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广泛地翻译并引进中国，对弗洛伊德思想与著作的阐释与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剖析均成为各领域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文艺方面，最早接受该学说的学者之一朱光潜在1921年发表的《福鲁德的隐性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中肯定了弗洛伊德将其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文艺、伦理、宗教等各领域的价值。随着翻译学科日益吸纳跨学科成果，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精神分析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张景华(2011)以精神分析学为出发点研究其与翻译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对翻译本质、翻译主体、翻译批评的阐发；孙杨杨(2015)从研究精神分析相关著作中译的角度出发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在翻译中的作用；祝朝伟(2015)认为精神分析和翻译研究有着契合性与关联性，人格结构说对解释译作多元化大有裨益。这些研究为精神分析在翻译领域的运用与发展提供较为细致的启发式描绘。
翻译领域二者的交叉研究尚未引起译界广泛关注，研究规模相对较小呈现出新兴态势。现有研究从早期的认知心理学视角反窥翻译到近期明晰精神分析与翻译的关联性，虽有所深入但其较多地探讨精神分析与翻译的相似模型等弘大层面，以实例分析加以论证并涉及文化外译层面的研究凤毛麟角。
2.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相似性特征
2.1. 精神分析与翻译渊源深厚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于1895年合作出版《癔症研究》一书，精神分析学由此建立。精神分析学源于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治疗的长期实践，他在1915年完成的文章《潜意识》中详细探讨了心理结构说。他认为人的心理世界包括上层意识、中层前意识和深层潜意识(另一分法为超我、自我和伊底)三个“区域”或“系统”，其中受人性冲动本能影响的潜意识广阔而隐蔽，影响着人的思维与行动。
高觉敷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开篇指出，“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学派” [1] ，对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一定影响。精神分析与翻译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弗洛伊德在《失语症释义》、《科学心理大纲》和《梦的解析》中早已“运用翻译模型解释精神病的形成机制”。 [2] 二者在内在过程与外在表象两方面有着相通性。
2.2. 精神分析与翻译相似相通
属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认为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人多数的精神生活属于潜意识，后者的思想、愿望和情感形成心理基础，因而潜意识的过程能够通过表象的运动被“翻译”出来。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将人的潜意识历程激发转化为意识历程，这种言语化的翻译过程可以填补意识中的留白。弗洛伊德在对过失心理学进行阐述时正是通过对细微现象的观察分析进而走上研究庞大问题的道路，他通过例举主妇遗失钥匙等琐屑小事从机体和心理因素寻找相关诱因和“被干涉的有意动作”之间的关联，精神分析师通过引导使病患自由联想输出潜意识中的郁结达到了治疗目的，说明有效分析心理活动对于癔症十分有益。
相似地，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翻译是一个心理过程，“翻译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二度创作活动，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译者进行决策的心理过程” [3] ，需要译者像精神分析师一样通过研究源语文本中的各层次含义，将相当于精神分析中潜意识内容的文本隐含意义、言外之意、文化内涵通过翻译手段补偿出来。此时译者既扮演分析师的角色，同时又作为“患者”借由原文的阐发进行自由联想，将非言语化的隐藏着的“潜意识”翻译为言语化的文字，填补目标语读者思想文化上的空白。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外在表象相同性主要表现在符号学层面。克里斯蒂娃建立解析符号学理论正是汲取“精神分析本能冲动与外部规约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和异质主体观” [4] 。精神分析中由人类本能驱使的潜意识因受社会道德伦理的规约而压抑成病，解开这一症结的奥秘就在于分析师的治疗，即剖析治疗中显现的符号与心理维度间的关系，从梦境显示出的符号解码潜意识中的“有意识”，进而完成符号转换、找到症结所在。而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解码”过程，源语文本中隐含着“潜台词”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好比分析师，要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隐含意义解码为符号，通过文字使目的语读者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明晓源语主旨；译者不仅要剖析文本更要深入自己的内心，分析自身的先结构、对译本的认识、翻译目的等，化解文化偏见，成功完成符号转换。
3. “鸿毛”重于泰山——虚词翻译对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作用
3.1. 虚词纷繁，介词灵动
