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  >> Vol. 8 No. 8 (August 2018)

作者:  

葛淑敏,尚晨阳,王 怡,张 力: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关键词:
文化启动文化差异动态文化建构理论文化适应假说Cultural Prim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Dynamic Cultur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摘要:

文化启动范式是研究文化差异的重要实验范式。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化启动范式常用的几种方法;其次,从动态文化建构理论、文化适应假说、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文化启动范式的作用机制,并简要归纳了当前文化启动在认知方式、自我构念、自我参照效应、归因方式等方面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文化启动范式存在的不足(如理论建构的深入验证、是否存在相应的神经机制、可重复性验证问题、研究对象的局限等),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The 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 is an important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study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several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the 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the 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ultur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and cul-ture-gene coevolution theory,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cultural priming in the aspects of cognition style, self-construction, self-reference effect, attribution style and so on.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 (such as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existence of neural mechanism or not, the problem of repeatability verific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objec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olving these problems.

1.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priming)”技术首次应用于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以来(Higgins, Rholes, & Jones, 1977),该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便持续高产,可被启动的心理现象也从最初的印象形成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例如对行为(Gino & Mogilner, 2014)、动机和目标的影响(Varnum, Shi, Chen, Qiu, & Han, 2014)。与此同时,随着文化交融、碰撞产生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比如文化差异、民族矛盾等问题,心理学也逐渐衍生出了新的研究取向,即文化心理学(Cole, 1996)。然而,更重要的是,实验心理学始终倡导在精细控制条件下对所研究对象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此保证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以及更高的可重复验证性。如此一来,文化启动范式便作为一种研究文化差异的实验范式孕育而生。

文化启动范式(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使用与文化内涵相关的刺激物作为启动刺激,这种启动将会对个体随后的任务产生影响,使得个体产生与启动文化相关联的认知,情绪或行为反应(Hong et al., 2000)。由于这种实验范式允许操纵文化取向,因此提供了以实验方法检验单一文化,多元文化及其他竞争观点的可能性(Aydinli & Bender, 2015)。目前,聚焦于文化启动的研究有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实验对象的多元化,除了研究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之外,针对于双文化者以及双语者的研究也越来越多(Trafimow et al.,1991;Gardner,Gabriel,& Lee,1999;Hong et al.,2000;七十三等,2017);二是探究文化启动后与之关联的心理现象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如从传统的对认知方式的考察开始转向人际合作(Wong & Hong, 2005)、创造力(周婷,曹贵康,& 周珊珊,2011)、公平(Wu et al., 2015)、社会赞许性(屈静,2015)、同性恋态度(高小雨,2017)等多方面的考察,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独特。

然而,以往关于文化启动的文章都是介绍该范式下的具体实验研究,缺乏对文化启动这一成熟的实验范式作系统化的综述。因此,本文首先梳理文化启动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理论依据以及当前主要研究现状;其次,简要归纳文化启动范式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该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2. 文化启动范式的主要方法

根据启动刺激呈现性质,文化启动范式大致可分为文化符码(icons)启动法和文字材料启动法两类。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采用情景激活的方式提高不同文化维度(如独立自我或互依自我)的短时可及性,使个体处于代表不同文化维度的情境当中,从而达到启动操纵的目的。

2.1. 文化符码启动法

所谓文化符码,即指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某种浓缩的、蕴含丰富内涵的文化标志,多用于指代、象征某种文化所代表的精神、意志、底蕴(杨文博,2011)。由于文化符码常以图片的形式作为启动刺激,故也有学者称此法为典型图片启动法。文化符码启动法一般通过给被试呈现有不同文化内涵的典型图片,短暂性地诱导被试产生对于某种文化的印象,从而考察其之后的行为表现。相比于其他文化启动方法,文化图片的呈现更加直观、易于理解,所以该方法也是文化启动范式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2.2. 文字材料启动法

顾名思义,相比于文化符码启动,该方法是以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文字材料作为启动刺激,要求被试在相应的指导语之下,阅读相应的文字材料之后,观察其完成任务的表现。主要包含圈代词任务法、阅读故事法和语言启动法三种,其中前两种方法主要应用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启动,后一种则主要应用于双语者的文化差异研究。

