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译者、导演、剧作家和演员。奥斯特1947年生于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亲历了二战后动荡不安的60、70年代，以及政治氛围不同以往的80年代。在小说《巨兽》(Leviathan) (2011)中，奥斯特通过主人公萨克斯的一生，对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语境以及其对主人公造成的创伤做了细致的书写，使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同时又内心受创的天才作家是怎样因各种不利的内、外因素而一步步陨落。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 [1] 。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等都能导致创伤。对创伤的定义有不同的版本，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是“由一件或一系列突发或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压倒性的体验” [2] 。科米尔(Kirmayer)等认为创伤是“一种社会政治事件、一种心理生理过程，一种身体和情感的体验，一种解释个人或社会群体不幸遭遇的叙事方式” [3] (p. 1)。创伤事件或体验可能会重组人体的神经系统 [4] 。严重创伤可能导致神经系统休克，引起行为、心理、智力功能的缺失。 [3] (p. 5)。因此，受创者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记忆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方式等都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5] 。受创后一系列后遗症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赫尔曼(Judith Herman)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归为三类：过度警觉(hyperarousal)，侵入(intrusion)和紧缩状态(constriction)。过度警觉反映了受创者无时不刻不处在惊吓之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侵入反映受创者通过梦魇、闪回等形式再次体验创伤性事件，处于持久的创伤体验当中；紧缩指受创者屈服于创伤事件的麻木状态 [4] (pp. 25-32)。创伤不会发生在真空的环境当中，必定与受创者所处时空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事件等息息相关 [6] 。每一次创伤书写都承载着一段或多段时代烙印。
《巨兽》就是一部承载着多重创伤记忆的政治小说。1992年英文版面世，1993年获法国梅迪西斯最佳外国小说奖(Prix MedicisEtranger)，2011年中文版面世。该小说被一些批评家评为奥斯特“最具政治性”的小说 [7] 和奥斯特“迄今为止最现实的小说” [8] 。小说叙述者彼得和主人公萨克斯都是作家，年纪相当，均生于1940年代，并且都是犹太后裔。因机缘巧合，二人成为好友。在彼得眼中，萨克斯极有天赋；虽温文尔雅，但内心敏感、封闭、叛逆、愤怒。在一次意外坠楼后，萨克斯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写作和生活状态急转直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但无助于主人公创伤的愈合，反而加剧了病情的恶化，使其一步步成为爆炸事件制造者，并最终将自己炸毁。
2. 坠楼——萨克斯人生的转折点
赫尔曼认为：当一个人毫无能力，所有的反抗都无效后，此人便会进入屈服或麻木状态——自我保护机制完全关闭，通过改变意识逃离当时的状况。这就是“紧缩”状态。无法逃避的危险可能引起恐慌或愤怒，也会引起一种灵肉分离的超冷静状态(a state of detached calm)。在这种状态下，恐惧、愤怒和疼痛会消失；知觉变得麻木，感官感觉部分麻醉或完全消失；受创者似乎从身体之外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与己无关。这种情感分离(emotional detachment)、对自己不幸的漠视、以及岿然不动的被动反应使受创者放弃所有主动权和抗争，同时也减轻不可承受之痛 [4] (p. 31)。
1986年7月4日晚，萨克斯不慎坠楼。在坠落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在坠落，然后意识到自己死了。尽管肉体依然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掉。他觉得自己不在那里，灵魂与肉体已经分离，看着自己消失无影 [9] (pp. 133-134)。显然，萨克斯在坠落期间陷入“紧缩状态”。他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坠落。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但意识与肉体的被迫分离同时说明他的神经系统和感官系统已经被损伤。苏醒后，萨克斯患了暂时性失语症。他听得见别人的问话，心里知道答案，就是张不开嘴，说不出话。表达能力消失。身体与意识的和谐统一被打破，思维与人体器官被分离。这种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不光导致失语，也影响了主人公的写作能力。
