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成年人的幸福感“出生顺序效应”

Birth Order Effect on General Well-Being of Adult Residents in Big Cities

摘要: 基于267位中国大城市成年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 不同出生顺序的女性的总体幸福感以及精力、心情忧郁或愉快、松弛或紧张因子分数存在显著差异；2) 不同出生顺序男性的总体幸福感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3) 女性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低于长子和次子，末子幸福感略高于独生子女，低于长子和次子。总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或与家庭结构、家庭角色、家庭互动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有关。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67 adult residents in big cities of China, we found that birth order effect exists in female participants on general well-being score and on scores of energy level, cheerful-distracted level and relaxed tense level, while no birth order effect has been seen among male participants. Specifically, among female participants, only child participants’ general well-being is lower than first-born and middle-born participants, while last-born participants’ general well-being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only child but lower than first-born and middle-born participants. The birth order effect on general well-being may b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family structure, the role different birth order children play in the family, family reaction mode and parenting.

1. 引言

1874年，高尔顿发现英国科学家当中长子比例较高，此后，学者们更加关注出生顺序与心理变量的关系(Ernst & Angst, 1983: pp. 735-75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者便发现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Fullerton, Ursano, Wetzler和Slusarcick (1989)以2886位17~23岁的青年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长子在幸福感的消极情感维度上得分较高，在积极情感和社会关系上的得分则没有显著差异，即长子的幸福感总分低于次子。国内的研究者更多关注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幸福感差异。陈翠玲等人(2008)认为成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大学生中，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生活满意度高，消极情感低(叶晓云，2009)。但是更新近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范红梅和李雪平(2016)根据南充市某中学回收的278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初中学生当中，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非独生子女，他们发现独生子女的社会支持也低于非独生子女，因此缺乏兄弟姐妹的交流和支持可能是影响到初中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洪培琼(2012)同样发现独生子女的总体幸福感低于非独生子女，他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受到较多的呵护和迁就，使得他们的社会独立能力较弱，进入大学面临新的环境，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陈雪和杨东(2015)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肖富群和风笑天(2010)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各方面的差异都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

在人格方面也存在“出生顺序效应”。萨洛韦(Sulloway)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证明长子更内向、羞涩、保守、更有责任心、遵守纪律，而次子则较为开朗、爱交际、反叛、更富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更加独立(萨洛韦，1999)。随后众多研究者也相继佐证了这一结论，既包括家庭间设计(Saroglou & Fiasse, 2003; 黄艳苹，李玲，2011)也包括家庭内设计的研究(Paulhus, Trapnell, & Chen, 1999; Beck, Burnet, & Vosper, 2006)。如果考虑到人格的内外向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李品品，2014；李洁，姚迪，刘晓芹，2015)，压力能够负向预测幸福感(胡夏娟，2009)，即外向的人和压力较小的人幸福感分数更高，那么上述研究与Fullerton等人的结论也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内向的长子幸福感低于外向的次子。国外的研究者通常把独生子女归为长子，还有一些研究者将最小的孩子单独划分出来，称为末子，Saroglou和Fiasse (2003)认为末子相对于长子和次子更加温暖、宜人、外向。

萨洛韦(1999)解释长子与次子的人格差异主要来源于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父母会赋予长子一部分教育弟妹的责任，这使得长子站到了父母的一方，成为规矩的守护者，而晚出生的孩子需要和哥哥或姐姐争夺家庭中的资源，并且受到父母和兄姐的束缚，这导致他们更加反叛，也更具有竞争能力。长子更加内向的原因还可能和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有关，长子在家里和同辈的互动较少，而次子之间的互动比较多(Healey & Ellis, 2007)。

如果说导致人格差异的真正原因是父母的教养方式，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会相应产生变化，是否这种差异也会发生改变呢？答案是肯定的。Rohrer等人(2015)采用家庭内设计的方式进行研究，发现长子与次子在人格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可以说出生顺序与心理变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可能随着教育方式和家庭互动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换言之，对于“出生顺序效应”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一些家庭教育和互动模式方面的文化特点，也有助于帮助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改善教育方式和关系模式。

