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一部叫《百鸟朝凤》的文艺片名噪中国影坛，该片的原著作者贵州作家肖江虹也由此获得大众的关注。不难发现，肖江虹笔下的很多人物是“沉默”的，这种“沉默”突出表现在人物缺乏语言的表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细分起来主要有四：一是性格使然；如《百鸟朝凤》中的师傅焦三爷不爱说话，比如在饭桌上几乎感觉不到他这个人的存在，只会说“吃饭”和“吃饱”两个短句。《我们》中的徐老大木讷寡语，不善言谈。二是变故导致，如《喊魂》中的范马义、《寻找1978》中的庞德老汉、《求你和我说说话》中后期的王甲乙。三是遭受排斥；这类形象在肖江虹的小说中较为普遍，像《天堂口》中的范成大、《求你和我说说话》前期的王甲乙、《犯罪嫌疑人》中的教书匠、麻糖匠和老酒鬼、《平行线》中的保安、《阴谋》中的赵武等。四是文化失语；以《百鸟朝凤》中的游天明最为典型。
本文以后三类人物作为讨论的对象，认为他们是肖江虹小说创作中存在的“失语者”形象。肖江虹在《求你和我说说话》(2008年)、《天堂口》(2009年)、《百鸟朝凤》(2009年)、《喊魂》(2010年)、《犯罪嫌疑人》(2011年)、《寻找1978》(2014年)等多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他们或丧失了说话的生理机能，或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话语权、或遭遇文化话语边缘化的困局。本文将集中探讨肖江虹小说创作中“失语者”代表着怎样的文学形象、肖江虹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如何建构这类人物、“失语者”形象展现了怎样的文学特征、通过“失语者”形象，肖江虹的写作在新世纪以来同类文学写作中又呈现出怎样的独特样貌。
2. “失语者”群像
“失语者”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或是城市流浪汉、火葬场殡葬师、保安，又或是乡村中的留守老汉、教书匠、老酒鬼等。这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几乎没有掌控个人命运的能力，基本都属于被群体和社会边缘化的“异类”或“另类”。
《喊魂》中的范马义出身农民，曾经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梦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立足。从农村挤入城市后他甘愿充当房地产开发商的走狗打手，带领一帮泼皮专门以残酷的方式胁迫钉子户搬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一场斗殴彻底改变了范马义的命运。重伤致残的他智力退回了四、五岁孩童的水平，只能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口头禅，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凶狠的范马义反而成了被欺凌的对象，被开发商无情地踢回农村。《寻找1978》描写了庞德老汉在一场高速公路车祸中痛失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幺儿”黑狗。老汉发誓要寻找到尾号为1978的肇事车辆，为狗讨个说法。蹲守在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老汉因失去说话的对象而沉默寡言，只能和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交谈。《求你和我说说话》中的流浪汉王甲乙原本就无人理睬，又在见义勇为中被抢劫犯削去下颚，彻底失去了说话的生理机能。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变故看似是偶然的，其实又暗含其必然性。可以说，正是范马义们的无知无畏导致了最终的失语。他们对暴力拆迁、抢劫和高速公路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预计不足，造成了个人命运的失控。
《天堂口》中的殡葬师范成大整天与尸体为伍，火葬场的其他员工不屑与他交谈。除了和看门人柳姨妈不多的言语外，剩下的就只是在火化前给尸体读一段《增广贤文》。小说《求你和我说说话》的标题本身就是主人公王甲乙的内心独白，他模仿充气娃娃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场景滑稽又凄凉，令人读之心酸不已。《犯罪嫌疑人》中的教书匠、麻糖匠和老酒鬼卷入一件杀人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定做犯罪嫌疑人，从此遭到周围村民的恶意排挤、孤立，先后死亡。这些人物拥有说话的能力，然而却丧失了说话的权力，成了不折不扣的“失语者”。
