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越来越被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高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逐渐兴起。跨国公司普遍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是驱动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兴起的主要因素。而FDI是跨国公司组织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凭借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天然联系将中国经济嵌入世界经济。联合国贸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为1891.3亿美元，相比2021年的1810亿美元增加4.5%，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经济体。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显著的反弹势头，但目前的国际商业和跨境投资的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乌克兰战争、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及债务压力等，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全球FDI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的地点选择上开始着眼于产业链的整合，国际投资也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布。
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广的辐射范围、更深的影响程度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50.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超四成(41.5%)，这一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见数字经济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是目前的政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我国利用外资也从规模导向阶段和效率导向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国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种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为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有效途径。数字经济通过自主创新而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也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FDI不仅通过各种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为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有效途径。数字经济通过自主创新而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也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了新的机遇。为我国到2025年实现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提供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数字经济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指出，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明确了数据资源的价值，数据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和数字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这几个方面。
(一) 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数字经济作为经济模式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动力，依托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发展，实现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经济结构升级(裴长洪等，2018) [1] 。Tapscott (1996) [2] 最早提出“数字经济”，他认为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样态和知识经济的象征，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做出了界定。随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中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包括四个部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
(二) 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关于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建构与测度应当基于其内涵界定(王军，2021) [3] ，数字经济应该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压舱石”、以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为支撑、以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为重点，在数字经济环境即治理环境和创新环境的良好保障中，不断拓展数字经济的融合广度和深度。目前，大部分学者的测算是采用综合评价法，即根据数字经济的内涵、构成、发展特征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构建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赵涛等(2020) [4] 将互联网发展作为测度核心，并加入数字交易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考虑的5个指标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杨慧梅和江璐(2021) [5] 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典型特征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于2018年发布的《定义并测量数字经济》报告中，也对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做出了估算。
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直接测算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 [6] 构建了测算框架，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详细的测算研究，首先对数字经济的范围进行界定并确定数字经济产品，其次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确定生产这些产品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最后通过采用行业增加值结构系数和估计门类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的方法，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数据进行估算，进而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张艳萍等(2022) [7] 采用制造业数字化投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
(三) 数字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关于数字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方面，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驱动产业聚集等都有显著促进作用(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 [8] ；赵涛等，2020 [4] ；杨慧梅和江璐，2021 [5] ；沈运和红黄桁，2020 [9] ；刘军和石喜爱，2018 [10] )。
2.2. 关于FDI区位选择
FDI是一揽子特定资产的组合，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就业、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引进技术并发生技术外溢等途径优化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出口能力。Dunning (1981) [11] 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总结出决定国际企业行为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内部化优势，这就是所谓的OLI模式。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和投资政策等是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传统影响因素。
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高信息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低信息成本会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 [12] )。首先，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优化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较好的人力资本不仅能够吸引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FDI流入，还可以提高跨国公司的生产效率、提高FDI回报率(潘春阳和吴柏钧，2019 [13] ；何兴强等，2014 [14] )。但是，较好的人力资本也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这对劳动密集型FDI的流入会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基于最低工资视角，马双和赖漫桐(2020) [15]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显著抑制了FDI的进入，对出口导向型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负向影响较大。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地方金融发展等“软实力”建设因素也都对FDI的流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胡志强等，2018 [16] ；黄弢和陈薇，2021 [17] ；吕朝凤和黄梅波，2018 [18] )。
在外部政策与环境方面，环境成本的上升在短期内会导致外资撤离，长期内则有利于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而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出于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曹翔和王郁妍，2021 [19] ；王孝松等，2015 [20] )。刘春艳和赵军(2022) [21] 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研究了对FDI的影响，发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对FDI流入具有促进效应。Barrell和Pain (1999) [22] 以欧洲的FDI为例，从制度因素入手研究FDI与区位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制造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最多，很大程度是因为欧洲的商业制度和产业环境与美国最接近，美国制造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又主要集中于英国和德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此外，除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性外，跨国投资者反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等(王永钦等，2014 [23] )。
2.3. 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投资
