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陶菲克·哈基姆(1898~1987)是埃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被视为埃及文坛上能够为正义而奋斗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法、英、德、中文等各国文字版本。“陶菲克·哈基姆德在法国和萨特、莫拉维亚、肖洛霍夫等一起，被列入1936~1955年世界重要的小说家名册” [1] (p. 1)。他被授予“地中海国家最佳思想家、文学家奖”，甚至“美国一家著名的文学月刊曾将《乡村检察官的手记》列入1920年~1950年间问世的六十部世界最佳作品之中” [2] (p. 896)。198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哈福兹曾说：“陶菲克·哈基姆仍将以崇高的形象大存在我们心中” [3] (p. 1)。
哈基姆的创作内容体现出最精确的观察和全面的知识，这让读者深感真实，体会到浓厚的乡村氛围。因此，左拉主张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就引起了哈基姆的共鸣。在他笔墨生涯中始终坚持自然主义手法创作，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社会习惯，着重描写乡土社会环境和人物生活场景。从自然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埃及30年代乡土社会，显示了对农民阶级生活的关注。而这就恰恰符合左拉所认为自然主义作家的那种“实地观察”应该是“没有任何夸张，只有细小的事实，由准确观察所得到的无情的事实。这真实逐渐揪住你的喉咙，达到最强烈的激动” [4] (p. 228)。他在发表于1937年的《乡村检察官手记》中，运用了日记、自传体、历史小说三种文体，自然而然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主观体验。他将主人公(作为乡村检察官)不断累积的主观体验经验和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乡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状态，进行揭露，其中有大量真实的政治经济状态的细节，如法律条文与手续、法官审判、议会投票等。由于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乡镇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 [5] (p. 73)。
2. 左拉“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对埃及现代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文坛时刻关注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的变化。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崩溃、1919年革命以及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埃及主要出口商品——棉花的价格急剧下跌，农业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埃及农民阶级陷入到悲惨境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社会急剧动荡，百姓们的现实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尤其是农民遭受到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榨。经济困难、社会危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都促使当时文学家放弃传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主张客观展现外部现实。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风行一时，文坛上出一批主张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他们始终主张对现实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并对其加以审查与考证。他们认为：“科学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改变了，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和感情也要改变，意识和感情的表达也要改变，随之文学也要改变……要极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制度” [6] (p. 190)。