创伤会伤害神经系统，改变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专注力。失去专注力的人无法从事写作。身体恢复后，萨克斯一想起写作，就“厌恶”，他拒绝杂志社提出的工作任务，对打字机完全失去兴趣，写作对他“已无关紧要” [9] (pp. 140-142)。在误杀越战老兵迪马吉奥后，萨克斯彻底失去了写作能力。极度恐惧造成了生理、心理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他无法组织自己的思想，每次提笔，都会“流一身冷汗，脑袋眩晕，感觉自己就要摔倒”，就像那次坠楼一样。“同样的恐慌，同样的无助，同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9] (p. 259)。巨大的恐惧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被损伤的神经系统所造成的生理伤害，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无法思考，无法从事写作，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同时，他的人生也永远停留在坠落的那一刻，每当有任何刺激因子，被抑制的记忆都会被激活，让他一遍遍体验曾经的灾难、一遍遍感受恐惧，处于持续受创状态。
受创后，萨克斯试图恢复。赫尔曼指出愈合的三个阶段：一、建立安全感；二、回忆并讲述创伤事件，哀悼损失；三、重建自己和外界的关系，包括重塑理想自我、寻找生存使命(survivor mission)等。奥斯特笔下的萨克斯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首先，他反思了自己坠楼的原因，意识到自己想“自杀” [9] (p. 138)。找出问题所在是建立安全感的必要一步。然后，他剪短头发、剃掉胡须，露出触目惊心的伤疤。让受创人书写或倾诉受创过程是一种治疗方法，目的是让受创者哀悼自己的不幸直至可以直面创伤事件。萨克斯选择露出伤疤，这是他记忆和哀悼灾难的方式，是直面灾祸的勇气和决心，也是自我治疗的途径。接着，他离开妻子，去异地重新构建新的自我和生活，并取得一定成效。误杀了迪马吉奥之后，萨克斯的努力功亏一篑。即便如此，他依然努力寻找救赎之路，并最终找到他心中理想的“生存使命”。奥斯特的小说和赫尔曼有关创伤与恢复的专著同年问世，应该不存在参照之嫌。奥斯特如此深入、契合地表现出创伤体验、创伤症状和创伤恢复的历程，足见作者对创伤理解的深入和卓越的加工创造能力。
3. 创伤的代际传递——萨克斯悲剧的内在原因
坠楼不是偶然事件。萨克斯父亲是犹太难民，母亲是马铃薯饥荒难民后裔 [9] (p. 28)。马铃薯饥荒虽不如大屠杀惨烈，但长期严酷的生活条件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创伤会产生代际影响。特殊家庭背景对萨克斯造成慢性心理创伤，对其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是酿成其悲剧的内在原因。怀斯曼(Hadas Wiseman)和巴伯(Jacques P. Barber)研究了大屠杀幸存者和其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以及子女在情感、情绪方面的问题。就代际关系而言，父母和子女关系表现之一是“双方过度保护”(mutual overprotection) [10] (p. 59)。一方面，经历了灾难的父母极力从各方面保护子女，以免他们受到伤害。这种过度保护会使子女丧失自主权，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子女因保护脆弱的父母，会抑制自己的需求和渴望 [10] (p. 78)。这种对家人的迁就和对自我表达的抑制会影响子女成人后的人际交往能力。在情感、情绪方面，怀斯曼和巴伯对大屠杀幸存者子女普遍具有的愤怒、愧疚、焦虑、无助、孤独等不良情绪做了研究。子女努力去体恤父母的不幸，即使父母引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也不会表达。即使表达，事后也会感到愧疚。愧疚感和过度自责影响他们对事物的正常判断。孤独感来源于与父母长期相处的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揭开父母伤疤，不敢畅所欲言，内心逐渐封闭。孤独感会导致“社会疏离、偏执、抑郁和自我中心” [10] (p. 155)。这些不良情绪会对其将来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萨克斯明显受创伤的代际影响。
他孤独。虽姐妹众多，但家庭成员关系并不密切，他只是无意识地、有些疏远地喜欢着他们。在自己家里，他表现得像个“孤独者”，“总是略有些疏远其他人”，他并没有故意避开任何人，但他“很不自在”，仿佛“讨厌待在那里” [9] (p. 33)。为保护脆弱的父母，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欠缺深层次的交流，导致家人疏离。疏离影响彼此的情感依赖和信任度。人们倾向于向熟悉的、可信赖的、强大的力量寻求帮助。受创父母不能满足子女的需求，逐渐产生无助感。无助是一种“有害的人类体验”(noxious human experience)，为了避免这种无助感和无力感，受创人群可能会诉诸毒品，酒精，性，甚至暴力等手段来获得平静，哪怕是暂时的平静 [5] 。这些不良行为会造成二次伤害。与人疏离、没有情感依托的萨克斯在遇到困难时，不善向家人和朋友求助，总是独自承受所有压力，逐渐不堪重负。坠楼后，他选择远离家人独自疗伤；在最后身心严重受创、濒临崩溃之时，他依然独自固执前行。
