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当向来文风温婉的魏微携长篇小说《烟霞里》突然出现在久违的读者面前，的确给文坛带来了惊喜。不出所料，作品很快开始了对各类荣誉的收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二十大好书到入围茅盾文学奖等等。《烟霞里》以1970年出生的女主人公田庄的人生经历，串联起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解放战争、土改、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乃至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直至2022年田庄的闺蜜们为她编写的《田庄志》大功告成，时间延绵大半个世纪。在空间上，从田庄出生的小山村李庄到少年时期的青浦县城、爷爷奶奶家和上大学的江城，直至读研、定居的广州，以及台北、深圳等等，小说覆盖了从贫困封闭的乡村到发展、躁动的内地城乡、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纵横千里，琐琐碎碎间也泼洒出半个世纪以来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人生悲欢。普通人的生命史没有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和荡气回肠的史诗气质，但是一滴水折射出一个大时代，小人物琐碎、平淡的个人史书写，也足以道尽人世的沧桑与无奈，家族的兴衰起落融进历史演进过程升腾起的滚滚尘烟，令人不胜慨叹、唏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夹杂着个体的轻微与时代之厚重的力作，《烟霞里》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各方关注，有论者热议其70后叙事、编年体个人史、家族史等书写等等各类突破，有学者瞩目其话语内涵的丰富与幽微。细究起来，田庄的个人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史，也是中国社会发生进步的变革史。作家一如既往疏离了政治背景，凸显的是家族和个体在和平年代的生命进程和驱动这一进程的宏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和个体本身源源不竭的物质欲望。从这个角度说，《烟霞里》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史，宏阔而瑰丽；同时也是与宏观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代人的命运交响。新中国“70后”貌似波澜不兴的代际身影背后始终牵扯着经济这根线索，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也品咂着经济大手掌控下的甘苦辛酸。
2. 经济活动与情节推进
经济活动是经济叙事之源，是驱动《烟霞里》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1970到2020年，半个世纪历程中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领域的巨变影响了每一个角落，家族、个人无不裹挟其中，浮浮沉沉，上演属于各自命运的悲欢。文本以主人公田庄的人生历程为明线，以田庄家族的经济兴衰为暗线，或各自推进，或明暗交错，构成了文本最结实的底色，承托起一部70后中国人的厚重的人生记录。
1970年12月，田庄出生在中国最普通的乡村：李庄。李庄贫穷落后，正值严冬，“黄泥土坯墙，三间茅草屋”( [1] , p. 23)的屋内点着煤油灯，村民“家家苦寒，吃了上顿没下顿。”“单衣薄衫，外加一层夹袄。就有穿棉的，领口、袖口也都蹭得油光发亮，破棉絮从衣缝里挤出来。一俟进屋来，个个冷得缩头缩脑，搓手搓脚。”( [1] , p. 5)因为穷，母亲孙月华无师自通地主动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家庭计划，规划丈夫田家明的事业前景，盘算眼前的柴米油盐，为了半篮子鸡蛋暴打年幼女儿；进城后，孙月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家庭基建事业，田家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孙月华执拗而疯狂的家庭经济建设最终以失败告终，亲戚反目，众叛亲离，田家赔得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金钱和市场经济应该被“看作某种神秘、某种不存在的因素，这种神秘的因素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新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存在，决定着它要采取的叙述形式。”( [2] , pp. 243-244)就《烟霞里》文本而言，一方面，金钱是人物命运的转捩点和叙事的驱动力。金钱总是和地位联系在一起，为了成为公家人、城里人，孙月华领着全家咬着牙奋斗了10年，进城后原本可以按部就班的生活又因为台湾亲生父亲的出现及其源源的金钱资助而发生变化，孙月华有了更加远大目标，乃至“从此鸡飞狗跳，妻离子散，姊妹成仇。”( [1] , p. 608)后来，孙月华倾尽所有、债台高筑深度卷入疯狂的基建工程，结果投资失败，不得不四处借贷，拆东墙补西墙，于是有了田庄之死。田庄体制内的生活原本岁月静好，早早买了几套房，享受着一线城市广州城里体面的工作、优渥的家境、精致的生活，当年为一篮鸡蛋被惨遭母亲毒打的小女孩已经跻身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大可趁着最好的时光去体验人生无穷的乐趣，然而父母背负的高利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不得不为原生家庭打拼，最终心力交瘁，41岁便突发心梗猝然离世。
