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说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1]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之前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其缺陷表现在用“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就是通过视、听、嗅、触、感去理解这个世界,而没有把现实的活动作为对象去考虑。紧接着,马克思又提出唯心主义只是把“能动的方面抽象的发展了”。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既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2] 。那么,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疑问,马克思的哲学究竟是如何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清界限的呢?
1.1. 关于“解释世界”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的哲学几乎同当时西方所有哲学不同,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还是16~18世纪盛行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都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在古希腊哲学中,米利都派、赫拉克利特、南意大利派、元素派大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事物或一个原因;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更倾向于用精神来解释世界。中世纪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起了维护理性、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代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法兰西斯·培根明确主张哲学应当与神学分离,认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各有其独立的领域;笛卡尔抛开一切外在权威,以思维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他所讲的神是建立在思维、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洛克等人的自然神论是理性的宗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自然神论者的神必须按照理性或自然规律行事;莱布尼茨的神也只能服从理性的规律,与自然神论者的神有相近之处。
康德所主张的神不过是理性的理想,是实践理性的公设;黑格尔企图调和宗教和哲学,但他主张哲学高于宗教;至于斯宾诺莎的神,则不过是披着泛神论外衣的自然之整体,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他的思想,实质上是反宗教的;休漠公开对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神的存在是无法像唯理论者那样用理性来证明的,他所主张的宗教只是出自人们生活和感性的需要。
同样的,中国哲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获得真理的方法,认为真理在本体之外;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认为求索“本心”即可到达真理;王夫之提出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其中,王夫之虽然看到了人的生活需要物质资料,却没有进一步对人的欲望进行探析。
综上所述,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大都把思考的方向指向某一种事物或原因或精神,而马克思的突破就在于把哲学从思考这一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把“现实的人”和“感性对象性活动”引入到哲学中去,使得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真正的联系起来。
1.2. 关于“改造世界”的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反对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自我意识,对人进行了抽象性理解:把人的本质做了“物性”的理解,但“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 [1] 。在对劳动的理解上,把劳动片面的理解为抽象劳动,忽视了蕴含在劳动中人类的情感,因而黑格尔的主体就只是意识,而不是进行实践活动的人。另一方面,在“自我意识”被外化成为客观自然后再次进行外化,在自我意识中不符合客观的主观内容扬弃掉,再经过一次扬弃,变为“绝对精神”,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批判了传统的神学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神。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现实只是短暂性的存在,并错误的运用主体吞噬客体的方法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并且,黑格尔哲学的最大错误就在于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鉴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之间的共谋关系,二者互为表里,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出发,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一旦资本主义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那么,资本主义也就不是坚如磐石的了,也就是可以被推翻的了。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也就孕育于这种思想之中。
虽然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理论批判了黑格尔,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接受并认同费尔巴哈的理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 。”在近代经验论哲学中,把主体和客体完全对立起来,成为互不干涉的两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哲学虽然只是短暂的拥有了客观性,但相对于经验论者来说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经验论者看来,为了确保客观性不为主观所干涉,所以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应当采取客观的方式,例如低级的视听嗅触和高级的感觉,低级的直观只能低级地反映这个世界,而当费尔巴哈们采用高级直观时,飘忽不定的感觉又使他们走向了神秘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当人们用这种“类”的能力时,所能看见的也就只能是这个市民社会,因而也就不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
因此,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他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 [1] 。”过去的哲学无论通过主观还是客观的方法,都只是在思维中思考这个世界,不管是“直观”还是“绝对精神”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之所以真正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就在于马克思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挣脱出了“市民社会”的桎梏,从单纯的思索变为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也就是去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去寻找。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中,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对象性”的概念,从费尔巴哈那里吸收了“感性”的概念,并自己创造性的加入了活动的内容,但也正是这一内容的引入,才使得马克思的理论真正成为“改变世界”的理论。
2. 马克思改变世界的路径
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其逻辑出发点。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费尔巴哈从“感性的直观”出发,一旦进入经济领域,二者就都遵从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把“市民社会”作为出发点。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由此也是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展开的,在哲学领域,马克思用“现实的个人”取代抽象的人;在经济学领域中,马克思则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来取代“市民社会”。从此,马克思就从根本上推翻了以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家,创造出自己全新的世界观。诚然,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用“改变世界”的理论完全取代“解释世界”的理论,也有认为“改变世界”的理论只是在“解释世界”理论基础上的简单相加,但我更加倾向于马克思并没有用后者完全否认前者,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其引入现实的生活的说法,也就是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其超越性就在于: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马克思完成了理论变革和社会变革。
2.1. 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经济理论
如同上文所说,在经济学领域对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展开了批判,因此,经济角度的批判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理论的路径之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应当从国民经济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由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使得工人的劳动只有其抽象劳动的部分获得了价值,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都产生了一定的异化,这种异化使得人与人的本质逐渐远离,从而马克思得出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同时又由于人已经与自身的类本质背道而驰,所以人与人之间也就产生了异化。如果马克思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从经济现象出发,那么最多也就只能发现异化的现象,而不能看见异化的根源。
前文已经提过,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有的,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最初是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的,西方封建社会时讲究“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并不如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一样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步,这也使得一部分人逐步积攒起了资本。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和“林木盗窃法”让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劳动力。与此同时,海外殖民扩张使得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出的产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启蒙运动的发展也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科技革命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逐渐变为世界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了相对更加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是肯定其积极意义的。但是,资本家和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的西方哲学家以及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的国民经济学家都只看到了资本主义表面上的繁荣,没有看到在光鲜亮丽的资本家们背后的工人,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被计算为“市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在这种认知体系下建构起来的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代言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的出发点——“市民社会”。
