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童的《黄雀记》是一场关于“强奸案”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在彼此独立又相互牵绊的命运中各自挣扎与毁灭。在苏童笔下，“魂”与“病”是意义极为浓厚的两个词，作品通过个人的“失魂”伸展出群体的“失魂”，仿佛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病症”。本文将以“病”和“魂”为切入口，挖掘作者对于社会变迁中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Abstract:
The Story of the Yellow Sparrow by Su Tong is a tragedy about the rape case.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struggle and destroy themselves in the fate of being independent and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In Su Tong’s works, “soul” and “disease” are two words with very strong meaning. Through the “loss of soul” of individuals, the works extend the “loss of soul” of groups, as if each generation has its own “disease”. This paper will take “disease” and “soul” as the entry point to dig out the author’s thinking on the plight of human survival in the social change.
1. 引言
《黄雀记》最初刊于《收获》二零一三年第三期，后出单行本——作家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二零一五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被苏童认为是自己的“标签”之作：“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写了很多年，围绕这个地方我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黄雀记》是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认为，它也是我的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 [1] 。小说分别以“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为章序，诠释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主题。作品通过个人的“失魂”伸展出群体的“失魂”，此时的香椿树街亦正如失魂的人一样飘摇在时代的无名浪潮中，充斥着媚俗与不安，最终无法避免成为罪恶的渊薮，小说直指“人之欲望与病之捆绑”的人性与生存困境。
2. 祖父的“魂”与“病”
故事是从保润的祖父开始，也是从保润的祖父结束，其悲惨无依的命运，贯穿故事的始终。他一生无功无过，曾为大地主家的子嗣，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得只剩茅屋一瓦，一心寻死却死而不得，年复一年地去照相馆留下“遗照”，因此被儿媳讽刺、咒骂、嫌弃他铺张浪费。一个硕大的家族，甚至连祖坟都没有留下。在与绍兴奶奶谈天之后，祖父忽记起曾经藏了两根祖宗的白骨在手电筒里，便丢了魂似的挖树，一心想找出祖宗的尸骸，街坊四邻全都认定祖父疯了。然而当街上的人们被告知要找的手电筒内有黄金时，香椿树街迅速掀起一阵掘金热。令人惊诧的是，虽然挖手电的人很多，但在大家的认定里，只有祖父是疯子，“寻祖之为”的结果就是祖父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疯人数量激增，驱逐疯人成为很多种流放方式中的一种。或许是受西方文学中表现疯癫书写传统影响，当代小说中也多可以寻到类似的疯癫人物谱系 [2] 。疯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对故事和讽刺作品中的疯癫角色的补充和颠倒。当所有的人都因为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时，疯人则会提醒每一个人。《黄雀记》中，苏童正是通过对祖父“丢魂”的叙述使祖父具有了疯癫的特征，进而被“放逐”到精神病院井亭医院——那里有更多的“丢魂”的人。讽刺的是，祖父“病症”的疗方竟来自孙子保润的绳。只要将祖父捆起来，他就会异常温顺。保润在精神病院照顾自己的祖父，像遛狗一样每天用绳子绑着他，还为绳子起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却很搞笑的名字，比如“民主结”“如意结”“法制结”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丢了魂的“老年疯”却能机智地和医院保安拉拢关系从而几次逃出精神病院，在望着翻新的街道风景时发出欣喜的感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真是日新月异啊！”悲哀的是，这样的日新月异对一个垂死老人太无情，无情到连自己心心念要回的老屋都被儿媳租了出去，他的那些老物件像是完成了革命任务般得也被拆拆卸卸卖了旧物，家从此再也不是老人的容身之所，精神病院成了他唯一去处。此刻的祖父像一张被遗弃的发黄的旧报纸，已然是日期难明、字迹难辨。祖父的“丢魂”是历史和现实撞击下的产物，祖父的“失魂病”掩盖了众人的病、香椿树街的病、时代的病。香椿树街的历史隐射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史，而祖父就是处在新旧时代交界处的见证者，象征着那些面对新时代茫然若失，对旧时代还尚未完全摒弃的人。苏童用朴实又讥诮的笔触，展现了“捆绳”之下祖父生存的困境与悲哀。
