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约翰·福尔斯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多部畅销小说,但最为批评家和读者称道的还是他在1969年发表的著作《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在西方广大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福尔斯深受当时弥漫于大学校园的存在主义的气息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加缪和萨特的作品,并被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所吸引。存在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它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广。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福尔斯在这部小说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年轻女性如何在一个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中争取存在和自由的过程。仅从文字表面,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萨特存在主义行动哲学对作者的影响,如,“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比他那时多得多,而且还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供我们使用”;“他们不赞成存在主义的环节,他们赞成的是因果关系链,是经过认真研究并反复应用的、能解释一切的正面理论”;“存在主义的恐惧再次对他发起了攻击,也许他早已料到会如此……” [1] 而对于自由,他本人曾明确表示:“我对存在主义中有关自由的讨论感兴趣,如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生活、自由选择等等。我的大多数人物都卷入这一真与不真的萨特式概念中。”
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约翰·福尔斯作品译介工作的系统化和深入化,国内对约翰·福尔斯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主要集中于福尔斯的小说作品研究。国内对约翰·福尔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刘若端是最早将福尔斯介绍到国内的学者之一。刘若端(1987)译介了约翰·福尔斯的《蛆》。随后的1989年,他发表《神秘的萨拉——评福尔斯的女权主义思想》一文,对福尔斯的女权主义思想提出质疑,认为萨拉不是女权主义者,只是男性话语建构的一个谜。张中载(1992)发表《后现代主义与约翰·福尔斯》一文,就约翰·福尔斯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展开了深入分析。张中载(2000)再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认为小说所体现出的对话写作手法,体现出作者追求创作平等自由的思想。殷启平、朱明(1995)分别发表文章对约翰·福尔斯元小说叙事艺术的产生原因、叙事特点进行分析。侯维瑞、张和龙(1998)发表《论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创作》一文,对福尔斯的小说作品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其作品兼顾内容与形式的优点,推动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张和龙(2007)出版《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是国内第一本对约翰·福尔斯小说进行系统梳理研究的专著。任红红(2013)出版《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多元建构》,细致梳理了福尔斯小说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色,是目前国内第二本研究福尔斯小说作品的专著。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对约翰·福尔斯小说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等。
3. 福尔斯的哲学思想渊源
约翰·福尔斯的哲学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处时代。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福尔斯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残酷的世界大战。二战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人性的摧残瓦解了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权威和意义,信仰危机成为战后不可避免的后遗症,人文精神就此陷入危机。1957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我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彷彿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苍夷、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残酷的战争使人们对科学和理性产生质疑,从而转向对非理性主义的内心体验的诉求。而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显然,存在主义的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们的痛苦情绪,由此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存在主义狂热”。作为一种流行思潮,存在主义历经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等各个领域,对当时的大型团体行为,如黑人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学生运动等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存在主义为当时处于精神困顿的人们指点迷津,成为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重获价值和自由的精神向导。在这样一种新的思想氛围冲击下,作家们往往选择通过作品表达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物内心世界即自我意识的探索。约翰·福尔斯就是这一时期作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1947至1950年间,福尔斯在牛津大学学习法语,对法国语言文学的爱好和研究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存在主义的熏染。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1950年他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随即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可以说,福尔斯年轻时在法国的经历对他以后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生涯有启蒙和决定性的作用。早在福尔斯创作小说《收藏家》时,就“对人的自由和行为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关照,对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意志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 [2] 。而他在1969年完成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更是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其中所展现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与萨特的“自由观”一脉相承。
