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分离”的文学渊源
小说在唐代以前处于孕育期的阶段，不能称作成熟的小说。但是唐之前的小说已经具有情节和一定的趣味性，大致可以分为志怪和轶事两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提到唐传奇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的论断，为了更详细切实地了解“分离”，所以笔者在此只讨论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唐传奇的影响。
“分离”是自古就有的。早在汉代刘向编纂的《列仙传》中《江妃二女传》一篇中就写到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的爱情悲剧，以江妃二女的仙去为故事结尾，二人分别未曾再见 [1] 。魏晋南北朝的《列异传》中《谈生》一篇叙述了谈生与鬼女的爱情故事，最后鬼女因身份被发现，离谈生而去，酿成爱情悲剧 [1] 。分离情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已出现，一直到唐传奇仍存在，可见分离情节是具有传承性的，笔者会从人物形象、小说母题、小说功能与艺术手法四个方面说明唐传奇中的分离情节对于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分离情节的发展与继承。
1.1. 人物形象
两个时期的分离情节中人物形象大致相同：男主人公均为普通人，女主人公为人鬼神妖各种形象。如魏晋南北朝小说《庞阿》，其中的石氏女对庞阿一见钟情，但庞阿已经有了妻子，二人被迫分离，石氏女思念不已，只得化为魂魄与庞阿相见。这段情节中石氏女虽为普通人类，但因情感深切，灵魂出窍去寻找真爱。这段故事与唐传奇《离魂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倩娘与石氏女一样为普通人类，为了追求爱情，情愿魂魄脱离身躯，远离家乡与王宙结合。庞阿与王宙一样，同为普通人类，同对女主角心有爱慕，同样不敢直面自己那不合时宜的爱情。为何男女主角的形象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贯穿了两个时期的分离模式，这其实是男性主权的一种体现，希望女性外表美丽大方，内心坚强忠贞，加之神异色彩，便出现了人鬼神妖各种形象，而男性均为人，甚至是普通人。男人可以俘获人鬼神妖的心，便是男人立于最高点的表现。
相对于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的分离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男性性格的变化。仍以《庞阿》与《离魂记》为例，庞阿有一位悍妻，因胆小而不敢与石氏女结合，即便石氏女主动来寻找庞阿，被悍妻抓住，庞阿也没有表态。反观王宙，已经有了爱情自主权的观念，当倩娘的魂魄来到自己身边时毅然将其带走，与其幸福生活并生儿育女。男性敢于同强大势力与世俗观念作斗争，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这就是分离模式的进步之处。
1.2. 小说母题
“传奇源于志怪”直接说明了唐传奇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其中母题相同的不在少数。从爱情主题的小说来看，离魂与死而复生都是分离情节下出现次数较多的母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人民生活困苦，统治者利用宗教安抚人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从这以后，佛教经过中国本土化，形成了更为贴近生活的民间信仰。佛教介绍了轮回的观念，更为具体的说在中原是“六道轮回”，在入轮回之前，每个人都要先去地狱接受审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传奇中死去的男女主角复活通常要受到地狱鬼神的帮助。道教利用幻境满足人们的愿望，梦境与离魂都是幻境的分支，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恋小说对于梦境的描写几乎没有，反而是梦境中关于人生的讨论比较多，如《搜神记》中的《杨林》，可以说是唐代沈既济《枕中记》的先声，两部作品都是文人荣华富贵思想在梦境中的破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两种思想，人们即使生活不易，也会努力追求自由幸福，期许来世更好的生活。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严格，两家联姻也多是看重政治地位，相比之下，爱情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对自由的爱情更加向往。唐代思想开放，社会开明，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对自由爱情的大幅渲染与夸赞，作者将自己所见所闻写到小说中，对于不如人意的结局注入自己的想法，这一点也是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