萨克斯是愤怒的。“从六岁到十二岁，他一直处于制造蓄意破坏的骚动 [9] (p. 33)；成年后，他作品中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不可遏制、受到伤害的愤怒”：“对美国的愤怒”，“对政治伪善的愤怒” [9] (p. 45)。萨克斯的愤怒很可能来源于幼时母亲对他的过度保护。受创父母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免受伤害。因此他们可能过度干涉子女的生活主权，从各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对于这种过度保护，子女采取包容态度，因为他们不愿脆弱的父母在情感上再次受到伤害。自主权的丧失和常年负面情绪的压抑带来愤怒。萨克斯的愤怒转嫁给了社会，先是通过文字，后通过行为。到80年代，当大部分反叛的“嬉皮士”成为沉默的“雅皮士”，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之时，萨克斯对社会的愤怒依然没有消退，最终选择以暴制暴。
萨克斯对家人也保护过度。他的妻子范妮不能生育，情绪极度糟糕。为了安抚她，萨克斯不惜杜撰他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以使范妮达到某种心理平衡。她想听什么就告诉她什么，只要她快乐。而事实是，他的浪荡和小毛病经常让她痛苦 [9] (p. 108)。后来范妮出轨彼得，借此抒发心中郁积的痛苦。彼得以为萨克斯会暴怒，会与他进行“狂呼怒吼的争吵” [9] (p. 97)，但萨克斯在稍显尴尬后露出了“温和又灿烂得令人吃惊的笑容”，“看起来像天使般快乐” [9] (p. 105)。他甚至宽慰彼得不必为此事担忧，一切都可以重来。一个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另一个是心心相惜的挚友。他爱他们，不忍他们为难，也不想失去他们。他以最大的忍耐力维系住了三人之间的感情，但内心的伤痛却无处诉说。这种过度宽容和过度保护于人于己都可能不利。用谎言的方式对范妮的过度保护造成了对她更深的伤害。对范妮和彼得的私情采取隐忍的态度，强行压制自己的愤怒，结果只能是在自己本已千疮百孔的心头再添新伤。每一次负面情绪的郁积、每一次被抑制的自我表达都使他更加孤独、无助。
萨克斯也是愧疚的。受创者子女愧疚，因为父母受难，而自己却没有；当父母从噩梦中惊醒尖叫时，当父母因为自己一点点的疏忽而情绪奔溃时，他们无能为力。长此以往，他们会对自己超乎寻常的严格，不允许自己犯一点错。萨克斯将坠楼事件归结为对自己不良行为的惩罚。他爬上防火梯，是为“引诱”玛利亚从背后抱住自己。虽然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想的发生，但他认为他罪有应得。他觉得愧对范妮，并被这种愧疚感牢牢攫住，无法自拔。他接受所有人的缺点，但对自己却无比苛刻。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良行为，哪怕只是个想法也不行。他强迫自己赎罪，把自己的罪过当做是天大的罪行。这是“人性缺陷”，只能导致更令人窒息的绝望 [9] (p. 151)。绝望使人漠视生命。
受创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性格、思维和行为模式造成不同程度的“人性缺陷”。正因为此，在重大灾难面前，萨克斯缺乏常人的耐受力和恢复力。有创伤经历的人更脆弱，更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更不易从新的灾难中恢复。如果不是创伤的代际传递带来的慢性心理创伤，萨克斯不至于虚弱到无法对抗一次突发性灾难事件。如果说这是萨克斯人生悲剧的内因，那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就是外因。稳定、公正、友好的外部环境能帮助愈合创伤，反之只会使“伤口继续开裂” [9] 。众所周知，上世纪美国六、七十年代极度动荡，各种社会运动轰轰烈烈。肢体冲突、爆炸案、纵火案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萨克斯成长于这个年代，“爆炸”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时的里根政府对公共舆论的把控，使像萨克斯这样的左派激进分子失去话语权。他们痛恨现实却无能为力。越战是那个时代无法愈合的伤痛，越战老兵的创伤不仅影响自身的生活，还影响周围群体的生活和生存，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因素。对暴力事件的耳濡目染、对政治压迫的憎恶、对越战老兵暴力观念的赞同使得萨克斯最终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
4. 社会政治背景——萨克斯悲剧的外因
4.1. 动荡的六、七十年代
小说中，“炸弹”贯穿始终。萨克斯经常谈到炸弹，称自己是“最早的炸弹儿童”，并认为炸弹是将他们与历史上的所有其他阶段区分开来的分界线 [9] (p. 25)。奥斯特用炸弹这一暴力承载物书写了美国一段重要历史阶段。美国历史从不缺暴力。从1950年到1953年，它卷入了朝鲜战争；1961年到1973年，它又卷入了越南战争。“一部60年代的美国史被谋杀、刺杀事件弄得伤痕累累” [11] 。六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升级，校园纵火案、爆炸案、暴力冲突等事件层出不穷。仅1968年1至5月，全美就发生了10起校园建筑被炸事件。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震撼美国社会，此后政治暴力行动不断发生。同年秋天，爆炸与纵火事件比春天增加3倍。1969年上半年，全国3/1的学生卷入抗议示威活动，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是1968年秋的两倍 [12] (pp. 330-332)。