从而，当时埃及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不仅善于写科学论文，也善于文学创作的文学家，“这样科学和文学就结合起来了……我们有了一批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文学家” [6] (p.197)。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埃及文坛出现了第一批自然主义作家，如：陶菲克·哈基姆、塔哈·侯赛因、萨拉迈·摩萨等等。他们都留学法国多年，潜心研究法国文学，大量阅读左拉、巴尔扎克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他们后期创作提供了思想储备。正如法国(Henri Pères)东方学家所说的：“有许多阿拉伯文学家深深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甚至于他们开始采用(观察、实验、遗传学、现实生活……)等自然主义常用的词汇” [7] (p. 138)。其中陶菲克·哈基姆深受到了左拉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及其“真实论”的影响，左拉自然主义文艺理论被视为哈基姆文艺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哈基姆在法律学校毕业后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留法国时，他“获得了直接接触和广泛阅读西方戏剧小说的良好机遇，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近现的萧伯纳、皮兰德娄、易卜生、契诃夫等戏剧大师德作品，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p. 893)。正如他在《生命之花》一书中所说：“只有在巴黎才能够接触到全世界各地多种的艺术形式” [8] (p. 7)。因此，哈基姆的文学创作被看作是受法国文学影响的产物。在埃及30年代的浓烈革命氛围中，哈基姆的矛盾心态与特殊经历使他更加关注乡土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和法律政治状态。因此，哈基姆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以民族主义情绪与阶级观念为基础，笔下了带有斗争性与革命性的乡土小说。正如学者柳鸣九在《自然主义》一书中所说：“有相当一大部分自然主义作家，比他们现实主义前行者具有强烈得多的民主主义情感” [9] (p. 6)。
3. 左拉自然主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对哈基姆乡土小说的影响
左拉始终冷漠而准确地再现现实，强调真实性和纯粹客观性，他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要求有资料式的详尽，以及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详细的考察和实录性的细节。“1884年4月2日，法国北部昂赞采煤工人的大罢工，报纸迅速做了报道，这就引起了左拉的高度重视。他(左拉)立即赶赴罢工现场，做了大量调查访问，迅速投入创作” [10] (p. 1)。左拉冷漠而准确地再现现实，甚至主张摈弃观察者的干涉。因此，美国学者迈克·德达就认为：“左拉像个伟大的记者，用坚固的事实构筑他的作品，用实地观察和科学的病历，还有政府档案和报纸上的报道来为之曾色” [11] (p. 56)。在小说《萌芽》中，左拉运用了写实的手法表现了煤矿工人的衣、食、住、行状况，展示了他们的贫困生活，把矿井描写成食人怪兽的空间，“揭示出那些被物质繁荣所遮蔽的痛苦体验、个人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 [12] (p. 2)。毫不掩饰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社会的缺陷与病态。现实生活是文学语言最丰富的宝库，而语言却是文化的凝聚体与结晶，为让小说人物语言富有工人生活气息，左拉有时用直白、粗俗有力的口语，真实反映社会下层阶级工人与农民的现实生活。正如学者马尚瑞在《短篇小说创作研究》一书中所说：“一个作家虽应最广泛地了解、搜集群众中生动的语言……一个着重写工厂生活的作家，就比较注意搜集整理工人的语言；一个擅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自然比较注意搜集整理农民的语言” [13] (p. 72)。左拉也在小说《小酒店》中提到了：“我的罪过是不该有文学上的好奇，把人民的语言收集起来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使用” [14] (p. 2)。
