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悲剧作家,虽然一生屡遭变故,经历挚友、至亲、挚爱离世的痛苦,他从未忘记他幽默乐观的天性。在作为悲剧大师受人瞩目同时,哈代一直反对人们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贴上悲观主义的标签。在悲观、乐观、社会向善之上,哈代所憧憬的是真实,既不想矫揉出美满结局欺骗世人,也不将一切都沉浸在痛苦和无力之中,他所做的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喜剧与悲剧共存的现实世界。本文通过针对《还乡》的文本细读,查找并分析哈代关于喜剧元素的使用,重点分析文中幽默的人物、社会讽刺和语言中体现的巧智元素,进而挖掘作者的思想内涵。联系哈代本人的背景和写作经历,避免一味强调悲观主义作家的孤立视角,转而寻找喜剧元素在哈代文学世界中的意义,拓展增进对哈代及其写作艺术的理解。
2. 幽默——解说者和解围者
哈代作品中带有悲剧色彩人物大多拥有着变幻无常的人生轨迹,如克莱姆和尤斯塔西雅,裘德和淑。然而,喜剧人物则多拥有着亘古如斯的稳定生活。例如,埃顿荒原上围绕篝火闲聊的农民们,无论主线故事出现了怎样的变数,他们的生活依旧一成不变,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搭建出难得的避难所。如维吉尼亚·沃尔夫在《普通读者》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威塞克斯的农民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常经验、幽默的源泉和一众永恒的日子” [1]。
在希腊戏剧中,有特定的人员担任解说者(choruses),负责向观众传达背景信息,评价每幕剧情。“解说者游离在情节之外,他们解释、评价故事主线却不影响关键走向”( [2], p. 92)。很多时候这样的角色虽不能改变故事的大方向,但是依然有着其独特的地位。
《还乡》中哈代描绘的多位幽默角色就肩负着解说者的任务,其中坎特大爷和他的儿子克里斯廷,就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讲述着整个故事。纵观全文,坎特大爷可算是埃顿荒原最粗心大意的人物。他总是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热衷跳舞唱歌,打探八卦传闻,即使在悲伤压抑的场景下也不改本色。在坎特大爷初次登场的第三章中,哈代通过他同乡民在篝火堆边的闲聊,自然地带出了故事的背景信息。在篝火的吸引下,坎特大爷兴奋异常的加入到闲聊的人群中,自告奋勇表演余兴节目,然而尴尬的是“由于气太短,他的歌唱中断了”( [3], p. 19)。被听众揭短后,他面无异样为自己辩驳道:“可我倒很懂这唱歌的技巧呢!如果我没法用我这么短的气儿唱出大段歌词的话,敢情我也就不会显出这副比上了年纪的人更年轻精神的模样了……”( [3], p. 19)如此蹩脚的借口从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困扰,用他的话说“尽管大伙都知道我是个好开玩笑的人,可你看到我一本正经起来,我就成了个很通晓事理的人了,现在,我是一本正经地在说话”( [3], p. 20)。身边的听众们不会泼他冷水,因为他们希望从坎特大爷口中听到更多八卦传闻。就像默认的开场惯例一般,坎特大爷上来又跳又唱,讲一些漫无边际的话,然后才进入人们关心的话题。在他偶尔伤感的时候,人们则会送上几句安慰之词,“尽管你身体干瘦了些,可你还是个绿叶犹在的老人。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填写整部编年史哪”( [3], p. 438)。然后他就马上抖擞起精神,准备再给花落村的村人唱一首歌。一段故事就在这个怪老头喋喋不休中,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
扮演解说者的还有坎特大爷的儿子,克里斯廷。首次出场也是第三章火堆边的闲聊,然而区别于他父亲的无所顾忌,克里斯廷展现出的更多是畏首畏尾的懦弱。他羞于走上台面,害怕被人嘲笑。一直担心人们讨论中的“没女人肯嫁他的男人”( [3], p. 26)指的是自己,沉默的隐藏在闲聊的人群中,直到因为牙齿打颤被人发现,错误地“投案自首”,还不打自招地供出女人对他的评价是“软蛋,瘦猴似的蠢货”,场面十分滑稽,“坎特大爷的眼睛也瞪得老大,就像母鸡瞪住它刚孵出的小鸭一样”( [3], p. 27)。面对这样的软柿子,乡人们不约而同地上来挤兑他。为了吓吓这个年轻人,人们开始讨论荒原上“红鬼”的传言。幽默的氛围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契机,目的在于引出重要事件和人物。接下来乡民的讨论牵出了怀尔德夫和托马茜的婚事风波,而“红鬼”的真实身份则是另一位重要角色红土贩子维恩,维恩同时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解围者(deux ex machine)。
