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白山黑水走出，在与恶劣生存环境艰难斗争而最终活下来的女真战士战斗力极强。在看到了明朝衰败的必然性、意识到女真部落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后，努尔哈赤选择将战刀对准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发布“七大恨 [1] ”后起兵反明。明军与后金军队的交战常以后者以少胜多收尾，特别是萨尔浒一战，该站直接奠定了二者命运走向，《清高宗实录》中这样记载道：“由是一战，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2] 。”“平时皆民，战时皆兵”的制度特点、血脉姻亲的人员构成、构架严密的军事组织等特点均保证了八旗军的顽强战斗力，所谓“满洲八旗”“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 [2] ”；在与明军的战斗中，纵然死伤惨重却依旧保持勇猛的战斗势头，直至大败敌军：萨尔浒一战，八旗军以少胜多大败明军十余万军队，又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 [3] ，后又联合吴三桂于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及其附属势力，奠定了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政治局面。
然而等到清军入关后，王公贵胄内部开始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风气，往日敦厚质朴、敢于拼杀的八旗子弟亦上行下效，逐渐对军备操练之事持懈怠态度，武备松散不复往日。早在康熙乃至顺治年间，八旗高层已然出现裹足不前、翘首观望的畏战心理，“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 [4] 。”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八旗军上至王爷、贝勒，下至佐领、普通兵丁，无不迅速堕落腐化，由勇猛无比的女真战士，朽化为提不动刀、拉不开弓、骑不得马的老爷兵，八旗军为何衰败、衰败表现如何、影响几何，值得穷波讨源，更值得后人以史为鉴，思考和平年代军队建设的重要议题。
2. 八旗军队由盛转衰的历史概况
早期的八旗军构成只包含满八旗的红、黄、白、蓝及对应的四色镶色旗。崇德七年，皇太极完成对汉八旗的编制，遂与满八旗、蒙八旗一道合称“八旗军”。在严密的军事组织、层层相扣的主官制度、等级森严的阶级划分下，加之以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中原花花世界的吸引，前期的八旗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但等到清军入关后，八旗子弟逐渐荒废武业，怠慢武事，武备松散。从设立之初的军事组织定位，发展到后来社会属性与功能完善化，八旗的行政职能日益凸显而军事承担能力逐渐衰退直至丧失 [5] ，具体体现在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军队管理几近荒废、军中多充斥着混日子和混旗饷的思想。
八旗军的战斗力变化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八旗成军至满人入关前，该阶段八旗子弟个个骁勇善战，敢为八旗入关流尽最后一滴血；第二个阶段为顺治至乾隆年间，满族贵胄出于自身民族保护的考量，每有战事必驱使由前明降卒及其他汉军编成的绿营兵而力求避免派遣八旗军参与作战。自平三藩之乱起，绿营兵便成为了战争洪流中的先锋，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故此少参战事，更不事生产。在和平的状态下保持部队原有强悍战斗力是所有军队指挥官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皇帝采取了保留八旗制度的做法，将八旗军供养起来，以期通过发放旗饷保障旗人物质生活条件，让旗人吃上“铁杆庄稼”进而保证部队战斗力。但随着持续承平岁月，且不说王公贵族早已贪图安逸，八旗官佐亦日益懈怠，训练遂流于形式，应付差事而已 [5] ；第三个阶段为嘉庆至清末，旗人贫富分化严重，而皇帝不肯对此进行改革，仍抱着祖宗家法不肯松口，不愿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嘉庆帝在听取某御史关于派京城中的八旗闲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带耕垦的建议时，曾大发雷霆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驻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 [3] [6] ”；直至清末，八旗子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染上大烟瘾的士兵成为了“左手烟枪，右手长枪”的双枪兵，再不复往日先祖血勇。
3. 八旗军队前期战斗力强悍分析
3.1. 关外苦寒，关内宜居
