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按照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理论，诸如报刊、出版社、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媒介/场所，作为现代“公民社会”诞生的制度性条件，以制造与国家相对抗的“公众舆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在“公共空间”理论下研究有关报刊的典型思路。他在此文中提示了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与中国式的“公共空间”不能混为一谈，且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干预的出现，导致“公共空间”缩小甚至消失，三十年代的文化媒体无法产生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 [1] 。然而，既然“公共空间”对国家/社会的清晰分化在中国是以一种相对混杂的状态存在的，置身于这样的前提下，对当时文学期刊杂志的解读显然就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撇开现成的“公共空间”理论的情形下进行。且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刊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文学作品集合物，很大程度上，它应该是交汇着资本、知识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特定文化场域 [2]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群落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种，《现代》杂志践行着怎样的文化品格呢？在商业策略下它又从何种层面实现对文化品格的追求？其背后的张力与限度何在？显然，要确认《现代》的基本立场，就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文学生产流程中去，通过把握其背后的发动、制约或遮蔽其显现的各种隐性因素，才能流露出其相对真实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指向。
处于上海这座带着浓厚消费主义气息的商业城市，1927年成立的现代书局最初通过出版革命文学赚取利润，保证资金周转。当时现代书局出版大量左翼倾向书籍，一方面是张静庐追求文化思潮先锋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与其投机的发行策略有关。三十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对左翼书籍的查禁越来越严格，虽然书店经营者有心继续销售左翼文学，但外部强硬的文化政策和处罚手段使他们不得不顾虑书店的生存问题。1从三十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上海社会氛围的转变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同时也波及到由现代书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现代》。创办此刊是由于现代书局鉴于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来越严格，且“上海方面也没有比较像样的文艺刊物” [3] ，遂决定重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物，能够持久地按月发行，使门市维持热闹而带动其他出版物的销售” [4] ，填补巨大的买方市场。施蛰存也明确的说：“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也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 [5] 可见，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现代》杂志的发行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浓厚的商业目的。
1932年，施蛰存在《现代》发刊宣言写道：“凡是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旨在将《现代》杂志创办成为非同人的纯文学杂志，杂志甫一发行，“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 [2] 行业雇佣关系下出版的《现代》杂志，它的商业动机首先一定基于书局营业的考虑，其编辑宗旨必然服从于现代书局创办这一杂志的商业动机。然而，正如张静庐在谈到杂志发行时所说：“怎样可以使杂志的销路广大起来？……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内容充实！讲到内容充实，或怎样使它充实起来，这是编辑的事，发行人是在船里着力，无济于事。” [3]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书局对杂志所要阐释的思想主题和艺术追求却没有太过严格的把控，或者说，他们可掌控的空间在实践过程中被置换了。毕竟，在施蛰存那里是“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这也就提示我们，商业策略的外部影响并不妨碍其内里诸多因素推动《现代》杂志探索自己独特的刊物定位。且在此过程中，它并非是“去政治化”的，相反，“文艺”与“政治”曲径通幽的追求为《现代》杂志塑造兼容并蓄、独立自由的文化品格带来了张力与限度。
2. 编辑选择因素：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虽然以商业诉求为导向，但《现代》杂志和普通商业杂志以文本商业化、低俗化的运作模式不同，它始终是以不影响文化品味为前提的。办刊伊始，《现代》就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要把《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以和同人杂志区别开来；其次，要把杂志“编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2同时，“杂志的内容，除了好之外，还得以活泼，新鲜，为标准。”3这三个原则是否完全落实有待商榷，不过，通过《现代》杂志多重参与主体的具体实践，它们共同促使杂志最终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一) 编辑群：雇佣关系下的价值斟酌
早在《创刊宣言》中，施蛰存就阐明了刊物“非同人”的立场，他本人在筛选作品时一旦发现有不少投稿模仿他的历史小说和意象诗，便会马上诚恳地告诉读者：“我自己的创作，取得是那一条路径，这在曾经赐读过我的作品的人，一定会明白的。但是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过，决不想以《现代》变成我底作品型式的杂志。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4这段话其实可以阐明编辑群在《现代》杂志起到的主要作用和担任的两种角色。一方面，以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叶灵凤等为代表的编辑群体的存在使杂志筛选标准趋向多元；另一方面，《现代》杂志的编者往往具有编者的“我”和作者的“我”双重身份，在施蛰存的观点中，二者应尽可能地做到互不影响。
