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纵观歌德的作品，不管是他毕生都在为之创作的作品《浮士德》，还是其晚年作品《亲和力》，女性都是以悲剧结尾，而《埃格蒙特》，这部歌德从1775年，在移居魏玛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直至1787年去意大利旅行才完成的剧本，女主人公克拉拉同样无法避免其悲剧命运。不仅是歌德作品中的女性，在同一时期德国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如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莱欣的《爱米丽娅·迦洛蒂》等，女性都被作家塑造成命运的牺牲品，几乎无一例外死于谋杀或自杀 [1]。这种整齐划一的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显然不是巧合。本文将从歌德的《埃格蒙特》中克拉拉这一女性形象出发，以此为据点，探求当时德国文学中女性悲剧形象背后的原因。
克拉拉是埃格蒙特的心上人，刚开始，她是一个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但在得知埃格蒙特被设计关进监狱后，她奔走街上呼吁民众营救埃格蒙特，可群众并未响应她，伤心之余选择了自杀。自杀的背后到底是为了爱人殉情，还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文本，对自杀原因进行细致的剖析。
对作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原因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他将人的基本需要按金字塔形结构分为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 [2] (pp. 40-53)。而《埃格蒙特》中克拉拉自杀的动机，正是因为经历了爱人即将离去的痛楚，感受到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冷漠与背叛后才产生的。其归属和爱的需要缺失，自尊需求得不到满足，自我实现失败，这些来自社会和自我实现道路上的的阻碍，使克拉拉最终喝下毒药，踏上了死亡的道路。
2. 自杀缘由
2.1. 归属和爱的缺失
马斯洛认为，人“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 [2] (p. 49)。所谓的归属和爱的需要是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产生的一种更为细微、复杂的情感需要，它包括无私的亲情，亲密的友情和甜蜜的爱情。克拉拉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对待爱情也及其尊重的一位女性。首先，她能区分对她的另一位追求者布莱肯伯格更多的是友情和亲情，而不是爱情，对埃格蒙特才是爱情。在她与妈妈的对话中，她曾说：“我相信我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他……当我抬头看见埃格蒙特的时候，我就彻底地明白了缘由。” [3] (p. 374)。在最后选择自杀的时候，她向布莱肯伯格坦白道：“我的哥哥早逝了，我选择了你来填补他的位置。” [3] (p. 432)。她曾经爱过他，可是那是哥哥去世后的一种情感上的缺失，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当然这种情感不仅折磨布莱肯伯格，也折磨她自己。
而对于埃格蒙特，她却流露出少女般的狂热的爱情。当士兵在途中唱关于他的荣誉之歌的时候，她的心会猛跳到喉咙；当她在表亲家里发现一副模板雕像刻画的是伯爵的时候，她会大声尖叫他的名字…甚至她觉得和埃格蒙特在一起的时候，她可以连基本的生理需要也可以不顾。当她妈妈表示家里没有什么吃的时候，她说：“没关系！我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不会感觉到饿，所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会有任何食欲的。” [3] (p. 401)。这样一个为爱痴狂的女人，一旦爱情缺失了，所爱之人不在了，留给她的则是生活不尽的煎熬。
哥哥的亲情能够弥补，可是对埃格蒙特的爱情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她曾经对她妈妈说：“母亲，就让那时刻到来吧，就像死亡。以前想到它就感觉很恐怖！但是如果它来了，如果必须的话，那么，我们将要自己承受。我不能没有你，埃格蒙特！……” [3] (p. 401)，这里就已经预示了她后面自杀的选择。所以当埃格蒙特被陷害入狱时，她不顾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桎梏，奔上街头，为所爱之人奔走呼号。可是，群众没有响应她，埃格蒙特还是即将面临绞刑，她已无能为力，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既然她的爱人最终还是要穿过黑夜才能走向自由，那么她希望自己的道路能够“在这种黑暗中暗暗地引导我去和他相见” [3] (p. 432)。
2.2. 自尊需要的不满足
在马斯洛看来，人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都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人才能够拥有战胜一切困难，不断进取的信心。而尊重的缺失，会造成人的自卑、无助、胆怯，对周围一切会产生不信任感 [4]。
歌德笔下的克拉拉并不是一个眼里只有爱情的女性，所以简单的把她的自杀归结成殉情就有失偏颇。在所处的男权社会中，克拉拉心中也有一定的理想和抱负，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她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她曾对她妈妈说：“假如我是个男孩，我会跟随他左右，去每一个他要去的地方。我能做的是在战场上扛着他的旗帜！” [3] (p. 40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剧中，只有两个女性形象，除了克拉拉，还有一个就是女摄政王。虽然歌德没有安排她俩的碰撞，但是从克拉拉与埃格蒙特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形象的对比。克拉拉在评价女摄政王时这样说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很自在。她有一种男子气概，不是家庭主妇类型的女人。她是伟大的、坚定的、果断的。”“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实在害怕站在她面前。” [3] (p. 404)。言语间流露出克拉拉对女摄政王的敬畏与钦佩。可是，尽管有着男儿般的热忱和刚毅，但克拉拉毕竟生活在16世纪的尼德兰，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没有办法赢得与男性同样的尊重和权利。当她在街上为了埃格蒙特呼吁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民众并没有响应她，一方面他们害怕当权者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并不重视女性的发声。其中一位民众还说“你不会感到羞耻吗，布莱肯伯格？不要让她继续这样，不然会大祸临头！” [3] (p. 426)。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女性活跃的舞台更多的是在家庭，再往外就是逾越了。布莱肯伯格在劝解克拉拉回家的时候就指出了这种逾越：“回过神来！看看自己！这些都是你在安息日才会想要走的街道。当你谦卑地走向教堂，在那里，我友好地给你一个问候你也许都会不高兴。而现在你站在全世界的面前说话、做事。冷静点，亲爱的！我们何必多此一举呢？” [3] (pp. 427-428)。克拉拉没有赢得所谓的尊重，永远都只能站在窗户背后的角落里，生存的意义总是依附于男人而成立，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丧失了对自我的信心，更加刺激了她自杀的信念。
2.3. 自我实现的失败