解围者通常在故事走入死胡同时出现,意外介入并扭转局面。根据《戏剧词典》上的解释,“在剧本中解围者通常被用来强行达成逻辑上的合理结论,可以将所有矛盾和对立一口气解决” [4]。《还乡》中的两个角色,红土贩子维恩和查理就表现出这类似机械降神的作用,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法出神入化,同时引人莞尔。红土贩子的职业让维恩过着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经常被人误认为游荡的鬼魂和罪犯,然而这些都不能抹杀他在爱情上的纯粹和忠诚。对于拒绝自己求婚的托马茜,维恩保持着距离,选择默默守护在爱人身旁。在发现怀尔德夫和尤斯塔西雅间的情愫后,几天几夜苦等在荒原上,又因为担心托马茜失去幸福,没有直接告发她的丈夫,而是拿着手中的证据卑微地请求尤斯塔西雅退出。在托马茜、尤斯塔西雅、怀尔德夫三者间的关系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刻,维恩成为了破出死局的关键。然而同其它机械降神的快刀斩乱麻不同的是,维恩的行为处处谨慎低调,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爱人的声誉。而在自己得偿所愿,尤斯塔西雅选择跟怀尔德夫一刀两断的时候,这个一直隐忍稳重的年轻人“啦—啦——啦—啦”地哼起了歌( [3], p. 172),随后在被告知托马茜可能接受自己的时候,又被人用同样的方式戏弄了回来。哈代以一种幽默的方式疏解着多角关系曝光摊牌的压力,让读者会心一笑。
类似的角色还有暗恋尤斯塔西雅的查利,相比前一位他的单相思在尤斯塔西雅面前显得更加卑微。维恩尚且尝试过求婚,查利始终将尤斯塔西雅奉为女神,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能够施恩给尤斯塔西雅帮她偷溜入舞会时,手握主动的查利的选择是:“‘小姐,你知道上回在五朔节你没答应我的事情……’小伙子嘟哝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想在围成圆圈跳舞时拉着我的手,是不?’……‘只要拉半小时,我就同意这事’……‘好吧’……‘就一刻钟’……‘我想我不打算在今晚上都握完了’”( [3], pp. 141-143)。他拒绝了尤斯塔西雅五先令的交易,只希望交换一个握手的机会。“查利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将她的手捧在自己的两只手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孩子捧着一只逮到的麻雀”( [3], p. 142)。他的出现促成了尤斯塔西雅和克莱姆的第一次见面,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心高气傲的女神,他的恋情始终得不到回报,即使是微小的亲近也会让他满足。他近乎讨好的举动惹人发笑,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真诚纯粹的内心。故事进行到后半段,这份柏拉图式的情愫成为了忧郁中的尤斯塔西雅身边唯一的安慰。故事最后得知爱人已逝,查利和身为尤斯塔西雅丈夫的克莱姆一样悲伤。哈代的幽默并非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但是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读者为人心的善意和宽恕嘴角微翘。如拉里·琼斯所说“真正的幽默发自心灵而非头脑;它的本质不是轻蔑,而是爱”( [2], p. 62)。
3. 讽刺——矛盾的社会
如果幽默发自慈爱和宽恕,讽刺就来自渴望变革和正义的冲动。讽刺意在责难、争辩、挑战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声音。写作生涯的初期,哈代就擅长运用讽刺。夭折的处女作《穷人与贵妇》,就是“针对乡绅、贵族社会、伦敦社会、中产阶级的庸俗、现代基督教信仰、修复教堂运动、政治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彻底的讽刺”( [5], p. 61)。相比之下《还乡》中讽刺的内容较为含蓄,本章将通过举例分析针对阶级、宗教和婚姻的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矛盾。
哈代认为“一个阶级的缺陷总是在低一级的人群中暴露无遗”( [5], p. 34),出身平民的哈代自小就能感受到农村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农业工人同有产者和经商者间的差距真切地反映到相关者的身上” [6]。《还乡》中情况也是一样,上位者鲜少能察觉到自己的优势已经大不如前,而这种微妙的衰败在他们的“下级”眼中却一览无遗。