女真人生活在气候寒冷、猛兽频出的白山黑水间，关外生存条件较之关内更为恶劣，一边是冰天雪地、猛兽频出的塞外苦寒之地，而山海关那头则是物质相对丰富、土地肥沃的丰腴之所，两种生存环境可谓云泥之别。凌冽的寒风锻造出了性子无比坚韧的女真战士，凶猛的野兽更使他们练就了一身强悍的搏斗本领，加之对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渴望，使得他们在与明军的战斗中一往无前，战斗力极其强悍。纵观中国历史，往前追溯上至西周时期犬戎之祸，再到秦汉时期匈奴南侵、西晋“八王之乱”引来五胡乱华，以及金国(由完颜阿骨打建立)及辽国入侵宋朝、蒙元铁蹄践踏中原、满人入关，种种“异族”入侵中原的事件均能反应出共同特点，即自恶劣环境下得以生存的野蛮战士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在与中原地区相对优渥的生存环境比对之下，以及自身部族生产资料的匮乏的前提下，便会生出入侵中原的想法，期冀获取生活生存的必要资料以提高部族生活质量。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对比反差巨大的刺激下，异族战士往往能爆发出极为强大的战斗力。
3.2. 经济制度，逐渐完善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组织八旗兵丁在广宁进行粮食贸易，已初步表现出八旗组织运作商业的能力。至皇太极时期，后金(清)开始以八旗为主体，开展贸易活动 [7] 。后金通过构建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贸易网络，打破明朝对其进行的粮食、军事物资封锁，更吸纳如晋商范家一般的汉商加入八旗商队，扩大了商贸队伍进而获得更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生活物资。据乾隆《宣化府志》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本朝隆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迨定鼎燕京，曾蒙召入都，赐服馔，自是，籍隶内务府，每年交生息银百两，至今犹然 [8] 。”由此可见，以八大家为主构成的晋商团体在前期为后金服务从事贸易活动，后清军入关，顺治帝御皇极门，昭示天下，“定鼎燕京”，还将八大家召入京城予以赏赐，藉以对他们的功劳予以表彰。后金织构的贸易网络为其与明军长期对峙、扣关作战，以及笼络蒙古诸部源源不断输送经济血液，从经济层面保证了八旗劲旅强悍的战斗力。
3.3. 八旗制度本身优势
“平时皆民，战时皆兵”是八旗制度的特点。“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9] 。”八旗制度的特点在于，在满族人口体量远少于汉民的前提下，既能保证有足量的人口进行生产活动，搭建起生产、经济框架，又能保证数量相对充足且具备军事行为能力的人员以供四处征战。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前，女真部族民众组织松散，其军事组织结构松散、指挥系统粗糙，与职业化军队的建设要求相距甚远。女真部落统一后，努尔哈赤建立起八旗制度，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对各部族进行管理，建立起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过度的政治实体，一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女真部落的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不设立常备军”的八旗制度与后金的生产水平、生活资料产品丰富度以及整体经济水平相符合，切合时宜，能够在最大程度降低不必要的粮草损耗的基础上保持军队必需的旺盛战斗力，从而战胜明军。
3.4. 建军目的明确统一，军事法思想应用
自秦统一中国后，除少数朝代有过短时的对外征服外，多数朝代是坚持防卫自守战略，因此在军事体制和兵力构成方面，基本上没有形成对外扩张的攻击能力，即使在汉、唐、明等较为兴盛时期也是这样 [10] 。明朝设置九边军的目的在于防备游牧民族南下入侵而非扩张进攻；努尔哈赤编制、整合八旗军目的性极为明确，即入主中原，问鼎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设置目的便导致了双方战斗力的巨大差距：明军兵卒当兵只为混军饷，不明白“保家卫国”的核心思想，故而战斗时往往畏缩不前，求生欲望强烈；而八旗军是为自己以及后辈、族人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舍生忘死，勇往直前。
此外，努尔哈赤在八旗军内设置牛录额真、甲喇额真以及固山额真，极为有效地加强了各旗旗主对军队的战场管理，通过建立起自上而下、层层负责的军事主官管理制度，提高了作战指挥效率；而反观明军内部吃空饷的情况不在少数，朝廷赏罚失当、官佐克扣盘剥以致军纪涣散，常常未战先哗 [10] ，又有军事主官待兵卒如草芥，许多边方将官私役军卒，剥削士兵月饷，“大为奸利 [11] [12] ”，与纪律严明、军事管理制度完备、上下齐心且有着明确战斗目标的八旗军相比，可谓云飞泥沉。
4. 八旗军队衰落之表现
4.1. 骑射渐衰，大不如前
