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问题意识
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与远野遥的《破局》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是两个主人公在对于“父亲”的执念与追寻上有着相似之处，即渴望一个“精神父亲”。二是两位主人公的结局都呈现出“暴力攻击”。三是两位作者的个人经历上，都有着父亲“缺席”的现象。四是中日的现代文学或者是东亚的现代文学都有着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不仅是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并对传统东亚文化进行了批判与取舍。虽然《茉莉香片》与《破局》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品，但是由于相似的文化土壤与历史传统，使得文本中都透露出对“父性”的追求，对于父亲有一种“期待”与“要求”——即近乎完美的、起到榜样作用的形象。
弗洛伊德(1856~1939)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所提到：“人类自身有一种能动性与文学创作相类似，而童年时代即是富于想象力的能动性的第一道轨迹。儿童以游戏的心态来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作家活动亦如儿童游戏般，依幻想替代游戏，来创造合意的小说世界。其幻想的动力正是尚未满足的愿望，而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 [1] 。因此，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会为了弥补自身现实生活的遗憾，而在作品中进行展现。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基础，探究这两本诞生于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土壤与历史背景下的中日文学，这两位主人公对“精神父亲”的追寻与各自理想自我建构的意义。
1.2. 文献回顾
在前人对张爱玲的相关研究中，精神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的研究也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将作家自身经历与其笔下的人物进行对照，不仅是对其笔下人物心理进行分析，还对作家在创作时的心理进行解析，如下。
王宁娜《身份的焦虑与幻想——精神分析学视野下对<茉莉香片>的解读》同样也是运用的精神分析，但本篇着重展现的是家庭结构与文明对人的压抑，从而导致了人物心理的变态，进一步促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最终演变成行为上的病态。本文指出了聂传庆对亲情的强烈渴望之下，急切地追寻一个理想中的父亲，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榜样” [2] 。
严纪华《弃儿的家庭传奇——论张爱玲<茉莉香片>》一文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联系作家的主体性，探究创作心理。本文中重点分析了关于聂传庆这一角色的心理，结合张爱玲自身的家庭，分析了父亲角色的“缺位”和对于理想家庭的向往 [3] 。
但关于远野遥《破局》的研究较少，多集中于芥川奖获奖文章的整体分析中。如：绫目广治《小説から見えてくる現代―近年の芥川賞作品より―》文中对远野遥《破局》进行了简要概括，分析人遵循常识或者道德，但并未对其产生怀疑，进而变成一种墨守成规，论证了作者对既有的价值观的批判 [4] 。
对于“精神父亲”与“理想父亲”的研究，前人以分类探讨的方式对文艺作品中父亲的形象进行举例并解析，探讨父亲形象与父性之间的关系，父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有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父性与父亲形象对民族与社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印证了“精神父亲”对于人的自我认同与人格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陈莲洁《寻找我们的精神父亲——论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塑造》将文学影视作品中精神“父亲”分为了三种，分别为理想父亲、现实父亲和他者父亲，对三种类型的父亲进行举例，论述了人的成长过程是寻找精神父亲与自我完善的过程 [5] 。
潘力《儒家文化中父性问题的伦理反思》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分析了在儒家思想背景下家庭的特征，和以父亲为核心地位的家庭构成。其中对于父性的论述，论证了从个体家庭到社会民族的精神发展中，父性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体家庭和民族国家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对于父亲与父权的批判，使得父亲的地位有所变动 [6] 。
(美)阿瑟·科尔曼的《父亲：神话与角色的转变》一书中，从神话原型的角度分析了父亲的原型与意象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现象，探究了在五中基本的父亲意象下，父亲的责任和对于家庭活动的参与，在家庭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带给孩子或者家庭不同的影响 [7] 。
前人在解释聂传庆与其父亲的关系上多以“弑父”进行阐释，但是对于《茉莉香片》的研究中，没有从“父性”与“精神父亲”的建构这一角度进行探究。关于远野遥《破局》的研究较少，前人并未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所以在本篇论文中，将《茉莉香片》与《破局》进行对比分析，从“父性”与“父性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本中的父亲形象，和两位主人公对于精神父亲的追求对于其自我的建构。