小说《百鸟朝凤》中，新一代唢呐班主游天鸣的“失语”具有更为深刻的象征意味。“我把唢呐送到嘴边，忽然眼前一片漆黑。直到今天我都活在那段悔恨中，我本可以从容的完成一个乡村乐师所能完成的最高使命，可以让后人提起这段近乎传奇的事件时还能提起我的名字，本可以让乐师这个职业在乡村实现最动人的谢幕演出，甚至可以用一种近于神圣的方式结束我的乐师生涯。可就在那一瞬间，这些可能统统没有了，我的行为让无双镇这个古老的职业用一种异常丑陋的形式完结掉了，连在湮没于时代变化中的最后一刻也未能保持它曾经拥有的尊严。……我把唢呐从嘴里慢慢抽出来，站起来对我的师傅说：‘对不起大家，这个曲子我忘了！’” [1]。作为一位唢呐匠人，游天明说话靠的不是嘴巴和语言，而是传承得来的唢呐技艺。在现代文明入侵古老乡村后，唢呐和唢呐匠人的生存不断遭受新观念和洋乐器的威胁。当游天鸣获得一次演绎唢呐至高曲谱《百鸟朝凤》的机会而有望重振唢呐雄风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宣告“失语”。严格说来，游天鸣并不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从事的职业曾经受人崇敬。然而时过境迁，在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挤压而日渐式微时，游天鸣连同他所代表的文化一起被边缘化，他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弱势文化的代言人，一位文化场上的“失语者”。
3. “失语者”形象构建
如何塑造“失语者”形象是肖江虹小说创作要解决的一个重点。肖江虹运用简化外在语言、突出行为举止的怪异和偏执、侧重心理描写的内视角等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写作意图。
正因为“失语者”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或权力，外在的语言描写已经成为肖江虹需要尽量缩减或回避的写作手法。比如《求你和我说说话》中的王甲乙，小说中将他与人交流的语言缩成了可怜的区区两个字，“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王甲乙还真忘了。好像是两个月前，蹲在早餐点钱的王甲乙被卖早餐的女人吼。‘滚开！’‘哦。’又好像是几个月前，在垃圾池里挥汗如雨的王甲乙看见一个扔垃圾的女人对着它扬扬手里的垃圾袋问，‘剩饭要不要？’‘嗯。’加起来才两个字” [2]。《喊魂》中变成“憨包”的范马义说话最多的场景是在他被“我”狠揍一顿之后，“他拉下耷拉在脑袋上的几根稻草，伸出一只手指着我：‘你打我’。……他往前跨了一步，眼睛里忽然潮湿了，嘴一下撇开，指向我的手慢慢弯回去拭擦流出来的泪水。‘日，日，妈！’他终于哭出来了。” [3]。即使是寥寥的几个词句，我们依然能够深切体会到说话者使用语言的艰难和挣扎。这种刺骨的凄凉不仅彰显出“失语者”们无法突围的困境，更揭示出了失语对“失语者”们的致命打击。对于“失语者”而言，语言不再是人自由表达欲求的工具，它已经成为捆绑他们的无形枷锁，难以挣脱。
肖江虹常常赋予笔下的“失语者”们异于常人的怪异、偏执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使得他们的现实处境更为不利，然而又正是这种对所谓理想的想象和执着构成了“失语者”们存在的终极意义。肖江虹在小说《天堂口》中花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写了殡葬工范成大为死人擦拭身体、剃发整形、白布裹身，并在火化前为死人诵读《增广贤文》等行为。这一整套在范成大心目中马虎不得的行为成为固定程式，也成为范成大在常人眼中怪异、不可理喻的象征，却充分体现出了他工作恪尽职守、尊重死者、敬畏死亡等的道德品格。《寻找1978》中庞德老汉在高速收费站蹲守的行为同样偏执怪异。饥饿、瞌睡、老眼昏花无一不成为他惩罚自己的理由，苦苦的坚守只为能卸下良心上的重压。寻找1978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寻找1978的行为本身却成了庞德老汉生活的全部意义。
与缺失外在语言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失语者”们的心理活动异常活跃。在他们沉默寡言的表面隐藏的是强烈的诉说渴望。肖江虹用心理语言替代了外在语言，赋予“失语者”们最大的内在诉说的能力，从人物心理感受的角度以内视角进行叙述，给予小说文本以更大强度的叙事张力。流浪汉王甲乙不仅想象出与充气娃娃王说说对话的内容，甚至模拟出了说话时对方的心理反应、语调等，“直到舌头发麻，两腮酸软，二胡才拉出一些走调的味儿来。他开始自问自答。有打算吗？不知道……去我那里吧？我不去……我不是坏人，不信你去问村长。” [2]。尽管肖江虹在《求你和我说说话》中把王甲乙的内心独白处理成了自问自答，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样的自问自答是王甲乙心理活动在诉说欲望驱动下不自觉的外化现象。《寻找1978》里面有一个与庞德老汉经常对话的人物，老汉把他叫做“肚子里说话的人”。庞德老汉认为这个“肚子里说话的人，有理无理都要钻出来啰嗦几句，烦人得很” [4]。“肚子里说话的人”只不过是老汉心里的另一个自己，他们之间的对话本质上是老汉心理语言的生动呈现。肖江虹通过大量心理描写、侧重文本内视角写作的方式补偿了“失语者”们外在语言缺失的遗憾，同时也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冲出了实际语言的藩篱，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叙述维度和叙事自由。
4. 温情的“失语”