八旗军衰落之姿最早可追溯至顺治、康熙帝时期。康熙帝在位时对骑射之术强调尤甚，“骑射与文字、原宜并重、不可偏废 [4] 。”、“又谕曰、满洲以骑射为本。学习骑射、原不妨碍读书。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倘将不堪者取中。监箭官、及中式人、一并从重治罪 [4] ”，饶是皇帝这般强调八旗健儿应当修习骑射之术、不可因天下承平、四海归心而不修武备，为使其重拾弓马之技甚至不惜说出“从重治罪”的重话，兵丁偎慵堕懒已成常态，甚至连摊派差役都敢偷奸耍滑，地方武备官员亦是敷衍了事：“上谕之曰、盛京事务、废弛已极。公绰克托观射时、不辨士卒骑射优劣、惟务闲谈。尔至任、勿复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 [4] 。”等到雍正帝时事态愈发不容忽视，素来自诩以弓马骑射定天下的八旗健儿竟有人拉不开弓射不了箭，“又谕。向来八旗护军、皆系精兵。近日竟不有能射箭之人 [13] 。”雍正帝对此大怒，下令整训部队，言辞十分严厉：“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自十一月起、给限四月将前锋、护军等、操练教训。务令整齐明年二月。朕躬行阅试 [13] 。”康雍两朝乃清朝鼎盛时期，更有两位皇帝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尚有八旗子弟于弓马射箭之事生疏乃至荒废，等到嘉庆时期八旗子弟愈发不堪，嘉庆帝屡次提及八旗子弟习俗日下、记忆废驰，“竟有不能骑马者 [6] ”，更有上三旗子弟“不谙清语、骑射平常、屡加教训、毫无长进 [6] ”，“问以清语不能答对、步箭三枝俱未到靶、马箭甚属不堪 [6] ”，已然与刚入关时的八旗军作战勇猛的形象相去甚远，骑射技艺衰败至此，大不如前也。
4.2. 贪腐盛行，上行下效
大小官员贪腐之事非清朝独有、亦非八旗官兵特有之举，历朝历代皆有滥吏赃官互相勾结，以手中国家政府赋予之权力而行贪赃枉法、谋取私利之事。八旗军入关后随着与汉族生活上的融合，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地主武装腐化与瓦解，军官克扣兵丁军饷、视其为私人奴仆而呼来喝去常有，军队腐化现象严重，大大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雍正帝曾对八旗军中存在的贪腐问题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揭露：“乃有不肖将弁……究其弊、由于将并之贪利而废法。一在冒虚粮而兵无实数。一在克月粮而兵有怨心。上亏天家之粮饷。下腹穷卒之脂膏。身司戎务、而不能廉正以服众。虽日示训练之法。谁为之踊跃用命乎 [13]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优待武臣。……然使有冲锋破阵之才。而不能洁己爱人。抚绥士众。或至扣克。贪婪。人罹其害 [13] 。”比之清朝其他皇帝，雍正帝对于官员贪腐行径的容忍度算是最低的，更因为推行“一条鞭法”而饱受非议，饶是他这么一个对于贪腐现象近乎持零容忍态度的铁血君王，在反腐败时也不得不向盘根错节、内部关系复杂的庞大八旗团体让步，即便他再怎么高喊满汉平等、一视同仁的口号，只因八旗乃是满人统治的政治基石，他给予八旗官民的宽容近乎等同于放纵。满人高官隆科多世受国恩却贪婪犯法、挟势婪赃，收取多人贿银、珍宝古玩不计其数，“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索取揆叙家人安图名下、骡马缎疋古玩等物。并银十四万两。此外复收取赵世显、满保……年羹尧等、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 [13] 。”依照雍正帝整治吏治的一贯作风，隆科多这般无法无天之举理应按律治罪，但雍正帝认为“其才尚有可用。朕心悯惜。著革退吏部尚书 [13] 。”铁血君王尚且压制不住、消灭不尽八旗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更遑论后来君主对此做出行之有效的处理了。
4.3. 玩忽职守，无视条例
待到正式定都北京后，清廷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各朝皇帝无不强调弓马骑射的重要性，“满洲兵丁以马上娴熟为要”，但因天下承平日久，以及朝廷向来倚重八旗子弟，纵有过错亦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八旗军官便视条例规章为无物，骑射步射考核大都草草了事。此外，清朝时期已然成建制地为军队装备了火枪与火炮，但部分军官不仅不按时按量进行火炮试射、火枪射击训练，反而玩忽职守、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已成家常便饭。八旗军官对军事训练不予重视、兵丁一贯抱有“当兵吃饷，混世度日”的消极态度，且八旗军奉行的是终身制与世袭制，八旗子弟自七岁始便可领取粮饷，士兵难以建立起从军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无非混生活而已，八旗军对军事条例的执行度便大大降低，军官玩忽职守，“居家弹筝击筑，衣绣策肥，日从宾客子弟饮 [14] ”；上行下效，兵丁亦有样学样，“肆无顾忌窝窃、窝娼、窝赌 [14] 。”
4.4. 奢靡盛行，上行下效
