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对儿童虐待的定义是：对18岁以下儿童的虐待和忽视行为。包括了在亲密关系中的各种关于身体、情感或性的虐待与忽视，这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严重的伤害。以往研究常将童年虐待分为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及情感忽视5个方面(陆凤英，汤永隆，曹梦露，刘晓军，2014) 。本研究主要对情感虐待及其对抑郁的影响进行分析。情感虐待通常也被称为心理虐待，美国儿童心理虐待专业协会将其定义为“看护者的一种重复的行为方式或极端的事件模式”，向儿童传达他们是无价值、有缺点等许多负面信息。本研究试图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心理复原力的中介作用。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童年期的情感虐待经历与个体的抑郁状态密切相关(曾庆巍，刘爱书，栗诗羽，2015；Salwen, Hymowitz, Vivian, & O’Leary, 2014)，情感虐待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症状。例如有研究发现初中生童年期遭受心理虐待和忽视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高(陈雪，2015)；宋锐和刘爱书(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44.28%的患者自报童年经历了情感虐待，对于初中学生来讲儿童期情感虐待对他们的抑郁状态产生了直接作用，儿童期经历情感虐待的个体其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经历童年期虐待的个体。也有研究发现，童年期的情感虐待经历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情感虐待程度越高，儿童的抑郁症状就会越严重(凌宇，杨娟，钟斌，章晨晨，姚树桥，2009；陈丽华，郭海英，朱倩，卜钰，林丹华，2016)。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的情感虐待会使抑郁障碍的首发年龄提前；且有童年情感虐待经历的被试发生抑郁的几率是没有虐待经历被试的3.79倍，其抑郁严重程度也高于没有经历被试(马茂，陈维清，2011；程文红，刘漪，范娟，李春波，李敏，王祖承，2007)。
心理复原力指个体在暴露在高危环境之下、或经历创伤之后，依然可以恢复到良好适应状况的心理现象(雷鸣，杨张祥，朱珊珊，2014)。本研究选择探讨心理复原力在儿童情感虐待经历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因为以往的研究显示，心理复原力不仅受到童年情感虐待的影响，对抑郁也有着预测作用。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童年虐待与心理复原力有显著的相关，如李阳等发现虐待忽视水平越高的组，其心理韧性的水平越低(李阳，曹枫林，崔乃雪，李玉丽，2012) 。朱茂玲、Topitzes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情感虐待能够负向显著预测个体成年期的心理韧性水平(朱茂玲，徐晓叶楠，林丹华，2013；Topitzes, Mersky, Dezen, & Reynolds, 2013)。除心理复原力受到童年期虐待的影响外，许多研究还发现了心理复原力对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例如一些研究发现高心理复原力的个体较少出现抑郁，高心理复原力的个体具有更低的患有抑郁的风险，而低复原力的个体因为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较差，自身的抑郁水平会较高(Wingo et al., 2010；朱清，范方，郑裕鸿，孙仕秀，张露，田卫卫，2012)。还有研究表明心理复原力总分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赵燕，张翔，杜建政，郑雪，2014)。并且心理复原力在早期受虐待经历与心理疾患间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心理复原力在小学生受虐待经历和焦虑之间、在儿童期性虐待与攻击性之间以及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都起到中介作用(朱茂玲，徐晓叶楠，林丹华，2013；朱清，范方，郑裕鸿，孙仕秀，张露，田卫卫，2012；郭黎岩，陈晨，2015)。
综上，以往的研究表明童年情感虐待是导致成人抑郁的重要因素，且童年虐待与心理复原力之间，以及心理复原力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密切，但是对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以往研究更多的是笼统地分析儿童期虐待对抑郁的负面影响，对于情感虐待这一影响抑郁等情感障碍的关键因素，还需做更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将着重分析大学生的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心理复原力的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向407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发放问卷。被试中包括男生129人(31.7%)，女生278人(68.3%)；大一学生151人(37.1%)，大二学生106人(26%)，大三学生49人(12%)，大四及以上学生101人(24.8%)。
2.2. 工具
2.2.1. 大学生童年情感虐待经历问卷
改编自WHO相关研究的问卷(Butchart, Harvey, Mian, & Furniss, 2006)，并参考国内有关儿童虐待的研究(陈晶琦，廖巍，2005)，采用5点计分法，共包含3道题目。分别为：童年时，父母用“愚蠢”、“丑陋”、“笨”等词来责骂你；童年时，父母在他人面前羞辱你，让你感到自己坏、笨或毫无价值；童年时，父母对你说过希望你不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α系数为0.811。
2.2.2.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本研究使用Connor和Davidson在2003年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CD-RISC)来测量大学生的心理复原力水平，该量表共包含25道题目，计分方式使用5点计分法，选项由“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的被试心理复原力水平也就越高。整个量表共包含了3个维度：坚韧性(13个题目)、力量性(8个题目)、乐观性(4个题目)。本研究中CD-RISC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6。
2.2.3.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本研究使用Zung在1965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大学生的抑郁水平进行测量。此量表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SDS量表共有题目20道，采用4点计分，选项由“从不”到“总是”，部分题目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66。
2.3. 数据分析
将数据录入SPSS20.0统计软件；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来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采取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AMOS软件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显示，在407名被试当中，有41.8%的人报告在童年时期有过情感虐待的经历；20.4%的被试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将情感虐待、心理复原力与抑郁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童年期的情感虐待与心理复原力呈负相关，与抑郁呈正相关；大学生心理复原力与抑郁呈负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3.2. 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3.2.1. 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采用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采用强迫进入回归分析。首先通过童年情感虐待对抑郁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c；然后通过童年情感虐待对心理复原力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a；最后把心理复原力纳入回归方程，通过心理复原力与童年情感虐待对抑郁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b和c’。具体检验结果见下表2。通过表中的检验结果可知，童年情感虐待对抑郁水平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894)；当心理复原力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后，童年情感虐待对抑郁水平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明显下降(β = 0.632)，但仍然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9.2%。
