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钱饺子》是作家张林创作的一篇文学作品，文章中“大钱饺子”联结起“悲”和“喜”两种不相容的情绪，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氛围，展现了令人动容的世间温情。翻译的文化学批评包括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探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技巧，译者是如何处理而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呈现方式。宏观层面则着重探讨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接受度，两种文化之间发生的碰撞与融合等问题。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分析文化因素的实现过程。
2. 文化与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2.1. 文化
邢福义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层次——物质层次、风俗制度层次和心理层次。文化的物质层次是指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它反应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化的风俗制度层次是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即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风俗以及相关的理论、规范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心理层次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1] 。
2.2. 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本20世纪下半叶，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转换，也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风格、翻译标准等。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尤金·奈达在从功能对等到动态对等的转换中就已经涉及到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价性的影响。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研究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层面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2] 。
语言学派始终关注于语言的形式特征和机械属性，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特征和社会属性。与之相对，文艺学派始终坚持美学观点。由于这两种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理论家们或紧抓词法、句法、语法，或是紧抓文辞“信”与“美”的问题来谈翻译，对文化问题却不够重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模式而趋于多元化，上升为一种文化反思 [3] [4] 。
1990年，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出版，书中两人正式提出将“文化转向”作为今后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巴斯耐特的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包括：(1) 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2) 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行为；(3) 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再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4)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 [5] 。
3. 《大钱饺子》文本分析
《大钱饺子》是作家张林创作的文学作品，作者用“大钱饺子”联结起“悲”和“喜”两种不相容的情绪，并承载着深刻的感情，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氛围。全文以“大钱饺子”作为人物情感的载体，同时也随着“大钱饺子”这一载体的视角变换，逐步将文章推至高潮，呈现出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融合感情氛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情，可谓“于黯然中见出亮色，于肃杀中透出生机”。
文章开头描述了“悲”的氛围。家里年迈的母亲，尚未长大的孩子，“我”不仅没办法照顾家人，并且还要被装在游斗汽车上从家门口经过，让自己全家都看着自己当时的窘境。母亲见这般情况更是直接晕倒在地。让“悲”深入人心。
但随着“媳妇，快包饺子，过年！”话题一转，全家一起剁馅、和面，包大钱饺子，渲染了一个阖家团聚过年的温馨场景。“喜”逐渐露出。巧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了这只大钱饺子的模样。母亲在煮好饺子后很自然的把大桥饺子盛在了“我”的碗里，想要把“福气”给我。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想把这颗象征着好运的饺子给到对方。随着大钱饺子镜头的几次转变，“喜”到了最高潮——它变戏法似的又回到了母亲碗里。没有过多的言语，但这最真挚深切的感情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母亲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流出了一脸泪。我和妻子也流了泪”戛然而止，但却让人为之动容，回味无穷。
4. 译本分析
根据邢福义所划分的三个文化层次——物质层次、风俗制度层次、心理层次，笔者将对张林著《大钱饺子》及夏乙琥译A Good-luck Dumpling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分类，并分析其翻译。
4.1. 物质层面
例1：大钱饺子
根据文献记载，春节时候吃饺子这种习俗或在明代已经出现。据《酌中志》载，明代宫廷已是“正月初一五更起……饮柏椒酒，吃水点心(即饺子)。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也。”从此处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就有将银钱包于饺子之中的习俗，食之者便可在来年获得好运。
“大钱饺子”不仅为文章的标题，还是串联起全文的一条线索，译者在翻译此中心文化因素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翻译为“a good-luck dumpling”，而不是a coin dumpling。对此，译者的解释如下：“大钱饺子”如按字面翻译为“a coin dumpling”，会使人联想到a dumpling made of coin。实际上这里的含义是a dumpling which bring good luck，因此译成a good-luck dumpling比较恰当。
例2：“母亲从柜里拿出个蓝布包，从包里掏出一枚道光年间的铜钱来。”
“Mother took a blue parcel from the wardrobe, unfolded it and picked out a copper coin of the Daoguang period.”