离魂这种具有灵异现象的事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影响下出现，并且在唐传奇中愈来愈盛。《庞阿》与《离魂记》比较相似。二者的女主角都是爱而不得，只能采用离魂的方式私自与男方结合，虽然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但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死而复生是离魂母题的更进一步，是对男女结合的更进一步的期待。《搜神记》中《河间郡男女》讲述了女方死后，男方哀痛至极，精诚所至感动上苍，女方死而复活，二人再次结合。唐传奇《齐推女》中李某为救枉死的妻子，委下身段求助田先生，最后在神灵的帮助下，妻子还阳，二人终团聚。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的分离模式对这两个母题的描写更具有神异色彩，描写也更加大胆。《庞阿》中的石氏女虽对庞阿一见钟情，魂魄去见庞阿，这是不符合世俗观念的，但二人也是在庞阿的妻子故去之后才正当结合。《离魂记》中的倩娘罔顾世俗伦理道德，私自与王宙结合并生儿育女，最后使其父母不得不同意这门婚事，这其实是有逼迫之嫌。《河间郡男女》中，男方在女方死后，悲痛之余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神仙生了怜悯之心帮助夫妻团聚。而《齐推女》是女方死后，男方千辛万苦找到神仙指引，复活妻子二人才得以团聚。唐传奇在分离情节的表述上更加详细，对于男女分离后的心情及再结合的方式叙写的更加生动具体。对神异现象的描写中，对神仙鬼神的行为、动作、语言都有所描写。《齐推女》中男方进入地宫提出复活妻子的要求后，鬼神的无奈、纠结、挣扎和最后下定决心惩治恶人复活冤魂的描写淋漓尽致，为后世的志怪小说奠定了基础。
1.3. 小说功能
1.3.1. 娱人
分离情节客观上就会使小说情节曲折，吸引读者兴趣，所以无论何时的读者，都会更喜欢带有分离情节的爱情故事。
娱人是两个时期的小说中的分离情节都存在的功能。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多为文人和方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因巫风、方术盛行，鬼神迷信等因素被加入现实故事中，这些文人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虽然初心是“叙述实事”，但在搜奇猎异的过程中，已经有娱人色彩参杂其中。关于唐传奇，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传奇者流……而大归则究在文采和意想，与昔日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2] 。尤其是在爱情传奇中，描写传神，施以藻绘，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既是娱己，也是娱人。
在分离情节的叙写上，两个时期娱人成分的比重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离情节更多注重的是叙述，不加任何修饰甚至是一笔带过。唐传奇中的分离情节更注重人物的语言与行为的描写，突出主角在分离时的不舍，篇幅更长，描写得更加具体，这可以使读者更加沉浸在角色中，感受到主角分离时的悲伤，再结合时的欣喜，从而达到娱人的效果。
1.3.2. 记实
两个时期的小说都有记实的功能，无论怎样修饰描写，都是描写男女主角分离的事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是记史的工具，如《搜神记》中《紫玉》、《搜神后记》中《李仲文女》等，指出男女主角的家世背景，紫玉是吴王夫差小女，李仲文是武都太守。唐传奇中也会介绍男女主角的家庭背景，如《莺莺传》等。并且两个时期的小说最后有提到此事件是何时何地听说并记录下来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与白行简的《李娃传》等，这一点是延续前代的写作方式。上文都说明两个时期的小说都是有意识的记载真人真事，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记实的作用，记载现实的事情使读者意识到现实的问题所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小说对于分离情节的叙写不会运用太多的艺术手法，只是单纯的叙述记录事件。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自己的文章中，不加修饰成分，所以在描写分离情节时十分简单，没有环境渲染与情感烘托。相较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简单描写，唐传奇的作者对于分离情节会描写大量细节，对男女主角的分离大多会进行加工再创造。如《长恨歌传》，对于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分离进行记叙的同时，也增加了作者的个人想象，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思念成疾病逝，二人早已定了下辈子仍在一起的约，这就是作者抛去历史观念，对故事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是作者对二人爱情美好的幻想。
