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民俗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其中饱含意象。这些意象体现了陕北地区特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环境,同时也表达了底层劳苦大众对生活的情感和思想。作为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陕北民歌的解读与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其中意象的有效传达。帕尔默文化语言理论认为,发挥以“意象”为核心概念的认知分析作用,可以妥善处理民歌中的意象与文化内涵间的自由转换,为挖掘民歌所要表达的深层情感提供重要的指导。
帕尔默认为,所谓意象,既包括我们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各种图像,也包括我们通过听觉、味觉、嗅觉和动觉所获得的经验,如礼堂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各种水果的味道,闻到的气味,夜间的漫步等。几乎所有的意象都是由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积累构建而成的 [1] ——最初的感觉器官所得到的直接感性经验的概念类比(但由于人类不可能对某一事物的各个方面都予以同等程度的关注,我们的感性经验往往是经过过滤的,即是经过自己认知加工的,因此意象是现实环境间接的类比)经过认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的加工形成的。因而特定的文化决定了各地意象的内涵,反过来意象又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文化。陕北民歌作为陕北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根据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中意象、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看,陕北民歌的意象研究极其有必要。
2. 陕北民歌文化
歌曲是一种歌唱语言的展现,每一种民歌语言都有其深刻的文化生成背景。歌唱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具有民族性、独创性、时代性三大特征 [2],不但能展示其民族或地域的思维方式及背后的文化底蕴,而且还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陕北民歌也不例外,其赖以形成的土壤便是农耕文化。陕北民歌的创作文化元素大概包括四种:首先是来源于生活在陕北地区最底层的农民、拦羊汉、纳鞋底的女人等广大劳动人民之口,记录了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人民发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它们“土”得掉渣;其次陕北地区是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一定的革命文化底蕴,因此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中有激励革命、鼓舞士气的元素,比如在20世纪中期,陕北民歌根据党的号召为主体,以革命背景为铺垫,创作了很多与革命相关的经典曲目,包括《东方红》、《保卫黄河》等;再者,陕北位于西部边陲,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文化落后、思想保守的地方,人们的婚姻从来都不由自己做主,正如《三十里铺》中唱到“有心拉上两句知心话,又怕人家笑话”,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成了情哥哥和情妹妹说不出的心思,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爱情用歌声传递出来,将自己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写入歌中,心事一旦变成了歌声,就不再遮掩,他们唱得疯狂露骨、滚烫炽烈,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它让人们不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勇于冲破世俗封建,不论生活给了他们多少磨难,他们依然坚守着内心对于爱情的渴望。正如海南大学刘彩云副教授所说:“陕北民歌用它那淳朴明快的音乐,原始野性的唱腔与近似疯狂的语言,表达出陕北人民对深深的爱的殷殷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 [3] 最后,由于陕北特定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沟壑纵横、黄沙遍野、交通不便)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风格粗狂洒脱、率直真诚、热情大方等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陕北民歌。
