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 [1] 。2016年全国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0,834件，共计54,249人 [2] 。服刑是对犯罪人应有的惩罚，服刑期间的学习和改造使犯罪人反思和转变，在逆境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心理反应，如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即“个体经历逆境、创伤事件后在与逆境进行抗争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变化 [3] 。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能有效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4] 。社会支持可促使创伤者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提高心理应激水平 [5] 。目前有关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外创伤 [6] 、癌症患者 [7] 、地震后的社区人群 [8] 等，在法律心理学领域尚未见有关创伤后成长的相关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探讨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创伤后成长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提高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和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山东省10所监狱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共600份，采用现场发放，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回收有效问卷572份，有效回收率为95.33%。本研究遵循服刑人员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原则，并承诺所获资料只用于研究之用，资料保密。服刑人员有权随时退出研究。在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后开始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分为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犯罪服刑相关资料两个部分。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入监前职业、家庭月收入等。犯罪服刑相关资料包括收监判刑造成的心理痛苦程度、犯罪类型、刑期结构、目前已服刑时间和剩余服刑时间等。
2.2.2.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该量表由美国学者Tedeschi等 [9] 编制，主要用来测量创伤后心理积极变化的程度。共5个维度，21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6级评分法，总分范围在0~105分，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7~0.85。汪际等 [10] 将PTGI修订成简体中文版，汉化量表共20个条目，包括人际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欣赏生活5个维度，采用Liker6级评分，总分为0~100分，得分越高预示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总量表及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11~0.874。本研究样本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698~0.871。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本研究采用谭春生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11] 。他是在原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PSSS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将原PSSS量表的12个条目增加到20个条目，将原量表的3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修改为4个维度，即管教支持、家庭支持、狱友支持和朋友支持。将原量表的7点等级评定计分法修改为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相符”、“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作“l”到“5”分。总分20~100，分值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好。修订后的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960~0.8921。本研究样本量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2~0.876。
2.2.4. SF-36量表(Short-Form 36 Health Survey Scale, SF-36)
该量表是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开发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包括生理健康分量表和心理健康分量表两部分，共8个维度36个条目。本研究使用心理健康分量表(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包括精力(vitality, 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 SF)、情感功能(role-emotional, RE)、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MH) 4个维度。统计各条目计分，转换为标准分：转换分数 = (原始分数 − 最低可能分)/可能分数范围*100，分值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文版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2~0.88。本研究样本量心理健康分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7~0.866。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和AMO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心理健康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a = 0.05，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一般人口学情况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平均年龄为47.88 ± 7.88岁；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为主(76.7%)；70.4%的服刑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88.6%的服刑人员已婚；61.3%的服刑人员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75.2%的人员为机关干部；其心理痛苦程度为9.24 ± 1.53分(计分范围是1~10，数字越大表示痛苦程度越重)，平均已服刑时间为3.6 ± 2.29年；94.1%的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刑期结构为小于15年的有期徒刑。
心理健康程度在性别、入监前的职业、家庭月收入、心理痛苦程度和刑期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女性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男性，入监前无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机关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家庭经济收入高者高于收入低者，5~10年刑期结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高于其他刑期结构(见表1)。
3.2.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得分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为64.57 ± 14.74分，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68.79 ± 14.63，心理健康总分为63.84 ± 18.03(见表2)。
3.3.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 = 0.350, P < 0.01)，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 = 0.489, P < 0.01) (见表3)。
3.4.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以领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创伤后成长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应变量，建立假设模型。在运算过程中，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最后模型的拟合数据显示，X2 = 29.39；DF = 16；X2/df = 1.835；GFI = 0.926； AGFI = 0.919；NFI = 0.917；CFI = 0.935；RMSEA = 0.05。上述拟合指数显示假设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说明修正后的假设模型成立。最终得到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模型。见图1。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有直接预测作用(r = 0.18, p < 0.01)，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r = 0.62, p < 0.01)，并通过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其间接效应为0.15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7%，表明创伤后成长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本研究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主要集中在文化程度偏高的中年机关干部，其心理健康各维度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功能(RE)、精神健康(MH)均低于用同一量表检测的中国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也显著低于美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12] ，说明贪污贿赂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偏低，阻碍了他们改造的进程，这可能与本研究中服刑人员大多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并且服刑人员犯罪之前大都为公职人员有关，入狱之后心理落差较大，心理状态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激水平，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提示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干预过程中，要了解他们心理的改变，还应深入了解不同服刑人员成长状况的差异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的患者做到有的放矢。
本研究还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程度在性别、入监前的职业、家庭月收入、心理痛苦程度和刑期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女性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高于男性，入监前机关干部和无业人员高于其他从业者，家庭经济收入高者高于收入低者，5~10年刑期结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高于其他刑期结构。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高于男性患者，这可能与女性较为感性，可以通过聊天、哭泣等方式加以疏泄不良情绪有关。入监前为无业人员，入监和出狱后可能顾忌不大，机关干部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从业者，可能与机关干部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于逆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且机关
Table 1. Participa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一般资料表(n = 572)
注：*p < 0.05；**P < 0.01。
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ariable of PTG,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表2. 创伤后成长、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得分情况(
)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TG with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表3.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
干部通常心理素质较其他从业者较强，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调整有关。在家庭月收入方面，家庭收入较高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可能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其入狱后，其他的家庭成员有生活的保障，
Figure 1. Path analysis of PTG with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图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保障父母子女接受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而家庭月收入少于1000元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总分很低，其可能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而入狱后家庭正常生活难以保障，增加了很大的生活负担，故而监狱服刑期间“内忧外患”，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因挪用公款罪入狱的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可能与挪用公款罪的判刑时间一般较短有关。
本研究进一步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痛苦程度平均得分为9.24 ± 1.53分(最小值1，最大值10)，明显高于用同一测评工具检测的意外创伤患者 [13] (7.35 ± 2.55)和癌症患者(4.50 ± 1.98) [14] ，提示贪污贿赂犯罪后监狱服刑期间其心理极度痛苦，远远高于癌症给病人带来的心理痛苦。提示监狱管理人员应关心、支持患者，通过自我披露、舒缓情绪等方法减轻其心理痛苦程度，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
4.2.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创伤后成长水平呈正相关(r = 0.350, P < 0.01)；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r = 0.273, P < 0.01)；根据相关文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分析表明，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P < 0.01)，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亦有直接的显著影响(P < 0.01)，并通过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心理健康(P < 0.01)。以上进一步体现了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改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鉴于此，积极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工作，积极进行社会支持尤其是监狱管教人员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和亲属对他们的关爱，激发其积极改造的内动力，使之对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矫治。通过劳动改造，使其反思、改过自新，促进其创伤后改变和成长。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缓解服刑人员心理问题，促使其以健康心态积极投入改造，这对消除监狱不稳定因素、预防各类事故发生、改善服刑人员心理状况、使其回归社会后更好的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 小结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主要集中在文化程度偏高的中年机关干部，心理极度痛苦；其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监狱管理人员应加强贪污犯罪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以促进其创伤后的成长并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矫治对策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S20151005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