首先，数字技术的潜在生产力推动传统行业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改造，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质量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竞争力，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更是促使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利用非股权投资模式参与到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易宪容等，2019) [24] 。聂飞(2019) [25] 在研究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时发现，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次，数字经济会影响向海外扩张的公司跨境投资流动的数量和方向、海外分支机构的运营模式和全球供应链的治理模式(田珍和葛顺奇，2017) [26] 。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全球价值链的环节实现数字化，跨国企业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削弱了时空距离与信息不对称对国际投资的束缚，缩短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节省了投资时间和成本，最终实现了国际投资效率地提升。
由上述文献可知，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对生产要素、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等均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为高质量外资进入中国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了新的机遇。
3.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FDI发展现状分析
3.1.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影响下，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开始进行深入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演进，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数字经济成为宏观经济的“加速器”和“稳定器”，有效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据2022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研究表明，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5%，数字经济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中美欧呈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2021年，美国、中国、德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分别位于世界第一、第二、第三。
新冠疫情的到来并未能严重阻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19~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降反增，从35.8万亿元增长到50.2万亿元，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如图1，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较“十三五”初期扩大了一倍多，占GDP比重达到41.5%，较“十三五”初期增加了10.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通信研究院。
Figure 1. Scal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 2016~2022 (trillion yuan)
图1. 2016~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万亿元)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于2017年正式的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自此数字经济地位不断凸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总体上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2022年，我国各省市共出台216个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由于各省市自身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差异和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的不同，各地的数字经济政策焦点和目标有所差异。
分地区分析，从数字经济的规模来看，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浙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数字经济规模也相对较高，且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一万亿元。主要以东部省市区为主，体现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数字经济的经济贡献来看，北京、上海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超过50%，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数字经济规模的增速来看，贵州、重庆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增速超过20%，青海、甘肃、陕西、湖北等省份的增速在8%以下。我国中西部、较为落后的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较快，有利于我国数字经济实现地域的均衡发展。通过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实现经济稳步增长、构建国内新发展格局的强大支撑。
3.2. FDI发展现状
3.2.1. 我国FDI流入总体情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待外资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开放共赢，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大力促进外资进入，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
1992年，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此后，党中央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充分吸收国外资本，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据商务部统计，1992~200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110.1亿美元增长至46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快速扩张。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又一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庞大的市场规模使中国的FDI吸引力大幅提高。2001~2022年，我国外资流入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增长，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1891.3亿美元，同比增长4.5%。而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招商引资政策的落地，在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并达到峰值，随后新增企业数呈现波动态势，2022年，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8,497家。
中国已成为全球引资大国，吸引FDI流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比趋于稳定，连续31年处于发展中国家首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2022年，全球跨国投资在2020年急剧下降和2021年强劲反弹后，下降12.4%。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战略部署，出台一系列稳外资新政策，全面落实外资进入奖励政策，降低多个行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同时，中国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消费、加大投资等举措提高跨国企业投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2022年，我国吸收外资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4.5%，规模居全球第2位，占全球FDI总量的14.6%。在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等方面均同比上升，展现出我国吸引FDI的突出韧性。这一增长不仅体现了国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吸引外资政策和举措的有效性，为跨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3.2.2. 我国FDI流入产业分布
FDI流入产业的选择能够代表FDI的寻求倾向，高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的特征，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十分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鼓励引导跨国企业进入高技术产业。随着创新驱动战略和制度型开放的深入实施，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呈现逐步优化的趋势，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逐步过渡到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的重要领域之一。
表1显示：202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885家，占新设企业数的2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3.5亿美元，占比更是高达36.1%。这份数据充分说明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多方向、多层面与多链条加速渗透的高技术产业是外资关注的重点。高技术产业是具有研发投入高、技术含量高、技术型人才需求量大等特征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经济范式。数字经济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数据资源的集聚，形成了一批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而提高地区FDI吸引力。
Table 1.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tech industries in 2022
表1. 2022年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3.2.3. 我国FDI流入区域分布
目前，我国的FDI流入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区域FDI吸引力存在非均衡性，如表2，东部地区省份吸收FDI规模占比较高，其中新设企业数占全国的比重为8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6.9%。而中西部地区合计占比13.1%，尚不足东部地区的五分之一，说明我国的地区外资引进的力度和策略可能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的营商环境更为开放并且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科技人才，中西部地区则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这导致了地区之间FDI引进水平差距较大。
Table 2.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2022
表2. 2022年东、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注：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4. 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
4.1. 规模效应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使人们把对FDI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产业聚集等新兴影响因素。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经济现象，因为同类产业或上下游关联产业在特定地点高度集中形成的产业聚集。新经济地理学认为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产业聚集特征。为追求关联企业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性，FDI定位偏好于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而新企业的进入又提高了当地的FDI聚集度，聚集效应也得以强化，从而产生循环的累积效应，该地区由此成为外资聚集的热点地区。FDI厂商集中生产能够通过整合产业上中下游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吸引未来FDI的进入。而数字经济的出现更加减低了企业主体信息搜集、传播、协作等方面的成本，在固定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其可变成本。王剑和徐康宁(2005) [27] 以江苏为例，发现FDI在江苏的聚集过程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外围模式，这个模式也是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核心。即以上海作为外资聚集的核心地区，江苏省内各城市作为外围地区，FDI的聚集程度由核心地区向外围逐级递减。目前，上海定位建设成国际数字之都，是国内数字人才流动的枢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领先，其在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牵引带动周边省市的数字化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即数字经济在企业中的应用有助于实现内部规模经济，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聚集经济引发的信息优势有助于优化FDI的区位选择。
