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中晚期，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直至五代期间，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五个政权，在南方也形成了诸多各自独立且并存的国家，出现长达近百年的大分裂时期。佛、道教在南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北方从后梁至后汉，各政权对佛、道教执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而南方的闽国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推行崇重佛、道教的政策。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唐朝已是中国对外贸易四大口岸之一 [1] 。唐之前，经济相对落后、人烟稀少、开发缓慢，当地盛行图腾、鬼魂、巫觋崇拜 [2] 。直至中唐，随着泉州城的建制、发展，在佛教区域化传播和巫觋文化的影响下，城内佛、道两教的信仰才一跃而起 [3] 。唐末五代，泉州长期处于地方自治阶段，地方政权推崇佛教、礼敬道士，掀起了兴建寺庙宫观的开端，为后世泉州成为“泉南佛国”、“宗教博物馆”、“东亚文化之都”、“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本文聚焦唐五代时期，即泉州城宗教文化发展的初创期，利用考古、历史文献资料与实地调研，考察泉州城内宗教建筑的分布特征，探析泉州城内宗教建筑分布的原因，从中推测唐五代时期社会变迁对泉州城内宗教建筑的影响。
2. 唐五代泉州的社会变迁
2.1. 政权：长期处于地方自治状态
泉州城位于晋江下游北岸，始建于700~718年间。唐初至700年，晋江下游南岸人烟稀少。700年唐朝复置武荣州管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四县，并将州治从今南安丰州迁至晋江下游南岸，711年改武荣州一名为泉州 [4] ，泉州城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
唐末黄巢率领义军向南入侵，其中王潮于886年攻克泉州，此后王潮、王审邽与王审知三兄弟逐渐控制了福建的广大地区 [5] 。在公元892年王氏家族成为福建地区的掌权者后，三兄弟分而治之，福州及北部地区由王潮与王审知统治，泉州及南部地区由王审邽家族治理 [1] 。福建南北区域的分治，进一步促进了泉州地方的独立性，为泉州提供了相对独立的自治环境。闽国灭亡后，在944~978年间，泉州地方军阀留从效与其继任者陈洪进先后控制了泉州。他们名义上归顺南唐，实则自治，掌握着完全独立的政权：一方面在军事上蓄养重兵与周边国家相对抗，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掌握财赋的支配权。综上，886~979年间，泉州虽先后隶属于唐朝、闽国、南唐，但长期处于地方自治的状态，地方政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本文以886年为时间点，将唐五代时期的泉州分成两个阶段：城市初创阶段(618~885年间)与地方自治阶段(886~979年间)，并着重分析地方自治阶段泉州政权、城市与宗教三方面的变迁。
2.2. 城市：三套城墙格局的确立
唐代泉州城的建造历史与城市轮廓已难以考证，但根据目前的资料推测泉州在建县迁州至建子城期间，应有城廓保护，至迟于718年泉州已有夯土版筑的城墙，史称“唐城”，城廓的规模上接近五代留从效拓建的“罗城” [4] 。
泉州在地方自治期间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经济富足，同时地方当权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和保护子民的安全，大力推动城市建设。泉州城在王氏家族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快速发展，形成了由内到外衙城、子城与罗城三套城墙嵌套的城市格局。衙城是州军长官治事的地方，相当于宫城；子城是保卫君主或地方统治者的内城；最外部的为罗城 [6] 。据近年的考古以及对王潮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子城 [5] 应是王潮创建，唐末王潮攻占泉州后，见城池破败，886年兴筑泉州子城以自保。衙城相传为留从效所建，据道光版《晋江县志》(下文简称《县志》)载：“衙城与罗城皆留氏(留从效)筑，是后于子城也”。904年王延彬拓西北城垣。943~957年间，留从效还重加版筑泉州州城，扩仁风、通淮等数门，随之以“罗城”一词区分“子城”。此后，陈洪进又拓东北城垣，王延彬与陈洪进先后两次局部拓城，导致城垣东北与西北两端突出。
2.3. 宗教：地方政权崇重佛教的风气
初唐至中唐，福建沿海以莆田、福清两地为首的佛教活跃地区的信仰传播，促进了泉州佛教信仰的发展，而道教受当地巫觋文化的推动逐渐成熟 [7] 。至王氏家族统治泉州，佛、道教信仰在泉州城内已日益兴盛，城内一些宫观庙宇应运而生。
在王氏家族统治泉州期间，地方政权更是积极支持佛教发展，895年王审知延僧缮写大藏经三千卷并置于泉州开元寺钟楼，899年王审邽割俸三千缗重建开元寺紫云大殿和钟鼓楼。同时，船运贸易的发展为地方政府获提供了可观的岁入，据《县志》载：“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泉州当权者们设坛建寺、舍田施财更是不遗余力。王延彬就招庆、招福二寺置田租十余万担 [8] 。955~959年留从效拨田庄九百石给南禅寺 [9] 。寺院成为当时泉州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形成了庞大的寺院经济，在《县志》中载：“以膏腴田地尽入寺观，民间乃得其硗窄者”。