从康熙执政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休养生息，境内基本再无大规模战事，而八旗子弟仰仗父辈于大小战役中获得的战争红利，生活较之入关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劫掠所得与皇帝赏赐之物不计其数，构成了八旗官兵穷奢极欲的物质基础。八旗官兵视父辈往日战场拼杀之艰苦于不顾，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追求玉食锦衣、骄奢淫逸的生活，个个飞鹰走犬、架鸟提笼，终日四处游荡将各种坏习惯学了个遍。老舍在《茶馆里》对旗人松二爷与常四爷出场做了这般描写：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 [15] 。又有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在《综核名实疏》中对京城八旗有过这般描述：“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 [16] 。”加之清制规定旗兵不得私置不动产及经营农工商业 [17] ，使得文不成武不就的八旗子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享受奢侈生活上，甚至彼此之间必有攀比之举。早在顺治年间皇帝便公开指出八旗子弟存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今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 [18] 。”乾隆亦在一道上谕中这般说道：“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唯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既不会骑马射箭，也不能行耕种经商之事，被“养废”了的八旗子弟只得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攀比，奢靡之风遂开始于各层级八旗官兵中盛行，上行下效，争相模仿。
5. 八旗军队战斗力骤降原因探析
5.1. 制度缺陷，避无可避
就八旗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其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人员安排与流动的确可节省设置常备军所必需的军饷器械、粮草衣装，入关前的八旗军亦兵亦农，平时保持耕作，从该制度中受益良多；入关后，农奴制延续于旗地，除东三省等边疆地区外，旗人脱离农业生产基本成为常态 [5] ，不事农耕的八旗子弟对待辛苦程度更甚的军事训练亦是偷奸耍滑。清朝前期，从康熙帝到嘉庆帝，均认为“满洲以骑射定天下”，“国语勤习，骑射必强”当为旗人首要之务 [19] 。但八旗入关后土著化进程迅速，从各地八旗驻防官兵的入葬地由必须归京，改为就地安葬便可看出 [20] ，清朝高层因各种实际原因对驻防官兵土著化现象态度逐渐宽和。然入关后的八旗军汉化现象严重，且骑射在进入中原以后已与现实生活逐渐脱节，不再是生存的本能或必需，只是彰显满族身份的元素而已，骑射式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 [19] 。因需对人口体量远大于本族人口的汉族及同为草原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保持戒备、构成威慑态势，满洲贵族便只能以八旗子弟为维系稳固全国统治之基础，“先养后教”的国策使得八旗子弟愈发骄横，逐渐沦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遛狗斗鸡、走马飞鹰的纨绔子弟，更遑论军队战斗力。
5.2. “以汉制汉”，危机潜伏
在部队体量上来说，纵使八旗军勇武而明军怯懦，前者无惧生死而后者贪生怕死，但八旗军本族可战之兵远少于明军，满人以百万余人口，裹挟蒙古部落以及降金的汉军，每有攻城之战事往往先驱使汉八旗以达到攻陷城池的军事目的、消耗汉人实力来消除对本族威胁的政治目的。自顺治初年多铎取江南、豪格夺四川之后，八旗军队直接参加的战役越来越少 [5] 。从顺治末年南明永历帝被俘，至吴三桂祭旗叛清，十余年间竟鲜有八旗可介入之战事。平三藩之乱时，清军与吴三桂所率叛军两两对峙，汉军将领赵良栋欲向叛军发起攻击却遭到旗人将领彰泰的呵斥，认为不可驱使八旗子弟与叛军作战，在向呈递康熙的奏折中亦写道“皇上豢养之满洲、岂可轻进、委之于敌 [4] ”，乃至康熙自己亦觉得“尔兵远来、亦宜休养。何可令其伤损 [4] ”，不愿以数目远少于汉人的八旗军冲锋在前，这是由民族私性决定的。害怕八旗军兵员而多用汉人导致八旗军疏于弓马骑射之事，汉人军队参与战事频率颇高侧面亦促进其战斗力增长，此消彼长之下八旗军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最好的证明便是咸丰朝时满人军队已无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只能将“保境安民”的重任交给地方团练乡勇，“两广盗匪充斥。前有人奏、种种扰害情形。当经降旨、饬令认真查拏。并筹议团练壮勇 [21] 。”曾国藩在为同有担任团练大臣经历的毛鸿宾所著《谏垣疏稿》作序时这般写道：“咸丰三年，贼陷落金陵，皇上命各省臣工办理本籍团练。凡在内曾任尚、侍，在外曾任督、抚以至七八品官，素著乡望者，皆令襄治团练 [22] 。”曾国藩在太平军猛攻湖南省城长沙、各地秘密会党纷纷起义响应、全省动荡的情况下决定以在籍文官身份墨绖从戎、组建湘军。自此平衡被打破，汉军督抚以强劲的势头跻身原本满人占据绝对话语权的朝堂，进一步扩大汉人军队在地方上的自决权，清廷不得不愈发倚仗汉人军阀来维护统治。