对暴力事件，尤其是爆炸事件多年的耳濡目染，使萨克斯内心恐惧的同时，也使炸弹深植于心。后来当他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写作对抗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且又被提供“炸弹”这一便利条件时，内心深处的暴力意识便被唤醒，成为他完成新的生存使命、获得个人救赎的工具。没有人天生暴力，诉诸暴力解决问题，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暴力导致创伤，却又滋生更多暴力。历史在不断重演。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暴力事件不断。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个人和社会体制有相互支撑的作用 [6] 。社会不稳定，无法为个人提供支撑，个人行为就不会稳定。不稳定的个人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的安宁，促生更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尤其是曾经经历过创伤的社会。
4.2. 里根政治
科米尔等认为创伤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它不仅仅是科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在特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建构历程 [3] (p. 4)。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语境一定会影响个人的心理感受。在80年代里根的“美国新秩序”下，萨克斯的位置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他的听众群“越来越小”；他被视为“大倒退”、“跟时代精神脱节的人物”；“任何反对右派的有效力量都土崩瓦解”，“民主党屈服了，左派消失了，媒体哑巴了”，“所有论据都突然被对方窃取，高声抗议被视为无礼”；他假装不在乎，但论战让他精疲力竭，逐渐对自己失去信心”，“灾祸临头之感在他心头日益积聚” [9] (pp. 119-120)。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萨克斯坠楼。家庭原因造成的慢性心理创伤使他缺乏面对新灾难的耐受力和恢复力。当话语权丧失，理想被“窃取”，且无力反抗时，“自杀”便成了逃避的途径。因此，里根政治是萨克斯坠楼的促因之一。
里根善用媒介并颇善言辞。很多美国人认为他重振了美国并结束了1970年代的噩梦 [13] (p. 1)；有人认为他重建了美国的伟大之处，保护了他们的自由不受共产主义侵害，并给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希望和骄傲 [14] 。盖洛普调查显示，战后最伟大的总统评选中，肯尼迪位列第一，里根排名第二 [13] (p. 11)。甚至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继罗斯福之后最伟大的总统 [13] (p. 402)。正因为如此受大众欢迎，里根在执政期间成功控制了主流话语权，让异议无处申辩。说话人权力越大，就越有能力定义现实，他的言论也更容易盛行 [4] (p. 4)。尽管如此，他仍然饱受争议。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认为里根革命使美国陷入混乱：贫富差距急剧增大，左翼组织被关闭，失业盛行，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里根拥有“占有政治对手词汇并赋予它们全新涵义的可怕力量”。左派称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人民为“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s)，而里根将前尼加拉瓜独裁支持者、屠杀数百万同胞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以及阿富汗反对妇女公共权力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等都称为“自由斗士”。他窃取了左派对于“自由”的定义，并赋予它让左派无法接受的新涵义。他成功改变了政治话语。到90年代，几乎没有政客愿意承认自己是自由派 [15] (pp. 320-324)。另外，他给了越战崇高的理由，掩盖了其侵略本质。这虽然安抚并迎合了很多美国平民和士兵的心理诉求，但同时也否定了曾经的反战人士和知道战争真相的人。萨克斯和迪马吉奥都是反战人士。当错的被说成对的，自由与正义会变味，这种扭曲容易成为极端行为的诱因。
寻找生存使命是恢复的重要一步。生存使命能激发受创者的主动权、力量和足智多谋，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同盟并与同盟有共同的目标。在为别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能自我治疗。参与公益活动，追求公平正义等都可能成为生存使命 [4] (p. 149)。坠楼之前，萨克斯通过写作抨击社会现实。写作便是他的生存使命。然而，在里根时代，当他失去听众和话语权时，他的生存使命被剥夺，生命随之失去意义。后来当他决定使用暴力手段来反抗政治暴力时，他找到了新的生存使命。这使他感到幸福、充满力量，觉得重获自由 [9] (p. 261)。在暴力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会引发新的暴力。里根的政治便引发了萨克斯的暴力反抗。