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虽然多是生活的受难者，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对苦难有很强的耐受力。相较于愤怒和抗争，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性是温情，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人性关怀。
《犯罪嫌疑人》中的林北、王建国和胡卫国三人至死也没能摆脱“嫌疑人”的身份，尽管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同村人的厌恶甚至恶意攻击，三个人依旧没有拼力反抗，反而在临死前竟然都主动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犯”。这个违背人情常理的行为增加了林北等人的悲剧性，更凸显出了他们“让活着的人能直起腰杆”朴素初衷的温情。这样的温情还体现在庞德老汉得知高速收费口撤销无法再继续找寻时“结结实实”的痛哭、范成大一声声“上天喽”的高亢喊声上。肖江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天堂口》创作的来由，他特别提到：“有人说我这个小说就是种小温暖，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连小温暖都没有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今后还会写一些这样底层小人物的小温暖。” [5]。这样的“小温暖”由本身作为弱势群体的“失语者”传达出来，格外彰显出了底层小人物作为“人”的生命光环。
“失语者”们本身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温情与周围群体的冷漠无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从中我们可以辨析出肖江虹对人性善恶的深刻认识，善贮存在小人物的内心，不断发出微弱的光芒。这种善的根源在于肖江虹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某种肯定。有学者认为肖江虹在描绘传统村镇图景时承继了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的一些价值判断，“由此我联想到沈从文审美想象中的湘西社会，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小镇，都以各自的故乡为背景，都是从深厚的古风民俗切入，通过描绘未经商业文化‘污染’的乡村自在状态，及其偏离时代的、古朴的生活之美，人性之美，于中提取与都市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正是在这点上，肖江虹与他的前辈大师们在价值取向上不无共通之处” [6]。
将这种价值观置于传统乡村文化快速消解的当下进行关照，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们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肖江虹的小说创作中，无双镇、蛊镇等古老村镇是一个显在的弱小存在，常常处在城市威压的阴影里。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技艺无以为继、传统伦理失序，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镇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大部分来自传统村镇，他们被现代文明的浪潮席卷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进入完全陌生的城市谋生。他们的温情并不能阻挡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侵袭，也无法阻止他们这类底层人物被轻视、被侮辱，道德上的良善并不能使他们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好。例如，《当大事》以荒诞和滑稽的手法将传统秩序面临崩溃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当死亡这件人生大事也能够被草草了事，人生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此外《蛊镇》、《百鸟朝凤》、《寻找1978》等也都涉及到了相似的叙事主题。小说《百鸟朝凤》结尾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在城市车站外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凄凉地吹奏着一曲纯正的“百鸟朝凤”，似乎寓意着“失语者”们无法冲出现实困局的尴尬。而在《喊魂》中，肖江虹给出了化解这种尴尬的可能途径——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看着田埂上呵呵笑着奔跑的马义，我不知道他的魂到底是不是丢了，或者原本就丢了，现在才是真的回来了” [3]。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内心、退守本真意味着“失语者”们找回了自己丢失的“魂魄”。
5. 一种坚守