“自晚清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督抚的权力更重，地方主义兴起，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23] 。”从清军入关前直至晚清时期，清廷一直坚定地执行以汉制汉政策试图保存本族子弟血脉以巩固满人统治，但从“以汉制汉”政策实行——汉人军队参加战事颇多而战斗力增强——此消彼长满人军队逐渐懈怠、战斗力下降，到八旗军武力不足以镇压起义军、抵抗外侮再到清廷愈发倚靠汉人军队，有实无名的以汉制汉政策的推行不但未曾起到限制汉人军队做大的作用，反而使得本族子弟未能避开糖衣炮弹的侵蚀而导致战斗力几近荡然无存。清朝统治者最初定下“以汉制汉”政策，每遇战事先遣汉人军队而欲使八旗军不参战或尽可能少参战，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族子弟，却也使八旗军因免于战火洗礼而战力衰退。安乐有致死之道，忧患为养生之本。长时间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每有战事也轮不到自身跨马扬刀投身疆场，八旗军往日敢打敢冲的劲头已然消磨殆尽。
5.3. 军职世袭，内部腐化
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纯洁 [3] 。军职世袭便意味着无论品性、才能如何，只要符合继承条件，哪怕某项官职的继承者对军事武备一窍不通，哪怕是整日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都能顺利继承官职。“顺治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谕敕令吏部：我太祖皇帝创业定鼎时，与国有益之人，其子孙应当给官的，不应当给官的议奏钦此 [24] 。”清朝军队中采用的封闭的用人制度主要是指实行“满洲优待、汉人限制”的政策，即只有出身于满洲八旗的满族和蒙古族人才能进入军队并担任高级职务，而汉族人则被限制在低级职位上，很难得到晋升机会。军职世袭意味着无法从八旗之外的人群里吸纳优秀人才，从源头上断绝了提升军队兵员质量、各级指挥官水平的可能性；此外，从生活日渐奢靡、态度日渐骄横的八旗子弟里挑选继承者，又大大增加了拖垮军队战斗力的风险，军队到处充斥着庸懦无能却目中无人、只会夸夸其谈之徒。对外人才引进渠道的关闭加之内部军队官兵军事素质堪忧，八旗军陷入了内部腐坏加之拒绝外来人才加以整改的恶性循环中，最终的结果就是部队战斗力被严重拖垮。
5.4. 狂妄自大，军备落后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英国为中心，机器制造业和煤炭、铁路等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工业生产与社会制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开端。但当时的清朝政府并没有察觉其重要性，与欧洲发生了巨大的脱节。清朝皇帝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物产丰富、幅员辽阔是以不必与外界进行交流通商，之所以准许通商，是因为看在西方各国态度恭顺所以“加恩体恤”：“又敕谕曰、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2] ”嘉庆帝对英国使者访华给出的态度与其先祖保持高度一致，认为“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 [6] ”，对西方使者上呈的科技结晶之物持轻视、鄙夷态度，仍旧觉得自身乃天朝上国无需对外学习，实可谓太过自大。1792年，英国国王派遣近七百人的庞大使节团访问中国，并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业产品，其中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各式先进自动火器(包括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各式精密仪器如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等 [25] ，但乾隆帝始终将使节团视为来“朝贡”的西方藩国，“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咭唎国正使吗嘎尔呢、副使嘶当东等入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 [2] ”，戴着有色眼镜的清帝自然对“西夷国”“朝贡”的物品持鄙夷态度，未能握紧西方强国递过来的橄榄枝，遑论与时俱进开展工业革命以求进一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一直秉持着“天朝上国”的架子却不肯学习“西夷之技”，清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未能得到及时更新换代，即使是朝廷视为心尖子的八旗军，使用的仍是擡枪、鸟枪以及大刀长矛等武器，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又谕、胜保奏、练兵筹费、添置器械一摺。据称、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兵丁。……并添置擡枪、鸟枪、排枪、刀、矛、马枪、号衣等件 [21] 。”甚至到了晚清时期，欲以西方军事装备和先进科学技术来武装自身、维护清政府统治而发起的洋务运动，都遭到了八旗旗人中保守派与顽固派的反对，对其大加抵制。清朝统治者向来自诩天朝上国，对待外国使节持对外国技术亦持鄙夷态度，不以为然，不思进取，最终的结果就是别国一直在进步而清朝固步自封不肯原地踏步，此消彼长之下必然使得国家综合实力下降，在军队的体现就是八旗军队的武器装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换代，战斗力下降是避无可避之事。
