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普通话(Mandarin)是现中国大陆使用的现代标准汉语的称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汉语语音。《现代汉语》这样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有效的普通话语音教学能提高学生的汉语听力的阅读技能，对口语交际能力也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群族汇集的国家，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语言，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区域往往有不同的方言(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第二语言语音习得(phonological acquisition)是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同时也是语音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被称为中介语音系(interlanguage phonology)。是一门边缘学科，与心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王韫佳，2003；陈俊，林少惠，张积家，2011)。
在普通话不是母语的方言区，方言作为第一种语言在学生内部根深蒂固，应用心理学的二语习得理论(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认为，对于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既是掌握新语言的过程，也是克服第一语言干扰的过程，二语习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母语负迁移”(Language transfer)现象。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也叫干扰(interference)，是指由于套用母语模式或规则而产生的不符合目的语的规则的用法(朱月明，2004；王韫佳，覃夕航，2005)。这就说明对于母语不是纯正普通话地区的学生，其方言对普通话习得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小根据方言与普通话差异大小而定。因此，考察方言与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差异，方对普通话心理机制的影响作用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
2. 普通话与典型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义的差异
我国方言根据语音划分为七个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由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革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各个方言区下的小方言数不胜数。而目前，在儿童的普通话习得过程中，重庆方言的语音、一般方言词汇及语义影响着儿童普通话习得(李嵬，祝华，Dodd, B.，姜涛，彭聃龄，舒华，2000)。
2.1. 普通话与方言的语音学区别：以重庆方言为例
普通话具有自身独立完整的语音体系，在普通话日益兴盛的时代，多数国外学者也会逐渐学习普通话，但是因为语音差异，初学汉语的外国学者若不接受纯正的普通话教学，受到方言的语音影响，反而会使其普通话学习变得困难。早在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提出，国际公认“《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少数外国学者主观认为《方案》是专为中国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设计的，这正是由于其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遇到的方言障碍而导致的思维。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毛令爽(2012)以重庆市区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了重庆市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学区别，以及其间的音系学转换规律，指出重庆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比，第一，无翘舌辅音；第二，无中高后元音[E]；第三，无音节首[n]，[n]只出现于音节尾；第四，部分软腭鼻音[ŋ]和硬腭擦音[c]在某些音系学环境里也被丢失了。重庆方言因地域差异，市区方言和周边县城方言不尽相同，单以重庆市区方言是不能将重庆方言和普通话差异概括完全的，但是能主要概述重庆方言在语音上面影响着普通话语音习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要综合各个方言区的特色来对比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2010年，周正娟、严勤在研究重庆方言、厦门方言、广州方言和上海方言时，对主要音素的共振峰的分布差异及共振峰空间分布差异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元音a的F1约为600 Hz，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值，F1受到基音强烈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方言对普通话影响程度不一致，重庆方言比较明显的是声调、声母，广州方言舌尖舌根发音含糊，厦门方言和上海方言均数南方方言，其共振峰空间有较大重合。
2.2. 普通话与方言的词汇与语义差异
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来看, 方言地区的普通话是不同地区下各种变异的总称。地域方言主要影响普通话习得，方言的词汇与普通话差异越大，普通话语义习得障碍越大。Cynthic G. Clopper和Ann R. Bradlow共同研究了母语为英语、母语非英语的听众对美式英语方言的自由分类。文中提到对于普通话的听众，元音后的儿化音/r/是为了区别上海方言和北京方言，卷舌音(Rhotic codas)在上海方言中不明显，它是北京方言的一个特性。方言词汇区别已经成为地区方言文化的象征，也逐渐影响普通话习得。
标准的普通话没有音韵擦音(phonologically voiced fricatives)，不同地区方言的发音方式不同，发音部位影响发音，传达给听者的意思会收到干扰，听者在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差。普通话的音位差异会直接传递给受试者不同的语义，可见，方言发音部位影响着个体对普通话的语义理解。
3.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言加工的影响
3.1.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音意识的影响
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指个体能够听得到的话语声音是由比词小的单位组成的，这些小单位可以是不同程度的，如音节就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容易听得到的，例如听到party是由两个音节组成，中文每个字是一个音节。研究者在研究双语者的语音意识时认为语音意识是个体对于言语的音位片段的反应与控制能力，良好的语音意识能力有助于预测个体的阅读能力。