诚然,福尔斯的思想深受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自由观的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生活环境和成长经验等原因,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有独特的看法,他在对人的一系列生存问题进行存在主义式观照时,又融入了基于个人经验对自我、自由等永恒主题的思索。在接受萨特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福尔斯对存在主义进行了思考与选择,融入了自己对阶级、社会中不公正、不平等的认识和批判。相较萨特自由观的绝对和悲观,福尔斯则更强调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选择等积极因素。他将不自由归因于个人、社会和阶级,强调追求自由的具体途径——教育的重要性,使自由的实现更具可能性。
4. 福尔斯的自由叙事理念
“自由”既是福尔斯哲学思想的核心,又是福尔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他的自由观既融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又有基于个人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对阶级、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认识所形成的独到见解。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由主题既是存在主义的精粹,又秉承了英国小说中自由主题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在创作中,福尔斯赋予人物和读者自由,改变了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三者关系,有效传达了其自由观在叙事层面的体现。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对自由的创作原则有过这样的论述:“如果我自己想获得自由,我就必须让他、让蒂娜、让萨拉,甚至让讨厌的波尔坦尼太太也都自由。关于上帝的完美定义只有一个:允许别人享有自由。我必须遵循这个定义”。他在写作中不给笔下的人或事下任何定义,给予人物无限发挥的可能性,通过作品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面对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行自由阅读和欣赏,福尔斯小说家的身份也从无所不知、发号施令的“上帝”变成拥有自由的自为者。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作者、人物、读者的自由合作。三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在这部小说中,福尔斯在继承和吸纳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创作一部真正的“冲突”小说;同时他又在自己虚构的领空中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 [3] 。
在自由叙事理念的指导下,福尔斯的创作体现出传承与革新的结合、写实与实验的交融。《法国中尉的女人》就像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论文集,既有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体制和风格的模仿,同时也充满了对它的讽刺和嘲弄。福尔斯生活的时代曾受到“文学枯竭”论的严重冲击,1967年,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约翰·巴思发表《文学的衰竭》一文,提出如下问题: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否已经被耗尽,或者说,文学的可能性是否已经被穷尽。法国新小说派创始人罗伯·格里耶曾经提出文学大师们所创的文学形式已经无法超越,小说要生存必须再创造出新的形式。福尔斯并不认同这些有关文学的悲观声音,但他也深刻地意识到现代小说的危机。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就是他对当时“小说死亡论”的有力回应。他的创作理念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既保留了传统小说的趣味性,又结合了先锋现代主义的成果,通过复调式叙述技巧、互文性叙事策略和开放性叙事结构等等创新手法构造出一个全新的叙事形态,改变了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传统关系,为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5. 萨拉的存在与自由
自由是约翰·福尔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对自由的表现是以探索和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剖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以男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神秘而微妙的人际关系为其创作的出发点的 [4] 。《法国中尉的女人》正是以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英国一个叫莱姆的小镇上。热爱大自然并富有激情的青年贵族查尔斯携未婚妻欧内斯蒂娜来到莱姆镇度假,在此他邂逅了女主人公萨拉。萨拉出身卑微但受过良好教育,在波尔蒂尼太太家做家庭教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她被当地人称为“法国中尉的女人”。热爱科学、游历广博的查尔斯时常去野外考察,收集标本和化石。与此同时,独立不羁、热情奔放的萨拉为挣脱世俗、反抗传统,也频频进入大自然释放心灵。在一次次情感的交融、精神的共鸣、心灵的默契下,两颗备受压抑的心灵彼此深深吸引。然而,二人身处维多利亚时代,不得不面对世俗的偏见、阶级地位的差距、己有的婚约等现实压力,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在一起。