3. 陕北民歌中的意象分析
从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研究古诗文典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探究其中蕴含的意象。所谓意象,是指人们通过日常的体验或观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总结,形成一种思维。众所周知,文化对一个人的思维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研究文学作品来说,语言、文化、意象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研究陕北民歌中的意象。
3.1. 陕北民歌中意象的特点
第一,陕北民歌中的意象具有象征性。象征性指的是意象符号的所指意义超越符号本身的意义,里面还包含了诗人寄托于物象的情志,于是意象就成了某种意义或情感的象征物。这种象征意义既可能是诗人赋予的,也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积淀而成的 [4]。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陕北民歌中的人名、地名、歌名作为一种符号,它所代表的不单单是一种符号本身的意义,还具有象征意义。例如:“蓝花花”这一文化意象在陕北民歌中具有特殊的含义。“蓝花花”不仅是陕北民歌的一首歌的歌名,同时也指的是美丽的陕北少女蓝花花的故事。蓝花花原本名叫姬延琴,延安人,生于1920年,由于封建制度的落后,他被父亲强迫卖于富户,为了维护自己与杨五娃的爱情,她与封建制度顽强抵抗,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只活到了21岁。她与杨五娃的爱情悲剧感动了音乐家孔厥和袁静。1946年他们创作了反封建为主题的大型歌剧,蓝花花遂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这些歌曲将人们所遭受的不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振人心魄的民歌旋律。再如著名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三十里铺不仅仅代表陕北绥德的一个村子的名称,更具有其文化内涵。其讲述的是1937年绥德三十里铺村郝家的三儿增喜与王家的四女王凤英相爱,但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1938年郝增喜与父母包办的常秀英结了婚。王凤英本想跳河了却一生,却撂不下她的三哥哥。1942年郝增喜参军,凤英站在硷畔上流泪为他送行,增喜一步一回头。此情此景打动了民歌手常永昌,遂唱出了这首民歌。
当人们提起蓝花花和三十里铺时,不仅仅只是想表达这一歌名或者地名表层含义,人们赞美的是以姬延琴和杨凤英为代表的朴实的陕北人们不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敢于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勇于冲破封建世俗、追求自己的爱情的那种不论生活给了他们多少磨难,他们依然坚守着内心对于爱情的渴望的那种一代人的奋进的精神。
第二,陕北民歌中的意象具有文化性。意象的创造与文化关系密切,陕北歌曲创作者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生活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其创造出来的意象自然会反映其生活时代的现实,自然会体现其所处的文化特质。王宏印教授的译作西北回响中,将内容分为十部分:黄河颂、西北剪影、劳苦的日子、多彩的爱情、思念的痛苦、秧歌词调、流浪岁月、火红的旗帜、走进新时代、唱不完的信天游。内容包括传统民歌,也包括了革命民歌,这两个影响中国20世纪以来音乐生活的传统,甚至还有几首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歌曲。这些民歌,可以说是陕北文化有声的历史,是陕北人们鲜活的精神史。我们以火红的旗帜为例。“火红的旗帜”主要歌唱的是有关于革命的文化。陕北地区是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一定的革命文化底蕴,因此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中有激励革命、鼓舞士气的元素,比如在20世纪中期,陕北民歌根据党的号召为主体,以革命背景为铺垫,创作了很多与革命相关的经典曲目,包括《东方红》、《保卫黄河》等。这里运用“红”这一色彩意象,表现出具有明显象征性和意象性的民间色彩情感。而民间色彩情感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农本文化基础上的结果。在中国,红色代表着吉祥、喜庆、热烈、奔放、激情、斗志、革命和共产主义等。再如:在歌曲《满天星星一颗颗明》中。
满(啦)天(哎咳)星(哎咳)一(啦)颗颗(哎)明,
天底下我就挑下了妹妹(呀)你一人。
九(啦)天(哎咳)仙(哎咳)女我(啦)不(哎)爱,
单(啦)爱我(那)小妹妹你(呀)好人才。
山(啦)在(哎咳)水(呀哎咳)在人(啦)情(哎)在,
咱二人(哎咳)啥时候才能(呀)把天地拜?
咱二人(哎咳)啥时候才能才能把天地拜?