在左拉“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哈基姆将30年代的乡村社会病态与缺陷放在社会阶级根源上进行考察，并在小说人物身上对当时黑暗乡土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农民在上流社会势力和封建思想的重压下惨遭迫害的悲剧，反映了悲苦、不幸的农民阶级在落后、贫困中的挣扎。哈基姆曾强调：“我所展示出来的乡村里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都跟埃及公元前的法老时代里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几乎是一摸一样的” [15] (p. 17)。正如赫利米·巴达尔(Helmy Badir)在《埃及现代阿拉伯小说的现实主义思潮》书中所说的：“哈基姆十分了解社会现实人民疾苦与国家命运，有意识地观察到社会上法律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16] (p. 154)。
哈基姆从自然主义的“真实性”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实地观察，将自己作为客观事实的记录者。哈基姆的创作内容体现出最精确的观察和全面的知识，这让读者深感真实，体会到浓厚的乡村氛围。因此，左拉主张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就引起了哈基姆的共鸣。在他笔墨生涯中始终坚持自然主义手法创作，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社会习惯，着重描写乡土社会环境和人物生活场景。从自然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埃及30年代乡土社会，显示了对农民阶级生活的关注。而这就恰恰符合左拉所认为自然主义作家的那种“实地观察”应该是“没有任何夸张，只有细小的事实，由准确观察所得到的无情的事实。这真实逐渐揪住你的喉咙，达到最强烈的激动” [4] (p. 228)。
哈基姆在发表于1937年的《乡村检察官手记》中，运用了日记、自传体、历史小说三种文体，自然而然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主观体验。本小说取材于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乡村农民生活，整篇小说共有20篇日记，以本人在埃及乡村里一段生活经历为蓝本写描绘一位检察官在乡村里的所见所闻。他自己曾说过：“1922年，我担任了埃及一个乡村里检察官岗位。在这四年里，我有了机会接触埃及乡土社会，观察到了乡土社会上存在的不少问题，近距离感受到穷苦农民的艰辛。这都为我后期文学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7] (p. 17)。在小说中也曾说：“检察官是一个小王国里的小小统治者，如果对这一王国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对人、人的脾气和禀性进行了研究，那么以后他就不仅能对大王国即他的国家有所了解，还能对更为广阔的世界即人类有所了解呢” [5] (p. 92)！这就很容易让笔者联想左拉在《论小说》一文中所说：“我只是一个法院的书记官，这职务不允许我下结论。但我让道德家和立法者去思索和找药房” [4] (p. 285)。“为了写《萌芽》，他跑遍了整个矿区，和矿工们住在一起；为了写《土地》，他专程到农村去进行深入的采访” [18] (p. 90)。始终坚持那种毫无道德化、冷眼观察社会真实的立场。作者将主人公(作为乡村检察官)不断累积的主观体验经验和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乡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状态，进行揭露，其中有大量真实的政治经济状态的细节，如法律条文与手续、法官审判、议会投票等，无情地将无数乡村社会甚至整个埃及社会的缩影剖示出来。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乡镇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 [5] (p. 73)。
通过观察农民生活形态的变迁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嬗变，揭示乡村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发展的规律，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埃及30年代乡村社会上的立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血仇”制度、医疗制度的腐朽。在人物上，接近了现实场景的人物，用实验者眼睛观察人生理机能，揭露人兽性的一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他还将乡土社会问题放在社会阶级根源上进行考察，从农民身上穿着肮脏长袍，到他们居住的恶劣条件，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生活到农民贫困生活，真实反映乡村里农民原始的、富有暴力行为和禀性恶劣的本能。提供了一份关于埃及20世纪上30年代乡土社会状况的全面实录，所以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当时埃及的社会全貌，了解到当时整个埃及社会政治、经济、审判制度、立法制度的现状，都对读者了解当时埃及乡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