2.2.1. 圈代词任务法

这种方法由研究者们(Gardner, Gabriel, & Lee, 1999; Stapel & Koomen, 2001)在Brewer & Gardner (1996)所创立的人称代词对比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现如今己经成为文化启动范式的经典模型,为大量研究者所推崇。这种方法首先将被试分成不同的启动组,给他们一篇短文,如有关在城市旅行见闻的文字。要求被试阅读这篇短文,并仔细圈出文章中所有的人称代词。每个组的文章内容都一样,但文章的代词却不相同。如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代词全部为“我(I/me)”;互倚性自我条件的代词则是“我们(we/us)”;控制条件组的代词为“它(it)”。Brewer认为该模式有效地激活了个体的自我或社会的自我,以及自我在独立性与互倚性文化中的反应。

2.2.2. 阅读故事法

简单来说,这种方法就是让被试阅读特定的故事之后,针对故事内容和主人公行为符合的某种特点,回答主试问题。该方法最早来源于Trafimow等人(1991)编制的关于一位名叫Sostoras的勇士推举Tiglath担任军队统帅原因的故事,并将其作为启动材料。这个故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包括两种,分别体现互倚性文化内容和独立性文化内容,不同的启动组使用不同的内容。互倚组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推举Tiglath,不仅可以提升整个家族的名望,也能让家族成员看到自己对家族的忠诚;而独立组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推举Tiglath可以让国王奖赏自己,并且Tiglath本人也会因此感激自己,有利于自身权利的巩固和提高。后来,Lee,Aaker,& Gardner (2000)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简化版的阅读故事法进行启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

2.2.3. 语言启动法

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语言也可作为一种启动刺激直接达到启动的效果。这种启动方式与前者需要操作不同刺激材料的意义相比,有了较大的简化作用。语言启动范式通常采用两个语言版本的量表或任务,选取相匹配的双语者样本进行研究。这种范式中,不同语言版本的材料是研究的关键。每种版本的材料需要与该语言相对应的文化表达习惯相一致,符合各种文化的具体的语言表达。

如,Ross, Xun, & Wilson (2002)在对中加双语者的研究中,考虑到中文和英文不同的语言习惯,对自我描述的句子开头进行了符合语言习惯的调整,从而使得华裔加拿大被试在使用汉语指导语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更多的互倚自我描述,语言启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同样,后来有学者以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用英语启动比使用汉语启动时对自我特质的评定有显著更大的自我增强,更倾向于认为积极的特质适合描述自己,而消极的特质适合描述他人(Lee, Oyserman, & Bond, 2010)。最近的一个研究采用英汉不同语言材料启动双语者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忠诚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Chiou & Mercado, 2016)。王娟和张积家(2014)采用眼动技术考察启动语言对双语者场景一致性判断的影响。实验首先对被试进行汉语短语或英语短语的启动,然后给被试呈现三种场景图片,让被试判断场景图片与启动短语是否一致。结果发现,启动语言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在汉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前景区的注视时间更早,注视比例较大;在英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背景进行了额外的、快速的关注。

2.2.4. 描述启动法

描述启动法实际上是圈点代词法的一种演化,是指给被试提供一定的主题,要求被试根据所提供的主题写一篇短文,不同的启动组所要求事用的代词不同。如,在考察自我构念的文化差异的研究中(Stapel & Koomen 2001),要求独立自我组的被试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每个句子都必须包括I,me,myself,mine等代词;互倚自我组被试则是写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要求运用we,our,ourselves,ours等代词;控制组被试写的短文则是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等对个体的自我构念不构成影响的客观现实描述,用的是water,trade,economy等词。弋鹏(2004)在探究不同文化启动对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时对上述几种启动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描述启动法是启动效果最好的方法。

2.2.5. 差异启动法

Trafimow等人(1997)设计了差异启动方法。他们在实验中要求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被试思考自己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差别,而要求互依性自我条件下的被试思考自己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完成实验任务。Urich Kühnen及其同事(2001)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差异启动的方法。他们发现互依性自我条件组的西方被试在进行思考自己与家人朋友相似的地方之后,表现出更倾向于整体性的知觉,而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被试则表现出更倾向于分析式的知觉。

3. 文化启动范式的理论依据

3.1. 动态文化建构理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Theory)

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论的竞争,一种是文化静态理论,以Markus和Kitayama (1991)的绝对文化差异理论和陈晓萍(2009)的文化正态分布理论为主要代表。前者认为文化知识作为领域一般性构念,对个体思维、情绪和认知的影响是连续的、恒常的。一旦个体内化了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将是稳定不变的;后者则认为文化在各个群体中都是正态分布的,只不过存在某一种文化占优势而已;另一种是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其以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ing,简称CFS)和文化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as-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简称CSC)为主要代表学说。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文化启动效应发生之时,文化框架之间的转换;后者更着重于文化情境对认知的影响,以下将详细介绍。