3.2.2. 心理复原力中介模型分析结果
研究首先使用Amos软件进行情感虐待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情感虐待对抑郁的影响作用显著(β = 0.19, P < 0.01)；随后建立心理复原力在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情感虐待对心理复原力的影响效应显著(β = −0.12, P < 0.01)，心理复原力对抑郁的影响效应显著(β = −0.51, P < 0.01)，但是情感虐待对抑郁的影响效应仍然显著(β = 0.13, P < 0.01)，说明除心理复原力之外，还有其他变量在情感虐待和抑郁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见表3)模型自由度为11，整体适配度的卡方值是6.317，显著性概率值P = 0.177 > 0.05，接受虚无假设，总体协方差Σ矩阵与Σ(θ)矩阵的差异显著为0，假设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间可以契合。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下同。
Table 2.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resilience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on
表2. 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Figure1. The mode l of the impact of resilience on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on
图1. 心理复原力对情感虐待和抑郁影响的模型
Table 3. Mode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on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on
表3. 心理复原力对情感虐待和抑郁影响的模型分析
其他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 = 1.579，RMSEA = 0.038，GFI = 0.994，AGFI = 0.977，NFI = 0.994，RFI = 0.985，IFI = 0.998，TLI = 0.995，CFI = 0.998，且显著水平α = 0.05时，CN值为610；α = 0.01时，CN值为854，均达到模型可接受标准。
4.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主要探讨了童年期情感虐待、心理复原力以及抑郁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童年期情感虐待在直接影响抑郁的同时，也通过影响心理复原力间接的影响大学生抑郁水平。结果支持了假设，在探讨影响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机制的同时，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也有参考作用。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童年期情感虐待对大学生抑郁状态的预测作用，这与以往国内外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具体表现为在童年情感虐待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其抑郁水平越高。大学生在童年时期受到的情感上的虐待不仅会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和抑郁有影响(魏贤玉，朱相华，李娇，杨永杰，田玉湘，2007)，而且会对个体在大学时期的抑郁状态有预测作用。儿童期经历情感虐待传递给个体各类负性信息，会使他们的自我评价降低、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因此容易形成抑郁状态。
其次，本研究发现心理复原力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抑郁水平越低。这一结果也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表现出一致性，心理复原力对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Wingo et al., 2010；朱清，范方，郑裕鸿，孙仕秀，张露，田卫卫，2012；赵燕，张翔，杜建政，郑雪，2014)。心理复原力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较为快速的从悲伤、难过等负面情绪之中走出来，因此抑郁的水平较低。这一结果也提示了高校的心理工作者们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应该重视对学生们心理复原力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复原力水平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童年情感虐待经历对心理复原力有负向预测作用，童年情感虐待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其心理复原力水平越低，这一点符合我们的研究假设，也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表现出一致性(李阳，曹枫林，崔乃雪，李玉丽，2012；朱茂玲，徐晓叶楠，林丹华，2013；Topitzes, Mersky, Dezen, & Reynolds, 2013)。个体在儿童时期解决问题能力、心理灵活性等还处于形成过程当中，如果在经历情感虐待后不能及时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极有可能影响心理复原力水平。因此对于那些童年受到情感虐待的个体，其养育者和老师需要及时加强对他们处理情感虐待问题的引导。学校方面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支持氛围，关注儿童心理复原力的培养，帮助他们构建一个良好健康的心理状态。
最后，本研究发现心理复原力在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大学生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得分越高，其心理复原力水平就会越低，从而导致抑郁水平越高。大学生童年时期经历严重的情感虐待，会影响他们面对压力和危机时的处理能力，心理复原力水平较低，从而会增大他们成年后产生抑郁的可能性。本研究的这些发现提示我们，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要提供给孩子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情感环境，尽可能地减少对他们情感上的伤害或忽视。对儿童的情感关注和教育对保护个体童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减少个体成年后的抑郁状态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高校心理工作者来讲，针对有明显抑郁症状的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体或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剧等方式，帮助其探索早期经历的影响，设置心理复原力培养计划等方式来帮助他们。
基金项目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 SES-146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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