另一方面，田家与田庄的欲海沉浮，为作家提供了是无穷延展的叙事可能。在欲望的底色中，普通人的编年体有了开阔的言说空间，作家得以从容地挥洒普通人岁月中的点点滴滴，鸡零狗碎，构成了驳杂而丰富、具体的人生长卷，发出足够悠长的感叹。文本前半段，孙月华的经济建设之路是传统的，勤俭节约、左右腾挪终于在县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还设法带动亲戚们的脱贫。这里的实际叙事焦点是孙月华，展示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普通女人的奋斗史；后半段，随着田庄的成长，作者更多地将笔墨集中在她的故事上。田庄的没有太多的物欲，体制内的生活使她避免了赤裸裸的金钱追逐，但是她最终逃不脱为钱所累的宿命，从玩票的写稿到拼命接活儿商业写作。成年后的田庄原本没有大开大合、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但经由田庄和她的闺蜜们的视界，文本不时回荡其南粤大地商海潮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具化为一个个现实的经济利益勾连起的个体命运，且最终与孙月华疯狂的经济扩张线索重叠在一起，这使小说最终以人物的悲剧命运收场，戛然而止，余音袅袅。
3. 经济基础与复杂人性
《烟霞里》以五十余万言的体量容纳下众多社会角色，田庄家族、贫富亲戚、同学同事，更有各种熟悉的或不认识的介入了主人公生活的人物，大多数的人物都成为经济叙事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中最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是田庄的母亲孙月华。
孙月华在全书中的地位仅次于田庄，堪称文本前半部的真正主角。孙月华是一个普通人，精明能干且极有主见和执行力，是家族经济建设的主心骨、田家创业的带头人。孙月华的创业史上有三大事件：一是选夫。她一眼就相中了家境良好的回乡知青田家明并成功钓得“金龟婿”，然后不断鼓励丈夫上进，终于得以转正、全家进城彻底甩掉乡下人的帽子，过上了吃公家粮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二是建屋。进城后的孙月华撺掇着丈夫找地皮、盖房子，从三间正屋开始，不断攒钱、借贷，然后加宽，加高……最后建成九层楼的私房，然后顺利拆迁，赚了一大笔拆迁费；三是雄心勃勃投资各类工程，均以失败告终，债台高筑。终其一生，孙月华搞运输、建厂、开店、招商、修高速路，赚钱的摊子铺得很大，但是繁华一场梦，正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孙月华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其一，是爱家的慈母又是暴躁的母老虎，对子女动辄打骂，“绝种、剁头”的恶毒诅咒成为她批评子女时的标配；其二，是重情的女儿又是逐利的急先锋：孙月华对亲戚们各种关照，一心想要先富带后富，“把心、把肉都剜下来给他们吃。” [1] 但她对财富的追逐又表现出极度的贪婪，甚至不惜触碰道德、法律的底线；其三，是百折不回的奋斗者又是见识有限的暴发户：孙月华“一辈子爱钱，斗志昂扬，精气神十足”( [1] , p. 622)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投资，但屡败屡战，永不言退；但是受限于有限的视野和狭窄的心胸，孙月华的创业史最终以暗淡的结局收场，欠下了自己也数不清的外债。
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 [2] , p. 243)，金钱和经济是新的文学世界集中不可或缺的源泉。田庄眼中“太爱钱”的孙月华，一生的悲欢都跟“钱”分不开。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孙月华的形象集中了太多同时期中国底层百姓的特点，她是跨越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年代的见证人，是新中国底层民众欲望的化身。正如田庄的感慨：“钱从来都是手段，对她爹妈来说，它是安全感、价值感、虚荣心、体面尊严的生活、抵抗空虚的手段；它是施舍、爱、赐予，……准确说，是权力。”( [1] , p. 622)孙月华疯狂的逐利人生连同其自身的矛盾、纠结，不仅是真实、复杂人性的缩影，又以英雄末路式的无奈展现出某种苍凉的宿命感。