古汉语中虚词的含义较为空灵，只起语法作用，不能像实词一样充当句子成分，包括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四大类。其中介词的使用较为灵活，它是“介绍名词、代词或词组给动词、形容词的词” [5] ，由动词虚化而来，故与动词有着自然的联系。介词必须与其它词语构成“介宾词组”充当句子的补语或状语，主要分为时间介词、处所介词、方式介词和原因介词这五类。由于介宾短语英译受多种因素影响，其翻译较之其它三类虚词复杂，故本文将通过对比辜鸿铭、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中的介词翻译着重探讨其在精神分析视角下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作用。
3.2. 重于“鸿毛”，作用突出
“虚词”其名与意虽“虚”，但在古汉语文言文中作用却“实”，有时可主宰表达含义，使句意生动传神。与现代汉语中虚词词性固定的特点不同，文言虚词从实词演化而来，进而绝大部分具有实词含义，英译中首先应掌握虚词的实意用法。此外，作为古汉语特色之一的虚词用法灵活多样，一个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多个虚词的用法，可谓“虚词多虚”。例如介词“以”主要有五种用法：1) 引进动作行为的工具与手段，译为“用”；2) 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译为“率领”；3) 引进原因，译为“因为”；4) 引进活动的地点、时间，译为“从”、“在”；5) 引进动作行为的凭借 [6] 。只有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对原文进行有效英译。“虚字之乘，判于燕越……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清代刘淇曾在《助字辨略》序言中曾如此肯定虚词的重要性，可见文化外译过程中对虚词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译本质量，在这纷繁芜杂的语言现象中充分理解并正确英译并非易事。
4. 《论语》两译本中介词翻译心理因素分析及对策
制约翻译的因素主要包括译者的前结构、对文本的认识、翻译目的等。理雅各苏格兰哲学与宗教思想根深蒂固；受早期教育影响，他待万物都持批判开放态度，期间掌握了“典籍诠释法”更为翻译《论语》奠定基础 [7] 。因而在翻译中采取直译异化策略。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将儒家文化本质上理解为伦理文化” [8] ，译《论语》时采用的策略受制于自身文化视野和历史文化背景采用归化策略，通过加注引用欧洲经典作家话语消除“陌生感”。以上与因素在二者翻译《论语》介词时颇为突出，透过精神分析方法可揭示翻译之因素。
精神分析治疗即分析师引导癔病患者突破层层自我防御机制，激发患者潜意识当中的情结、动机、欲望进入意识层面，使其在意识中重新认识自己，洞察自身面对困难的不适当反应并加以改善，进而化解病症，这类似与一种将隐性意识翻译为显性意识的过程。患者的情感和致病回忆解离的原因不在于早先改变的意识状态，而是它们的实际内容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和患者其他意识相冲突 [9]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的内心怀有秘密、充满冲突，他们甚至向自己隐瞒这些秘密。相似的，翻译过程中原文好比目标语读者眼里充满秘密、怀有秘密的“患者”，以《论语》为例，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通过短小精悍的篇节向读者展示，往往隐含着言外之意和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情感与内涵，成为目标语读者无法理解的“小秘密”，甚至与他们的文化思想相冲突。译者若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隐含意义和情感便容易造成语用失误，阻碍交际。下文将通过译前“自由联想”、译中“梦的解析”、确定译文时的“防御或阻抗分析”通过《论语》两译本中的介词进行阐述精神分析之于翻译的妙处。
4.1. 自由联想
弗洛伊德的地形模型将心灵划分为包含不可接受的情感和想法的无意识、由可以变成意识内容的可接受情感和想法的潜意识、由随时处于意识察觉中的情感与想法构成的意识。自由联想从催眠术演化而来，分析师与患者谈话使其进入催眠状态，引导后者把场景中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内容吐露出来并发掘矛盾与冲突。可见精神分析与“翻译活动在分析场景中的出现有密切联系” [10] 。翻译中译者先扮演患者的角色，在源语创立的场景中与其文化碰撞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而后化身成为分析师梳理并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
介词虽“虚”但与名词、代词或词组连用在句子结构构建中不可或缺，在译者之前往往需经过缜密的谋划与分析，妥善处理介词以采用恰当的句子结构才能译出合格的译文。
[例1]季氏富於周公。(《论语·先进》)
[理译]The head of the Chi family was richer than the duke of Chau hand been. [11]
[辜译]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had amassed immense wealth. [12]
此句中“於”作为引进比较的对象意思为“比”，句意为“季氏比周公还有钱” [13] 。理雅各更注重传达文本的本意，遵循原作思维过程，信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的心理诠释理论，注重字词、句子结构、修辞对应翻译，倾向源语的语义与句法结构，这是译前已经奠定的因素。此句采用划线部分比较级译介词“於”是出于“句法结构、惯用法、行文中的表达方式和语感上、情态上的要求” [14] 的句式转换，用比较级结构“兑换”介词“於”的比较内涵。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对理雅各的译本颇为不满，后躬身译《论语》，希望通过“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口吻翻译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并尽量去除中国化的专有名称。故此句中他采用富含夸张意义的形容词powerful和immense，动词amass让读者联想到季氏家族的权势之大、聚敛财富之多、家族之富有。