基于这样的立场，编辑群对当时的各流派作品基本呈欢迎态度。《现代》不计流派之间的龃龉，广纳文稿，举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或者海派、京派、湘西山水、四川民风、东北沦陷区的各类地域文学，或者左翼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或者都市文学、乡土文学……都能在《现代》的版面中占据一席之地；各种文学体裁，诸如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戏剧、杂感、随笔、游记、书信、序跋、文学评论、书评、回忆录都被《现代》杂志囊括其中；并且《现代》极度重视对世界各国文学与文艺消息的翻译、引介。同时，他们并不拘泥于文本作品，而能充分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为木刻、绘画、广告等艺术形式留出版块。开放性的编辑选择，极大地拓宽了《现代》的商业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中不乏引入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作品，也积极刊登与无产阶级艺术相关的信息、作品，但其选择因素和其他同人党派刊物并不相同。在刊物编者看来，文艺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文学自由观念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准绳，而有了“非同人”的姿态和对杂志多元文化价值的追求，《现代》的选编在涉及到政治时也能巧妙地把控。5引进多种流派的作家作品作为有助于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同时也为新生的《现代》提供活力和锐气来源的一种策略，编辑群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但若是这类筛选标准稍显直接地和“同人/党派”挂钩，他们则会有所警惕。如施蛰存回忆杜衡时曾言及：“1924年到1937年三人一直在一起活动。可惜杜衡对政治极敏感，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否则凭他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的经历，翻译上的造诣，完全能成为一位非常出色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 [5] 在杜衡介入后《现代》有向“同人杂志”倾斜的倾向，这与现代书局以及前期编辑群坚持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从而避免刊物沦为现实政治的传声筒或直接对抗现实政治的不同政见者的编辑理念有所分歧，施蛰存对此应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这种态度在出版商那里亦如是：张静庐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原因是“(一) 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 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6] 这两个理由，既道出《现代》选择作品时的商业功利性考量，还呈现出隐含在“非同人”背后的尝试——由文学价值向政治底线的转进。
综合现代书局与编辑群体的选择来看，现代书局基于商业目的的创办动机与编辑群体实现个人理想/立场的抱负，在杂志编辑中基本是求同存异的，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上的错位。现代书局创办《现代》的目的并非使之成为纯粹庸俗化、浅表化的利润工具。而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编辑群在观念上实质认同文学的商业性价值，而后在具体编辑实践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立场。一方面，这二者相互制约，另一方面，二者共同的价值追求规约着《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与“文学场域”上参与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某种糅合状态。
(二) 读者：消费文化中刊物空间的拓展
“传统文学强调文学的语言学和伦理学意义，却缺乏从文学与社会市场角度建立文学的接受机制和运行机制。现代中国文学则从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审美角度确立文学的运行机制，建立文学制度。读者的接受机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7] 处于文学市场运作的体制中，《现代》杂志自然更加重视自己的读者，并有非常自觉而清醒的文学读者意识。怎样有效的吸引读者的视线，密切文学刊物与读者的联系，既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以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又不失刊物的主体精神和现代气质，编辑群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从创刊起，施蛰存就意识到与读者有效沟通的必要性，在创刊号的“编辑座谈”中他谈到：“杂志的编者往往容易，居于自己的一种狭隘的文艺观，而无意间把杂志的气象表现得很庄严，于是他们的读者便只能是他们的学生了……我将依照了我曾在创刊宣言中所说的态度，把杂志编成了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6《现代》杂志上先后开设了“编辑座谈”、“社中日记”和“社中座谈”栏目，作为编辑群把自己的文学思想、用稿标准以及组稿、审稿、编排等具体的编辑过程向读者汇报的空间。到第三卷第一期的“社中谈座”更是做出新的修改：“从下期起，社中谈座这一栏目将加一个小标题‘作者·读者·编者’，因为这三者缺少了一个交换意见和消息的地方，所以我们预备在每期的本刊中拓两三页的地位来尽这个义务，读者对本刊有什么意见，本刊作者或编者对于读者有什么征讯或答复，都将选择重要的在这一栏中发表。”7此栏刚一设立，读者十分踊跃，热情来信，第一期的《作者·读者·编者》已达到6页之数，有的读者从千里以外写信向编者求教如何研究文学和进行创作，都得到了编辑认真的解答。而实际上，第三卷第二期伊始，“社中谈座”的副标题便改为“读者·作者·编者”，虽然只是微妙顺序的改变，但依旧可见编辑群努力在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中与读者构建健康平等的关系，赋予刊物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公共性。
《现代》对读者的重视——首先基于服务的立场，体现的是现代商业活动中“顾客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以期获得读者的认可，增加杂志的亲和力，提高刊物的发行量；但同时，给予读者主体对作者、编者建议、质疑、沟通的权利，极大拓展了作者与编者的刊物二维空间，以读者、作者、编者构成的“文学公共空间”也以良好的互动性与现场感记录而不断延展至更大的“公共领域”——1930年代的上海。
3. “灰色”的批评空间：自由的张力与限度
