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我国的户籍制度明显松动，推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由于福利保障不足，工作时间长，无法带孩子在务工城市共同生活，不得不和子女分开。这种父母在外务工，而子女留在家中由其他亲友代为抚养的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在中学阶段，孩子有了一定自理能力，更容易留守在家。随着劳动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流动，造就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造就了大量的城镇留守学生，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令人关注的议题(罗静，王薇，&高文斌，2009)。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调查了留守学生的生活。多数研究强调，由于父母或其中一方外出打工，留守学生不得不独自面对诸多困扰，有一系列学习、行为和心理有关方面的问题。郝振、崔丽娟认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会适应性上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郝振&崔丽娟，2007)；杨阳的研究表明：留守学生存在轻度的心理问题，女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于男生(杨阳，2011)。而另一些研究却认为，大多数留守学生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的陪伴，但有其他长辈和同学的陪伴关爱，在个人成长，学业表现上并不逊色，武海婵的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的高中生其人格特质和心理弹性与非留守高中生并没有显著差异(武海婵，2014)。
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与个体的心理、行为和躯体问题相关联，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健康和压力的调查中，一般是指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精神重创及不幸。这类事件包括亲人的突然去世，严重的事故、难解决的家庭矛盾等(何圾，陆英智等，1998)。生活事件分为正性和负性，尤其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可以让个体产生焦虑、消极和不安等情绪，因此生活事件也与个人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周末&巢传宣，2007)。生活事件是否引起消极反应，个体的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尤其重要。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黄希庭等，2000)，是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体现。应对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应激源，因此应对包含了健康、不健康的各种消除应激源的方式。当个体面对压力时，良好的应对可以降低压力对健康的伤害。然而，不适当的应对行为却会增加个体的困扰，成为次级压力源， 加重个体的压力，甚至产生心理疾病(纪红艳，2010)。
生活事件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积极的应对因子(解决问题、求助)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贺莹莹，2008)。为了了解留守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从应付方式和生活事件入手，调查留守中学生与非留守在应对方式和生活事件上的差异。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四所高中进行调查，抽取留守学生较多的班级，征得被试和学校老师的同意后，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40份问卷，剔除空白问卷和信息不完整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16份。男生92人(42.6%)，女生124人(57.4%)，高一学生109人(50.5%)，高二学生48人(22.2%)，高三学生59人(27.3%)，重点中学168人(77.8%)，非重点中学48人(22.2%)，留守学生98人(54.6%)，非留守118人(45.4%)。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共27道题，经辛秀红和姚树桥修订，量表包括：受惩罚因子、丧失因子、人际压力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共六个因子。用以评定本人及其家庭中过去一年发生的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程度，采用5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负性生活事件上的影响越多。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平均相关系数0.50 (刘贤臣等，1997)，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应付方式问卷
该问卷共62题，由肖计划等人编制，每题进行“是”和“否”判定，其中“是”计1分，“否”计0分，其中19、36、39和42题为反向计分。量表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六个因子，其中解决问题和求助为积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为消极应对。该问卷重测相关系数为0.62~0.72之间，各条目的因素负荷值在0.35以上(肖计划&许秀峰，1996)，广泛应用于实际研究中。
2.3.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spss21.0进行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分析
见表1，负性生活事件总分的平均分在2分以下，问卷采用5级评分，说明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处于一个适当的水平，按照得分排名的负性生活事件在前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压力、健康与适应这三个因子。
留守个体在人际压力、学习压力、健康与适应以及其他四方面平均分得分高于非留守个体。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发现二者在生活事件维度上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从总体来说，高中生总的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不多，留守与否对高中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小无显著差异。
3.2.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各维度比较
在应付方式中，积极应对(解决问题和求助)的两个维度上，高中生的留守个体较非留守个体的得分较低，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P值均 < 0.05)；在消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四个维度上得分差异不显著。见表2。
3.3. 留守高中生生活事件与应付方式相关分析
将留守个体的各个维度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应对的两个因子(解决问题、求助)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各个因子无显著相关。自责、幻想和退避三个因子分别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各个维度相关显著(P < 0.05)，合理化因子除了与受处罚因子相关不显著之外，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其他维度相关显著(P < 0.05)，消极应对的四个因子(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生活事件各个因子均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r的范围在0.217~0.518之间。见表3。
3.4. 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对生活事件的回归分析
应对方式与生活事件的相关关系显示消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生活事件总分存在统计学意义正相关(P < 0.01)。运用线性回归进一步探讨消极应对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以留守高中生生活事件总分为因变量，以四个消极应对维度为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negative living event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1.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2.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得分比较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iving events and coping styles of 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3. 留守高中生的生活事件和应付方式各维度的相关分析(r)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不管留守与否，高中生排名前三的负性生活事件为：学习压力、人际压力、健康与适应，与邱丹萍，戴抒豪(2015)等人的研究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高中生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学习至上，因此学习压力和人际压力仍旧为其主要压力，在高中升学压力的影响下，学生精力被学业挤占，同时伴随着自我同一性发展而带来的人际方面的思考，除此之外，也更容易被适应性事件所影响。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这与张睿等人的研究一致(张睿，冯正直等，2015)，说明留守学生的生活情况并没有印象中那么糟糕。随着政府，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的日益关注，采取了多种生活和学习上的支持鼓励，教育上的心里健康干预和指导有一定成效。城市里的留守学生生活环境稳定，享受一定的教育资源，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心和陪伴充足，很大程度弥补了父母外出未能陪伴在身边的缺失。
在应付方式的风格上，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呈现一定的差异。留守个体在遇到问题时更少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从数据来看，留守个体与非留守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并未更多地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与郭雪(2014)的研究有一定印证。说明留守个体在主动解决问题和向他人求助的上的能动性较差，但这不代表其会选择消极应对。说明留守学生在应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时，并没有寻常人们认为的很脆弱，而是也有着一定的心理应对素质和应对方式。不够积极应对的原因可能是留守学生群体因为身边缺少父母的陪伴，在积极向外寻求解决问题和求助时，一是缺少可寻求帮助的对象；二是无家人在旁，习惯自己解决问题。虽然在一些应对方式上，并没有表现得主动积极，但是个体发展了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同样能够度过发展期的困境。如发展出更好的克制能力，自我审视的能力，锻炼出坚韧，勤奋的品质，虽然没有能够立即出现效果，但在此后长期的学习生活中，面对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更能够耐受，度过艰难的阶段。
本研究在样本的数量上被试数量不够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解释有一定局限。研究对象中高二和高三的人群数量较少，研究结果说服力较低。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本身有局限性，设计并不是很合理，缺少更为精细的基本情况资料如留守年限，是否曾经留守等，对留守学生的情况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希望后续研究扩大调研范围，以使研究结果更为普适。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