2. 父性文化与父亲形象
本篇论文对“父性文化”与“父亲形象”的论述将基于鲁伊基·肇嘉的《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与阿瑟·科尔曼，莉比·科尔曼的《父亲：神话与角色的转变》中的相关理论。
2.1. “父性”与“父性文化”
《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父性的演变与父亲意象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书中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就是“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 [8] 由于母子关系在最早阶段具有排他性，所以情况并不如父子的关系那么复杂。而父子关系的复杂，是因为受到了环境的关系制约，“我们对父子关系的习惯意象从一开始，就是在至少由三个人所组合成的群体的背景下来看的。从最初开始，它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父亲被期待成教导孩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技巧的角色，就像母亲已经教晓孩子如何处理与他们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 [8] 。”
所以，父亲这一角色或意象，本身就有着社会意义，而在父亲意象的背后所展现的就是“父性”。
在关于“父性”的问题上，《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提到：“父性，与母性一样，应当被视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行为。没有哪一个时刻可以终止它。它不仅仅存在于简单的生殖行为当中” [8] 。说明了父性的问题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父性”不仅包含有自然意义上的“雄性”，即遵循“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等动物天性，也包括了心理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观念，即“被承认、期待和要求的父亲意象所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属性的总和便是父性” [6]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父性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品质，并且对于其背后的国家和社会的文化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父权制下，父性有着主导地位，虽然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对于“父性”的追求与理解有所不同，但都认为父性文化，是一种具有至上权威性的主导文化，它规约着一个社会的精神秩序 [9] 。而“父亲的出现本身对文化的诞生负有责任 [8] 。”也就是说，以父性为主导的社会规则，和以父性为内核的“父亲”，对于文化的发展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父性与父性文化也会有所改变，这样改变的背后，所蕴含的，可以说是子女对于父亲的期待，也可以说是“集体无意识”下，对民族与国家精神的追求。
2.2. 父亲形象
在阿瑟·科尔曼，莉比·科尔曼的《父亲：神话与角色的转变》中，所提出了“地父”“天父”的概念，以“神话原型”来解释父亲在抚养过程中的形象与价值。“父亲是联结家庭与外界的纽带，也是儿子仿效的楷模，因为儿子在长大成人以后，就要脱离原来的家庭，自己成家立业，并成为该家庭的保护人和供养者 [7] 。”
对于“父亲”这一概念，除却生物学意义上的解释外，在心理精神领域，也同样存在。“父亲”是一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在男权社会中，父亲在一个家庭中处于控制地位，以实现男性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为了家庭国家乃至于社会的发展，就需要选择一个“领导者”或者是“接班人”，这也就是父权制传统下，对于“父亲”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之下，父亲就需要对后代进行正向的引导，培养出符合当下社会要求的孩子。作为“子女”的后代，则需要追随或者是服从父亲。所以，在民族文化等背景下，“父亲”则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学”上的“雄性”，也不单是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上的称谓，而是蕴含着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成为了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的载体。
通过不同的父亲神话原型能够看出，父亲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但每一种原型都会注重男性气概，父亲形象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改变，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上，也能够看出在某一时代下，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和对社会与国家的思考。以此来对后代进行教育与约束，推动其民族、社会的发展，这一切与父亲形象都有密切关联。
3. 《破局》中的父亲
3.1. 作家与其父亲
