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明清著作中有《虎顾众彪图》诗的多处记载,多将著作之人归于解缙。对此,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曾认为此诗著者有误,文中载道:“解学士题‘虎顾众彪图’,则又廉夫之诗也。” [1] 朱彝尊下此结论,认定其当属元末明初的杨维桢所作,但遍览杨氏诗集查无此诗,不可据此定论。刘竞飞在对《文毅集》中的《送镏若斋》二首诗进行考证时,发现其亦不属解缙诗作 [2] ,进而说明了《文毅集》录诗范围较广,存在错录的情况。笔者在核检明初汪广洋《凤池吟稿》一书时,其中《画虎》一诗与解缙所题《虎顾众彪图》诗高度相同,再往前代检索时并无记载,极有可能为诗的原作。《虎顾众彪图》诗不仅诗的作者一项存疑,在明清两代的记载沿革中,也存在着将成诗时间后置与“夏原吉迎皇太子归”混淆为一处的明显错误。以下首先介绍《虎顾众彪图》诗的基本记载,并结合汪广洋生平和《文毅集》的录诗情况确定原诗的作者和大致成诗时间;其次,以成祖立储时间为界,考证解缙题诗的时间,再对“夏原吉迎太子归”这一记载进行辨误。
2. 《虎顾众彪图》诗的作者及成诗时间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毅集》卷五有题为《奉敕题虎顾彪图》一诗。全诗为:“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作诗缘由记为“时仁庙未正位,东宫谗言朋兴,因作此讽谏。” [3] 然而,对照《明实录》之记载,成祖年间却并无《虎顾众彪图》及解缙题诗的相关内容。及至明神宗时,方有一简略记载:“成祖时,仁庙在东宫,偶失成祖之欢,群臣悚惧,莫敢进言。适成祖发一轴到阁,命解缙题诗。缙展观之,乃一《大虎顾小虎图》,遂恭题以进。其诗曰:虎为百兽尊,谁敢撄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览诗而大感悟,大叹赏,父子恩爱更加于平日焉。” [4] 除此之外,明清两朝的官修史书少有此诗的记载,《明史·解缙传》亦对此事未有记载。
解缙(1369~1415),江西人,生年晚于明立国仅一年。考证此诗源头,只可寻求明代以前之记载。上文提到,朱彝尊曾认为此诗出自杨维桢之手,但笔者遍览杨维桢之书,却并无此诗的记载。除杨维桢外,元末明初汪广洋的《凤池吟稿》卷9《画虎》对此诗有详细记载,“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5] 将解缙与汪广洋二人的诗句对此,仅有“谁”和“罔”二字有别,于诗意上并无差别。除此之外,尚有几处记载有汪广洋《画虎》,但尾句稍做了改动。《列朝诗集》将尾句改为“临行更相顾” [6] ,《诗伦》将尾句改为“临行更回顾” [7] ,这两处应为后朝人辑录时自行改动,并不对汪广洋《凤池吟稿》的记载造成影响。但仅凭汪广洋一处记载,推翻解缙《虎顾众彪图》诗尚显乏力,为何汪广洋此诗未得广泛流传?解缙又从何处得知此诗?
汪广洋,生年不详,卒于1379年,因胡惟庸案、曲庇文正等事,被赐死。( [8] , pp. 3773-3775)汪广洋死时,解缙尚幼,仅十岁。查阅《实录》得知,汪广洋在洪武元年四月前曾任江西参政,之后调任山东参政。( [9] , p. 554)因《凤池吟稿》并无著述的确切时间,尚不可判定解缙曾读过《画虎》一诗,但可笃定汪广洋《画虎》一诗在时间上早于解缙的《虎顾众彪图》诗。因此,此诗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元末明初的汪广洋,但据此认定为汪广洋诗作仍感牵强。此后,笔者遂将解缙《文毅集》中的其他诗句与前朝诗句进行比对,发现将他人诗辑录进《文毅集》并非个例,且汪广洋的另一首诗《登凤凰台》亦录于内,如表1所列。另外,汪广洋因“胡惟庸案”牵连而死,其著作在之后短时间内并未成为士子学习的内容,流传并不甚广。
Table 1. XieJin’s Wen Yi Collection: statistical table of poems by former poets
表1. 解缙《文毅集》辑录前人诗句统计表
可以看出,《文毅集》辑录前人诗句的事例诸多,而汪广洋《凤池吟稿》中的诗句便有两首,已可基本确定解缙读过汪广洋的诗作。此外,部分诗句仅有些许一二字的改动,表中诗句大多原诗辑录。解缙奉敕题诗,实确有此事,却在题诗之时将汪广洋《画虎》一诗赋于其上。然而,就此事传播广度而言,解缙《奉敕题虎顾彪图》一诗要远超《画虎》一诗,也多为后来的文集所沿袭收录。
3. 《虎顾众彪图》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记载辨误
据上文《明神宗实录》的记载,解缙题《虎顾众彪图》诗在立储之后。而在《明通鉴》中的记载却是在立储之前,“先是,太子未至,诸臣屡请建储,上不允,盖意在高煦也。一日,诸臣应制题《虎彪图》……上感其意,立召太子归,至是遂立之。”( [10] , pp. 465-466)而《实录》中关于世子到南京与受封皇太子的时间有详细记载,“世子、郡王高煦至京师”( [11] , p. 522),“册立世子为皇太子”( [11] , p. 539),即永乐二年(1404)三月二十四日与四月四日,且在此前夏原吉就被派往苏松治理水患,并无立储前夏原吉迎接世子的相关记载。此次召世子进京发生于本年正月,派遣人员有详细记载,“遣附马都尉永春侯王宁、隆平侯张信赍玺书诏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 [11] , p. 499),与夏原吉毫无干系。而夏原吉去往南京迎皇太子归北京在《实录》中的记载为:“北京宫殿将成……遂遣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赍敕召皇太子,令道途从容而行,期十二月终至北京”( [11] , p. 2225),“是日,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赍敕至南京,皇太子宴原吉于文华殿”( [11] , p. 2227),故“夏原吉迎太子归”绝非是立储之前的内容,而应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亦与《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相符。