在马斯洛看来，人最高层次的需要便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这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其最终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 [4]。
坚定克拉拉走向死亡的决心除了没有赢得尊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而她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她永远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爱人含冤入狱，她原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勇气与执着，凭借着民众对埃格蒙特的尊崇与爱戴，他们会团结一致，敢于冒险，去包围敌人，让埃格蒙特能够“再次在广阔的天空看到清晨赤红的黎明” [3] (p. 425)。可是她没有做到，她没能够号召那些冷漠的群众。当权者的残酷，民众的淡漠，爱人的离去，这一切都让她感觉到失望与痛苦。她问自己：“这是那个我什么都未经历就听到如此多的背叛以及喧嚣的世界吗？是这个世界吗？” [3] (p. 431)。她还对布莱肯伯格说：“一起为我哭泣，为我们的祖国哭泣，并为独自维护着她的人哭泣。目前的这一代还必须忍受痛苦悲哀，就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也不能将这种悲哀打消” [3] (p. 432)，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冷漠与背叛的社会，克拉拉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她选择用死来追求自由，用自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最后的价值：幻化成一个象征自由的女神来到埃格蒙特的身边，鼓励他不要垂头丧气，也提醒他要摆脱束缚，让埃格蒙特在最后的时刻没有恐惧和逃脱，反而展示出非常不凡的见地和超出寻常的通达，“而现在，我要从这个地牢出去，面对这无上荣耀的死亡，我为自由而死，为我过去的生活和战斗而死” [3] (p. 442)。克拉拉在最后终于实现了如她呼吁群众的那样：“……我的存在可以把你们的灵魂点亮……我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尽管手无寸铁，却能够在前面引领英勇的武士队伍。那样我的精神就像火一样，在你的队伍里永存。……” [3] (p. 426)。最后尼德兰的民众为了他们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家园和亲人，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冲破了暴君专横的堡垒，谱写了一首胜利的交响曲。虽然克拉拉没有在生前拯救自己的爱人，埃格蒙特最终还是走向了绞刑架，但克拉拉死后那美丽的幻象带给埃格蒙特的是向死而生，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气概。克拉拉的血没有白流，她用生命完成了她最后的使命。
3. 社会背景
《埃格蒙特》源于狂飙突进末期，却终于“魏玛十年”之后，创作跨度长达十二年之久，作家的思想从早期的奔放与激情转变为后来的沉稳与妥协，但这个时候的歌德对女性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对社会中担任职务的女性，还是德国文坛中的“天才女性”都有所怀疑，在《歌德谈话录》中，1825年，歌德的朋友评价妇女在结婚后就不会想到要做诗时，他并没有追究，反而说道，“……但是就妇女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来说，我倒是经常发现妇女一结婚，才能就完蛋了。我碰见过一些姑娘很会素描，但是一旦成了贤妻良母，要照管孩子，就不再拈起画笔了。” [5]。当然这一看法在后来有所转变，特别体现在歌德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但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同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作品，像克拉拉这样以悲剧收场的女主人公并不少见，席勒《强盗》中忠贞不渝的阿玛莉亚死于恋人的枪下，《阴谋与爱情》中美丽动人的路易斯被妒火中烧的男友哄骗饮下毒药 [6]，莱欣《爱米丽娅·迦洛蒂》中少女爱米丽娅为了不被公爵夺取贞操，请求赶来的父亲杀死自己。这些在作者笔下沦为命运牺牲品的女性，恰恰是当时德国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的真实写照。虽然当时德国也受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也高呼《人权宣言》中所主张的“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这些自由平等实际上却只是男人之间的平等。女性社会低下，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现实中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婚姻和家庭的受害者 [6]。她们更多的是在男性的束缚下生存，没有社会地位，更谈不上在政治或社会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往往得不到实现。能够维系她们生活的往往是家庭或者爱情，所以，如果连这些都失去的话，她们就会陷入绝望，徘徊在生死边缘。
4. 结语
爱的缺失，自尊需要的不满足，以及自我实现的失败把克拉拉推向了绝望的边缘，最终她用自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最后的价值——为埃格蒙特指引通往自由的道路。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前四种需要是缺失性的，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成长性的。缺失性需要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和自我的缺乏，这些是完全依赖于外界而存在的。埃格蒙特的爱情，社会中他人的尊重，克拉拉感觉到了这些缺失，生活失去平衡，萌生了自杀的动机，但真正促使她走向死亡的则是成长性动机——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会上升为优势需要 [2] (p. 57)，这类似于人们心中的信仰，是一个人可以为了捍卫它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东西。被克拉拉称之为信仰的则是她可以为之奋斗的自由。她在最后希望用死亡来联合大家，在死后成为自由的化身，带给埃格蒙特勇气，带给尼德兰民众鼓舞。用这种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价值。
另外，作者创作时期的德国仍旧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不平等现象也体现在了作品中，鲜有发出激进声音的女性形象，而且她们大多伴随着男性同伴出现，并依附于他们而存在。这种女性悲剧形象一方面是作者给予其命运的同情和怜悯，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女性无法避免的宿命。
致谢
在研究生生涯中，我要感谢各位老师的悉心教导，是他们为我授业解惑，不仅教我专业知识，更教我做人的道理。在这期间更要感谢我的导师——谭渊教授，他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帮我开拓思路，在该论文写作过程中，又不厌其烦的给予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使我的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在此，对关心我的家人、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