在该首民歌中的“妹妹”、“人才”、“天地”都蕴含着陕北地区特定的文化内容,他们和日常生活中关于妹妹、人才和天地的意思完全不同。首先,陕北文化中擅用叠词,叠词的使用是陕北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亲口口”中的“口”字和“拉手手”中的“手”字等,均用重复调演唱。在陕北民歌歌词中相同的汉字被重复,巧妙的叠词、丰富的叠字使得民歌朗朗上口且生动形象,将民歌的韵律、意象和形态表达的淋漓尽致,增加了乐曲的演唱快感。表达出了人们的愉悦与对事物的怜惜和喜爱之情。“妹妹”和“小妹妹”指的是非亲缘血缘关系的年轻女性,“女朋友”的委婉语也或男子对爱慕女子的爱称,表达出男子对意中人的浓厚的爱。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应用“my girl”或者“my love”,而非sister之类的对应语。此外,这里的拜天地类似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拜把子,不同的是这里的拜天地是指即将成为夫妻的男女所参与的结婚仪式,故可用中性的“婚礼”代之。除此之外的“人才”指的是好样貌、身体整体比例好。此外还有“风流”:好看,漂亮,人好。“换衣裳”:换季,等等。
第三,陕北民歌中的意象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意象是诗人将主观情志赋予具体物象的结果,而诗人对于物象的选择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承载意象的符号与其所指的意义或情感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同的意象可以传达相同的情感,同一意象也可以寄托诗人的不同情感。而且,“每一个意象符号,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其结构都是多层次多侧面的。” [4]
自然与人密不可分,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被不同时代的作家有意识的选择加工,寄予了除风雨本身之外的情感与意志。“风”、“雨”意象并不单指这两词,“风”意象包括春风、和风、狂风、东风、风暴、顶风、西北风等。在陕北民歌中,“风”这类意象层次多样,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会影响意象意义的改变,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象征意义。具有代表性的如“风浪”“顶风”等意象,表征的一般都是逆境与困难。如:在《光景迫下咱走口外》中有“西北风顶住个上水船,破衣烂衫我跑河滩。”这里的风意象就描写了一个穿过河滩向顶风船跑去的意象,表达出了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冬男人背井离乡,尽管穿着破衣烂衫,但还需要谋生计的那种生活的艰辛。
但当“风”意象以春风、和风、东风等形式出现时,则又代表了希望和生机,代表了美好与幸福。在歌曲《满面春风笑盈盈》中有,“亲明好友站得齐格铮铮(哎呀),满面春风笑盈盈。(哎咳哎咳哟)满面春风笑盈盈。”在这首歌中,“春风”与上面的“风”意象所象征的含义则截然相反,这里的“风”象征着幸福和快乐。再如,在歌曲《船歌》中有“雪里梅花雪里开,东风绕上云头来。有朝一日雪消开,呼啦啦闪上一个水船来。”在这首歌中,描述的是东风送暖,春暖河开,这使得行船的条件必备,人们开始了迎春活动。这里的“风”意象象征着希望和生机。
3.2. 陕北民歌中意象的分类
陕北民歌一方面是陕北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民俗文化艺术品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不但具备陕北文化中的传承性,还拥有自身独特的艺术张力及文化价值。笔者将陕北民歌中的意象大致分为四类:语言文化类意象、社会文化类意象、和生态类意象。
3.2.1. 语言文化类意象
语言文化意象蕴含着语言的文化内涵,揭示了物象所属范畴的民族特色。它是指将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意象指称相结合。不同民族的“意象”和“图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征,意象的文化内涵也不同 [5]。语言文化意象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中国传统谚语或俗语由于被文献频繁引用而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它被国民熟知并传达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这种语言意象能使诗歌语言通俗易懂,生动逼真,使读者身临其境,其中包括典故类意象。典故指诗歌中引用的与古代故事有关或有起源的词语 [5]。在陕北民歌中,有许多中国人熟悉的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传说人物和文学作品人物。这些文化意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或与历史事件、传奇故事或文化内容相关联。如,在《小寡妇上坟》中写道。
手拿个铜钱街上(啊)串,
扯上二尺红洋缎。
我说缝上个兜肚穿,
你说缝上个满腰转。
一头绣的洞宾戏牡丹,
一头绣的吕布戏貂蝉。
其中“洞宾戏牡丹”和“吕布戏貂蝉”意象中前者属于神话传说,而后者出于三国时期的典故。洞宾和吕布都代表男性,他们分别对女子牡丹和貂蝉一见钟情(牡丹象征女性)。此外,陕北特定文化背景下产出的陕北民歌饱含当地特定文化内涵的言语表达如,“江湖”“酸甜苦辣”“说好话”“风雨”“连锅端”“老蒋”“青天”“信天游”“干妹子”“妹妹”等等。我们以“信天游”为例:近年来,随着陕北民歌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人们对信天游的认识或许有了提高,说到信天游,人们会想到其是陕北民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诗歌体裁,其歌词是以七字格二二三式为基本句格式的上下句变文体,以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见长,上句起兴,下句表意,但对其表达的文化内涵或许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在落实到分析该类陕北民歌的时候,人们还是很难像该地区人们一样真正理解其表达的文化内涵和意蕴。