3.1. 关于埃及乡村社会议会选举制度
随着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展，埃及不仅仅吸取了法国自由民主思想，还接触了法国现代物质生活的面貌“建立了议会，在政治生活中采用了欧洲的民主方式，出现了许多政党” [6] (p. 195)。哈基姆在小说中，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埃及乡村社会议会投票真相。这一时期，议会逐渐成为了一个腐败的机构，小说中也提到了政府官员所宣称的自由会议选举，就是“将投票箱取来，扔到河里，再把另外一只早就准备好的箱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5] (p. 101)。作者揭露当时埃及乡村社会腐朽的议会选举制度，将它描述成“大地主阶级的工具，而公社的代表机构……埃及的议会选举就像是一场选举秀，是上层精英阶级通过金钱、权力和欺诈等手段用来巩固自己地位的” [19] (p. 3)。
3.2. 关于乡村社会立法制度
法国占领埃及，拉开了埃及现代史的序幕，埃及开始采用法国现代司法制度。哈基姆有法学家的身份，被视为正义而奋斗的作家。他笔下的所有文学创作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以理性观察反映了埃及30年代法制环境中出现的司法黑暗，揭露政局将法律条文成为一种武器，用来打他们随时想要打击的人，将真理、秩序、公道彻底糟蹋了。正如他所说的：“我文学创作是一幅反映乡土社会缺乏的公平公正与上流社会统治者腐朽的画，其中突出了不公平法律面前农民的痛苦” [17] (p. 18)。
在落后的乡土社会里“法国进口的法律”就变成没有生命的模模糊糊的奇怪字样，愚昧无知的农民将这些看不懂的，法官们“却要求他们去遵守从国外引进的最时髦的法律” [5] (p.20)。然而作者就认为我们可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问题，就是“这种根据新的法律规定，在我们司法工作中执行的手续，在实施时还应参看这些人的智力、分辨能力和头脑清醒的程度，或者把他们的分辨能力提高到那种法律的水平才行” [5] (p. 88)！
法官们根本不讲究法律的实际效果，而只讲究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形式在主要的，内容还在其次，制造了“司法荒唐”。甚至那些农民的生命在统治阶级眼里根本没价值“他们的血就这么白流了，比用来写他们的案情调查报告的墨水还不值钱” [5] (p. 125)。本小说主人公(作为一位检察官)“有一次宁肯让受伤者去作垂死挣扎，也不愿放弃登记他的裤子、凉鞋、毡帽等等。等到俯身问他凶手时，发现他已经咽气了” [5] (p. 7)！其中揭露乡村社会里缺乏公平公正的法律，它“不是为了维护正义与公平，而是为保护官府和债主的财产而编造出来种种的罪名” [5] (p. 59)。
3.3. 关于乡村社会的“血仇”制度
唐伟胜和刘贞在《什么是自然主义文学》中提到：“现实主义探寻‘典型’社会中的‘典型的’人，忽视人类性格上的兽性……自然主义者的假设就是人类的病态，重在探寻人的‘气质’，探究人类兽性的一面” [20] (p. 26)。左拉在很多小说创作中都主张探究人类兽性的一面，揭示人的野蛮和粗俗，揭露其兽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就正如金满成在《左拉》一书中所认为：“自然主义者解剖人，重视人的病态，把遗传性看作是致人死命的东西，这就不免只看见人的丑恶的一面。用这来暴露资产阶级的阴险狠毒、下流无耻，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21] (p. 50)。
哈基姆始终在笔下的乡土小说中揭露人兽性的一面，体现出“动物性的人”，其中暴露农民人物形象潜在的嫉恨心态和原始性欲所导致的血仇、偷窃等层出不穷的丑恶行为。本小说一开头，作者就给我们提到了乡村里发生的欧老万血仇方案“遇害者葛麦尔道莱·欧老万，正当他在本地区附近的一座桥上行走时，有人从甘蔗田向他开枪。凶手不明。问遇害者，不得其词，他的伤情恶化” [5] (p. 1)。小说整个故事细节主要以血仇为主导，其中作者解释了当时埃及农民的“血仇”传统风俗，一般“受害者的家属为了能亲自对凶手进行报复，也将对我隐瞒真情” [5] (p. 2)。他们主要是为从传统习俗看来受到了玷污的荣誉而进行复仇。
这种“血亲复仇”跟单纯的惩罚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后者是惩罚凶手或与凶手有关的人之后，罪恶便消除：流血复仇却永无止境。复仇的行为又变成了一次新的仇杀，结果引起被复仇的一方再复仇，如此循环，永无终斯。在理论上说，血仇是无尽的连环，事实上有时会导致家族或更大的团体的绝灭” [22] (p. 336)。因此，“血仇”被视为农民对封建制度压抑的一种抗争方式，通过这种典型矛盾斗争之描写，展示乡村里遍布的革命势力，农民举行暴动，同时反映与落后、腐朽、压迫、贫困长期的农民阶级，法律不公平、统治者的腐朽与压迫等都赋予了农民形象一种暴动与无政府主义意识精神，最后只好走上暴力“血仇”的道路。