在第三章乡民篝火闲聊的场景中,约布赖特太太也短暂出场,她始终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姿态。“她瞧着这批荒原居民的神色表明她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要不就表明她对他们或许会产生的、对她在这一时刻来到这一孤寂冷落之地的种种揣测毫不在乎,这就间接地表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同她处于同一等级之上的。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她的丈夫曾是个小农场主,而她自己则是个教区助理牧师的女儿,曾梦想着能干出一番更好的事业来。”( [3], p. 35)。她努力维护着过去的荣光,相比友善好客,她简洁的言行中透露更多的是距离感。约布赖特太太在乡里是个远近知晓、受人尊敬的人物,“唯有用‘有教养’这个词儿才能表明她的身份”( [3], p. 35),大多数农民在她面前表现得很顺从,意图留下好印象。然而世事总有例外,当尤斯塔西雅想要亲近约布赖特家的时候,老船长维伊表示反对,“你是个城里人,你会发现他家实在是太乡巴佬气了。他们坐在厨房里,喝的是蜂蜜酒和接骨木果酒,地上铺的是沙子,用来保持干净。这种过日子的方法挺有头脑,但你会喜欢这种生活吗?”( [3], p. 131)满怀抱负的女主角没有想到,约布赖特家的繁荣和高贵只是个假象,如老船长所说约布赖特太太没法维持原来副牧师出身的地位权势,只好屈就于她丈夫过的那种生活,完全不是想象中城里上流社会的做派。这种阶级身份上的错位,为之后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讽刺的是,当乡民看到尤斯塔西雅和克莱姆在一起时,他们依然认为两人门当户对,以为克莱姆属于巴黎的花花世界,尤斯塔西亚来自城市,十分般配。
阅读过《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哈代对当时基督教会虚伪残忍、压抑人性的直接批判。《还乡》针对宗教的讽刺较为委婉,隐藏在荒原居民对教区活动的冷漠反应中。“名义上他们都是教民,可实际上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区”( [3], p. 135),很少有人愿意长途跋涉到邻近的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两年没上过教堂的坎特大爷没有被众人责难,人们对此不以为意的原因,用汉弗莱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到了那儿,说来可怜,却根本没机会选中你们上天堂,有那么多人都挨不上呢,那我还是呆在家里,别去的好”( [3], p. 21)。乡民们并不奢望上帝有限的拣选能落在自己头上,与其费力争取渺茫的拯救,他们选择肉眼可见的安逸。主持礼拜的教区牧师也少有敬意,在法衣底下随意地穿着便服。
关于婚姻,很多童话的结局重复着这样的美好,“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婚姻很多时候不是绵绵幸福的开始,而是往昔情谊的终结。哈代的婚姻生活也印证了这个遗憾,他在个人记录中曾写下这样的感叹“爱情只可亲近,不可碰触” ( [5], p. 47)。《还乡》中针对婚姻的讽刺也直指人心脆弱的角落,苦笑中牵引出现实的苦涩。克里斯廷因为自己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而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到处被人指指点点,而结过婚的人却依然为此烦恼。费厄韦回忆结婚时犹豫时如此说道“如果说你爹和你妈怒气冲冲地吵过一回嘴,那打他们结为夫妇以后就已经干过二十回了,我眼瞅见自己也会陷入同样的麻烦,成为又一个可怜的傻瓜……哎呀——嘿,那天可真是够受的”( [3], p. 25)。上一秒还在嘲笑人家吵闹的婚后生活,眼下自己也难逃一劫,感慨今后数不尽的鸡毛蒜皮。尤斯塔西雅对克莱姆的迷恋,开始于第一次在梦中对情郎的幻想,然而直到二人结婚,他们才意识到彼此间的鸿沟。婚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简单,单纯因爱结合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美好。尤斯塔西雅对此的反思是:“婚姻本身并不是不幸的……可是我希望得到的所谓生活——音乐、诗歌、感情、战争,以及世上所有伟大命脉中流动的种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东西——难道说太无理过分了吗?这一切是我年轻时的梦想所在;可是我没有得到它……我同他结婚是因为我爱他,但是我不否认,我爱他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了能过上那种生活的希望”( [3], pp. 310-311)。婚姻本身让人向往,使人憧憬不一样的生活,爱情曾经的甜蜜让人幻想往后精彩的人生,然而激情消退之后,面对的是生活的考验,以及落差过大导致的破灭感。哈代没有否定婚姻的价值,而是巧妙讽刺揭露出其中的种种矛盾,展现真实的相貌。