3.1.1. 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 Hong & Mallorie 2004, Hong 2009)认为,文化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个体完全可以拥有多种文化构念网络,这些文化构念网络依赖于情境线索,根据情境需要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也就是说,文化不是以一种总的整体的实体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来影响人们的心理,而是以由具有情境特异性的知识结构来影响人的行为;文化模式可通过知识启动而诱发,诱发时这些模式不是同时被启动,而是在特定的情景下诱发出特定的文化模式(Hong, Zhan, Morris, & Benet-Martínez, 2016)。被启动的文化处于显性地位,未被启动的文化处于隐形地位,而不是消失。该理论从文化与情境交互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内和文化间变异,是文化启动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理论基础(Cheng, Lee, & Benet-Martínez, 2006; Friedman et al., 2012; Grossmann et al., 2012)。

3.1.2. 文化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as-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

Oyserman等人(2011)正式提出文化情境认知理论来解释文化启动现象。这一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多维度的而不是单一的要素,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既包含稳定不变的要素,也包含情境化的、变化发展的要素(Oyserman, 2017)。并且,他们用综合征(syndrome)来描述文化,文化综合征是相互关联的特征的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提示一个特征也能够使其他的特征在工作记忆中凸显,它们的不同凸显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当前相关的情境(Oyserman & Sorensen, 2009)。这样一来,由于情境线索的提示,人们可以获得并使用多种文化心理表征,并不需要自身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Kühnen & Oyserman, 2002; Oyserman, 2016)。然而,文化启动技术可以实现对单一或多文化个体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操控,进而解释文化价值观塑造行为的动态机制。相比于文化框架转换模型,这一理论实际上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把文化扩大到一种情境的概念,更具有泛化意义(Oyserman & Lee, 2008; Wang et al., 2013; Xi et al., 2016)。

3.2. 文化适应假说(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Berry (2003)系统地提出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这两种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与自身的倾向性以及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并且他认为这两个维度是互相独立的,即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不必然妨碍与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文化启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刺激的连续呈现创造了一种文化情境,不断接受文化刺激的个体将不可避免的被引入这种文化情境之中。在这种文化情境中,个体的表现将受到自身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的影响。如果个体与这一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比较强,那么个体就会按照这种文化群体的思考或行为模式来进行反应,从而实现与该群体的交流。反之,如果个体与这一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比较弱,那么个体将很可能并不根据这种文化群体的思考与行为模式来进行反应(Wong & Hong,2005;Marsh,Pezdek,& Ozery,2016;刘彦芬,2008)。

3.3. 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

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人类的大脑和心智活动是文化、遗传两股力量协同进化的结果,该理论也被称为双重遗产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 (Chiao, 2011; Chiao & Blizinsky, 2010)。这一理论力图在神经活动的微观层面揭示文化和基因遗传在大脑进化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解释文化启动现象产生的原因,更有说服力。

文化-基因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四种不同的路径,其中第四种路径支持了文化启动范式的研究。如图1(d)所示,基因类型和文化特质同时但各自对神经活动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受情境诱发的文化特质和基因类型动态调节神经活动方式,进而对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一路径解释了文化启动中双文化被试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灵活转换的原因(杨帅等,2012)。

资料来源:Chiao (2011)。

Figure 1. Variables schematic diagram of culture-gene pathway

图1. 文化-基因路径的变量示意图

4. 文化启动范式的相关研究

文化启动范式广泛应用于跨文化差异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选取了主要的四个方面,分别是关于认知方式、自我构念、自我参照效应以及归因方式方面作以简要综述。

4.1. 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就是指个体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彭聃龄, 2004)。在文化价值观上,认知方式主要表现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方面(Hamamura, 2012; Power, Schoenherr, & Samson, 2010)。已有研究证明,个体自我认知和集体自我认知的概念分别存储于记忆中不同的位置(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相比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之下的被试而言,来自于个体主义文化的被试对关于个体主义的自我认知检索更多。同样,不同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启动也会对双文化个体的感知产生影响(肖冰莹,2012)。