5.5. 剥削实质，衰落必然
八旗制度诞生于后金政权时期，在此期间确实对于凝聚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八旗制度的命运也正式与这一封建王朝捆绑在了一起。就中国历史走向趋势来看，清王朝之封建性质具有落后性，它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上的，上至皇帝、王公贵胄、贝勒贝子，下到八旗大小官员，无不花销奢靡、挥金如土，而与群体数量巨大的人民群众相比，他们所能创造的财富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在入关后，作为统治阶级的八旗旗人很自然地将汉人平民所创造的财富都视作自己的战利品，这一点从清朝前期跑马圈地、八旗子弟超然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便可窥见一二。清军入关后，满族高层以皇帝谕旨的形式下发了圈地令，令户部将“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概行清查”，“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上谕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打着照顾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生活的旗号，残酷无情地剥夺了汉民世代居住的房屋及赖以为生的土地，使之流离失所 [4] [26] 。此外，在短暂的保持入关前的初心后，以皇帝为代表的八旗中人已然无法抵抗权力与超然社会地位带来的糖衣炮弹，从康熙帝修建圆明园、乾隆进一步扩大其建筑规模、六巡江南所耗费之银钱及带来相应的吏治败坏等问题均为八旗腐败、战斗力骤降埋下了祸根。乾隆帝六巡江南为平民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与无端无故的劳役，且地方官为讨好皇帝以换取日后官途步步高升，盘剥压榨当地百姓并强迫其服劳役，吏治进一步败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淮盐商就挪用应缴库银460余万两供“办贡及预备差务”之用 [2] [27] ，金额之巨大实在令人咂舌。此外，乾隆帝为满足自身私欲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扩大修建圆明园，朝鲜士人对此行径呈报给朝鲜王李昑的奏疏这般写道：“乾隆以来府库荡然，皇帝稍存节省，然台湾之征讨，人疲供亿，河津之疏筑，岁费钜万，又以五旬庆节，赏赐、宴游，殆无虚日，加之辇输木石，屡起土功，如此而四海民力安得不困乎 [28] 。”对于圆明园的规模宏大，在听完使臣的描述后李昑最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同样规模宏大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阿房宫，认为圆明园修建同样太过劳民伤财，皇帝此举有如秦始皇，乃亡国之先兆：“英祖讽刺道：“厥民指其宫曰‘阿房’，指其车曰‘鲍车’，大抵比之于秦始皇矣。”皇帝开了铺张浪费的先河，其余八旗官员自然争相效仿，且因满人为清朝统治的基石故而皇帝对他们多有纵容包庇，甚至为八旗功勋之臣的后代收拾烂摊子、打掩护，对八旗子弟的恩宠不可谓不重：“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阵亡尽节、及伟绩殊勋、载在国史。而子孙犯法问罪。及亏空拖欠者。无论已结未结。著该旗大臣等、秉公据实确查具奏 [13] 。”，查明其亏空及拖欠款项后又下令以内库银两来补贴其贪污款项“此各项钱粮。俱系国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将内库银两。照数拨补。代为伊等完项。其或拟以充发监候。及妻子家属入辛者库等罪者。概行宽释 [13] 。”正是因为八旗制度所依附的乃是封建社会，其核心便是剥削广大平民百姓。正是因为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国之本，故而清朝历代皇帝都不敢严抓八旗子弟贪污腐败之事，这便导致国家吏治愈发败坏、封建政治愈加腐败，反过来又会对八旗官兵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冲击，使其日夜所思之事无非如何攫取钱财、如何逃避军事训练、如何讨得皇帝欢心、如何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军队上下所想所思若都是这般，势必会影响到部队作战能力，故而八旗军战斗力骤降与其所依附之封建社会自身剥削实质是密切相关的。