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学说认为，只有技术的发展才能带来经济持续增长。与此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看作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内生影响因素，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应该把科技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在加入这些要素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边际产出可能不再是递减的，规模报酬也可能会出现递增。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核心生产要素，与传统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有着“易储存、易传播、可循环”等特点，并可以通过与传统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参与生产。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数据的传播速度也会与日俱增，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数据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数字经济作为新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当作一种新的要素。当我们将其作为一种内生性要素后，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要素的进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可以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4.3. 交易成本效应
Coase [28] 于1937年最先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交易主体利用价格机制导致的成本。他指出交易成本既涵盖识别相对价格、商务谈判和签约过程带来的成本，还包括因为一些不利因素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的成本。当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外部交易成本时，交易主体便会选择利用组织架构完成交易。资产的专用性也是交易主体选择市场外部交易还是组织内部交易的重要因素，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组织越偏向选择内部资源垂直整合完成交易。有学者指出，企业会采用垂直整合战略，即组织会通过兼并上下游的方式来规避中间商给交易带来不稳定性问题，由此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沉没成本。Williamson (1985) [29] 指出当组织内部交易所引起的治理成本较高时，交易双方会选择外部交易，当交易双方的交易频率提高时，交易的不确定性便会下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数据为核心的现代网络建设和发展使得交易主体连接性不断增强，打破了时空距离对信息交流和传递的限制，降低交易主体获取信息的成本。
与当地投资者相比，跨国投资者往往对东道国市场缺乏了解，从而涉及较高的投资成本。因此，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首先会系统评估资金流入的收益和成本，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是综合考量投资成本后的理性反映。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信息成本、通信成本、管理成本等。首先，信息成本方面，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时需要克服语言、文化等障碍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调研，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跨国企业的信息获取渠道，降低跨国企业出于投资目的所需要的市场调研成本，并且能够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搜集的相关市场信息质量，便于企业对各类信息制定相关的投资计划，提高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和资本回报。其次，通信成本方面，跨国企业为防止技术外泄或商业信息的提前披露，倾向于建立企业内部使用的通信系统。通信系统的建立需要基于通信基础设施并会增加建设跨国企业的建设成本，地区数字经济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地通信网络设施的完备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提高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好地建立沟通渠道。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平台能为跨国企业提供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减少企业内部的通信联络成本。而在管理成本方面，跨国企业母公司为了解子公司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有必要对遍布全球的子公司进行监督管理，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会影响跨国企业对开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监督管理成本。数字经济依托现代信息网络，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在企业内部的综合运用降低母公司所需的管理成本。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减少了跨国公司的信息成本、通信成本和管理成本，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我国外资流入。
4.4. 创新能力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要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数字经济对创新的影响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与产业创新，提高城市整体的创新水平。在数字化的浪潮下，数字经济向各个层面的经济社会渗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数字经济的一个核心元素是不断创新的数字技术。一个拥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东道国，往往能够为母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技术水平创造更多的空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国的综合竞争力与其科技创新能力息息相关，技术创新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持，创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其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逐步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数字技术为企业的创新带来了全新的手段和方式，加速企业的自主创新。数字经济不仅为企业开辟了产品创新的新路径，也为其增加了竞争优势。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投入的大数据资源使其生产效率也得到显著提升。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技术升级压力，迫使企业更加关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主动创新变革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这种创新又进一步倒逼企业主动应用和发展数字技术。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融合，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互联网可以为创新提供动能，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各项设施的广泛使用，一整个产业与国家的创新效率也会随之得到提高。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才、科技等要素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数字技术便在整个经济社会不断扩散和溢出。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间不断合作发展使得产业边界感逐渐下降，由此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提高了行业的创新效率，优化了整个经济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进而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因此，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对于知识和创新的需求愈发增大，我国企业也不断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和行业层面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为跨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创新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因此，要加快发展数字济，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的大力发展，引导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数字化改造。其次，要加快突破数字经济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与顶层设计。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创造良好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政策环境，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由于各个省市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等存在差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的特征，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应该严格把控引进外商投资的质量，要以数字经济为着力点加快FDI在产业升级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外商投资转向高技术领域，增强与世界各国间的联系，以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引导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中西部地区应该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构建当地产业支撑体系，抓住数字技术发展机遇，拓宽引进外资的渠道，缩小和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上的差距。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聚集、减小交易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途径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为提高数字经济的引资效应，首先要加快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产业融合人体系，使跨国厂商能够集中生产，并通过整合产业上中下游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吸引未来更多FDI的进入。其次，要加强人才建设，构建素质高、结构优的人才队伍，以科技人才培养提高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和区域创新，提高城市整体的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数字经济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YB202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