译者采用了直译加脚注法来处理此文化因素，在底部做了标注 [1] “Daoguang Period: the period between 1821 and 1851 of the Qing dynasty.”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可能并不清楚Daoguang period是什么时候，译者的标注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了解到其年代的久远。
4.2. 风俗制度层面
例3：“媳妇，快包饺子，过年！”母亲对妻子说。于是，一家人忙起来剁馅、和面……一会儿，全家就围在一起开始包饺子。
译者在翻译这段话时，也有一些巧妙的处理。“‘Daughter-in-law, let’s start making dumplings for the festival!’ mother said to my wife. instantly the whole family began chopping meat and kneading dough. In no time, all had gathered around the table to make dumplings.”
团圆，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圆是满，圆是美，圆是福。圆代表了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圆成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家人团圆，在中国几千年以家庭农耕文化为主的氛围和传承中，形成了深沉丰厚的内涵。随着家庭小型化、生活方式多元化的演变，过年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了一些变化，但家人团聚仍是最核心的内容。
由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全家好像并没有过年的准备，这一切是随着“我”到家才开始忙活的，母亲、媳妇和孩子们可能没想到“我”会回来过年。其背后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团圆的执念，有家才是年。“instantly”和“in no time”的安排突出了家人对于“我”回来的这种喜悦，并且我们可以想到与“我”没回来之前形成了一种对比。“我”回家后，全家团圆了，此谓过年。
例4：过年吃饺子。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民间食物，吃饺子也是在春节时特有的民俗传统。因为取“更岁交子”之意，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佳肴。在许多汉族地区民俗中的，除夕守岁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头大宴。此外，在部分地区饺子更是作为一种有“仪式感”的食物，在非春节外的重大节日或者家庭团聚时也会吃。
译者虽直接将大钱饺子翻译为“a good-luck dumpling”但结合文章中包大钱饺子以及吃饺子的整个过程，如“她颤抖地把这枚古钱放在一个面皮上，上面又盖了点馅，包成一个饺子”等，目的语读者便可理解这一习俗。但笔者认为，不妨对“大钱饺子a good-luck dumpling”做一个标注“a good-luck dumpling: in China, it’s a custom to put a coin in a dumpling when making it. And the person who eat the dumpling with a coin in it will be lucky in the next year.”这样一来，目的语读者便可了解到在中国它是一个习俗，而不是将“大钱饺子 = good luck”这一概念强加给目的语读者。
例5：“谢天谢地，她老人家总算熬过来了。”
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归化策略，将其翻译为“Thank God”而不是“thank heaven and earth”之类。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靠天吃饭，故天地在我们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一些英语国家，多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对等的因素为“God”，译者也很好地处理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
4.3. 心理层面
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是我们一生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它不仅体现在尊重长辈的言行上，还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关怀。
“我在那长长的‘黑帮’队伍里倒不害怕。最怕的就是游斗汽车开到自己家门口，这一招太损了。”
“What I feared most was not being queued up among this gang of so many, but the vicious practice of being publicly denounced on a truck in front of my own house.”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对家庭“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担心，实则也是孝文化的一种体现。此句前后“...was not...but the vicious practice of...”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游斗汽车开到自己家门口”的无奈和心酸。“我”在长长的“黑帮”队伍里、挨斗吃了多少苦“我”都不怕，但“我”唯独怕自己的此般落魄模样被“我”年迈的母亲、操劳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看见。
5. 结语
经分析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此篇文章时对于文化因素的处理恰到好处，采用了意译、直译加脚注等多种方法。既向目的语读者介绍了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又保留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且不显累赘，也没有影响原作风格。对于一些习俗、心理层面的内容，尽管无法像原文那样准确传达，但译者在尽量弥补这样的文化差异，且试图通过词汇、语句等对比传达难以表述的心理层面的内容。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活动时，可以从翻译的文化学视角观照译文，考虑物质层次、风俗制度层次和心理层次的意义实现问，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