马克思想要从根本上推翻这些人的理论,就要从起立足点开始着手,也就是从“市民社会”开始着手,只要批判了“市民社会”那么,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大厦就能分崩离析。既然,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们看不见社会的底层,那么,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底层人士一起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中去,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的人类”。
一旦提及人类社会,就不得不从“人的本质”开始讲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 。”社会的就是现实的、实践的、历史的,人实在历史中形成的,这种本质也就是人的“类”,“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种人自然也就不是孤立的,是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只要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就都能被马克思归结到“人”的范畴,也就是“现实的个人”。当资本主义被推翻,共产主义被建立,这种“现实的个人”有其需要、有其欲望,而他们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满足自身的欲望,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要、满足资本家的欲望,成为资本家的生产机器,被抽象为“单向度的人”。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是两种社会。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立脚点是旧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就是社会化的人类,社会化人类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没有经过社会化的人就是原子式的个人,就是市民社会中人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怎么存在的?亚当斯密认为是利益的个体,是理性经济人,这种利益的结合依靠物质利益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个物质利益的主体,是孤立的个体,这就是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依据,也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根源,要结束这个社会,就要使得人变成“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要经过社会化。通过社会化的人类才能构建人类社会,必须构建新唯物主义。
由此,马克思就在经济领域中驳斥了国民经济学家和近代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继提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诸多概念,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
2.2. 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哲学理论
如果说传统哲学是解释世界,站在世界之外,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解读这个世界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完成了实践的转向,用实践改造世界,用主体改造客体,站在世界之内。这种话语语境类似于中国哲学中佛教“出世”与“入世”的概念。在我看来,马克思从哲学角度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更多的是从宗教批判展开,继而进入社会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
虽然说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从宗教批判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之前无人批判宗教。自中世纪以来,哲学和整个社会都处于罗马教廷控制之下,“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甚至世俗的国王有时会通过请教皇为自己加冕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资本主义就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环境中萌芽,因此,它浑身上下都写着“自由”两个字。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其最终目的都是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是,直到马克思的时代,所有人真正的自由仍然没有实现。表面上,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在批判宗教,但是,他们宗教批判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批判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人类为上帝所创造,所以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但是,这样的平等依靠的是臆想出来的主体——上帝,相对的,人就变成了客体,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使得人丧失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平等也就变为了消极和被动的平等,马克思则着力于构建一种动态的平等。
以黑格尔为例,诚如上文所说黑格尔哲学的终点是“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在“市民社会”中是正确的、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并约束着他们的行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3] 。”也就是说,在这个枷锁之内,人就是自由的。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枷锁”的制定者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利益也是资产阶级,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必定是不会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的,而就是这样一种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法,在黑格尔的眼中却是“绝对精神”的化身。那么,这个由黑格尔亲手创造出来的“神”与传统基督教中的“神”来说,仿佛得到的并不是前进,而是倒退。资产阶级内部,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角度来说,平等一说荡然无存。
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尖锐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不足。马克思要做的,就是推翻黑格尔的“神”,并且避免新“神”的出现。在这个方面,马克思纠正了传统哲学把人作为客体来理解的缺陷,把被忽视和丢弃的主观能动性归还给人,把立足点从资产阶级扩展到全人类。“现实的个人”和“社会”成为了马克思的哲学中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2] 。
2.3. 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措施
如同前文所说,马克思并非抛弃“解释世界”这一传统哲学的使命,他在此基础上为其添加了“改造世界”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实践。
马克思第一次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实践”这个概念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 [1] 。”此时,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德国的现状,也就是时代错位的问题,但是,此时,马克思已经要求通过革命来使得这些国家到达“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其目的就在于达到那个“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其途径就是实践。在如何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应当结合群众,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是说理论的力量一旦经过群众,就可以改变成为物质力量,实现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变革,变为资本主义灭亡后的新的“高度”,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是马克思得出的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因此,这种历史就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历史,成为了一种“生成着的运动”,“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种生成运动也就是实践。
3. 马克思“改变世界”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理论引入实践,将之变为切实可感的物质力量。但是,马克思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没有为了自身的理论而完全否定别人的理论。马克思在提出自己的新世界观后,需要展现出自身与之前理论之间的联系,有需要标新立异,把自身独特的内容表达出来,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的关键点就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是旨在改变世界的。
首先,马克思把眼光着眼于实践。马克思在既吸收了黑格尔的“对象性”内容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内容后,又创造性的加入了“活动”的概念,创造出新的哲学出发点,也就是“现实的个人”,这种“人”处于社会之中,与“原子式的个人”和“单向度的人”相区别。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把哲学指向现实世界。马克思在发现“现实的个人”这一理论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此指出推动社会变革首先需要的就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例如生产工具的变革。如此一来,属于彼岸世界的哲学就在此岸世界生根发芽。
最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指导了19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还对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起着指导作用。
总之,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既是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成果,也是19世纪欧洲社会矛盾的结果,也是马克思集合以往所有哲学家理论的精华。马克思从“解释世界”向“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理论蜕变促进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