1.3.3. 憧憬
除了娱人和记事的功能，小说还表现了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对自由的美好憧憬，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两个时期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现实主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由恋爱是不被支持的，大部分都以悲剧结尾，如《韩凭妻》、《紫玉》、《王道平》，或是阴阳两隔或是双双赴死，作者为了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期待，让他们在阴间相遇，这也是道家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到了唐代，作者更加急切憧憬自由和美好，也更加贴近生活，不再用佛道观念安抚内心，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结合，如《李娃传》。对于男女主角分离的情况，大都有再结合的情节，完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1.4. 艺术手法
从继承上来看，两个时期的小说在爱情故事的叙写中，出现了韵散结合的写作格式，这可能受到当时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与讲唱文学不同的是，它仍是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小说文体。在《紫玉》中，紫玉魂魄见到韩重时吟咏的四言二十句韵文歌词抒发感情深刻令人感动，“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将二人比作不可分离的动物，表达了对韩重的不舍及对爱情的忠贞。在《柳氏传》中韩翃与柳氏互作的赠诗流传甚广，“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宜应攀折他人手”，“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3] 。两首诗歌充分表现二人分别的伤感、分离的无奈及对未来期望的破碎，在小说中既增加了文章的韵律性，也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唐传奇对于分离情节的描写更加具体详细。分离时的对话都可以让读者更加感同身受，因为男女主角的爱情感动，因为他们的分别悲伤，而不是仅仅作为旁观者了解这样一段故事。描写分离时的环境可以烘托气氛，无论是春景反衬还是秋景正衬，男女主角的情绪与环境是紧密相连的，让离别场景更添悲凉之气。无论是环境还是对话，其实都是作者的想象虚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的虚构不占主流，更多是纪实，到了唐代，小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就是一大进步。
2. “分离”模式的类型
2.1. 永久分离
在统计的唐传奇中，永久分离的占小部分，包括《任氏传》《长恨歌传》《莺莺传》《杨娼传》《步飞烟》《崔书生》《孙恪》七篇，可以把他们分为以下三类进行论述：
第一类是女性角色为非人类造成永久分离的。《任氏传》中任氏是狐狸幻化成人，与郑六相爱，在与郑六一起赶路时被猎犬所追，命丧途中。《孙恪》中猿猴所化袁氏与孙恪结合，二人在寺庙上香时，袁氏看到其他猿猴在树间快乐的玩耍，触景生情，变出原型与其他猿猴逃走了。两篇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形象都是非人类，非人类与人类的结合本就是不符合世俗观念的。作者写这种题材的出发点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娱乐，或者是将自己所听到的传奇故事记录下来。但两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性格值得深思：自由追求自己的爱情且不畏强暴，这是唐代社会普通女性很难达到的思想高度，意味着在唐代对女性思想的管控有所放松，也是唐代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第二类是死亡造成的永久分离。《长恨歌传》中安史之乱发生后，众位大臣认为杨贵妃是霍乱朝政之人，导致杨贵妃被赐死。之后不久，唐玄宗也大病一场离世，二人此生不复相见。《杨娼传》中杨娼本是妓女，节度使与其相爱，但节度使妻子发现这件事后，节度使保护杨娼离开后病逝，杨娼不忍节度使孤身在黄泉之下，随之而去。《步飞烟》中飞烟是一位将军的宠妾，与一位文人一见钟情并结合，但被将军发现并杀死，那位文人也连夜逃走，二人不再相见。