4. 经济建设与岭南经验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烟霞里》情节与人物的背景是宏阔的，人物命运从新中国成立以前开始展开，尤其突出的是以扎实的叙事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城乡进行的全方位扫描，从江淮地区的山村李庄到县城清浦、地级市江城，从普通百姓到退休官员，从经济匮乏时期到躁动不已的改开40年，作家记录下了中国基层社会在经济大潮中的起落浮沉。相对比内地城乡，文本后半部分关于广东的描述更为写实而用力。从广州到深圳、东莞，都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广州，从广州火车站、中山大学、从化温泉、白马商场、珠江广场、花园酒店、下渡路、文德路到绿茵阁西餐厅……，都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去处，双皮奶、姜撞奶、萝卜牛腩、鱼皮、虾蟹粥、肠粉……是国人心中最广式的小吃。《烟霞里》以写实的笔触唤起了世纪之交的广州记忆，勾勒出多层次多色彩的岭南印象。
岭南经验的魅力是神奇的。1984年深圳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惊世骇俗、响彻全国，如此明目张胆为金钱张目，“点亮了”主人公的“眼神”，颠覆了一代人对金钱的认知，也使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珠三角成为一个传奇。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于广大的内地百姓而言，世纪之交的广州经验和广东故事既新鲜又神奇，甚至带有某些神秘色彩。在田庄的眼中，广州的魅力“在于活力、独特性”“它自顾自地招摇，爱搭不理，其实也是在撩。它不会主动讨好你，跩得很！很多人跑过来扑它，它难以招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所谓美而不自知。”( [1] , p. 379)作家用活脱的文笔白描出一个不招摇、不显摆，兀自埋头赶路的城市。这个城市日常、务实又充满欲望，作家笔下的它，有过比别处更臭的火车站厕所，有过令人闻之色变的摩托车飞车抢夺，还有不少横七竖八的城中村握手楼……，所有的精致和粗粝，它都能一一包容，这就是“众生平等”“不势利、不欺客”的“魔性”的广州，它的魅力“是类似历史上的纽约、上海、延安、芝加哥。究其原因，是它们的背后都站着动荡、梦想、激情、可能性。”( [1] , p. 377)
文本对世纪之交的岭南经验的书写直白又传神。以低调务实为底色的岭南在改革开放时代展现出惊人的经济发展能力，裹挟着欲望与创造的冲劲。作者既书写了1992年8月百万民众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汇聚到深圳证券公司买新股的混乱与疯狂，也勾勒了“粗得淳朴”的广东暴发户，还有忙着写传记赚外快的文人们，“人人忙着挣钱”“政府就是个大公司，各单位在开小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谓“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的广东做法非但不令人反感，反而“比较人性化，很讨喜”( [1] , p. 389)。广东人爱财，又暗合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这样的金钱观深深渗透在广东尤其珠三角文化之中，成为现代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经济视域中的《烟霞里》所折射的岭南经验是宏观的，以传神的勾勒为主，突出岭南精神层面的个性特征：低调、务实、包容，作家试图从中揭示岭南经济神话背后的底层逻辑。此外，《烟霞里》中人物形象的广州印象、岭南经验，也更多停留在集体经验的层面，虽然未及呈现更加多元的区域性视角，但也有着近年来罕见的全景式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书写，彰显了分量十足的情感立场。可以说，《烟霞里》既是《田庄传》，也是经济视域中世纪之交的《广州传》，丰富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岭南经验世界。
从无到有，从贫寒到富裕，最终回到一无所有、飞鸟各投林，田庄和她的原生家庭的人生轨迹浓缩了无数人的生存历程。写尽一代人繁华与苍茫的《烟霞里》，将芸芸众生或躁动或安稳、或世俗或诗意的人生建构在经济的地基上。在逐利的人生中，有人失落，有人得意，起起落落，兜兜转转。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挑逗起人们的欲望，又暗自规定了最终的去向，人们为之疯狂，又为之绝望。抗争过、奋发过、年轻过、得意过的种种人，都摆脱不了这只手的操控。正如多年前马克思的判断：“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3] , p. 82)人性在现实利益中的压抑、变异，都昭示了金钱及其生产对于人生的强大支配力。然而“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4] , p. 10)无论勃发与毁灭、高昂与压抑的生命个体，倘不能认清这一真相，高蹈或卑微的人生也将必然败落，徒剩一地鸡毛、一声叹息。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成果(文学经济学视域下新时期岭南文学经验研究2021GZGJ246)；广州市2023年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成果“中国当代文学”(2023KCSZ010)。项目资助：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