再核检《明神宗实录》中解缙题诗的记载,并未发现“夏原吉迎太子归”这一相承情节,但后世诸多著作将《虎顾众彪图》诗与此事件联系起来,不仅将皇太子朱高炽误认为当时在北京,还多处可见明成祖朱棣因解缙著此诗而有感悟,遂命夏原吉迎皇太子归京,此种说法实不可信。解缙于永乐九年(1411)就因“无人臣礼”被捕下狱,永乐十五年(1415)时,“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 [8] , p. 4122)故解缙奉敕题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并非同一时段内的事情。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Xia Yuanji Welcomes the Return of the Crown Prince” in Ming Dynasty Writings1
表2. 明代著作中“夏原吉迎太子归”记载统计表1
如表2所列,著作中多认为因解缙《虎顾众彪图》诗,而致明成祖朱棣有感悟,遂命夏原吉去迎接太子归,实属误矣。但在“归往何处”这一问题上,部分点明了“仁宗留守南京”,而其余的著作则采用了“往迎之”等较为模糊的说法,应看到了二者并非同一时间且朱高炽所处地理位置有所变化。解缙题诗若在立储前,则仁宗尚在北京,此时则由北京去往南京;而北京大殿将成,夏原吉则迎接皇太子由南京回北京受朝。史料中多处可见“文皇有所感悟”,但并未指明有所感悟后的进一步举措,而决定立世子为皇太子似最为恰当的解释,亦有相关记载将解缙题诗的时间指向立储之前。明太祖时就已注意到廷臣与东宫官属的关系,“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 [9] , p. 1164),明成祖亦对此制尤为重视,“初,册立皇太子,封汉、赵二王……又语后曰:皇考之制,东宫官属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则疑隙不生。今凡宫臣之重者,悉择廷臣贤者兼之。”( [11] , p. 969)江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江西古代名人》中就曾记载了明成祖与解缙立储前的对话:
成祖召解缙入宫,磋商确立太子事宜,听从解缙的建议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煦为汉王,但情感倾向次子。汉王高煦常存夺嫡之心。解缙上奏说:“是启争也,不可!”成祖震怒,斥责解缙道:“离间骨肉。” [12]
明成祖特意让解缙题诗,应为告诫臣僚之意,而非所谓的“东宫谗言朋兴”,且题诗的时间为永乐元年(1403)至立储之前。
此外,有诸多著作沿袭了《畜德录》中的记载,但亦有时人看出了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指出其记载错误。《七修类稿》记载道:“至十四年,汉王私造兵器、僭用舆服等事露,削护卫,封之乐安,然后召仁宗至北京行在。《畜德录》以解缙《题虎》诗云: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因是文皇感动而召之,误矣。” [13] 此处记载时间为永乐十四年(1416),夏原吉迎太子归的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但指出了《畜德录》中的记载有误。另一处《国宪家猷》与《七修类稿》关于此处记载大意上并无差别,应是同一版本。
4. 结语
解缙《虎顾众彪图》诗虽是应制题诗,确受到汪广洋《画虎》一诗的影响,但将前人诗作辑入个人作品集并非解缙个例,此现象在明清已相对普遍。汪广洋因为胡惟庸案的缘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低于解缙,而同时期著作对此又避而不谈。《畜德录》较早的将解缙题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并作一起记载,之后的著作中又将“上感其意”进行过度解读,将“夏原吉迎太子归”视为“上感其意”的结果,实未对解缙的生卒年有所考虑。
在笔者看来,文中对《虎顾众彪图》诗的作者、时间及内容上的辨误虽能逻辑自洽,但若能找到杨维桢著此诗的直接证据、解缙奉敕题诗的确切时间等,更有益于此诗的考证和相关内容的研究。此文诸多观点碍于亡轶史料尚有待完善,缀补成文,冀有益于读者、完善于后人。
NOTES
1表2,同一作者在不同著作中表达有类似观点,为统计之便,只录其一。表中解缙题诗的具体内容未摘录,其错误内容主要在“解缙题诗之后……”与“夏原吉迎太子归”相关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