关于三十年代文化媒体“公共空间”的消失，李欧梵认为原因之一是“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为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 [1] 三十年代持尖锐而有力观点的左翼期刊屡被现实政治之手迅速扼杀，“公共空间”独立自由的特性在“革命”的语境里并不被容许存在。而借“非同人”的中立刊物立场在出版市场中出场的《现代》杂志显然并不属于“两极化心态”的阵营，在《现代》杂志，或者说在施蛰存那里，借助杂志的“灰色”面目塑造当下的批评空间，既实现对政治意味十足的“公共空间”倾轧下“缩小甚至消失”的文学“公共空间”的反拨，又将自己的文化政治选择暗合其中，凸显着“独立自由”的张力与限度。
1932年7月开始，《现代》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种人”的论争文章，其内容涉及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的阶级性及文学家是否有自由等问题，具体内容不必赘述。虽然在一般的史家眼中，这场论争似乎已成定论——苏汶连带《现代》包括施蛰存，都被目为“第三种人”，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面，但个中定位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关于这场论争，施蛰存担心影响到《现代》的“非同人”立场，“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在整个论辩过程中，他也“始终保持这种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 [8] 甚至“我本想在本志上写一篇《文艺自由论，〈现代〉杂志，与我》以为答辩，今日晤见苏汶，他说预备写一篇复文，我遂以我底一点意见告诉他，请他带便写入，我也懒得再多有饶舌，免得更有所误会了。”8大体上，施蛰存秉持的文学自由立场已经显而易见了，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道：“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的动物生产领域的彼岸。” [9] 肯定了自由的非功利性。而在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倡导中对于自由的理解显然偏离了这一涵义，其间的教训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在斟酌之下，施蛰存放弃刊登《文艺自由论，〈现代〉杂志，与我》，把重点放在利用《现代》这一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场域，设计一种开放的文学论争模式：透明，公开并且严守中立，并不因为自己与杜衡的私谊而有所偏袒。
事实上，不仅施蛰存没有介入这场论争，作为杂志主要撰稿人和参与者的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等人都没有发表任何一篇正文表达自己的看法，个中原因在施蛰存给读者的回信中可以暂得解释：“在目前这情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到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可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9另外，杜衡的加入给《现代》带来不同以往的“同人”色彩，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杂志的销路下降，10利用这种形式的“论争”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不失为杂志主编采取的一种十分高明的商业运作逻辑下的编辑策略。
的确，对《现代》杂志而言，这场论争的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只需为其提供充分的空间，对论争双方采取基本平等的态度，让双方的文艺观点丰富《现代》作为纯文学杂志的文学批评的内容，形成关涉文艺批评“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从而进一步增强《现代》的“文学公共空间”性，给人留下“独立自由”的刊物印象即可。关于《现代》杂志中文化场域与政治空间的关联，一些从商业策略角度观照《现代》中的无产阶级景观的研究也多倾向于“去政治化”的观点，如燕欣欣引用任白戈《左联回忆录》中的话：“所有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要左翼作家的撰稿，否则就没有销路。资本家为了要赚钱，报刊杂志的编辑为了要吸引广大的读者，都设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而想尽一切办法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 [10] 强调编辑群对杂志做的“去政治化”努力，认为杂志其实是站在先锋文学或是现代思潮的角度介绍左翼文学的。
然而，综合来看，我更愿意承认在这场论争中《现代》编辑群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对编辑群而言，在“自由”的刊物立场中言说政治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文艺一旦进入社会公共场域，政治总是如影随形。萨义德就曾尖锐地指出：“每位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宣扬、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意识形态，当然期望它们能在社会发挥作用。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20世纪的大作家热内就说过，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写文章或发表意见。” [11] 杂志的选编也是如此，不管其所含载的审美意识形态如何强调纯文学，都不可避免传达出与当时的主流或逆或顺的立场。而上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在国际上开始蔓延，国内的“创造社”“太阳社”文艺家们接受了“拉普”左倾观念影响，又大多接近过现代主义，由此看来，左翼思潮一开始就与“现代”混杂一体，一度成为青年追逐的“先锋”。并且彼时无产阶级理论在中国仍处于尚未厘清的模糊状态，无产阶级艺术与现代主义也久久缠绕互渗，这无疑会为标榜“自由”“现代”的《现代》杂志青睐——“现代”与“革命”的交织正好为编辑群提供一种借“灰色”的杂志空间实现“文艺”与“政治”曲径通幽的思路。
如何以立足于“文学”的方式微妙介入对现实政治的建构，其实施蛰存早就对此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表态：“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左翼，我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可在文艺上。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文艺自由论也是作为一种针对统治者权利政治文化而采取的策略，并不是从非关政治的角度提出纯艺术的文艺主张。”落实到具体操作中正如杂志的“灰色”面目一般，编辑群的不介入并不代表决然的游离：“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鲁迅最初没有公开表示意见，可以是几乎每一篇文章，他都是在印出以前看过。最后他写了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这个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5] 也许正因如此，此次论争形成的“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并没有出现因多种声音的对峙而彼此冲突、消解的局面。