那么，双言者的语音意识是否更具有优势呢？目前，学术界仍然说法不一。前人在研究上海方言儿童的语音意识和声调意识时发现，上海方言区的双言地区儿童在语音和声调意识上的成绩比普通话单言儿童的成绩好。有证据表明，双言地区儿童具有语音意识的优势。也有在研究闽南方言地区儿童与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时发现方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比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强。以上研究都表明，双言地区儿童语音意识更有优势。
另外一种研究表明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影响普通话的学习，在感知语音时易受方言定势的影响，因此，对于普通话语音意识，方言地区的儿童发展明显滞后与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李荣宝等，2008)。
3.2.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词汇与语义的影响
讲话者的认知会通过不同的语言经验表现出来。连词、量词的使用会影响语义的理解。刘燕妮，舒华(2003)考察ERP与语言研究时认为语言理解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词汇获得语义。伍丽梅等人(2017)提出语码切换代价，即双言者从正在使用的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时，其反应时会变长，错误率会增加。这一现象显示方言地区儿童学习普通话，其词汇的转换会影响语义表达。语码切换代价的存在也提示双言者对两种语言系统的加工可能存在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标准语言和不同地区的方言，我国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在国外的语言中仍然存在。早期外国的研究员在研究意大利儿童对方言态度的发展情况时表示，在意大利公立学校系统中，当地方言是不受鼓励的，孩子们受压迫掌握标准的意大利语，在这项研究中，95名意大利南部儿童被赋予了一系列使命，以确定他们的方言生产水平及其对方言的态度。其中，在句子模仿任务中，由于词汇因素和语义理解，各年龄阶层的被试都较少地向方言转变，而向意大利标准语转变则更为常见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尽管这种模型的变化仍然不太可能达到统计学意义，但是这种模型的意大利化通常涉及把方言的词汇项目转变为标准的意大利语。
因此，普通话习得的词汇与语义层也受到方言的影响，怎样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更精确地掌握普通话还需要深入地研究。
3.3.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法性判断的影响
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是指有些语言对表示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有性别区分，对表征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加上性的标志(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心理学研究发现，方言和普通话语法差异，会给受试者带来不同的理解策略，对认知加工也会产生影响。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没有语法也没有词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有语法也有词类，只是它的语法不同于欧洲语言，而且一个词语存在多词性现象。例如“游泳”一词，在“我喜欢游泳”中作“喜欢”的宾语，是名词；在“我要去游泳”中作“去”的动作，是动词。
部分学者从眼动数据中调查汉语关系从句(RC)的语法发展时提到，以往关于RC的一些研究报告显示汉语处理不对称，他们旨在重新审视关于通过使用眼动技术更容易处理主观提取的RCs (SRC)或客观提取的RCs (ORC)的普遍争论。数据分析发现，在眼动的注视时间和回归存在三个关键位置：首要名次、嵌入式动词以及RC修改名词短语作为主体。结果显示，对RC结构进行处理的ORC偏好，它支持词序账户和从属位置理论(DLT)，并为SRC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跨分句结合，在眼动中，支持视角转换账户，并对汉语RC的处理不对称情况进行了讨论。
由于地区差异，句子语法的复杂性，方言的语法与普通话语法也存在一定的出入，还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4. 方言影响普通话习得的实验证据
4.1. 方言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实验证据
在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语音是首要问题，对于方言地区的儿童发音是最难掌握的。很多学者会选择到一个母语为所学语言的国家进行深造，认为环境会带去一定的便利，但是到最后发现，还是有一部分语音很难区分，这些难以区分的语音就是不同地区的方言。
范若琳、莫雷、徐贵平(2014)为探讨个体二语语音辨别能力的差异来源，以母语为粤语(L1)的粤语-普通话双语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被试的普通话二语(L2)的辨音能力，将其分为二语辨音强组(GP)和二语辨音弱组(PP)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语音辨别的个体差异不仅可以追溯到一般语音层面的辨音能力差异，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一般声音层面的复合辨音能力差异。可见，在方言不同的地区下形成的语音习得差异也更加明显。
前人采用三个实验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验一：选取的实验对象为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只会说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南方言和普通话(DM)，第三类学生会说蒲县方言和普通话(DM)，结果发现M类学生的普通话语音习得比DM类学生的普通话好；实验二：选取的实验对象为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只会说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和普通话(DM)，结果发现在音节删除方面，同样条件下，M类学生在音节删除方面比DM类学生更具有优势；实验三：选取的实验对象同样为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仍然只会讲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和普通话(DM)，第三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蒲县方言和普通话三种(BiDM)，结果发现第一类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仍然占有优势，如果控制M学生和BiDM学生的智力，语音方面的差异依然显著。但是在这三个实验中出现在高年级中，M类学生对普通话语音的优势将会逐渐消失。