1.1. 研究意义

我国以往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青少年、大学生以及成年早期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早期家庭教育的影响可能逐渐减小，这种“出生顺序效应是”否还存在，或者是否随着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出生顺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结构、家庭互动模式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进而在当前开放了两孩政策的新背景下为中国家庭作出是否要二胎的决定提供参考，也为家庭教育如何影响人的幸福感提供新的思路。

1.2. 研究假设

进入成年阶段之后，随着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也可能改变。在大城市中，步入社会的成年人逐渐脱离父母的经济支持，独自面对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新挑战。独生子女在童年期、少年期有着独特的优势，享受父母和长辈更多的宠爱和更多的家庭资源，但是到了成年期，他们赡养老人的压力更大，并且缺少同胞手足的支持，在幸福感方面，独生子女可能会失去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优势。非独生子女在早年的家庭中经历过同胞间的竞争，这为成年期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一个准备，使他们可能更容易适应成年期新的挑战。长子和次子童年可能会协助过抚养人看管弟弟妹妹，所以他们在年纪较小的时候就有担负家庭责任的经验，为成年期参与社会工作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假设在我国大城市的成年人当中，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不再高于非独生子女。此外，我们希望进一步验证长子和次子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否如Fullerton等人所发现，长子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次子，我们还将检验末子的幸福感与长子、次子、独生子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被试选取

通过网络广泛发放问卷，在合格的问卷中筛选出目前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年龄介于18~70岁之间的成年被试共267人。所有被试在出生顺序、年龄段、婚姻状况中的分布情况见表1。

2.2. 出生顺序的划分

在家庭当中，长子是父母迎接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会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也会对这个孩子寄予更大的期望，长子在家庭中也承担了部分教育弟妹的责任；次子出生时就要和前面的哥哥姐姐争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gender, age group, marital statu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表1. 不同出生顺序被试的性别、年龄段、婚姻状况分布

夺资源，他们也同时享有哥哥姐姐的陪伴；末子在很多家庭中更受宠爱，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更低一些，控制更少一些，而且他们没有弟弟妹妹，不像长子和次子一样承担带弟妹的责任。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余年，使得我国独生子女的数量较大。并且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家庭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独生子女童年缺少同辈互动，成年后缺少同胞支持，考虑到这样一个特点，在本研究中，独生子女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出生顺序单独列出。也就是说，本研究的出生顺序共分为四种，即独生子女、长子、次子、末子。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版)》。《总体幸福感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是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由33个项目构成，总体幸福感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主观幸福感越强。该量表分为6个分量表，可得出6个因子分，这6个分量表分别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或紧张(焦虑)。总体幸福感指数与另一种幸福感测查的相关性为0.52。根据姚春生等人(1995)的资料，该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49 (p < 0.001)。量表中的6个因子分布在量表的前18题中，18题以后的项目主要指向精神疾病方面，段建华(1996)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本研究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个题目计分，满分为120分，全国常模得分男性为75分，女性为71分。

3. 结果

3.1. 不同排行的幸福感分数比较

267个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平均值为79.74，最大值118，最小值39。使用ANOVA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排行的被试在总体幸福感总分(F_(3,263) = 2.766, p = 0.042, ${\eta }_p^2$ = 0.031)、精力分(F_(3,263) = 2.938, p = 0.034, ${\eta }_p^2$ = 0.032)、松弛或紧张分数(F_(3,263) = 3.055, p = 0.029, ${\eta }_p^2$ = 0.034)上呈现显著差异。不同出生顺序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因子分比较见表2。