一个经典的研究是Chiu等人(2009)采用双文化被试对多元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中个体的认知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了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设置了一种两类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情境一一即除了给被试呈现单一的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图片和具有美国文化属性的图片外(麦当劳和月饼),还给被试呈现同时混合了两种文化属性的图片(具有中国书法风格的麦当劳和星巴克的月饼)。然后给被试提供两种描述,一种是个人主义描述,一种是集体主义描述,让被试选择用哪种描述对呈现的图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当呈现同时融合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图片时,被试更倾向用与自己本身文化相一致的描述方式。赵志裕认为,当环境中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的时候,个体会倾向于扩大感知之间的不兼容性,使个体对自身文化更加敏感,更倾向用与母体文化系统有关的知识结构来组织之后的知觉、注意及其它的认知过程。

在认知方式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应用文化启动范式,做了一系列研究。譬如,自我构念影响自我认知。心理学家在独立自我构念启动条件和互倚启动条件下,分别要求被试思考自己与家人和朋友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然后完成EFT (镶嵌图形测验)任务。结果发现,与互倚启动组相比,独立启动组的被试更独立于环境,表现出更倾向于分析式的感知,而互倚启动组表现出更倾向于整体式的感知(Kühnen, Hannover, & Schubert, 2001)。Kühnen & Oyserman (2002)在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中使用圈代词任务法对被试进行独立自我和互倚自我的启动,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与此相悖,徐胜(2016)在采用圈代词和文化符码两种方式启动被试的自我构念时,并未发现自我构念与认知风格存在某种联系。

4.2. 自我构念

Markus和Kitayama (1991)将个体从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自我的认知结构,称之为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关于自我构念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跨文化群体在自我构念上的差异。而文化启动的优势在于,在实验条件下,可对多元文化影响下个体的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进行精细操控、测量和描述(买热巴·买买提 & 吴艳红,2017)。Gardner,Gabriel和Lee (1999)使用故事法和圈代词任务法考察了美国和香港大学生在独立和互倚自我构念条件下心理世界观的文化差异。结果发现,自我构念对个体的判断具有调节作用,当自我构念转变时,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和判断也会朝着与当前自我构念相一致的方向转变,反之亦同。我国学者们在应用文化启动范式比较蒙汉大学生在文化启动条件下的知觉加工时均发现了比较一致的结果,即自我构念的即时变化影响知觉的加工,独立性自我构念启动下显示出局部加工优先,互依自我构念启动下显示出整体加工优先,支持了文化框架转移效应(七十三等,2017)。

另一方面,考虑到跨文化群体在具体实施上的困难,也有研究者直接启动被试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的自我构念。唐桂梅(2010)在其研究中使用文化启动范式考察了大学生的自我构念特点,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启动类型会引起被试发生相应的自我构念特点的改变。高凤焕(2011)使用图片启动法考察了当代大学生在不同文化情境下自我构念的特点,发现被试的自我构念在不同的文化启动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大学生在自我构念类型的总体倾向上,依然是互依性构念高于独立性构念。李杰等人(2013)采用故事法对蒙古族大学生在文化启动背景下自我构念是否发生转换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根据苏美尔士兵故事自编了两个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小故事作为启动材料。结果发现,蒙古族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倾向于独立型自我构念,不同文化启动条件下其自我构念显示出不对称的启动效应。与个人主义文化启动条件相比,蒙古族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在集体主义启动条件下的启动效果更为明显。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跨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还是单一文化下的群体而言,不同文化启动条件都对个体的自我构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3. 自我参照效应

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将个体对于自我相关材料的回忆成绩较高的现象被称为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简称SRE)。国内采用文化启动范式对自我参照效应展开的研究较早。霍燕(2001)最早采用文化启动范式对文化与自我参照效应进行了研究。实验组向被试呈现美国文化内涵的图片以启动美国文化,控制组则以予相等数量的几何图形图片呈现从而不启动任何文化。在随后的实验任务中,被试接受经典的SRE研究范式任务,即对特质词进行判断,完成再认任务并做出R/K判断。结果经过图片文化启动的被试出现了文化框架的暂时转移和自我参照效应,支持了Markus东方人互倚性自我的假设模型,成功地启动了典型图片的文化。弋鹏(2004)则沿着这一思路,对多种文化启动方法下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自我参照效应的差异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西方文化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对自我参照的形容词比母亲参照的形容词有更好的再认,回忆线索也更多,验证了自我参照效应的存在;并用反应时作为因变量指标进行实验,发现在西方文化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对自我参照的形容词的反应时明显少于父亲参照的形容词。

