对待，不能急功近利，贸然推进。
4) 避免暴力应对示威公众
作为公众让渡权利，保护自身免受迫害而成立的政府应时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面对示威公众时，政府首先应反思作为“服务者”角色失职，不能单纯为了“维稳”政绩使用暴力手段企图快速镇压和驱散示威公众，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尤其是面对激烈示威的公众时，政府以暴制暴，更易出现肢体冲突，轻则人员受伤，重则危及生命。政府应温和回应示威公众，以协商的姿态与公众对话，避免“以暴制暴”。
(二) 公众方面
1) 提高理性判断能力
公众因受蒙蔽而出现怨恨等负面情绪时，更应独立思考、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不能被谣言或小道消息牵制，加剧负面情绪，导致过激行为。例如面对敏感性工程可能带来的健康安全的影响时，不能偏听偏信，更应拓展思路，以科学理性的视角看待工程影响。面对政府的邀请体验时，应积极深入实地体验，以自身实际经历评估可能的影响。此外，针对信息社会中多元的传播渠道和海量信息，公众还应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提高理性判断能力，保持理性判断。
2) 理性表达诉求
激烈示威是公众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既不是唯一解，也不是最优解。公众应以最小代价达到诉求实现或最大化。近年来，社会出现“集体散步”、“转发评论”等新的示威方式。相比手拿“武器”的激烈示威方式，这些新的示威方式更加柔和，也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诉求，比较熟知的例子有厦门市民通过有规律、有组织的散步抗议PX项目落户本地事件。在互联网媒体发达的时代，公众理性表达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政府的逼迫，政府面对相对温和的示威公众企图息事宁人的压力会相对较少，可能更有时间和耐心以非暴力应对的方式与公众和谈。
资助信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11 & ZD17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