4. 巧智——丰富的修辞
巧智展现了语言运用的技巧,考验着作者的知识面和遣词造句的功力。在解释读者发笑的原因时,埃尔德·欧森曾这样说过,“暴露出某些事物的滑稽或可笑之处” ( [2], p. 137)。主要依靠自学成才的哈代,在语言上表现出的感染力,是他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写照。未被世俗过多打扰的多塞特郡是哈代永远的故乡,那里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自童年开始滋养着作家脑中的风景。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哈代依旧凭借着本身的才智毅力自学了拉丁文,希腊悲剧和法国文学的阅读开阔了他的视野,成为了之后创作生涯中的宝藏。吸取了诸多文学传统中的修辞经验之后,他的作品中喜剧元素安排也更加精致巧妙。
哈代擅于运用比喻,展现普遍事物中的特殊关联,由此成功描绘出独具特色的世界,将隐藏在表象之后的痕迹展现在读者眼前。荒原上的乡民群像中,性格不同的人物都搭配有与之相配的语言。外向、莽撞、渴望关注的人物经常被比作不安分的活物或摇摆不定的物体,而冷静稳重的人物则比对静态的物体。例如,自夸“像一只鸟儿,张口便来词儿”( [3], p. 55)的坎特大爷,实际唱起歌来经常气短,歌声“像蜜蜂顺烟囱往上飞升一样”( [3], p. 18),一边唱歌一边手舞足蹈上衣里的铜挂件“像钟摆一样”( [3], p. 18)摆动,住着拐杖跳舞就被形容成“活像长了三条腿”( [3], p. 33)。而性格冷漠的约布赖特太太出场时,则被描述为“脸显得十分白皙,却无半点光泽,就像一座浮雕”( [3], p. 35)。反差如此之大,接下来约布赖特太太没有对坎特大爷过多理睬,选择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哈代在文中也会将人物与非人物体联系在一起,读起来十分有趣极具画面感,毫无生硬。尤斯塔西雅冒充假面戏演员上台表演,念白台词没有破绽,但是身法动作一时难以到位,转身一击打空了,幸得对面的演员救场“演技实在高明,他就像一段木头一样,脸朝下倒在了石板地上,那股劲儿之大真可以把他的肩膀摔脱臼”( [3], p. 151)。可惜卖力表演没能激发观众的热情,“就像他们见到秋天冒出的蘑菇,或是春天飘下的雪花一样,不会有什么过多的议论”( [3], pp. 155-156)。舞台上一群演员使劲浑身解数,但在观众眼中他们依然同日常花草一般没有差别,这种略显怪异的将“活物”与“死物”间的比较相比普通用法,画面感更加强烈,二者相互照应读起来更富趣味性。哈代巧妙地运用比喻,串联起普通事物间的特殊联系,引导读者发现故事内蕴含的喜剧成分。
在《还乡》较为压抑忧伤的主线故事中哈代有意设计很多喜剧性的调剂,运用对比的手法制造貌似破坏氛围的尴尬场景,借此放缓步调给人物和读者以喘息的机会。开篇用一整章描述埃顿荒原古老肃穆的氛围,荒无人烟的孤寂感难免使人压抑,而第二章的标题“人物和愁烦携手相伴出现在荒原上”非常适时地引入人物的初登场,用人间烟火疏解旷野无边的孤独感。因为意外托马茜的婚礼被迫中止,红土贩子维恩赶着马车帮助心碎的爱人偷偷回到花落村的家中。然而避人耳目的行为不巧的引来了同路人维伊船长的关注,为了托马茜的名声,维恩不得不窘迫地应对好事者的试探。“‘伙计,你车里有个孩子?’‘不是,先生,那里有个女人。’……‘倒回四十年,这事到会让我感兴趣的。她莫不是你妻子吧?’‘我妻子!’……‘那倒说的是。不过你也不见得就有理由不告诉我。我能把你或她怎么样呢?’……‘咳,不必——去多说了。’……‘不用说,准是个俊俏姑娘?……我可以去看看她吗?’‘不行’……‘不会是花落村那个姑娘吧?如果是她,那我认识;我也就能猜出发生什么事了’”( [3], pp. 11-12)。索伦·克尔凯戈尔曾说过:“喜剧感来自不和谐感,特别是预期外的、意外产生的不和谐感” [7]。在同维伊船长的交锋中,红土贩子总是想通过简短的应答透露车上的真实情况,而这种避重就轻的企图反而激发了对方的好奇心,接连使用长句不停地追问同车人的身份。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对话所产生的不和谐感,制造出意外的喜剧效果,为书中古老的荒原上增添了人情色彩。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第五章,不知道婚礼已经取消的乡民跑来给“新婚夫妇”庆祝,一群人又唱又跳“爱屋及乌,一个个还冲着他的桌子、椅子和别的什么东西微笑,显得那么笑容可掬”( [3], p. 50)。丝毫没有注意到主人“屈尊俯就”道谢时面容已经“阴云密布,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 [3], p. 51)。如坐针毡的主人和浑然不知的狂欢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个尴尬的庆祝活动充满了始料未及的喜剧感。