随着文化融合现象的进一步扩大,研究者们逐渐将目标转向了双文化群体的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已有的关于东西方文化在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表明,东方人的自我-母亲在VMPFC上的脑激活无显著差异,而西方人则存在明差异(朱滢 & 张力,2001)。Ng等人(2010)的一项fMRI研究中,在对华裔美国人进行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启动后,要求其进行SRE任务判断。结果不仅复制了以往的研究,并且进一步发现,西方文化启动下,自我-母亲、自我-无关他人在VMPFC上的激活差异显著增加,而中国文化启动下二者则无显著差异。国内的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则以具有双文化背景的维吾尔族个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启动被试的不同文化身份下的自我参照效应,发现以语言启动激活维吾尔个体的民族身份时,自我参照加工的再认率显著优于其他条件;以中国文化图片和国家通用文字激活被试的中国人身份时,自我参照加工及母亲参照加工再认率显著高于其他条件;但是当使用两种语言的文字材料启动被试的双重身份——作为中国人的维吾尔族被试时,母亲参照加工条件优于其他加工条件,被试存在母亲参照效应,而自我参照效应没有出现,可能的原因是被试在接受双重身份启动时,感受到了身份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该采用哪一个文化框架去应对(Hogg, 2007, 2009)。

4.4. 归因方式

心理学上的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章志光 & 金盛华,1998)。已有研究表明,文化影响个体归因方式(Miller, 1984; Weisz et al., 1984; Susan et al., 1986; Cousins, 1989)。早期采用文化启动范式研究个体的归因方式多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和以典型双文化个体为被试的研究。如Hong等人(2000)以华裔美国大学生和香港大学生作为双文化被试,将其随机分配到三种启动条件下:集体主义启动组呈现含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图片,个体主义启动组呈现含有美国文化属性的图片,控制组呈现不具有任何文化线索的中性图片。启动处理后给被试提供意义不明确的事件,要求三组被试对有歧义的事件进行归因。结果发现,与中性启动组相比,文化启动组的归因具有显著差异,集体主义启动组倾向于外归因,个体主义启动组倾向于内归因。与Hong等人(2000)的研究不同的是,Haritatos & Benet-Martinez (2002)选取华裔美国人,在两种文化启动之后,呈现的是一幅意义不明确的动态图画,图画的主要内容是一条鱼与其后面的一群鱼在水里分开游,被试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前面的那条鱼要与后面的一群鱼分开游。结果发现,双文化整合认同程度较高的被试进行了启动一致性归因,而双文化整合认同程度较低的被试则进行了启动不一致性归因。

近年来,应用文化启动范式考察个体的学业归因方式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高凤焕(2011)以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大学生群体为被试,分别启动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后,要求其完成学业成就归因量表。结果发现,美国文化启动组的内倾性升高,外倾性降低,中国文化启动组正好相反。胡丁丁(2017)则在借鉴其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汉藏双文化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汉/藏不同文化启动下个体的学业归因方式差异,尤其探究了文化智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验证了他的假设,即藏族文化图片启动情景下,高文化智力组的个体倾向于做出与启动情景一致的行为,表现为学业归因方式的内倾性增加;汉族文化图片启动情景下,高文化智力组的个体倾向于做出与启动情景一致的行为,表现为学业归因方式的外倾性增加。这两项研究均支持了文化框架转换理论。

5. 评价与展望

文化启动范式为实现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的真正动态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途径(Aydinli & Bender, 2015)。对于文化启动范式的应用研究,从宏观视角来看,不仅对理解跨种族之间,也对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有重要的作用;从微观视角来看,采用文化启动范式进行的相关研究,对于理解当前中国所出现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文化适应过程,对推动和便利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各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进行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余伟 & 郑钢,2005)。

自千禧之年文化启动范式开始应用于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该范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传统跨文化心理学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取向方面的批评,如过于注重文化差异对认知方式的影响,而忽视了东西方群体在基因、语言、经济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的情况;过于夸大社会化效能,而忽略了人会主动建构内群体文化,并在环境需要时,策略性地表现或压抑与内群体文化相符的行为(乔艳阳 & 张积家,2016)。因此,应该正确而深刻地审视文化启动范式在未来研究上可能面临的问题,只有逐步改善并克服这些问题,文化启动这一实验范式才能更好地发展推广。