作者远野遥的父亲为日本视觉系乐队BUCK-TICK的主唱樱井敦司(1966~2023)，在远野遥1岁时，父母离婚，远野遥跟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而远野遥的父亲樱井敦司在2004年再婚。从二人在《文艺》杂志上的对谈可以看出，远野遥与其父亲的关系并非像传统的“父子”一样，二人之间也并未以父子相称。在交谈的过程中，两人的用语也更礼貌和正式，相较于普通的亲子关系而言，两人较为陌生和疏远 [10] 。
3.2. 文本中的“父亲”
在《破局》的文本中，主人公阳介的父亲出场时就已交代其已经去世，“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所以能回忆的也不多 [11] ”。可以看出在阳介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始终处于一个“缺席”状态，而“父亲”在文中的出场一直是以回忆的方式。父亲对于阳介的教导一直都是“要温柔地对待女性 [11] ”，阳介也一直遵守父亲的话，从未有过质疑，阳介提及“父亲”都围绕着“父亲”的话语教导，并没有父亲的完整形象。
实际上，对于阳介而言，因为血缘父亲处于一个“不在场”的状态，所以阳介就需要一个精神父亲来引领他的成长。所以，阳介口中的父亲，是他践行的标准，也是他为自己所塑造的精神父亲，其形象是有一定的美化和拔高虚构的。前面提到，阳介幼年时期父亲就已经去世，他并不清楚父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他仍然认为父亲的话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道德的，他必须践行。
“精神父亲集威严与慈爱于一身，是知识、智慧、能力、道德和权威的化身，是我们的精神参照物。‘需要父亲’这一基本的精神需求驱策着每个孩子自小就心存对理想父亲的本能渴盼 [5] ”。阳介对父亲话语的遵循，可以看作是他对于父亲的渴望与身份的认同。在文本中，阳介多次提到了“マナー”，即礼节规矩，而父亲所说的“温柔地对待女性”就符合这样的礼节规矩，阳介也一直照做。可以看出，阳介的“精神父亲”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阳介的理想自我就是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符合“父亲”期待的男性。
4. 《茉莉香片》中的父亲
4.1. 作者自身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满清遗老遗少，在分家得到了丰厚的遗产后，就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不一而足。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洋场阔少。“死啃老本，坐吃山空，狂嫖滥赌，在醇酒妇人中麻醉一生。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王朝的最后一代遗少们，他们是彻底垮掉的一代，无可救药的一代。在那个年代，遗少几乎是‘恶少’的同义语。张廷重即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除了1923年至1928年春在天津铁路局做英文秘书有几天短暂的‘上班’生活外，全部花在了玩乐上。在车轮的疯狂飞旋中，在咸肉庄的淫逸糜烂气息中，在鸦片烟雾的徐徐袅绕中，消磨了一生。家业一天天败落，生命之光也一天天耗尽 [12] 。”
张廷重的恶劣生活习性，对子女苛刻，吸毒，并且纳妾、嫖妓，是“无可救药的一代”，加之母亲出国留学，也不在她的身边，导致张爱玲童年时期缺少了来自父母的爱 [12]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 [13] 。”在张爱玲八岁时，随家迁居到了上海，因为张廷重的官职丢了，并且失去了靠山，又因其吸毒过度，身体情况非常糟糕。在这样的环境下，张爱玲的童年也在紧张和不安之中度过。
由于这段不幸的童年时光，张爱玲对父亲是持有一定的否定态度的，可以说她并不喜欢她的父亲，也对父亲抱有批判，这样的心理也延续到了她的创作之中，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刻画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如《十八春》中的祝鸿才，《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等，在为人父母方面都非常糟糕，不少都有着吸食鸦片、打骂虐待子女的情节，而这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也密不可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将自身心理投射到了人物身上。
4.2. 血缘父亲的失败
《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喜欢吸食鸦片，对聂传庆非打即骂，从语言和行为上都对聂传庆暴力相待，否定聂传庆的人格，认为他“一点丈夫气也没有 [14] ”，嘲笑聂传庆“他呀，连男朋友都没有，也配交女朋友 [14] ”。
聂传庆对于父亲也非常反感，“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害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 [14] ”。在这样的悲惨境遇下，他想要逃离这样的家庭，“他深恶痛绝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 [14] 但是现实的残酷让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无法逃脱掉生父所带来的阴影。
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聂传庆的生父，即他的血缘父亲是失败的，没有对聂传庆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没有起到父性文化的领导作用，在聂传庆的精神层面，“父亲”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聂传庆就需要寻找一个理想父亲或精神父亲来弥补自己的血缘父亲的空缺。
4.3. 建构理想父亲