萨拉是福尔斯笔下追寻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人物。她在险恶的生存境遇中,自由选择、不懈行动,最终确立了个体自身的独特感,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萨拉自由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其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在从“委身法国中尉的‘娼妇’”到“自信独立的新女性”的角色转换中,萨拉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起初,萨拉为自己建构了“法国中尉的女人”这样一个身份。这个绰号实际上是莱姆镇居民对她的无端指责与诬蔑,但萨拉却默认或者接受了这一骂名。为了更加坐实这样的身份,强化人们对这一身份的确认,她不顾流言蜚语,经常站在海边遥望远处,小镇居民就会以为她在痴痴地等待着那个法国中尉的归来。在她看来,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这样做不仅仅是对世俗社会的抗议与挑战,更是她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殊方式。在萨拉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地位很低,即使是身居皇位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不能忘记女人的天职即相夫教子。所以当时的女性,只要求被看见而不是被听见,对于自由的争取和获得更是难上加难,势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萨拉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之外,彻底摆脱上层社会的各种束缚和压力,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她曾向查尔斯坦白:“
史密斯先生,我要请求你理解的并不是我做了这样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为什么我会那样做,……我那样做是为了把自己永远变成另一个人。……于是我嫁给耻辱。……我当时的感觉犹如是在跳悬崖,或者用刀刺自己的心。那是一种自杀,是一种绝望的行为,史密斯先生。我知道那是邪恶……是亵渎上帝,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从过去的自己中挣脱出来。……让我坚持活下来的恰恰是我的耻辱,是我知道自己确实和别的女人不同。我永远不会有孩子丈夫,以及她们享有的各种纯真的幸福。她们永远不可能理解我的罪恶的原因。……有时候我几乎可怜她们。我认为自己享有一种她们无法理解的自由。什么侮辱,什么责难,都触动不了我。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呈身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我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我是法国中尉的妓女。” [1]
萨拉背负起这个骂名,又编造谎言加深自己的负面形象。因为她认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已经远超普罗大众,不能被原来所属的阶级接受。在维多利亚时代,为社会所承认且不违背女性气质的对女性开放的中产阶级职业只有两个:家庭教师和裁缝。后者接近体力劳动并需要一定的技巧,因此对莎拉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家庭教师应该说是最为理想的职业 [5] 。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师无法满足她才华的施展和理想的实现,而这个时代提供给女性的空间又是如此狭窄,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她无法找准自己的定位,且高贵的品性、自由的个性又使萨拉无法认同世俗的规范和标准。于是,她给自己贴上标签,以一种“捏造”的身份将自己置于庸俗虚伪社会的边缘,游离于主流社会规范之外,从而获得自由。
在拒绝了查尔斯的求爱后,萨拉离开了小镇。至此,她又为自己建构了第二个身份——一个站立在时代前列的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当查尔斯经过几年的寻找终于在前拉斐尔派画家但丁·罗塞蒂的寓所中找到萨拉时,萨拉已经成为他的秘书兼模特。此时的萨拉身着新型妇女服装,显得自信独立、果断坚强,整个人犹如重获新生。在以往争取平等、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萨拉不得已背负“法国中尉的女人”的骂名孤身与世俗对抗,在不断的自我虚无化中寻找孤独的自由。而现在,萨拉则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查尔斯的面前。萨拉深知婚姻是联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纽带,但也可以成为束缚女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桎梏,因此为了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与平等,她断然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如她所解释的那样:“第一,是因为我的过去,它使我习惯了孤寂。……我喜欢保持我目前的状态,而不是一个丈夫——无论他待我多么好,多么溺爱我——必定会期待我表现得像一个妻子应该表现的那样。……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现在。以前我从来没有奢望会生活幸福。但是现在我却发现自己过得很幸福” [1] 。按照福尔斯的观点,自由是相对的,是一个变动不息、不断追求的过程。萨拉与世俗社会的抗衡无一不在表明,自由是社会公正平等的一部分,在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压迫时,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必定是一个不断抗争永不停止的求索过程。萨拉复杂的身份建构过程和多元混杂的身份特征表明,福尔斯对人的根本属性的理解已突破传统的本质主义籓篱,步入新型的建构主义境界。他不再把人的根本属性看成是自然天成的,而是看成由社会文化塑造成的;不再把人的根本属性看成是单面的、简明的,而看成是多面的、复杂的;不再把人的根本属性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而看成是动态变化的、矛盾开裂的 [6] 。
在这个过程中,萨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还成为查尔斯精神转变与自由意识觉醒的催化剂和引路人。小说开始时,查尔斯是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贵族绅士形象,虽然对这个时代的陈规旧俗有所质疑和反叛,但在遇到萨拉之前,他的叛逆显得软弱无力。而萨拉公然挑战社会习俗的勇气和力量,让他最终摆脱了虚伪和陈腐,摆脱了上层社会对他的束缚和羁绊,使自己有勇气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平等。福尔斯通过对查尔斯存在主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成长和心理进化历程的描写,将存在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互融合,从后现代主义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中期信仰和思想危机语境下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自我救赎之路 [7] 。
6. 结语
二战以来,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坛呈没落趋势,现实主义又难以为继。此时福尔斯在一片“文学的衰竭”声中脱颖而出,给予小说前途热情展望,强有力地回应了针对小说的种种悲观论调。不仅如此,福尔斯还是一位有思想的文学家,在继承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独到见解,将积极性、主动性和人文性与自由观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相对自由观”。小说中,主角萨拉和查尔斯在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诠释了福尔斯的自由观。福尔斯以其深刻的哲理性主题和极具实验性的艺术手法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不愧为一位划时代的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