LSD事后检验发现独生子女的幸福感总分显著低于长子(F_(3,263) = 2.766, p = 0.008)，独生子女的精力因子分显著低于长子(F_(3,263) = 2.938, p = 0.022)和次子(F_(3,263) = 2.938, p = 0.013)，独生子女心情忧郁或愉快因子分显著低于次子(F_(3,263) = 2.212, p = 0.025, ES = 0.091)，独生子女的松弛或紧张因子分显著低于长子(F_(3,263) = 3.055, p = 0.028)和次子(F_(3,263) = 3.055, p = 0.041)，末子的松弛或紧张因子分也显著低于长子(F_(3,263) = 3.055, p = 0.036)和次子(F_(3,263) = 3.055, p = 0.040)，其它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overall score of general well-being and scor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subject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 x ¯ ± s )

表2. 不同出生顺序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bar{x}\pm s$ )

3.2. 女性被试不同排行的幸福感分数比较

女性被试共143名，不同排行的女性被试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见表3。

LSD事后检验发现独生子女的总体幸福感显著低于长子(F_(3,139) = 4.798, p = 0.002, ${\eta }_p^2$ = 0.094)和次子(F_(3,139) = 4.798, p = 0.004, ${\eta }_p^2$ = 0.094)，独生子女的精力因子分显著低于长子(F_(3,139) = 6.897, p = 0.001, ES = 0.220)和次子(F_(3,139) = 6.897, p = 0.000, ES = 0.220)，次子的精力分显著高于末子(F_(3,139) = 6.897, p = 0.034, ${\eta }_p^2$ = 0.130)，独生子女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显著低于长子(F_(3,139) = 4.061, p = 0.007, ${\eta }_p^2$ = 0.081)和次子(F_(3,139) = 4.061, p = 0.006, ${\eta }_p^2$ = 0.081)，独生子女的心情忧郁或愉快分数显著低于长子(F_(3,139) = 4.858, p = 0.001, ${\eta }_p^2$ = 0.095)和次子(F_(3,139) = 4.858, p = 0.007, ${\eta }_p^2$ = 0.095)，独生子女的松弛或紧张分数显著低于长子(F_(3,139) = 2.920, p = 0.021, ${\eta }_p^2$ = 0.059)和次子(F_(3,139) = 2.920, p = 0.023, ${\eta }_p^2$ = 0.059)，其它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将年龄段和婚姻状况作为协变量进行MANOVA分析，不同出生顺序被试的精力分数差异仍然显著(F_(3,137) = 4.373, p = 0.006, ${\eta }_p^2$ = 0.087)，但在幸福感总分和其它因子分上面的差异不再显著。

3.3. 男性被试不同排行的幸福感分数比较

男性被试共124名，不同排行的男性被试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见表4。

ANOVA分析显示不同排行的男性被试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无显著差异。LSD事后检验显示只有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因子上，独生子女分数显著高于次子(F(3，120) = 1.725, p = 0.026, ${\eta }_p^2$ = 0.041)，其余分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长子与次子的幸福感高于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的幸福感总分、精力分、紧张或松弛分均显著低于长子，精力分、心情忧郁或愉快分、紧张或松弛分显著低于次子。从分数上看，独生子女的幸福感总分略低于末子，但差异并不显著。成年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不仅相对于其他出生顺序没有优势，反而他们的幸福感更低。该结果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成年人逐渐脱离父母的扶持，同胞支持对成年人的幸福感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非独生子女童年期的家庭竞争经验有助于提高他们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水平，有助于提升总体幸福感。

4.2. 末子的幸福感低于长子与次子

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末子的幸福感分数差异并不显著。同时，末子的紧张或松弛因子分显著低于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overall score of general well-being and scor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female subject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 x ¯ ± s )

表3. 不同出生顺序女性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bar{x}\pm s$ )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overall score of general well-being and scor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male subject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 x ¯ ± s )

表4. 不同出生顺序男性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bar{x}\pm s$ )