3.2.2. 社会文化类意象
社会文化意象,包括传统的社会习俗、不同民族的信仰习惯、生活方式或宗教信仰,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5]。在陕北民歌中,有一些典型的意象如下。“正月里闹元宵(呀),大街上好热闹。”(选自船歌)
《船歌》这首民歌中的节日意象——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亦是汉字文化圈的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中国传统节日习俗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在物质、精神、伦理和审美等方面的综合需要。在物质生活层面,中国的传统节日具有许多不同节日独特的食品。元宵佳节,全家人在一起吃汤圆,“汤圆”与“团圆”字音相近,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相处。又如,秧歌曲《九曲好像一座城》中歌词道:“九曲好像一座城,神仙推开南天门。”歌曲中具有宗教信仰的神仙意象,指的是一个能预料或看透一切,又比喻逍遥自在、无牵无挂的人。这一概念在中国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这种信仰根植于早期道教并被传承,因而流传至今。再如,《瑶池歌舞落人间》中道:“瑶池歌舞落人间,火树银花不夜天。”歌曲中的瑶池意象,指的是传说中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位于昆仑山上。更有《打腰鼓》中的“打的那鲤鱼跳龙门,打的那天地放红光。”其中天地、鲤鱼跳龙门和红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埤雅•释鱼》:“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李元《蠕范•物体》:“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天地意象指世界,而红色意象在中国的文化中是喜庆,美好的颜色,所以“天地放红光”指的是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3.2.3. 生态文化类意象
顾名思义,生态文化意象指的是源于生态环境,但同时又在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一定文化内涵的意象,如动物意象、植物意象以及与自然现象有关的意象。这类意象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民族或地区自然环境的和地理特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因而导致该地区或民族与其他民族或地区之间生态意象的差异。这类意象始终具有象征意义,是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 [5]。陕北民歌中包含很多生态意象。如,歌曲《黄河源头》道:
浑格嘟嘟地流呀流,流千年积怨,
甜格润润地飞呀飞,飞千里万里。
一朵浪花是一个故事,
洒向(那个)神州古老的土地。
哎……哎……
哎……哎……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代代中国人正是靠着黄河水的滋养与灌溉长大成人 [6]。中华儿女也对黄河母亲的哺育充满无限感激与赞美。该曲在描写黄河奔流景象时用了“浑格嘟嘟地流呀流,流千年积怨。甜格润润地飞呀飞,飞千里万里”两句,使黄河雄浑大气之势映人眼帘。描述了一幅奔腾向前的画面,滚滚波涛,气势恢宏,似乎流露出一种令人敬畏的气氛,听者的情感随景物而起,流动的水花四溅,流千年积怨,飞千里万里,洒向神州大地。将黄河写活的“流”“飞”“洒”三个动态词在语言描写上层层递进,逐渐展开了黄河雄伟豪迈的气势,让人思维逐渐开阔,心情也逐渐舒畅。
4. 结语
抒情是诗歌的特性,陕北民歌由底层劳动人民有感而发,随心创作,因而饱含情感,而意象的本质——“意象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结合体,它渗透着主体情意,传达着诗人生命的勃动和性情的激荡”,决定了抒情是借助意象实现的。此外,意象经营是中国一切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要想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诗歌,必须从意象出发,而要想翻译好中国古典诗歌也必须从意象出发 [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以意象作为其核心概念,充分发挥以“意象”为核心概念的认知分析作用,可以妥善处理意象与文化内涵间的自由转换,为挖掘深层情感提供重要的指导。从意象该切入点出发,通过对陕北民歌意象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社会文化意象、语言意象、生态意象或是典故类意象,都能够传达出陕北民歌是由当地民俗特色、文化观念、宗教意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主观意象产物。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对此切入点加以重视,对意象的阐释必须首先明确所属文化的差异性,只有准确转换意象才能揭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及情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