第一,文化启动的理论建构亟待深入验证。如前所述,国内大多数采用文化启动范式的研究均是建立在文化框架转移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高凤焕,2011;李杰等人,2013;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七十三等,2017;胡丁丁,2017),但是基于文化适应假说和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的研究却不是很多。一方面,随着移民文化的盛行以及地区之间迁徙的增加,探讨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Kitayama et al., 2006, 2014);另一方面,随着文化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文化-基因角度考察文化启动背后的微观机制问题,也是未来应重点研究的方向。

第二,文化启动的神经机制问题。当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探究文化与基因、神经、大脑的关系(Kitayama & Park, 2010),尽管应用于文化启动这一实验范式的现象存在相应的神经机制,例如自我参照加工在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上发现了激活,但是文化启动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物质基础还亟需进一步探究。

第三,文化启动实验的可重复性验证问题。启动效应自提出以来,大量学者应用该技术进行了各种领域的研究,尤其以社会认知心理学更盛。但是,启动效应的可重复验证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质疑,也掀起了验证启动效应的热潮(Kahneman, 2012)。相应地,文化启动的可重复想验证问题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本文在综述启动不同文化条件下的自我构念是否影响认知风格时,国外学者早在2002年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否认了这一观点(徐盛,2016)。

第四,文化启动实验范式在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中的应用研究。自文化启动范式诞生以来,心理学家以不同的被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跨文化群体、双文化群体、双语者、单一文化下的个体等,但是对于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的研究近几年才逐步兴起(七十三等,2017;胡丁丁,2017)。相比于跨文化群体而言,同一国家的亚文化群体、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由于地域造成的地域差异,例如中国的南北方和55个少数民族,美国的东部与西部等等,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因此,未来的文化启动研究,更需要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被试引入实验室,从而探讨他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这可能对于解决种族歧视、民族分裂、城乡二元化等社会政治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文章引用:
葛淑敏, 尚晨阳, 王怡, 张力 (2018). 文化启动范式研究述评. 心理学进展, 8(8), 1184-1195.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42