3. 宗教建筑的类型及分布特征
以《泉州古城踏勘》 [4] 与《泉州宗教志》 [10] 为依据，整理唐五代泉州城内宗教建筑的相关信息，现今可追溯的宗教建筑共计13座。除去两处地方信仰与一处信仰不详的宗教建筑外，宗教建筑主要由佛、道两类构成。在城市初创阶段，以“唐城”的城廓为空间范围，城内兴建的宗教建筑共6座，佛教3座，道教2座，地方信仰1座；在地方自治阶段，以五代末的城墙格局为空间范围，城内兴建的宗教建筑共7座，佛教5座，地方信仰1座，信仰不详1座(表1)。在城市初创阶段，城内佛、道教建筑由于样本数量少，类型平均、其分布特点难以抓取。但结合地图可以发现：道教与地方信仰建筑集中在东城区，佛教建筑在东、西城区均有分布。在地方自治阶段，城内佛教建筑数量增加并居于主导地位，道教建筑仍集中在东城区，而佛教建筑在东西城区皆有，且扩展至城市的东西北隅。
进一步观察其位置可以发现：城市初创阶段，城内兴建的6座宗教建筑集中在东西街两侧分布(图1)。水陆院、开元寺地处西街，其余的位于东街，分别是开元宫、宁寿寺、粜籴庙、紫极宫。地方自治阶段，城内兴建的7座宗教建筑中，报恩院、承天寺、慈德堂位于子城内部及边缘的东侧；龙宫庙、天宁寺位于罗城的东部；崇福寺、西禅寺分别位于罗城的东北、西北隅。城内宗教建筑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图2)，呈现出三种分布特征：一，城西以开元寺为核心集中分布；二，城东以子城为中心的分布；三，城东西隅以山水名胜为主的散点分布。
Table 1. Religious buildings in Quanzhou Ci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表1. 唐五代泉州城内的宗教建筑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the cit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ity
图1. 城市初创阶段城内宗教建筑分布
3.1. 城西以开元寺为核心的集中分布
泉州城的一个特殊背景是先有寺庙后有城市，686年郡儒黄守恭舍桑园建开元寺，早于泉州城始建时间，大致为700~718年间 [11] 。唐末黄涛在《重建开元寺记》中记载了开元寺与城池的关系，“东瞰全城，西吞半郭”。其中东塔建于865年，西塔于917年由王审知主持修建。地方自治阶段，地方统治者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stage of local autonomy
图2. 地方自治阶段城内宗教建筑分布
还多次于开元寺内部及外部大兴土木，延请外地高僧来泉弘法、居住，形成众多互不相属的支院，兴建的佛教支院呈现出围绕开元寺，以开元寺为核心集中聚集的分布特征。王延彬于开元寺广建支院数十座，分别为清吟院、清凉舍、浴室院、泗洲院、法兴院、法华院、罗汉阁、千佛院、金自院、净外白衣院、上方院、兹恩院、天佑院、建法院、报劬律院等建筑 [9] 。930年王延彬嗣子王继崇任泉州刺史，创建清隐院 [9] 。937年留从效创建六祖东院 [9] 。至宋初围绕开元寺，在其周围兴建的支院已有上百处。其中属于唐五代时期所建的宗教建筑，现今尚可追溯到位置的共5处，清吟院位于大殿东侧，清隐院位于寺内西北，法华院、报劬律院、罗汉阁虽不在寺内，但其位置皆临接开元寺。依托开元寺，在寺内外兴建了众多相互独立的支院，直至元1285年众支院被合并为一大寺。
开元寺原先仅是一座地处郊区、由地方郡民舍桑园而建的寺院，在唐五代的发展演变中，先后创东、西二木塔与众支院，逐渐发展成城内的规模庞大、地位尊显的宗教建筑，并在空间上与子城、罗城相呼应。
3.2. 城东以子城为中心的集中分布
在宗教传播初期，建立广泛的信众群体是宗教稳固扎根的重要手段，寺庙选择修建在人流量大、人群密集的地方 [12] 。城市初创阶段，泉州城内兴建的宗教建筑主要分布在东西街两侧，东西大街是当时泉州城内主要的对外陆路交通道路，也是对内人流聚集、市易集市的场所。至地方自治阶段，随着城池的建设扩张，宗教建筑也由东西街不断向外发展，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东部。其中，子城作为内城，是人群的主要聚集区域，目前可考据的宗教建筑中有4处位于子城内部及靠近子城东南部，分别是报恩院、紫极宫、慈德堂与承天寺。报恩院与承天寺均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的旧宅别园，留从效以其旧宅邸建报恩院，舍别墅南园建承天寺。报恩院位于今广平仓城隍庙附近，承天寺位于今承天巷对面，南俊巷东侧。紫极宫旧址位于行春门外，留从效将紫极宫迁至子城内，重建于元妙观东侧。此外，除西禅寺位于城西隅外，其余3处宗教建筑均位于罗城东侧。崇福寺位于城东北隅，天宁寺位于东街，龙宫庙位于城东南部。
3.3. 城东西隅以山水名胜为主的散点分布
传统建筑在选址时，会对地理环境、水文、朝向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以选择依山伴水的自然环境为佳。山水地形为寺庙宫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风水条件，在堪舆风水说中，选址的基本原则就是“依山伴水，负阴包阳”，力求追寻“天人合一”的无上境界 [13] 。泉州城附近原先也有一些小山坡，西南有升文山(今名龙头山)、傅府山、莪山，北部有虎头山、顶埔。据《县志》载：“先是，王延彬于唐·天祐间(904~907年)权知军州事，其妹为西禅寺尼，拓城西地以包寺”，“崇福寺，在城东北隅，名胜志寺。故在城外，宋初陈洪进有女为尼，以松湾地建寺”。王延彬妹妹到西禅寺出家，西禅寺位于泉州府城西北隅，靠近西姑池(即何厝池)。陈洪进女儿出家当尼姑，择城外的虎头山建崇福寺。虎头山在泉州府东北城外，种有四株东晋时期的古松树，古时称为“松湾古地”。