在文本中，聂传庆一直希望自己是言子夜的孩子，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母亲在多年前与言子夜相爱过。“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因为他是男孩子，和丹朱不同 [14] ”。他对于言子夜有着强烈的崇拜，“他对于丹朱的憎恨，正像他对言子夜的畸形的倾慕，与日俱增 [14] ”。
文本中有一段关于聂传庆想象着自己生母与言子夜结婚后的生活或许会有些争吵，“一个男子，事业上不得意，家里的种种小误会与口舌更是免不了的。那么，这一切对于他们的孩子有不良的影响么？不，只是好！小小的忧愁与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 [14] ”。在此处，聂传庆对于言子夜的一切都持肯定的态度，即便是言子夜脾气有些“梗”，在他看来，这也是有好处的。聂传庆在现实中的处境与他的幻想之间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他想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果”，想要拥有言子夜这样的父亲。这体现出在聂传庆在无意识中对言子夜的形象有所美化，以此构建出一个符合他理想的“精神父亲”形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逃避现实中的血缘父亲和原生家庭。
4.4. 追寻与破灭
聂传庆一边恐惧憎恶自己的血缘父亲，一边渴望爱慕精神父亲，迫切地需要一个“合格”的父亲，而这个“父亲”就是经过他主观“美化”后的言子夜。“传庆道：‘单是朋友不够。我要父亲跟母亲。’ [14] ”文本中直接表明了他内心的缺失，道出了他最真实的想法。也是因为他自身缺少家庭的关爱，缺少父母之爱，所以他对言丹朱表现出了很强的嫉妒，他嫉妒言丹朱有个模范家庭，也嫉妒言丹朱的美丽聪明，有人缘。这些也是聂传庆最想拥有的。
但随着言子夜在课堂上对聂传庆的批评后，聂传庆的理想破灭了。“传庆听他这口气与自己的父亲如出一辙，忍不住哭了。他用手护着脸，然而言子夜还是看见了。 [14] ”他发现言子夜的语气与聂介臣相似，被言子夜批评“你也不怕难为情！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早该亡了！ [14] ”，之后他因为哭泣而被言子夜赶出了教室。他所建构的理想父亲在这时“轰然倒塌”。
在文本的最后，聂传庆道出了他会对言丹朱抱有敌意，是因为言丹朱享有了他的“理想父亲”，并且他渴望着成为言丹朱。可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言子夜的孩子，也没办法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更不可能成为言丹朱，所以他对理想自我的建构也随之破灭，他暴力殴打了言丹朱，即攻击了自我理想的化身。结尾处的一句“他跑不了。” [14] 说明了聂传庆理想自我构建失败，也没有追寻到自己的“理想父亲”。
5. 二者对比
5.1. 相同点
《茉莉香片》与《破局》的作者，都存在生父“缺位”的情况，反映到文本中，同样也呈现出对“精神父亲”的追寻。文本中，聂传庆与阳介都在追寻“精神父亲”，渴望得到认同但最终失败，呈现出攻击他人的“雄性反击”，即“该人物透过攻击其理想的(化身)而惩罚自己的一种手段 [3] 。”聂传庆攻击言丹朱，阳介攻击自己假想中更为强壮，更讨人喜欢的陌生男人。
二人对精神父亲的追寻可以看作是对一种理想自我的寻找，并且都是在血缘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这也就导致了二人对自我身份认同有着“模糊”与“不确定”。聂传庆与阳介都将“精神父亲”的形象视作自身的标杆，也对这样的形象流露出倾慕与认可。但二人在最后呈现出的对“理想自我”形象的攻击，体现了二人建构“理想自我”失败，对“精神父亲”的追寻也未能成功，反而使二人落入了失去自我和毁灭理想的结局。
5.2. 不同点
父亲的“缺席”情况不同。聂传庆是血缘父亲在场，但精神父亲缺位，迷失于自己塑造的精神父亲之中，极度排斥自己的血缘父亲，想要逃离原生家庭。言子夜对于聂传庆而言是属于“小他者”。阳介则是血缘父亲不在场，为了弥补缺席的状态，在自己生父的基础上，塑造出精神父亲。而这个父亲在此时已并非单独的“个人”而是一种“大他者”。
二人的理想自我构建不同。在寻找建构“精神父亲”中，也是对理想自我的建构。阳介是想要成为一个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健壮男性。但聂传庆的理想自我更为复杂，他不仅想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也想成为一个受到赞扬，年轻有为的理想青年，但同样，他却要攻击，排斥这样的理想化身，即言丹朱，以这种方式来否定了自我。
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能够看出，两位主人公都是在追寻符合自身理想的“精神父亲”，但是对于二人的理想自我建构的意义是不同的，阳介的“精神父亲”的形象，对于阳介而言是“规范”“道德”，是需要他遵守的范围，也是束缚他的枷锁。而聂传庆的“精神父亲”形象是他的美好幻想和期盼，追寻“精神父亲”是他对于现实的逃避，在“不间断的‘寻父’和‘弑父’导致他们身份的焦虑，爱的匮乏，行为的偏执，进而对于生命价值本身的否定。 [5] ”
6. 总结
两个文本中的主人公对于“理想父亲”的建构与追寻，都带有作者本人的生平色彩，实际上是对于理想自我的建构，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
致谢
在此感谢我的师父和我的朋友们，谢谢她们对我的鼓励与帮助。在我准备做这个论文前，我得知《破局》一书并无中文版，且几乎没有太多的参考文献，我便决定自己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做出了一个中文翻译，虽不精良，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感谢我的师父在论文写作与日语翻译上对我的帮助，感谢我的朋友对我的中文翻译进行了简单的校对纠正，也感谢网友兼好友沙风对我的鼓励支持。
我想，我还需要感谢我的偶像林佳树先生，谢谢他一直作为粉丝的榜样，为我们带来了动人的音乐和乐观的态度，谢谢他曾在社交平台上给过我小小的鼓励。我从未对我的人生与生活抱有任何的希望，我从未有过任何乐观的心态，但仍然感谢林佳树先生的音乐和他的种种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念，我并不渴望光明，但仍愿意感谢每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