4.3. 越战之殇
越战本是扩大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随着战争不断升级，被派遣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到1967年底，侵越美军已近50万人。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战争性质的明朗，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除了学生，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反战运动，很多一度支持越战的报纸和杂志也开始对越战持怀疑态度 [12] (pp. 300-302)。因为战争的性质，回国后的越战老兵没有被看成英雄，反而被一些年轻人唾弃。战争导致创伤，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对越南人民的负罪感、对国内虚伪政治的失望，以及人们对待自身的不满态度等又对越战老兵造成了二次伤害。
据报道，有超过一半的越战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将近一半患广泛性焦虑障碍。相比普通人，越战老兵患抑郁症、强迫症、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等疾病的概率要高很多；他们很难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尤其是婚姻和亲子关系 [16] 。自1975年起，越战老兵自杀人数比整个越战中死亡人数还要多。此后，自杀率逐年增高，并且在199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老兵车祸发生率和离婚率明显高于常人；目前仍有3万老兵在监狱 [17] 。种种迹象表明，越战给参战士兵造成的心理、生理创伤是毁灭性的。
赫尔曼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暴力死亡或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会使士兵进入超级紧张状态(hyperstress statement)并逐渐引起过度反应。对战争强烈的恐惧感和无助感会引发交感神经系统对微小刺激物的过度警觉，似乎危险近在咫尺。因此受创者容易受惊、失眠、易怒 [4] (p. 25)。迪马吉奥是越战老兵。战争让他对美国、对政治、对自己人生有了崭新的理解。他反战、离开军队，并为此入狱。因为战争，迪马吉奥从身体，到性格，再到思维、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战争造成的创伤使他缺乏安全感，对外界一切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高度紧张并过度反应。常人眼里正常的举动在他眼中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生命。所以当热心、纯真的男青年德怀特一再试图接近并企图提供帮助时，他连开数枪将其击毙。萨克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愤怒吞噬，杀死了迪马吉奥。生前，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迪马吉奥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促使他认为“某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具有道德合理性”，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引导公众认识到体制权利的本质 [9] (p. 257)。因此，他选择炸弹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萨克斯深受迪马吉奥的启发，选择使用暴力手段来对抗政治暴力，去制造“以前未能达到的影响力”。他选择炸毁自由女神像复制品并留下正义的宣言，来对抗当时政要对“自由”的扭曲，让美国审视自身，弥补不足。越战影响的不只是参战士兵，也影响着生活在这一群体周围的所有居民，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5. 结语
奥斯特通过主人公短暂的一生，对创伤和导致创伤的社会政治环境进行了书写。因父母而形成的慢性心理创伤造成主人公人格缺陷。他体恤别人却苛求自己，他与人疏离不善求助，他刚正不阿却偏执一念，他情绪压抑、满心愤怒却又脆弱不堪，致使他无法从新的创伤中恢复。坠楼后，奥斯特以第一和第二视角展示了突发性灾难事件对当事人各方面的损伤和改变，并试图展示主人公努力自我救赎的历程。但是当时的行为暴力、政治暴力、战争暴力联合起来再一次将主人公推向绝望的深渊，致使他选择以暴制暴，最后粉身碎骨。暴力、动荡、不公的社会政治环境给民众带来创伤，威胁社会稳定。安定、祥和、友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于抚平创伤尤其重要。奥斯特亲历了这个时代，受创不可避免。通过对主人公萨克斯的书写，奥斯特也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评判和悼念，有助于自身创伤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