参考文献

[1] Aydinli, A., & Bender, M. (2015). Cultural Priming as a Tool to Understand Multiculturalism and Culture.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
https://doi.org/10.9707/2307-0919.1134
[2] Berry, J. W. (2003).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Acculturation. In K. Chun, P. B. Organista, & G. Marin (Eds.), Accultur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pp. 17-3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 Brewer, M. B., & Gardner, W.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3-93.
[4] Cheng, C. Y., Lee, F., & Benet-Martínez, V. (2006).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Valence of Cultural Cu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 742-760.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06292081
[5] Chiao, J. Y. (2011). Cultural Neuroscience: Visualizing Cul-ture-Gene Influences on Brain Function. In J. Decety, & J. Cacioppo (Eds.), Handbook of Social Neuroscience (pp. 742-76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Chiao, J. Y., & Blizinsky, K. D. (2010). Culture-Gene Coevolu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5-HTTLP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7, 529-537.
https://doi.org/10.1098/rspb.2009.1650
[7] Chiou, A. Y., & Mercado, B. K. (2016). Flexible Loyalties: How Malleable Are Bicultural Loyalt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98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1985
[8] Chiu, C., Mallorie, L., Keh, H. T., & Law, W. (2009). Perceptions of Culture in Multicultural Space: Joint Presentation of Images from Two Cultures Increases In-Group Attribution of Culture-Typic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0, 282-300.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08328912
[9] Cole, M. (1996). Cultural Psychology.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Cousins, S. (1989). Culture and Self-Perception in Japa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24-131.
[11] Friedman, R., Liu, W., Chi, S. C. S., Hong, Y. Y., & Sung, L. K. (2012).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and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When Does Experience Abroad Lead to Appropriate Cultural Swi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6, 130-139.
[12] Gardner, W. L., Gabriel, S., & Lee, A. Y. (1999). “I” Value Freedom, But “We” Value Relationships: Self-Construal Priming Mirro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321-326.
[13] Gino, F., & Mogilner, C. (2014). Time, Money, and Mor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414-421.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6438
[14] Grossmann, I., Ellsworth, P. C., & Hong, Y. Y. (2012). Culture, Attention, and Emo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1, 31-36.
https://doi.org/10.1037/a0023817
[15] Hamamura, T. (2012). Are Cultures Becoming Individualistic? A Cross-Tempor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 3-24.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1411587
[16] Haritatos, J., & Benet-Martínez, V. (2002). Bicultural Identities: The Interface of Cultur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Cognit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6, 598-606.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10-X
[17] Higgins, E. T., Rholes, W. S., & Jones, C. R. (1977).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 141-154.
https://doi.org/10.1016/S0022-1031(77)80007-3
[18] Hogg, M. A. (2007). 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69-126.
[19] Hogg, M. A. (2009). Managing Self-Uncertainty through Group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 221-224.
https://doi.org/10.1080/10478400903333452
[20] Holloway, S. D., Kashiwagi, K., Hess, R. D., & Azuma, H. (1986). Causal Attributions by Japanese and American Mothers and Children about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269-286.
https://doi.org/10.1080/00207598608247590
[21] Hong, Y. (2009).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Moving from Describing Culture to Explaining Culture. In R. Wyer, C. Y. Chiu, & Y. Hong (Eds.),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3-23).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22] Hong, Y. Y., Zhan, S., Morris, M. W., & Benet-Martínez, V. (2016). Multicultural Identity Processe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49-53.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9.020
[23] Hong, Y., & Mallorie, L. M. (2004).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Lessons Learned from Personali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 59-67.
https://doi.org/10.1016/j.jrp.2003.09.003
[24] Hong, Y., Morris, M. W., Chiu, C., & Benet-Martinez, V. (2000).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709-72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7.709
[25] Kahneman, D. (2012). A Proposal to Deal with Questions about Priming Effects.
[26] Kitayama, S., & Park, J. (2010). Cultural Neuroscience of the Self: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Grounding of the Brai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 111-129.
https://doi.org/10.1093/scan/nsq052
[27] Kitayama, S., Ishii, K., Imada, T., Takemura, K., & Ramaswamy, J. (2006).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Japan’s “Northern Fronti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 369-38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1.3.369
[28] Kitayama, S., Varnum, M. E. W., & Sevincer, A. T. (2014). Frontier Settlement and Culture Change. In A. B. Cohen (Ed.), Culture Reexamined: Broad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Influences (pp. 93-1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9] Kühnen, U., & Oyserman, D. (2002). Thinking about the Self Influences Thinking in General: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alient Self-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492-499.
https://doi.org/10.1016/S0022-1031(02)00011-2
[30] Kühnen, U., Hannover, B., & Schubent, B. (2001). The Semantic-Procedural Interface Model of the Self: The Role of Self-Knowledge for Context-Dependent versus Con-text-Independent Models of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397-40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0.3.397
[31] Lee, A. Y., Aaker, J. L., & Gardner, W. L. (2000).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Distinct Self-Construals: The Role of Inter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1122-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8.6.1122
[32] Lee, S. W. S., Oyserman, D., & Bond, M. H. (2010). Am I Doing Better than You? That Depends on Whether You Ask Me in English or Chinese: Self-Enhancement Effects of Language as a Cultural Mindset Pri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785-791.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0.04.005