西禅寺与崇福寺建寺之初虽均位于城池外，但相距城垣仅百米且具备较好的自然环境。期间王延彬与陈洪进为保护其家人安全，分别拓城西北垣与城东北垣将寺院包入城内，佛教寺院的选址最终影响了城池的扩张范围及其形态(图3)。
Figure 3. Expand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city walls
图3. 拓城东北与西北城垣
4. 宗教建筑分布变化的原因探析
4.1. 佛教禅僧与地方长官的交往
在中晚唐至五代的近两百年内，禅宗在宗教组织、传播与教义结构等方面以一种全新形式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世俗社会中广泛传播，其中以闽国与吴越国最为炽盛。禅宗主张见性顿悟的捷成佛法，僧侣与俗众的交流也多以问答的形式展开，以禅僧与信徒间的个体式的交往模式为主。据余佳彬在《中晚唐五代禅思想与社会变革》中分析：“在身份上与南宗禅僧相交者多为地方长官” [14] 。在闽国内，许多僧侣亦是以核心角色与地方长官交往的，如福建南禅的开拓人义存，曾率领众僧为王审知说法，还在密室就佛心印与其展开问答 [1] 。此外，在地方自治期间，泉州历代地方长官亦同禅僧相交甚密，如王审邽与禅僧弘则、王延彬与义存门人慧梭禅师、陈洪进与栖岑僧人 [1] 。禅宗佛教僧侣与地方长官个体式的交往模式，在两者间形成了紧密的文化认同，促成了泉州地方自治阶段禅宗佛教在地方统治阶级的信仰与信奉。
4.2. 地方政权推动宗教建筑的兴建
地方统治者对佛教的笃信和推崇主要表现在：不仅舍宅为寺、舍田施财，而且延请外地高僧来泉州弘扬佛法，甚至其家人也遁入了空门。唐末五代时期兴建的7座宗教建筑中，4座为佛教寺院，且其建设受到了地方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支持与影响。除宗教建筑数量的增加外，地方政权还围绕开元寺创西塔，为其广建支院，迁紫极宫至子城内。泉州在地方自治期间，地方政权崇佛的思想直接推动了城内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建筑的兴建。
4.3. 宗教建筑选址观念的考量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泉州城内宗教建筑所呈现的分布特征是宗教文化、信仰传播、自然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下的综合考虑：首先，开元寺在城市空间上由原本地处城外的定位开始转变为逐渐统领全城市，占据了城市的制高点，在泉州城内有着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受宗教文化因素影响，部分佛教宗派依托开元寺，在其内部或周围兴建支院，呈现出以开元寺为核心集中分布的特征。其次，宗教建筑选择在城池内兴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与人群聚居地的紧密联系，扩大信众群体。出于信仰传播因素的考虑，城内宗教建筑多以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作为选址前提，建城初始阶段宗教建筑主要分布在东西街两侧。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完善，兴建宗教建筑呈现出以城东以子城为中心分布的特征 [15] 。最后，受五代时期动荡的社会影响，虽闽国社会较安定，但避世求生、谈玄说秒的思想盛行于世，地方政权礼僧拜佛、广建寺院，甚至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秩序。自然环境因素是寺院选址的基本前提，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能满足远离世俗世界、潜心修行的礼佛要求，同时也能保证寺庙的清净与安全，呈现出以城东西隅山水名胜为主、拓城包寺的散点分布的特征。
5. 结语
泉州在唐五代时期长期处于地方自治阶段，地方政权崇佛的思想直接推动了城内宗教建筑的兴建，宗教建筑与城市格局相互影响。此后，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文化随宋元海洋贸易的快速发展传入泉州城内，集中分布于城南地段。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在泉州尤为繁荣昌盛，城内以地方神祇祭祀的铺境庙为中心，组织起了庙宇–邻里的信仰空间模式。宗教建筑在城内的分布特征，是当时社会文化结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表现，唐五代时期也是泉州城、泉州宗教文化的初创阶段，自治下的社会变迁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反映了城内宗教建筑、宗教文化的分布及其权重比例，为成就后世的“世界宗教博物馆”蓄锐养威。
基金项目
202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2023SJYB0885)。
注释
文中所有图表来源：作者自绘。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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