3. “三个青年”的“魂”与“病”
保润的丢魂从误取了一个“少女”的照片开始，到后面：“噗的一声，那是魂灵破碎的声音，他听到了。他的魂与别人的不一样，它是白色的，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具备狡黠善变的形态，它能从液态变成固体，从固体变为虚无，它会流淌，也会飞翔，它从生殖器这个口逃出去了。……他的魂，是被黑夜弄丢了。不，他的魂，是被她弄丢了。” [3] 保润对仙女的爱，纠结又别扭，淡然却浓烈。时代创伤给予他的自我迷失，使得他看起来极度不自信，以至于他用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执拗地维护着那份不被仙女在意的高自尊。仙女任性、泼辣。保润又恰恰是冲动、粗蛮，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面对保润的笨拙生硬，仙女的嘴就像一把刀子紧紧的连着她的脑子，想要砍伤谁就砍伤谁，毫不顾忌。生活作风也是放浪形骸、肆无忌惮，将别人的好视作理所应当，稍不顺心，便恶语相向。相比保润的落伍和破旧，打扮时尚、会跳“小拉”的柳生显然更讨仙女喜欢。由此，一场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斗争在保润、柳生、仙女三人当中展开，最终让三个青年卷入命运涡轮的也正是由这荷尔蒙引发的“性”悲剧。
“性”将三个青年卷入命运的涡轮之中，是人物走向悲剧的导火索。在文学中，性不再是单纯的繁殖，性欲不再是某种必须克制的生理骚动；性是一个寓含了内在紧张的社会事件，时常制造出强烈的社会震撼，作家至少是第一批正视这种震撼的人 [4] 。小说中的“性”描写常有一种原始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直击人性，反馈出最裸露也最黑暗的人物面孔和时代病症。在《黄雀记》中，柳生强暴了仙女，仙女却指控保润，罪犯柳生因为有钱而逃避了本该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保润这个老实庸碌且无权无势的人便成为他的“替死鬼”。十年牢狱时光，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一场“性悲剧”使得三个人都留下不同的“病症”。仙女的“拜金病”，杀人于无形却毫不自知，她不仅毁掉了保润，也毁了自己。她前往深圳曾为弄潮女、置身商品经济浪潮之中，“性”交易成为她谋取金钱的手段，在欲望的洪流里，她早已失魂。柳生在父母的教唆下“夹着尾巴做人”，替保润承担了照顾“祖父”的工作，“赎罪”有余却始终未停止追求肉体上的欢愉，他甚至带着祖父去洗头房找小姐，在祖父挣离触碰他身体的“不守妇道的”洗发女时，柳生的行为倒不如一个“疯老头”正常，彻头彻尾表现出一种空虚麻木的病态，他的魂随着欲望一同飞散开去。
4. 井田医院的“魂”与“病”
《黄雀记》中，井田医院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这间医院里住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除了坚持挖掘和遭到医院“严禁挖掘”坚决抵制的祖父，最具代表性的是住着特二床的千万富翁郑老板和住着特一床的“康司令”。富商郑老板因为金钱挣的太快，丢魂似的得了妄想症，总以为有人要追杀自己，并被作为典型病例，以患者“Z先生”的化名进入全世界专业人士的视野，研究题目为《财富的暴增与财富拥有者的精神紊乱综合症》，荒诞的是，他的病唯有美色配合才能加以治疗。生日当天，郑老板被姐姐安排了一场集聚着三十位小姐的派对。这是井田医院前所未有的快乐，欢乐中荡漾着性的暗示，它有效的感染了其余患者，很多年轻的男性病人像失了魂的野马般冲出来，面红耳赤，一路大叫：“脱！卡忙！(come on！)脱！”那位“特一床”康司令因受不了这些狂欢和噪音袭扰竟然拔枪……作者关于这个场面的描写显得饶有意味，它代表了本能与文明的搏斗，“钱”与“权”的搏斗。
作者选择将这种搏斗场面放在精神病院，由一群“生了病”的人赤裸裸地演绎出来，极具时代隐喻。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引入了市场经济，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裹挟着较为混乱的社会现象，骤然膨胀的物欲撕裂了人的精神内核，国民集体“失魂”，追逐无尽欢愉就成了群体的病态游戏，井田医院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其次，郑老板与康司令的对立从其向乔院长争住特一床就已经开始，在有着“当年打江山的大功臣”头衔的康司令面前，郑老板就是拥有再多金钱也始终没能从“特二房”住进“特一房”，作者一直强调的所谓“金钱至上”在权力面前显示出了徒劳和无力，“特级病房的两个病人，一个有钱，一个有枪，两个人偏偏是天敌，互不买账，双方都憋着一股气，乔院长夹在中间，成了一个受气包。” [3] 无论是“权力”胜利，还是“金钱”胜利，世界之“荒芜”并没有改变。在金钱与权力的对抗下，最无辜的人反而进退两难，平常百姓只能在夹缝中默默无声，小说至此达到了更为深层的批判与讽刺。
5. 结语
苏童在《黄雀记》里，以“魂”与“病”贯穿始终，无论是以祖父为代表的老一代，还是以保润、柳生、仙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病症”，而在这“病症”之下隐藏着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正是因为苏童在《黄雀记》中从多重维度展现了时代冲击下人的“灵魂”的瘫痪，才让小说在荒诞的笔调中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