3.4. 医疗卫生制度
本小说展示了乡村社会里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实际情况，揭露当时乡村社会里的医疗系统不完善。小说主人公以检察官身份，到乡村医院进行检查，向住院的受害者提问，“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提着一桶像羊下水似的血肉模糊的东西走出来。我看了看，护士说那是刚从一个经过麻醉后躺在手术床上的女人肚子里取出来的……在塞满了病床的过道里呆了一会，病房已经不够这些幸者住了” [5] (p. 35)。
除了医院里“医疗系统”差外，乡村里还有所谓“接生婆制度”。助产士们大部分缺乏医学知识，不负责任。小说中，乡村医院发生过一些愚昧的接生婆行医致产妇和孩子都死了的事件，而“卫生局只是吊销了这个‘助产土’的执照而已” [5] (p. 76)。甚至于乡村里的医生也不负责，他“从来没有对死人进行检查，就下令埋葬……遇害者欧老万之妻两年前被人掐死。村医收贿隐瞒此事，未报政府即入葬” [5] (p. 64)。其中作者深深反映当时乡村里医疗系统严峻的形势，甚至他在指出：“在埃及，人的生命是分文不值的” [5] (p. 76)。
在语言上，左拉对哈基姆文学创作中留下的影响，体现在现实题材与形式的借鉴。与海卡尔等乡土小说家相比，哈基姆运用了更多方言词汇。在语言上，哈基姆有意识地使用了原汁原味的埃及农村方言，通过调查上流社会统治者和下层农民阶级的情况，学会了并收集起来乡村的同行语——这些同行语在乡土小说中大量地使用，其中包含了当地农民长期积累的方言词汇。乡土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中，书面与方言并存就成为本小说一大特征，小说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中都可以看到方言之影子。他以语言方式反映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的距离，强调作者对乡土社会观察的客观性。语言既有个性表现，又有真实感，他常采用大胆直接的语言风格，在不少小说中充斥着诸如“野兽”、“原始”、“冲动”、“牲口”、“缺德”、“没羞”等词汇。在描绘埃及当时乡村社会里的妇女形象，作者始终采用了“原始荒凉”、“干瘪”、“可怕”、“黑色的土地”等等词汇。乡村里的女人是一个“无异于男子的干瘪的生灵男女都一样，毫无温情。他们的体态、脾气、神情都是干瘪瘪的。像他们生活上的黑色的土地一样，随着尼罗河枯水期的到来，全干裂了” [5] (p. 120)。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作者采用农民的日常口语表达方式，力争做到了农民人物的粗暴、露骨语言的性格化，只凭对话就展示了小说的“乡土性”，体现出时代背景与人物性格，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代人感；另一方面反映埃及乡土社会的丰富民风特色，是展示小说“乡土性”的一把利剑。这有利于使读者看到时代的特征，体会到埃及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和乡土气息。正如马哈默德·塔哈尔在小说《丹沙微少女》的前言种所说：“在乡村小说中使用方言是为了向读者真实地展现 乡村面貌，因为只有方言才是村民对话的真正语言” [23] (p. 1)。
4. 左拉自然主义的“科学性”对哈基姆乡土小说的影响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想流派，是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组合的产物，主要开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之先河。学者曾繁亭在《文学自然主义研究》一书中认为：“在自然主义文学文本中，传统西方文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主题开始消解，代之而来的则是宏大空濛的人性主题或命运主题。在如此宏大空濛的主题框架之下，意象开始取代原先观念体系所派生出来的具体叙事意图即具体的观念性主题，居于作品的中心” [24] (p. 26)。左拉将科学主义的态度，作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使小说创作在反映人生与社会时更加准确真实。米·贝京曾在《艺术与科学：问题悖论探索》一书中也提到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尼西莫夫认为左拉的美学理论充满的那种科学的激情，有其优点和弱点：那种接近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去接近现实的愿望是一种进步的，大有前途的决定” [25] (p. 59)。他始终主张的自然主义作家用实验者的眼睛观察真实，撷取从他周围观察到事实，并按逻辑顺序加以分类，将记录变得完整的产物。因此，法国文学史家，批评家朗松(Gastave Lanson)就认为：“在左拉的脑子里，整个科学和技术——科学实验和技术性阐述的价值都是相等的” [24] (p. 377)。中国法国文学学者柳鸣九在《自然主义大师》一书中也认为左拉：“把人的理性带入文学之中，把科学提高到文艺理论的程度” [18] (p. 82)。