哈代十分好学,并且乐于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诺曼·佩吉写道:“他用收藏家的眼光搜集不同寻常和怪异,异常喜爱‘信不信由你’的新奇事物和当地报纸上比小说还离奇的报道” [8]。《还乡》中哈代的巧智也反映在文中很多不知所云的怪异谜语上,这些难以解释的内容刷新了常识的范畴,营造出恶作剧般的戏耍效果。在永恒古老的荒原上,时间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万古如斯的自然环境,鲜少留下人工雕琢的痕迹。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对季节的变化也不敏感,“有许多日子里,许多星期里,太阳的升起已从东北移到了东南,太阳的西落已从西北已到了西南;然而埃顿荒原的人们却几乎没注意到这个变化”( [3], p. 120)。当众人集会的时候,彼此参照的时间也没有标准。“‘淑女店的钟都八点二十分了,查利还没来。’‘花落村的钟也八点过十分了。’‘坎特大爷的表是八点差十分。’‘老船长家的钟是八点过五分。’……不同的村庄在任何时刻对时间的说法都各不相同”( [3], p. 145)。这个场景中的人物都意识到没有一个报时是准确的,但没有人发表过异议,荒原上的时间就这样松散模糊地流淌着。对于当时哈代的读者——主要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时间上的随意性在工业化的英国社会是十分怪异的现象。有别于一般认知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探究欲望,希望找出如此安排的理由。然而,哈代并没有在文中给出人们期待的答案,也没有针对这个习惯设计情节,好像作者本人也同荒原上的人们一样,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书页之外小说定期在杂志上连载,书页之内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始终讨论着特定的庆典、周日活动、婚礼纪念日,恶作剧般的戏耍心理跃然其间。此外,文中第一个出场人物,维伊船长的身上也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在乡民眼中,老船长是个古怪的人物,叫他“最古怪的人”。他不喜欢点起篝火引人聚集,但是会招待找上门来听他讲故事的年轻人,喜欢大海却选择在与世隔绝的荒原中心定居,一时对来找尤斯塔西雅的红土贩子百般戒备,一时又对孙女的社交不闻不问。亨利·柏格森曾说:“喜剧需要一种心灵的瞬间麻醉剂,它始终要求智慧在场……这种智慧……必须跟其它智慧保持接触” [9]。意图解释人物前后矛盾的怪异举动,就需要读者智慧的共鸣,联系上下文发掘隐藏信息才能理解作者的设计。维伊船长离群索居是因为承担不起其他地方的开销,不喜欢篝火是因为这会消耗家里珍珍贵的木材,连带着影响到他对村里年轻人的态度。然而,解释笑话就会杀死笑话本身的乐趣,魔术师不会故意暴露玄机。古怪的戏法也要通过读者自身思考,才能抽丝剥茧,找到相应的答案。
5. 结语
在悲剧小说写作上的成就不能用来证明哈代本人就是悲观主义者,虽然有过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经历,哈代本人的生活并不笼罩着惨淡的颜色。根据自传中的记录,在遭受批评界的抨击放弃小说写作时,哈代依旧能跟身边人谈笑风生( [5], p. 7)。哈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达着幽默的精神,读者虽不会哄然大笑,但书中的故事不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梦魇,纷繁的人物和情节会成为映照自身和世界真实样貌的镜子。就像哈代虽不曾自诩为哲学家,但面对哲学问题的提问,他给出的回答是“很明显世上存在着比悲观主义、社会向善主义、或是评论界所说的乐观主义更上一层楼的哲学,那就是真实” [10]。
阅读《还乡》这部作品,在关注悲剧故事之外,不该忽视暗藏的喜剧脉络,这些安排不是作者偏离主题,而是这个广阔多元的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主人公会经历命运的磨难,但他们身边也存在着无忧无虑的朴实农民,偶尔跳脱但不失亲切。温和的讽刺揭露了社会的矛盾,苦笑之余也鼓励人们正视现实。偶尔的奇思妙想可以是作者的巧妙安排,可能是无心留下的空白,也可能是恶作剧般的放任。阅读哈代的悲剧作品,人们收获的不应仅仅是忧郁悲伤,还应学会理解一个更加真实丰富的世界。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8YCX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