上述三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死亡是有共性的，即不正当的身份：安史之乱后，因种种政治原因，将罪名推到杨贵妃身上，使她成为历史的罪人；杨娼作为一个妓女，无名无分插足他人婚姻；步飞烟在婚姻内与第三人相恋并结合。这三人的行为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要求，虽然小说中对三人的行为并无指责意味，但是她们的结局也是作者迎合大众心理而写。在这里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在《长恨歌传》和《杨娼传》中有殉情的情节，作者还是在希望符合社会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再见，也是佛道思想的影响。
第三类是女方被抛弃造成永久分离。《崔书生》中崔书生与女子私自结合，将其带回家后，崔书生的母亲认为女子妖气太重，要求崔书生将其赶走。崔书生虽不舍，但也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二人不再相见。《莺莺传》中崔莺莺与张生一见钟情并结合，当张生去赶考时，二人不舍分开并继续互通书信。张生落第后，写信给莺莺表示诀别。回到家时，母亲已经为其安排好婚事，张生也无法拒绝，另一边崔莺莺听说这件事也嫁为他人妇。当张生与其朋友谈到这段风流韵事时，说“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崔莺莺听说张生这样的话，便决定再也不见张生。在所选唐传奇中，可以看出男性在爱情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男方主动抛弃女方，二人大概是永不相见。在《李章武传》中也写到女方等待男方再次出现，直至死后，女方魂魄还是不离不弃，在原地等到了男方出现并互诉衷肠。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不平等，这是唐传奇体现的时代印记。
上述三点类型看似都是由于女性的某些原因导致双方的永久分离。这是男性主权意识的体现，认为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在唐传奇中，也很少会出现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的情节，虽然唐传奇中支持女性追求自由的爱情，但只限于与男性自由恋爱之后的不离不弃，与自由爱情相对的是父母包办婚姻。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永久分离的悲剧结局。
2.2. 离后再合
统计的唐传奇中，有再次结合的占大部分，包括《离魂记》《柳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李娃传》《齐推女》《定婚店》《裴航》《无双传》十篇，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进行叙述：
第一类是具有神异性质的魂魄出现与人见面或是阴间相见。这一类也是篇数最多的一类。《离魂记》中王宙与倩娘分开后，倩娘思念成疾，魂魄化成人身跟随王宙而去，期间生儿育女，五年后回家才与本身合为一体。《李章武传》中李章武与妇人分开后，妇人患病而死，之后李章武故地重游得知噩耗，邻家告知妇人魂魄一直在等自己，李章武不顾鬼神可怖，与之相见，共度良宵。《齐推女》中齐推女的突然死亡让李生悲痛欲绝，对妻子的死悔恨的同时也怀疑死因。有一天李生突然在野外看到齐推女，与其交流才得知是齐推女的魂魄，她告诉李生死而复生的方法，李生前往神所将齐推女救回，一生幸福美满。
第二类是偶然性的再次相见。《定婚店》讲述了韦固与一女子的故事。韦固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级，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偶遇一老人，老人说妻子才三岁。韦固将信将疑跟随老人去看“妻子”，见到后，觉得“妻子”家贫，生得又丑，便起了杀心。韦固让手下去杀掉“妻子”，没有成功，只刺到了她的眉心。十四年后，韦固终于娶妻，仔细辨认后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是自己之前刺杀的女子，二人化解误会冰释前嫌，相敬如宾，幸福地生活。
《李娃传》中李娃为妓女，与荥阳公在街市偶遇，荥阳公花大价钱与李娃在一起，二人虽情投意合，但李娃毕竟是妓女，荥阳公钱财耗尽之时，李娃伙同母亲设计将荥阳公赶走。荥阳公回到家中，遭遇父亲训斥并被逐出家门。将死之时再次遇到李娃，这次李娃选择离开母亲，耗尽钱财鼓励荥阳公考取功名，后遇见荥阳公父亲，父子和好如初，李娃与荥阳公喜结连理，后被封为汧国夫人。
在上文提及《柳氏传》有三次分离，在第三次分离之前，二人是在龙首岗偶然相遇，约于道正里门相会柳氏赠与韩翃一个玉盒，二人再次分别。
第三类是传奇中主角促成再次相见。《柳毅》中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虐待，偶遇柳毅，便请求柳毅送家书到洞庭湖。龙女家人得知此事大怒并为龙女报仇。龙女的叔叔钱塘君因敬佩柳毅的为人，要求他娶龙女。柳毅本无私心，加之钱塘君的态度恶劣，便大声斥责钱塘君，钱塘君道歉后二人成为朋友。柳毅离开后，婚姻并不顺利，妻子相继死亡。后来娶到妻子卢氏，发现卢氏便是当年的龙女。龙女听说柳毅来此地居住，怕柳毅对自己心存芥蒂，才化身卢氏与之成亲。二人互诉衷肠，终成眷属。