[33]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34] Marsh, B. U., Pezdek, K., & Ozery, D. H. (2016). The Cross-Race Effect in Face Recognition Memory by Bicultural Individuals. Acta Psychologica, 16, 938-944.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16.05.003
[35] Miller, J. (1984).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961-978.
[36] Ng, S. H., Han, S., Mao, L., & Lai, J. C. (2010). Dynamic Bicultural Brains: fMRI Study of Their Flexibl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Significant Others in Response to Culture Prim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83-91.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9X.2010.01303.x
[37] Oyserman, D. (2011).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Cultural Mindsets, Cultural Fluency, and Meaning Making.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2, 164-214.
https://doi.org/10.1080/10463283.2011.627187
[38] Oyserman, D. (2016). What Does a Priming Perspective Reveal about Culture: Culture-as-Situated Cogni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2, 94-99.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6.10.002
[39] Oyserman, D. (2017). Culture Three Ways: Culture and Subcultures within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435-46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122414-033617
[40] Oyserman, D., & Lee, S. W. S. (2008). Does Culture Influence What and How We Think? Effects of Prim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311-34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4.2.311
[41] Oyserman, D., & Sorensen, N. (2009). Understanding Cultural Syndrome Effects on What and How We Think: A Situated Cognition Model. In R. S. Wyer, C.-Y. Chiu, & Y.-Y. Hong (Eds.),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25-52).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42] Power, D., Schoenherr, T., & Samson, D. (2010).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 in Operations between Emerging Asian and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8, 206-222.
https://doi.org/10.1016/j.jom.2009.11.002
[43] Rogers, T. B., Kuiper, N. A., & Kirker, W. S. (1977). Self-Reference and Encod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y, 35, 677-68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5.9.677
[44] Ross, M., Xun, W. Q. E., & Wilson, A. E. (2002). Language and the Bicultural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1040-105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22811003
[45] Stapel, D. A., & Koomen, W. (2001). I, We, and the Effect of Others on Me: How Self-Construal Level Moderates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766-78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0.5.766
[46] Trafimow, D., Silverman, E. S., Mei-Tai Fan, R., & Shui Fun Law, J. (1997).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nd Priming on the Relative Accessibility of the Private and the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8, 107-123.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97281007
[47] Trafimow, D., Triandis, H., & Goto, S. (1991). Some Test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649-65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0.5.649
[48] Varnum, M. E. W., Shi, Z. H., Chen, A. T., Qiu, J., & Han, S. H. (2014). When “Your” Reward Is the Same as “My” Reward: Self-Construal Priming Shifts Neural Responses to Own vs. Friends’ Rewards. NeuroImage, 87, 164-169.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3.10.042
[49] Wang, C. B., Oyserman, D., Liu, Q., Li, H., & Han, S. H. (2013). Accessible Cultural Mind-Set Modulates Default Mode Activity: Evidence for the Culturally Situated Brain. Social Neuroscience, 8, 203-216.
https://doi.org/10.1080/17470919.2013.775966
[50] Weisz, J. R., Rothbaum, F. M., & Blackburn, T. C. (1984). Standing out and Stand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Control in American and Jap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55-969.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9.9.955
[51] Wong, R. Y., & Hong, Y. Y. (2005). Dynamic Influences of Culture on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429-434.
[52] Wu, Y., Zhang, M., Zhang, C., & Tian, X. (2015). Fairness-Related Behavior Modulation by Friendship Is Moderated by American Primes in Chinese Participa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299-310.
https://doi.org/10.1111/ajsp.12111
[53] Xi, S. S., Mamat, M., Luo, C. Q., & Wu, Y. H. (2016). Dynamic Self-Representation of Interdependent Chinese: The Effect of Bicultural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3, 278-286.
[54] 陈晓萍(2009). 跨文化管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55] 高凤焕(2011). 文化启动对大学生学业归因影响的实验研究. 硕士论文,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
[56] 高小雨(2017). 不同文化启动模式对大学生同性恋态度的影响. 硕士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57] 胡丁丁(2017). 语言影响认知吗?来自藏-汉双文化者学业归因方式的证据. 硕士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58] 霍燕(2001). 文化启动与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 博士论文, 北京: 北京大学.
[59] 李杰, 纪丽君, 武萍, 田颖, 包呼格吉乐图(2013). 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文化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6, 164-167.
[60] 刘彦芬(2008). 文化启动对文化蕴涵词再认的影响实验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0(8), 129-133.
[61] 买热巴•买买提, 吴艳红(2017). 聚合文化视角下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心理科学进展, 25(7), 1229-1239.
[62] 彭聘龄(主编) (2004). 普通心理学(修订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3] 七十三, 何虎, 李杰, 田颖, 刘兴宇, 张瑞芳(2017). 蒙、汉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对知觉加工的影响. 心理科学, 40(3), 645-650.
[64] 乔艳阳, 张积家(2016). 文化启动:跨文化心理研究的重要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 No. 3.
[65] 屈静(2015). 自我启动范式下大学生的社会赞许性研究.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7(5), 59-63.
[66] 唐桂梅(2010).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自我构念特点研究. 硕士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67] 王娟, 张积家(2014). 启动语言对汉-英双语者场景一致性判断的影响. 心理学报, 46(3), 331-340.
[68] 徐胜(2016). 自我构念的启动对整体型—分析型认知风格的影响. 硕士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69] 杨帅, 黄希庭, 王晓刚, 尹天子(2012). 文化影响自我解释的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 149-157.
[70] 杨文博(2011). 文化启动的研究综述. 文学界(理论), (3), 277-278.
[71] 弋鹏(2004). 不同文化启动与自我参照效应的实验研究. 硕士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72] 余伟, 郑钢(2005).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6), 134-144.
[73] 章志光, 金盛华(1998). 社会心理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74] 周婷, 曹贵康, 周跚跚(2011). 不同文化启动条件下创造性表现差异的实验研究.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Harmony (p. 4).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美国科研出版社.
[75] 朱滢, 张力(2001).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C辑, 31(6), 537-543.
[76] 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 维吾尔族身份启动对自我参照效应影响研究. 硕士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