中国现代“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手段的革命路线与自由主义路线，它们的分歧，首先是从政治态度开始的。” [12] 但这并不能意味着差异于现实的革命路线之外的任何政治选择都是反革命的，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理念持有者都会采取相同的政治姿态。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人曾在1926年夏天通过陈均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左派，宣传革命的地下工作。据施蛰存回忆，1927年4月12日他就脱离了与两政党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他们三人均失望于政党的特权制，又不想白白牺牲，便都放弃了政治 [13] 。施蛰存曾自白：“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11也曾提到葛利尔所说：“所谓政党，是指大多数人的牺牲，少数人掌权享受” [13] ，这种孤独感较为强烈地反映了他对政治与文艺的看法。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已不存在与执政党和解的可能，也无法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选择远离政治又何尝不是当时较适合此类文人的一种政治态度呢？施蛰存曾说：“但国民党这方面的文章，我是拦住不登的。” [14] 可见他们选择“非同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反对任何一种声音独大，抵抗政治与艺术的一元化统治，特别是针对国民党方面的文艺。反对国民党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无产阶级左翼，只是在三十年代的场域中，无产阶级文艺正好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他们通过包括无产阶级文艺在内的先锋文艺形式去对抗国民政府钳制的一元化思想。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制的叛逆在此维度表现为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包容甚至着力传播，具有一种进步性。12
就像施蛰存所言“我一直深知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我也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是必须作家出诸自愿。事实上，文学时常不知不觉的在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作家是无法逃离政治氛围的。” [8] 以他为中心的《现代》编辑群并未逃离政治，志在营造一个多元价值自由的公共空间以抵抗一元文化的钳制——而“第三种人”论争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4. 结语
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的当代杂志，或对市场曲意逢迎，或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在商业运营目的的引领下，《现代》杂志以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批评空间的“灰色化”等文学实践尝试塑造中国式的“文学公共空间”，或者说，生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独立自由的文化品格。而总体来看，文艺、政治在《现代》中绞扭成一股无法解开的绳索，但发言者们真正关心的乃是两者同时作用着的中国的现实，在此过程中，《现代》终究无法成为真正“去政治化”的场域，事实上，文艺和政治究竟哪个才是编者、作者、译者们的真正驱动力，也是很难分辨的 [15] 。《现代》杂志所展现的向外的文学自由观与向内的政治倾向性，坚持着文学的自身价值，对于文学世界的探索既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积极意义，也恰恰构成了对于左翼文艺思潮中过分注重功利化趋向的反拨。在此意义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灰色”的批评空间中相互依存并又相互克服，与同时期报刊中的“文学”“政治”话语相比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较“公共空间”所定义的自由而言，又作为一种限度存在。
NOTES
1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回忆道：到了民国十九年以后，现代书局“总共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的冷门货，一次就查禁十七种，变成为好销的书没有了，剩下来的都是不能销出去的冷门货。”见鲁迅：《〈铁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99~600页。
2《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年1卷1期。
3《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年1卷4期。
4《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年1卷6期。
5施蛰存还有这样的回忆：“现代书局老板的想法要使《现代》杂志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及没有风险，我则主张不能成为政治党派的小集团式的同仁帮派杂志，我特别强调‘不是同人杂志’，《现代》是一本‘普通的文学杂志’。”参见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沈建中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6《编辑座谈》，《现代》1932年1卷1期。
7《社中谈座》，《现代》第3卷第1期。
8《社中日记》，《现代》第2卷第5期。
9《社中谈座》，《现代》第3卷第6期。
10“起初几期没有显著改变，因为我同杜衡有一个私下协定，坚持《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原则，但后来变化就越加明显，编至第五卷后面临各种困境，销路下降，于是我逐渐有所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编至第六卷。”参见施蛰存：《往事随想·施蛰存》，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11施蛰存：《我与文言文》，载《现代》1934年5卷5期。
12徐迟认为《现代》表面上只注重艺术性，骨子里却也有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