第四类是传奇中的第三方促成再次相见。《霍小玉传》中李益与霍小玉两情相悦，李益登科，不得已与霍小玉分别。到家中，与母亲安排的卢氏成亲。霍小玉没有了李益的音信，忧虑成疾，李益听说了霍小玉的情况也避而不见。一位侠士设计将李益带到霍小玉的住所，霍小玉悲愤而死，死前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3] 李益的后半生也应了霍小玉的诅咒。
《柳氏传》中柳氏被沙咤利抢去做妾之后，韩翃忧伤不已，告诉其好友许俊。许俊勇闯沙咤利的府邸抢出柳氏，后来许俊与韩翃惧怕沙咤利的势力，便告诉希逸，希逸上书皇上，皇上下诏平息此事，韩翃和柳氏终于在一起。《裴航》中裴航为了娶回云英，答应了云英母亲的要求，用玉杵捣药一百天，时间到后带着玉杵去迎娶云英，老妪也欣然同意。《无双传》中，古生为了救无双出宫，从茅山道士那里寻来一粒丹药，这丹药吃下去人会立即死亡，三日后苏醒。让无双服下丹药并贿赂沿途运送无双尸体的人。古生防止秘密泄露，杀了运送尸体的人，又怕事情败露后王仙客与无双有危险，自己承担起罪过自杀了。
离后再合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一点是相约下世，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恋人双双殒命的情况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殉情的行为，唐代也不例外，因此作者对殉情的恋人往往抱有更加同情的态度，而且这些恋人都是冲破世俗束缚相爱的，也是在追求自由的爱情。作者希望男女主角在轮回之后就可以合理地正当地幸福地结合。
前文指出唐传奇将“六道轮回”信仰融入小说中，《长恨歌传》与《杨娼传》都表现出这一点。《长恨歌传》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平息安史之乱后，杨玉环被赐三尺白绫。唐玄宗整日闷闷不乐，想要在梦中见到她。一个蜀地道士听说这件事，施法见到了杨玉环，她请道士传话说：“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 [4] 同年四月，唐玄宗驾崩，看似悲剧，但经过前文的起誓，二人可能已经在下世相聚。《杨娼传》中男子对杨娼一见钟情，但因惧怕妻子，便偷偷与杨娼生活在一起。后来被妻子发现，妻子要杀掉杨娼，男子便让杨娼带着自己的钱财逃生。男子患病而死，杨娼听说之后便追随男子而去，希望在下世相遇，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忍男人孤独，愿舍身追随，只为与男子再见一面，也是另一种圆满的结局。
“六道轮回”与地狱审判已经根植于人们心中，对于这种民间信仰，唐代文人将其运用到制造故事美满结局中，此时轮回与审判不再是令人恐惧的事情，而是转变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现世未实现的愿望，寄托到下世，恐怕也是唐朝人民所期许的。
由此可见，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众望所归，文人迎合读者需要进行文学创作，再次体现出娱人的功能。其次是太平盛世与个人的美满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作者对再次结合进行描写时，不仅仅产生娱人的效果，而是对国家更加稳定富强抱有期待，“人民兴则国兴”。唐代的文人对国计民生十分关注，即便潇洒如李白，也会吟咏出“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的同情之声。文人在现实中见到太多不如意的爱情故事，不忍在作品中仅描写双方的眼泪，也是作者对人民的一种同情与怜悯。
3. “分离”中的寄托——信物
在统计的十六篇唐传奇中，男女方分离存留有信物的共六篇，分别是《柳氏传》、《李章武传》、《莺莺传》、《崔书生》、《裴航》、《无双传》，信物主要有诗歌与玉器，其中寄托了恋人的不舍与想念。
在《柳氏传》中，韩翃与柳氏经历了三次分离。韩翃上任不得已与柳氏分开，这是第一次分离。分开后，盗贼横行，柳氏剪发毁形隐迹，韩翃上任途中探望柳氏，二人互赠诗歌，这是第二次分离。之后柳氏被蕃将所劫，在龙首冈与韩翃偶遇，两人相约于道正里门，见面时柳氏赠盛有香膏的玉盒于韩翃，二人第三次分离。
《李章武传》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共有两次分离。李章武于街上见一美妇人，遂赁住其家，知女子为王家子妇，居数月，两情相悦。李章武无奈分别，赠交颈鸳鸯一端并诗一首，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赠一白玉指环，有赠诗“念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 [5] ，这是第一次分离。李章武与妇人第二次相见已是阴阳两隔，妇人魂魄赠与李章武“靺鞨宝” [5] ，及诗一首“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报，终天从此绝”。李章武又赠一白玉宝簪并答诗“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子妇又赠诗“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答诗曰：“后期杳无约，前恨以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这是第二次分离。