6. 八旗军衰落的影响
6.1. 人怯马弱，难抵外侮；丧权辱国，民不聊生
八旗军战斗力衰落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其作为国家常备军的存在，在受到来自海上的外来势力入侵后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抵抗，致使西方各列强纷纷趁虚而入，以强大武力、威胁恫吓等多种手段从清朝身上分割血肉、攫取利益以供养自家国民，先后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约一千多条，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政治与军事力量均受帝国主义掌控操纵。尊严只存在于剑锋上，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八旗军衰弱与国家影响力、国际话语权形成了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导致清廷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永远无法挺直腰杆硬气说话，而只知道一味媾和求饶，更以广袤土地、巨额白银、司法主权等作为战败赔偿，最后这等失败苦果仍是由天下百姓替清廷品尝，衰落腐败至极的八旗军战败之果为广大民众种下了苦难之因。
自从咸丰朝时期发生的无数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及无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究其根本均落脚于清朝统治者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榨欺侮致使其无法存活，彼时八旗官兵对外与洋人作战软弱无能、未战先怯，然于普通百姓而言如狼似虎，民间常有“过兵如过匪”之俗语形容八旗军过境，本该保家卫国、护卫百姓平安的国家常备军，却因内部腐朽败坏、蛀虫频出而引发军队衰落、战斗力骤降等问题，不足抵抗外侮而最终导致国家领土与主权丧失、民不聊生。
6.2. 湘军刺马，东南自保；朝廷式微，割据成实
八旗军的衰落为清廷统治者带来的实际问题是，八旗、绿营式微已然无法作倚靠，但全国各处均有程度不同的匪患以及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农民军起义，维护统治已然成为统治阶级首要考虑之事，八旗军不可用故而必须以其他途径建立可供维护自身统治阶级利益的军队，是以清廷不得不借鉴前朝先例，令地方乡绅组织团练乡勇来镇压农民军起义，而从团练乡勇的前期筹备、正式创建，到成员训练、作战指挥，均是由地方乡绅、大地主阶级掌控的。中古军队的特点在于所谓“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在这般思想洗礼下的军队在更大程度上偏向效忠于为自身解决粮饷器械的直接军事主官，且随其职能逐渐多元化直至地位与绿营及八旗等同，团练乡勇逐渐演变成为以血亲及乡邻关系为联络纽带的地方军队，其军事主官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割据军阀，清廷政令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朝廷式微、以曾国藩为首的军阀代表割据一方已成事实，这一点从湘军刺马案与东南自保上便能得到实证。
7. 结语
从入关前的团结一心、战力勇猛，到入关后的意志逐渐消退、沉迷于奢靡享乐，八旗的衰退与腐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八旗制度本身而言，其依附于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生的封建王朝，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八旗衰败的必然性。用人制度的封闭性、对待新兴科技的消极态度，都一步步地将八旗军从往昔勇猛无敌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将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此外，八旗军的衰落发生在和平时期，应以史为鉴从中得出结论：任何朝代当权者都应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与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因坐稳了江山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应当时刻保持军队在思想进步、管理升级、装备更新上的与时俱进性，同时绝不能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军队中不能容许丝毫官僚主义作风存在，同时应当看到灵活用人政策对于为军队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性，做好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工作，答好历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