一系列“失语者”形象彰显了肖江虹立足底层世界、关注底层人物命运、表达底层人物内心诉求的写作旨归。在这个意义上讲，肖江虹很大一部分的小说创作应可以归入底层写作的文学范畴。
作为新世纪以来比较大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底层写作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农村留守人员问题等成为底层文学的叙事主旋律。不同的作家在把握类似的主题时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肖江虹的立场和态度是对底层世界同情多于批判，这是他的底层写作呈现出独特样貌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上节所述，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多带着“小温暖”，传达的是底层人物人性中良善和温暖的一面。而《神木》、《哑炮》、《马嘶岭血案》、《云上》、《矿难》等小说则更多地展现了底层人物的野蛮和冷血，“视人命如草芥的意识揭示了底层一种极端残酷的生存生态” [7]。底层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苦难，小人物经历各种人生挫折、磨难和不幸，甚至是死亡，不描述苦难就无以展现底层人物生存之艰难。但不同的小说对苦难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肖江虹小说中“失语者”们遭受的苦难来自于外部世界，而底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带着相互依存的意味，如《天堂口》中的范成大和柳姨妈、《蛊镇》中的王昌林和细崽、《喊魂》中的范马义和“我”，体现的是苦难中的温情。换言之，肖江虹对底层人物的处境体现的更多是理解和同情。而《神木》、《哑炮》这一类描写底层的小说中的苦难直接来自底层人物之间的弱肉强食，《神木》中的两名打工者不断谋害与自己身份一样的打工者，并以此作为要挟矿主获取事故赔偿金。《哑炮》中的一名矿工为谋夺另一位矿工的妻子设计用哑炮炸死了他。人性深处的残忍自私成为这类小说言说苦难的根源，底层人物之间因而形成了争夺有限生存空间和资源的竞争关系，也使得小说具备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批判性。
肖江虹的底层写作呈现独特样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体现在他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上。在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中，主人公宋长玉全部的努力都在于离开农村，获得“城里人”的身份。不管他在追逐“城里人”身份的路上遇到怎样的磨难，他始终坚守着“死也不回老家”的誓言。而在这追逐“城市化”的不归路上，宋长玉被内心的欲望所驱使，如同“红煤”一样燃烧殆尽。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农村是极度落后、贫穷的象征，成为需要坚决放弃和逃避的一个身份符号。在其潜在语境中，急于阻断与农村的血脉、放弃传统的价值与自我识别的密码，转而追逐在物质和精神上更具吸引力的“现代”是必然而合理的选择。
而不同的是，肖江虹对传统是尊重的，传统于他并不仅仅只代表着落后、贫穷，相反传统中还有相当多的深层次的东西值得关注和坚守，比如传统礼仪、传统伦理等，这个理念在他的小说《百鸟朝凤》、《喊魂》、《当大事》等中都有细致入微的展现。在承认现代文明威胁传统生存的同时，肖江虹的小说同时又表达出了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秩序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某种质疑。他笔下固然不乏受到现代文明的诱惑而远离故土的人物，但也许他更关注那些坚守故土、捍卫传统道德的“失语者”者们的命运，也更深刻传达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近乎变态的追求和对道德伦常近乎疯狂的破坏” [5] 现象的忧虑。“我想，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还把礼仪看得如此重要，如今物质丰盈了，廉耻却成了稀罕物。今天回过头看，那时候的乡村规规矩矩，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靠什么维持？靠的是人心深处千百年的道德积淀” [5] ，失去了这种道德积淀只会成为《喊魂》里的范马义，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空心人”，也就成了没有灵魂、游荡在乡村与城市边缘的孤独身影。
正如建筑师朱涛所提出的设问：“有没有一种‘现代’，它来自自己脚下的泥土、尊重自己即使是最卑微的记忆，而且用自己社会中最底层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它、定义它？” [8]。相信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才是如肖江虹的底层文学写作者们所探讨和追寻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