《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分别时并无信物，在后来信件交往中莺莺赠与张生玉环一枚，乱丝一绚及文竹茶碾子一枚，信中内容也真切动人，尤其是对自己所赠之物的意义解释：“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 [5] 。对于张生，莺莺希望他的情义长存，愿他知道自己的心意，能够回到自己身边一起生活，但张生还是辜负了莺莺的一片真心，二人再没有见面。
《崔书生》中，崔书生与女子两情相悦，但因崔书生母亲认为女子为“狐媚之辈” [5] ，将女子赶走，两人分别时，女子赠送白玉盒子给崔书生。《裴航》中，裴航在襄汉与女子相遇，一见倾心。家中老妪为验证裴航的真心，让裴航寻得玉杵臼捣药百日，到期携玉杵臼可娶女子。裴航与女子告别后去寻玉杵臼，最后有情人终得眷属。《无双传》中，王仙客对无双念念不忘，但无双父亲刘震迟迟不愿将女儿嫁出。直到政乱发生，刘震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才答应把女儿许配给王仙客。但事与愿违，政乱发生时，王仙客与刘震一家分开；社会安定后，才打听到刘震夫妻被杀，无双被送入宫中。为了见到无双，让自己的亲信塞鸿入宫送信，不仅见到了无双，还得到了无双的书信和花笺，书信中提及可去向古生寻求解决办法，最后古生舍己为人救出无双，王仙客与无双共同生活了五十年。
诗作为唐朝最盛的文学产物，势必会对同是唐代出现的传奇小说产生影响。以诗抒情，在爱情传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柳氏传》中的《章台柳》与《李章武传》中的赠诗都表达了主角即将分离的悲伤不舍。《柳氏传》中的赠诗格式相同，一问一答，朗朗上口，用柳树比喻柳氏，用折柳比喻柳氏失节，为下文沙咤利掳掠柳氏做妾作铺垫。“纵使长条似旧垂”与“一叶随风忽报秋”两句诗用季节的变换表示时间的流逝，与后面的诗句产生呼应。“宜应攀折他人手”与“似旧垂”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表现韩翃对柳氏即将永远离开自己表示悲痛，“纵使君来岂堪折”反驳韩翃的“攀折他人手”即使秋风来了，叶子也不会落下，说明柳氏的忠贞不二与对未来的期望，相信与韩翃会再见面。《李章武传》中均为五言诗，短小精悍，音律谐美，通俗易懂。第一次分离的诗根据所赠之物而作，说明自己所赠之物的含义。第二次分离的赠诗中“从此绝”、“重重别”、“别终天”与“杳无约”完全表达了二人阴阳两隔永不能再见的悲伤。这两篇传奇中女子都作赠诗，并且完全不输文人，也侧面表现唐代女性学识的增长，妇女地位有所提升。
唐传奇中的赠玉，包括玉环、玉盒、玉杵、玉簪，甚至“其色绀碧，似玉而冷” [5] 的靺鞨宝也可以归为此类。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玉，由于玉的质地、外形等与其他石头不同，所以古人认为玉是吸收天地灵气的宝物。唐代以前玉常作为祭品或礼玉使用，到了唐代，玉器变得更具有实用性。
上述所说的玉盒、玉簪等，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件。簪、盒用玉来制作，提高了观赏性和价值，当作赠品是很合适的。而玉盒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盒底和盒盖是缺一不可的，暗示两人不能分离。在《柳氏传》中，玉盒内还盛有香膏，香膏的制作在唐代已经十分成熟，多种多样，柳氏的礼物是希望韩翃可以闻香念人，二人永不再分离。
玉杵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但因玉兔捣药的故事给玉杵增添了神性，这种神性在唐代不再仅仅被赋予祭祀活动，还出现在生活中，表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裴航》中，玉杵是用来给云英的母亲捣药，这表现了玉杵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还具有一定的祈福功能，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这也是唐代玉文化的转变。
玉环出现了两次，就像《莺莺传》中莺莺所说，玉纯洁无暇，坚固稳定；环由头至尾，从一而终。《李章武传》中提到白玉指环，妇人希望李章武戴在手上，时时看见，睹物思人，也是希望这段因偶遇而发生的恋爱可以刻到李章武的心中。玉与环，二者拼凑在一起，便是爱情的最好象征。
上述传奇每次提到玉器，前面都会加上“白”字。白玉在唐代兴盛多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的青白玉传入中原，结合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制作出来的玉器仍是观赏把玩的好物件，赠玉的传统没有丢失，大唐独特的玉文化逐渐显现。艺术来源于生活。玉器被作者写入爱情中，不仅为了表现了唐代丰富多样的玉器，还展现了玉作为恋爱双方沟通交流的工具，是分别后的念想，也是再见面的信物。