[例2]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论语·季氏》)
[理译]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the Great officers for four generations. [11]
[辜译] It is now four generations sinc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have passes into the h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of nobility. [12]
改句意为“政权到了大夫之手，[从季氏来说，]已经四代了” [13] ，译前译者应考虑文化接受性与读者阅读习惯，理雅各通过词性转换将“逮於”译作介词短语in the hands of, 介词in与汉语介词“於”词性对应。而辜译通过句子结构转换——使用形式主语强调“四世”时间之久，根据读者阅读习惯使用passes into强调权力更替，将介词含义寓于此。可见通过译前自由联想能更好地助力文本隐藏含义通过翻译转化为目标语读者易于理解的译文，化解了原文与译者、读者与与文的双重矛盾。
4.2.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认为，解析梦境是“通往了解无意识状态的成功之路”。梦往往代表被压抑的冲动与欲望。人清醒时有“看守人”守护，因而潜意识中的矛盾与欲望无法越进意识的雷池；人处于睡眠状态时，潜意识当中的“隐性因素”便会越过抵抗，伪装自己闯入梦境 [15] 。通过分析与“翻译”才可找到问题的症结。译中可通过“梦的解析”激发隐形因素浮现，释放译者自身和源语文本的“潜台词”。
[例3]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理译] He who requires much from himself and little from others, will keep himself from being the object of resentment. [11]
[辜译] A man who does not constantly say to himself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 can do nothing for such a man. [12]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时刻检测译文是否被自己的“约定俗成”所操控导致源语文本中的文化思想类“隐性因素”无法有效传递。理雅各译本用介词from译介词“于”，与原文词性、语序对应，是直译的典范。辜译并没有为名家学者的身份所束缚，他“兼顾了西方人的习惯和思维态度，用适合他们的语调来翻译中国的经典” [16] ，因而采用隐形衔接译法省形式重语义，译中激发西方思维方式，因此译文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对话模式。
4.3. 防御或阻抗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自我”受“本我”、“超我”、“外部世界”同时压制 [17] ，他的心中会有种抵抗力将某些情感与回忆排除在意识之外，会感到压力与焦虑，即所谓的“防御”。分析师的职责就是将任何精神结构中的无意识带入意识，释放被束缚的能量。在阅读过程中，译者或读者也会受文化背景、教育经历、思维意识等影响下意识地排斥中国的思想观念等。译者在以后可对这种防御或阻抗进行分析，转移注意力至自我的“无意识防御”方式化解翻译矛盾。
[例4]加之以师旅，加之以饥馑。(《论语·先进》)
[理译] Let it be suffering from invading armies; and to this let there be added a famine in corn and in all vegetables.
[辜译] (a State) which was embroiled in the midst of a war, and hence harassed by famine and distress...
句中的介词“以”用来引进动作行为的工具、手段，意思为“用”。作为西方传教士的理雅各面对中国文化难免会有阻隔感，但他受苏格兰现实主义学派影响，采取谦逊态度力求和别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可见在翻译时他有意识地将“无意识防御”转移，紧贴原文省略将第一个介词“以”译作from，省译第二个介词并采用there be句型将其融合到句子当中。而林语堂赞扬辜鸿铭是“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将第一个“以”译作介词短语，第二个译为带有情感色彩的harassed by。可见由于译者的文化背景因素或对异国文化的抵抗，翻译过程中采用妙用介词短语、动词短语等恰当手段给予读者解除“情感阻抗”的暗示可成功激起情感与共鸣，有效传播信息和文化。
5. 结语
本文将精神分析角度对虚词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梳理研究，以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儒家著作《论语》两译本为语料，精选涵盖虚词之中最难翻译的介词实例深度剖析，译者辜鸿铭与理雅各一中一西分别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译本的效果截然不同反映出的翻译思想差距颇大，因而更具可比性。将精神分析的三个层次疗法分别与翻译过程结合，通过译前“自由联想”、译中“梦的解析”、译后推敲“防御或阻抗分析”探求介词翻译的重要性及源语文化、译者背景等制约因素。精神分析法有助于将翻译过程中的情感与思维与读者体验联结在一起，对该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文化外译工作的顺利展开。
基金项目
本文为项目“精神分析视阈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效途径研究”(项目编号：2017zzts278)的阶段性成果，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