哈基姆的思想与创作明显受到左拉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表现为一种情调与观念的渗透。哈基姆笔下的三部曲《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东方来的鸟》就被视为写乡土文学和自然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典型作品，显示出对农民阶级生活的关注，叙事方式也从“传统观念统摄型”向“体验主导型”进行转变。把自己等同于实验者，以检察官和思想文学家两个身份，将追踪调查、科学研究方法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客观冷静地对当时埃及乡土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思想上不进行社会道德教化，也不探索道德伦理意义。他在小说《哈基姆驴子》中曾提到了：“当被提到农村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些在农村里度过的无法忘记的岁月。虽然我十分热爱农村的美丽自然和农民的简朴，但我很讨厌农村的罪恶和残酷哲学” [26] (p. 37)。他在乡土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中将个人在乡村里不断累积的经验和埃及30年代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法律不公正的社会历史背景交织缠结，主要以检察官和思想文学家的两个身份，将追踪调查、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他把自己等同于实验者，以小说创作的揭露性和批判性为基础，客观冷静地对当时埃及乡土社会生活做普遍性的观察。
由于有检察官身份，他有不少解剖人尸体的经历，从生理角度观察了人内部的构造。在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那些书本向我们显示并告诉我们，人，是一种伟大的受造物，是宇宙的轴心，是造物主所关切的有别万物的精华，是将要复生的光华万丈的神圣的生灵。这种人，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看一看他的内部构造，如果有谁看到的话，心理上就会蒙受打击，这种打击是无法用他的脾性和文化程度来进行分析的” [5] (p. 108)。这让笔者联想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一文中所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须把‘医生’两字换成‘小说家’，就可以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并让它带有真理的严密性……我现在要设法证明，实验方法既然能导致对物质生活的认识” [4] (p. 120)。主张作家先从生理角度研究人，探索人之本能与遗传因素，这样才能够真实再现乡民们的生存状态。
作者从生理学的角度表现了农民人物形象，借其解释他们情感与行为，使小说流于对农民的生理性、动物性的描写。小说大部分农民人物形象都带有一些动物性的外貌特征，“他们(农民)的体态、脾性、神情都是干瘪瘪的。像他们生活在上面的黑色的土地一样，随着尼罗河枯水期的到来，全干裂了。组成人体活力来源的水，在这些人身上已经枯竭了” [5] (p. 120)。甚至当他们在法院里等待法官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像“牲口似地蹲着，用敬畏的目光看着法官判处，仿佛他是个手执羊鞭人似的……他们一辈子都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5] (p. 20)。作者在具体描绘的农民形象——奥斯夫尔老头，其身上强调了农民兽性的一面。他身上穿着肮脏长袍，以“田边苇丛当作自己的住宅，手里一直拿着一根绿色的树枝当拐杖，具有白痴的外貌象征……始终跟随警察局就犹如猎犬随主人出猎一样” [5] (p. 4)。乡村农民不仅在外貌像野兽一样，他们的思想、行为更烙上了动物的痕迹。哈基姆将农民看作思想陈旧，愚昧无知的化身。他描绘了农民由自然直觉和欲望诱导的行为，将其降到了动物层次，在人物塑造上借鉴人的生物性(动物性)，表现出弱肉食强的原始社会生活。正如学者曾繁亭所说的：“自然主义作家经常为读者描绘的却大都是一些委顿猥琐的凡人。理性模糊了，意志消退了，品格低下了，主动性力量也很少存在” [24] (p. 55)。
5. 左拉自然主义的“革命性”对哈基姆乡土小说的影响
哈基姆是一个反对上流社会资产阶级的控诉者。他在《乡村检察官手记》中运用了检察官主人公的叙述视角，抱有满腔的热情揭露出资本统治者上流社会的腐朽，详细地给我们展示警察局、法官、村长等统治形象。他不仅将统治者阶级刻画为乡土社会经济的剥削者，还将他们刻画为政治上的压迫者，通过其阶级腐朽、统治残暴等内容，揭露了当时乡土社会背后的虚伪与凶残，激发农民的反抗精神，鼓励被压迫、被欺骗的农民开始行动起来。