4. “分离”模式的成因
4.1. 社会因素
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社会文化的反映。关于这一点，关四平曾指出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反映到唐代小说中 [6] ，所以说从社会文化角度解读唐传奇，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唐代人民的人生观与道德观，也是了解唐代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步。
4.1.1. 自由开放的风气
首先是唐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域文化在中原传播开来，与中原文化相比，西域文化更加追求自由开放，尤其是西域女子的性格也更大胆泼辣。中原受到此种文化的熏陶，行为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在唐传奇中尤其表现在女性角色上，如介入他人原本家庭的步飞烟与杨娼；不顾父母之言与情人私奔的倩娘；花费自己全部身家只为爱人的李娃等等，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试图将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女性觉醒的意识一定程度上是受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其次是唐代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出现了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这一点在文人与商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唐传奇中，穷困潦倒的文人去投奔富商的情节颇多，在此期间，遇到一见倾心的女子，历经种种最后终成眷属。如《任氏传》中的郑六与《柳氏传》中的韩翃都是这样遇见所爱之人，但因社会地位不同和多方势力阻挠，多有悲剧色彩。最后是社会安定和平，文人集会作诗传赋活动增加，闲聊中，不免提到自己所见所闻的逸事，像《李娃传》《杨娼传》最后都提到了是作者听闻此事，大为感动。因这些故事大都感人至深，许多文人会持自己所作小说去拜见权势官员，作为自己仕途的敲门砖，这一潜在规则客观上也促进了唐传奇的发展。
4.1.2. 社会婚俗的影响
即使爱情自有，照样也有分离。虽说唐代自由风气盛行，但是对于婚姻大事，还是沿袭前代风气。首先是男尊女卑，女性几乎没有婚姻自主权。早在《礼记·郊特牲》中提到女性地位：“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7] 即便开放如唐代，唐传奇中也有不少女性遭受如此压迫。其次是封建教条对女性的压迫，三从四德及“七出”1的规则，导致一些女性无法追求自由的爱情。如《杨娼传》中的杨娼，介入他人婚姻，男子死后，自己以小妾的身份殉情。再如《步飞烟》中的飞烟，逃离自己不幸福的婚姻，与爱人私会，最后被暴虐的丈夫打死，而丈夫并未受到任何惩罚，体现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的卑贱。
4.1.3. 儒道佛思想交杂
唐代政治经济发达，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转变，形成了唐代兼容并包的时代特征。儒家思想自古是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也是安抚人民的主要手段。前面已经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已经在中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到了唐代，统治者更是直接支持儒道佛三家兼容并蓄，各取长处，民间更是出现各种衍生出的具体信仰。这种现象反映到唐代作家笔下的婚恋小说就出现了具有浪漫情怀、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他们打破传统，描写出一对对反对阶级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男女形象，叙写出人神鬼妖的爱恨情仇，想象出魂魄穿梭于人间地狱只为与自己所爱之人再见一面的凄美爱情。思想的交织将儒家的婚恋观弱化许多，作家运用离魂、梦境与死而复生等写作模式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样的婚恋小说汇集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及人民的美好期待。
4.2. 文学因素
胡应麟认为唐传奇尽设幻语，作意好奇，鲁迅先生也同意此说法，认为唐传奇是“意识之创造”。男女主角的分离客观上就可以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作用，更何况作者是“有意为小说”。