长子和次子，即末子的紧张程度高于长子和次子。只有长子和次子在原生家庭中是有弟弟妹妹的，他们小时候会有照顾更小孩子的经验。萨洛韦(1999)也曾多次强调童年照顾弟妹的经历对人的后天心理发展的影响。因此长子和次子成年后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更显从容。而对从小受到更多宠爱的独子和末子来说，成年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与他们童年时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他们适应社会的难度也相对更大。

4.3. 长子与次子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出与Fullerton等人(1989)一致的结果。长子和次子在幸福感总分和因子分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Fullerton等人的研究对象是17~23岁的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我国城市成年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差异。学生时期的青年人在经济上仍然可以依靠父母的支持，此时，他们的幸福感可能和人格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在我国大城市中，房价、物价较高，成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抵消人格的影响。

4.4. 不同出生顺序女性的幸福感差异显著

本研究发现女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是非常显著的，而男性并不显著。Salmon, Cuthbertson和Figueredo (2016)在研究不同出生顺序个体的亲社会性差异时也提到了将女性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时差异更显著。在不同的出生顺序研究中都发现了女性的心理差异比男性显著，或许是因为女性对家庭关系更加敏感，也可能是女性对心理因素的觉察力和敏感性较男性更强。

4.5. 大城市成年女性长子、次子的幸福感高于独生子女和末子

除了对健康的担忧因子外，在总体幸福感总分和其它因子分上，长子和次子的分数均高于独生子女和末子。这些差异在幸福感总分、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心情忧郁或愉快、紧张或松弛等因子分上是显著的。而长子和次子之间、独生子女和末子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幸福感差异。从人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格的内外向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林洪冰，2013)，更加内向的长子(Klein, 1984)幸福感应该低于更加外向的末子(Saroglou & Fiasse, 2003)。因此，人格差异并不能解释本研究的结果。人格的发展是持续一生的(费尔德曼，2013)，即便是在人格相对稳定的成年期，人格也是处在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中。并且随着社会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不同出生顺序人群的人格差异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社会适应性的角度则更容易解释本研究的结论，独生子女和末子具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不需要在家里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相对来讲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小一些，而长子和次子在家庭中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这对他们成年后适应社会是有帮助的。由此推论，我国大城市不同出生顺序女性幸福感差异的主要来源很可能与童年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相关，她们的幸福感与社会适应关系较大，可以进一步考察工作压力与大城市成年女性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4.6. 对家庭教育的思考

传统观念认为孩子得到更多父母的宠爱幸福感会更高，但这种幸福感能否持续到成年阶段呢？本研究的结果恰恰表明那些孩提时期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的长子和次子的幸福感反而高于享有更多关爱的独生子女和末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父母在子女童年时期给予更多责任与控制，对他们寄予一定的期待，会促进子女发展一些适应性的生存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成年期遇到的不同境遇，进而使他们的幸福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在幸福感多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劣势可能反映出缺乏社会支持对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拥有同辈的支持与陪伴，在童年期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