本小说中的警察局形象跟左拉《人面兽心》中的主人公邓尼检察官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人面兽心》中主人公邓尼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而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他只关心自己为服务上层统治者的声誉。哈基姆笔下的警察局形象是上流社会统治腐朽的代表人物。他欺弱小，利用自己的权势收敛公务员钱财。在选举时，警察局“让人家(农民)有绝对的自由，随便选，一直到投票结束。他只要十分简单地把投票箱取来，扔到河里，把另一只早就准备好的箱子放在原来的地方就行了” [5] (p. 101)。
哈基姆还用了讽刺手法来展示这乡村里的村长、三位大法官等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村长属于统治阶级的，在村庄里有着很大权力，他当着警方人员就像一个佣人或犯罪那样低声下气，但这位村长所受的这份气是决不会白受的，他“还是会给他管辖下的老乡同样的气受。这只斟满侮辱的酒杯，从这个地方的上级手里递给下级，最后递到穷苦老百姓那里” [5] (p. 99)。乡村里的三位大法官：一位对违法案和审民事诉讼案一转眼就判完；另一位经常慢条斯理地审理案件，不是因为他十分讲究实践真理，而“也许他是想在这农村中消磨光阴、解忧消愁” [5] (p. 18)；第三位大法官是宗教大法官，他本来(作为神职人员)应当遵循崇高道德品行，但透过小说我们才发现他是一个小气、愚昧、腐败的人。
哈基姆在乡土小说中还通过追踪农民风俗不良现象与异常恶劣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原因，将革命的因子渗透到这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表现了阶级革命图景。本小说的整个故事细节主要以血仇为主导，通过当时农村里流行的“血亲复仇”等暴力行为，反映了这乡村里被封建资本主义压迫的农民开始行动起来，走向革命之路。乡土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一开头，作者不仅就给我们提到了乡村里发生的欧老万血仇方案，还提到了这乡村里“每种庄稼都有与其相配的罪行，玉米、甘蔗长高之时，就是‘枪杀案’开始之日，小麦大麦长熟了，用煤油、玉米核点起的纵火案也就出现了，棉株绿了，抢劫、破坏就多了” [5] (p. 7)。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我们能看到这乡村里警察处的仓库里“有各种各样的土枪、洋枪、镰刀、斧头、匕首、棍棒、毡帽、皮靴、沾了血污的长袍和被弹片火药弄成一个个窟窿的坎肩” [5] (p. 94)。其中我们发现活与落后、腐朽、压迫、贫困长期的农民阶级，法律不公平、统治者的腐朽与压迫等都赋予了农民形象一种暴动与无政府主义意识精神，最后只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所有农民形象都在陷入生存危机中，只能透过“血仇”、“抢劫”等恶劣行为发泄自己的压抑和内心冲突，突出他们暴动与无政府主义意识精神。而这恶劣行为就成为乡村里遍布的革命势力，农民对封建制度压抑的一种抗争方式。而这恰恰是抗争和革命发展的动机。
6. 结语
从以上可见，埃及自然主义文学是受左拉“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哈基姆在乡土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中客观冷静地对当时埃及乡土社会生活做普遍性的观察，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埃及30年代乡土社会中真实生动的资料。作者通过对农民外貌、行为、语言(方言)方面的刻画，反映了左拉所主张的“真实性”。在主题和题材上，取材于30年代的埃及乡村农民生活，以当时埃及乡村政治、经济状况为故事背景，主要以检察官和思想文学家的两个身份，将追踪调查、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文学创作相融合，所追求的不是强烈的情绪的感染，而是深厚的理念启悟，强调“理性”分析。他并没有从“道德化”的规范描写农民，而是从自然主义的“真实性”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实地观察，揭露立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血仇”制度、医疗制度的腐朽。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整个埃及社会政治、经济、审判制度、立法制度的现状。他还将乡土社会问题放在社会阶级根源上进行考察，运用了自然主义的方法，对30年代埃及社会政治状况进行精辟分析，生动描绘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将革命的因子渗透到这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激发农民的反抗精神，鼓励被压迫、被欺骗的农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