唐代之前的小说主要作用是记史，大多是平铺直叙，将一件事讲述清楚便完成了小说的叙写。到了唐代，小说的主要功能从记史转变为娱人。唐前期的小说不成熟，仍有记史的痕迹，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从《离魂记》开始，唐代小说进入全盛时期 [8] ，也是从这开始，婚恋小说开始流行。如《离魂记》中的离魂，《柳毅传》中的龙女，《长恨歌传》中的唐玄宗杨贵妃寄情，都是作家的虚构想象，为小说增加了神异色彩。
作家的虚构想象是造成情节离奇曲折的一部分原因。虚构想象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人物形象的虚构想象与情节的虚构想象。
人物形象的虚构想象主要指在小说中非人类角色的出现，这种非人类角色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女妖如《任氏传》中的任氏、《孙恪》中的袁氏；女神仙如《柳毅》中的龙女、《崔书生》中的仙女。这些角色的出现本身就给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唐代文人在写作时一般会首先介绍人物身份，但对于这些非人类角色通常是在剧情中插入该角色的不寻常之处，最后点明角色的身份，增加了剧情的趣味性，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剧中的主角一起经历事件并最终明白原因，这样可以达到情节曲折的效果，也是作家虚构想象所要达到的功能。
情节的虚构想象主要体现在对鬼域神府的描写。《任氏传》中任氏府邸是“土垣车门，室宇甚严” [4] ，与常人无疑，后有旁人说“隤墉弃第，无第宅也” [4] ，这是作者为读者留下的一个疑惑。《柳毅》中柳毅入灵虚殿后见到的场面极其宏大奢侈，“幢节玲珑，箫韶以随” [4] ，还有盛装的美人，各种稀奇的物件，令人眼花缭乱。作者将人世间的奇珍异宝全部写进小说中，极尽华丽，是人民现实生活的夸张描写，也是唐代人民所追求的生活。《崔书生》中女子被赶出家门后，崔书生送其到女子家，看到高大华丽的门庭，秩序井然的仆人。与《任氏传》相同，都是为了最后点出女子身份做出的铺垫。情节的虚构想象建立在人物角色的虚构想象之上，情节的虚构想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可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而情节的曲折不仅来源于虚构想象，还需要本身的故事支撑。在《柳氏传》中，二人三次别离最后结合，大团圆结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情节的紧张感与趣味性。《柳毅传》中，龙女向柳毅求助，事成后龙族与柳毅相聚在龙宫，柳毅虽对龙女有情，但龙族的话损害了他身为文人的尊严，便出口训斥。最后是龙女化身为人使了些小计策才与柳毅结合。整个情节波澜起伏、妙趣横生，在读者本以为二人能终成眷属之时，柳毅愤而离去，最后竟是龙女主动将柳毅追回，作者的大胆想象为整个故事的情节增光添彩。《定婚店》中因男方看不起女方的身世，竟要将其杀死，未得手但将女子的额间刺伤。十几年后，二人再次相逢喜结连理，应了小说开头算命老人的话。整篇小说偶然中存在必然，作品完美的逻辑给了读者有趣的阅读体验，也是情节曲折的魅力。
5. 总结
恋爱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婚恋小说的发展；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婚恋小说在唐代开始流行，并在后世发展壮大。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凄恻婉转，令后人回味无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男女主角的分分合合。二人一见钟情不顾世俗进行结合，又被世俗拆散，用尽各种手段再次结合，如此循环往复，就是最基本的分离模式。作者对分离情节的叙写本身就是“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体现，其中夹杂着婚恋风俗、文人风尚、官员制度等社会因素，使整篇小说呈现出独特魅力，创作的成品也达到了它应有的功能：娱人。从分离本身来说，它具有很强的悲剧性与现实性，所以对于具有分离情节的爱情故事而言，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人，而是折射出人们对社会更深层的思考，对人生更深刻的感悟，对理想更急切的追求。分离模式在唐传奇中出现，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在以后的许多爱情故事中，或是借鉴唐传奇故事情节，或是采用分离模式进行叙述，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NOTES
1《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中说：“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