所以前人得出的一种结论是，随着年级的增高，方言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现象会逐渐消失。但是，在小学的六个年级中，这种影响的强弱以及影响程度逐渐消失究竟是从哪一个年级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4.2. 方言影响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的实验证据
方言对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影响只是最为基础的一部分，由浅入深影响着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时曾提出两个模型，即单词联想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和概念中介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这两个模型有一个相同点：假定两种语言共享语义表征，却都认为存在两个独立的词汇表征系统。其一，单词联想模型假设两种语言(L1和L2)的词汇表征具有直接联系；其二，第二语言(L2)的词汇表征与语义表征没有直接联系，必须借助于第一语言(L1)词汇表征通达语义表征。
概念中介模型则认为，两种语言(L1和L2)在词汇表征上没有直接联系，而与语义表征才有直接联系，若方言和普通话存在这概念中介模型，则普通话的词汇表征能够直接指向语义表征，有实验结果显示概念中介模型在二语习得中更为重要。
方言对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的影响并不通过直接通路，而是进行语码是切换。语码切换的研究为方言地区的普通话学习者的语言表征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刘晓瑜，何朝丹，陈俊，邓沁丽，2015)。目前，有关语码切换的系列研究主要集中在言语产生以及言语理解两个方面，而方言对普通话词汇习得与语义习得的影响主要是言语理解方面。以语音习得为平台，进行语码切换之后形成全新的语码进入人的感知系统(刘晓瑜等，2015)。
张积家，王悦(2012)研究语言特征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中提出如果特定语言例如某一地区的方言的相关特征影响在词汇或语义转换时的语码切换代价，就表明转换时的语码切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统之内，如果遇到特殊词汇转换代价会更长。因此，方言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在普通话的学习中会因地区而异，标准语即普通话与方言的转换，在词汇以及语义的习得上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倪锦诚，2017)。具体应该怎样实现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的最快转换方式还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5. 研究与展望
关于方言研究始于西汉，扬雄编著的中国(也是世界)第一的作品：《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为《方言》。随后各地方言研究逐渐深入，方言与普通话习得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迄今为止，研究者从诸多认知领域考察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差异程度在逐渐缩小，且南北方言与普通话差异明显表现为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单言去讲话者能够直接交流，而南方方言和普通话则不能直接交流(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方言地区儿童学习普通话对其心理的影响。研究者在完善方言和普通话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为探索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这些研究对未来普及方言工作的开展和方言去的普通话教学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5.1.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仍需从语法及南北方言差异的视角切入
语言的相通性在于，母语方言直接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发音，声母、韵母、声调及理解能力均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目前，众多研究认为方言在语法上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较小，其实不然。吴、湘、赣、客、闽、粤六大南方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语音甚至语法上差异甚大，研究者也大多借此来考察语言的差异是否会带来认知的改变，而且南北方言差异显著，这些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北方方言还是一个未知数(张积家，王悦，2012)。
5.2.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还需要研究儿童普通话习得在不同年级中的体现
尚克维勒(D.J. Shankweiler)等人在语言研究中发现，单独呈现的元音识别起来较在上下文中识别元音困难，他们认为上下文对元音的识别不一定是消极的。然而，当前小学低年级在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拼读学习也会受到邻近语音的影响，学生知觉到邻近语音，学会处理单独发音和联合发音，消除语音之间的不良影响，充分理解上下文语音的含义，才能够读准字词音。以重庆地区为例，低年级学习汉语拼音，受方言的影响极大，刚刚接触普通话的拼音，多数学生在一年级结束时都不能准确地发音，且会影响成人后的发音及语义理解。
基于以上考虑，关于方言地区儿童正确高效地学习普通话的时间和方法，至今研究者还未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于已经具备方言能力的儿童，其普通话习得在哪一个年级的转换是最适当的呢？每一个地区的转换时间和方式是否一致？
5.3. 方言与普通话的研究还缺乏生理机制和认知神经科学层面的探讨
刘燕妮，舒华(2003)提出用ERP来研究语言与心理具有诸多的优势，语言与认知紧密相连，很多研究揭示了语言不同层次加工密切相关的脑电成分，但是就方言和普通话的研究，这些成分运用较少。
大脑组织结构对儿童早期语言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探讨儿童早期语言的形成及发展变化，认为普通话早期的学习在方言的掺杂中的发展因地区差异而速度不一。具体表现在方言转换为方言普通话，小部分儿童直接转换为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具体转换方式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因此，随着ERP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方言文化并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以掌握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