4.7. 对总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原因的探讨

综上所述，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童年期的家庭结构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而在本研究中，更进一步发现这种早期的社会能力发展会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尤其在精力因子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人际关系是幸福感重要的影响因素(周正怀，2010；吴鲁平，谈杰，2009)。儿童在早期经历更多的人际互动与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举例来讲，在童年生活中，小到玩具的分配，或争抢、或智取、或谈判获得，亦或分享或让与，孩子可以习得出不同的财物处理方式，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成人后获取社会财富的手段。受到更多父母保护的独生子女或末子可能只需要哭闹便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而这种方式在成人世界里是不适用的，反而不大受宠的长子和次子更容易在早期便学会如何理性地应对得失。在未成年期，这种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在幸福感上的反映并不突出，因为在该时期，父母、老师的支持以及家庭和学校的保护在未成年的社会适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成年之后，个体需要依靠自身能力适应社会时，更适应社交环境的成年人表现得压力更小、更轻松，精力更加旺盛。社会竞争也是成年生活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多子女家庭环境不仅可以提供给孩子更多的同辈互动机会，也让孩子们处于一个天然的竞争环境之中，这些都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来自家人的社会支持或可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比如在中国大城市里，很多成年人毕业之后会依靠家庭关系找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或者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而同胞的社会支持更多反映在情感与分担家庭负担方面，比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些工作上的麻烦不便告知父母，有些婚姻中的困扰无法和伴侣讨论，他们可以向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倾诉，如果来自父母方面的家庭负担过重，同胞手足更是直接分担了部分责任。在认知能力方面，有同胞弟妹的长子和次子都较其它出生顺序的孩子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学习不仅停留在学校里，在家庭中教弟妹学习语言，帮助辅导功课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主动学习形式。他们可以在教导弟妹时获得成就感和父母的认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获得更多的是积极的刺激，即认可和赞许，而不是惩罚和威胁，这种积极强化使得他们更有动力和兴趣去学习，甚至可能为了教导弟弟妹妹而在学习中更加努力。Rohrer等人在他们2015年的研究中也再次验证了排行靠前的子女智商更高这一出生顺序效应。认知能力作为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影响着成年人在大城市中的心理适应性，尤其是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在当今以创新为发展主题的大城市中更加突显。这种能力对个人所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必然产生影响。

当然，本研究结果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性格的内外向对个体的幸福感也有预测作用，被认为更加内向的长子的幸福感分数可能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仍然观察到了总体幸福感上的出生顺序效应，说明童年家庭教养模式对成年后的总体幸福感是有影响的。

4.8. 与以往研究的比较及本研究的新发现

本研究和同样采用了《总体幸福感量表》的洪培琼(2012)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即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低于非独生子女。当然，也有研究者发现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虽然低于非独生子女，但差异并不显著(张丽芳，唐日新，胡燕，徐德淼，2006)，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将非独生子女的不同出生顺序区分开来进行比较。在本研究中，末子的幸福感得分虽然也高于独生子女，但他们的分数是比较接近的。Sulloway在他的研究中也强调了父母对待不同出生顺序子女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出现了人格的差异，长子形成内向性格，而次子偏外向，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Fullerton的结论，但并不足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成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受不再受到人格因素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在成年阶段，社会能力和社会支持系统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较未成年期有所提升。

本研究新的发现在于：1) 区分了非独生子女中不同出生顺序的幸福感差异。末子的精力分显著低于次子，松弛或紧张分显著低于长子，在幸福感总分和除对健康的担忧以外的因子分上，末子的分数较长子和次子也略低，只是差异并不显著；2) 发现大城市成年人群中不同出生顺序人们的幸福感差异。国内以往研究大多针对青少年、大学生及成年早期人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70岁以内的老年人，能够考察在幸福感上的“出生顺序效应”是否会持续到更大的年龄阶段。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我国大城市成年女性的总体幸福感存在“出生顺序效应”，长子和次子的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和末子，末子的幸福感得分略高于独生子女，但差异不显著。排除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后，不同出生顺序在精力因子分上的差异仍然显著。然而，不同出生顺序的成年男性的总体幸福感得分差异并不显著。

总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可能与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角色、社会支持等因素有关。多子女家庭能够在童年期提供一个良性的同辈竞争与互动环境，在成年期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长子和次子在童年期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与期待，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成年后的社会生活，因而促进了幸福感的提升。以往研究将独生子女归于长子，而当本研究把独生子女作为一个单独的出生顺序进行考察时，发现独生子女与长子的幸福感得分差异显著。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推测多子女的家庭结构更有利于提升子女成年期的总体幸福感，同时，父母也可以有意识地调整教养子女的方式以削减这种“出生顺序效应”带来的影响。而在成年男性中，没有观察到总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可能因为女性对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更加敏感，同时也可能涉及一些社会因素，如男性与女性面临的社会压力是不同的，男性的压力更多来源于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而女性压力更多来源于家庭，这里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要探讨这一部分还需要收集更多的资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基金项目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401089)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5Z2109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