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穷人”与“新穷人”：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贫穷的新表征
1.1. 穷人：生产者社会中的“劳动力后备军”
鲍曼所定义的“生产者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是以生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其成员的形成是受社会分工的需求所支配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并且愿意加入到社会分工的社会形态中去。在工业化初期，工作伦理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以各种形态伴随着现代化的曲折过程，简而言之，工作伦理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1] (p. 3)。工作是一种个体价值的自证方法，通常也被视为治愈社会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枢纽。在个人生活中，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秩序中，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方式，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在社会生存能力方面，工作以“系统化再生产”之名进入社会学关于大众的讨论。总之，工作伦理是对人们的一种规训和约束，目的是向人们灌输使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服从性。
鲍曼认为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是使得穷人贫穷的原因。鲍曼提出，金融业获得了新的流动自由，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也带来了宝贵的弹性。这一新的全球性流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财政压力，无穷无尽的、顺从的、未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向出钱招雇的资本家招手。鲍曼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形成产业后备军的原因，“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 [1] (p. 30)。
1.2. 新穷人：消费者社会中的“有缺陷的消费者”
“新穷人概念”来自外部环境——消费社会的现身。鲍曼指出：“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它今天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 [1] (p. 2)这表明鲍曼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外在的社会形态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原先的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同样，穷人对贫困的体验方式、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也发生了改变。鲍曼定义消费者社会为在当前的近现代、次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依照消费者角色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购买的能力和购买的意愿。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最主要的变迁表征是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也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鲍曼发现，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然而，消耗这些产品需要更多的消费者，这不仅关乎消费者的数量，也关乎于消费者的质量，即消费者的购买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社会更多需要的是消费“物”的人，而非“物”的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从而使它从一个生产社会转向一个消费社会。如果说，“工作在生产者社会中是最主要的基准” [1] (p. 21)，那么进入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消费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正常的标准。可以看出，鲍曼对消费者社会新穷人这一群体概念的解读主要是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为依据。他认为，“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1] (p. 154)。生产社会下的穷人是拒斥工作的消极群体或是失去工作的失业者，但消费社会下的穷人则是指缺乏消费能力的群体。前者所遵循的社会规范是就业的规范；而后者“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 [1] (p. 154)。在生产者社会中，鲍曼借用福柯的概念，将穷人比作圆形监狱(panoptical institution)的囚徒，工厂是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圆形监狱”。但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圆景监狱的直接影响。
在消费者社会中，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在消费品类极大丰富和消费欲望塑造的双重互动下，消费者获得了极大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成员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消费者社会中消费美学概念的出场起到了主体形塑的作用。消费美学的概念使得对社会成员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消费、不再是仅仅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消费，而是为了表征某种身份获得群体认同而消费、为了享受所谓的自由选择权而消费。可这些要求对于底层阶级来说是无力实现的，他们沦落为没有能力的消费者，即有缺陷的消费者。在消费者社会中，生产社会的穷人在消费社会仍然是穷人，即“非正常人”，由于他们没有工作，因此也就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了经济来源，势必会造成人们的购买力下降。然而，当一些原本生活在原来的社会里的普通人，因为不能满足“消灭消费”的新需求，他们就会被排除在“非正常人”之外，成为“新穷人”，而“新穷人”则是“贫困者”在消费性社会中的一个延伸。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从原来的生产社会变成了现在的消费社会，有必要结合已经改变的现实，对贫困的认识进行重新认识。鲍曼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消费社会中贫困人口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分析，为“新穷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表现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诊断。
2. 齐格蒙特·鲍曼消费者社会“新穷人”的生存困境
2.1. “无用”而“危险”：对新穷人的社会排斥
鲍曼概括出底层阶级的身份群像，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是无用的，“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 [1] (p. 97)、“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1] (p. 97)。鲍曼概括说：底层阶级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危险的。正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们所造成的威胁才会让人觉得他们很危险。这种威胁五花八门，从明目张胆的暴力，到潜伏……。正如黑格尔看来，对“承认”的渴望至关重要，人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社会关系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承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认是确证他人对我们的存在、价值和权利的过程，以及我们对他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确认。因而，丧失了社会身份的社会关系，被称为“无用有害”，这是新贫困者所遭受的一种社会心理排斥。
2.2. 精神失落与肉体流放：对新穷人的社会剥夺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想用的社会盛宴之外。消费者社会打造一系列符号表征，认为“正常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消费社会将“幸福生活”定义为：把握住最受人敬仰的机会，最好就是抢在别人前面，不要落后。当然，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中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这种焦虑贩卖和情感绑架下，新穷人面临一种价值失落，陷入对消费地位中劣势的沮丧和痛苦。除此之外，人们还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通过改写故事——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实现了将穷人塑造为公众追捕的对象，穷人被描绘为懒散、罪恶、缺乏道德标准的人。
在肉体上，新穷人面临被流放。鲍曼指出，由于担心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当权者会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这种移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鲍曼认为，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在技术上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感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作无人区。除此之外，被视为“空旷”、“无人居住”的地域同样遭受人口过剩的状况，工作和贫穷问题成为全球化新维度的问题，“过剩”已经不只是某些人的事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可能。“现代性后来人”所采取的一种地方性的解决办法，就是以部族战争和屠杀为手段，让不断膨胀的“游击队”互相厮杀，同时“过剩人口”也会被吸纳或消除。另一方面，因为“无用之人”无法被驱逐至偏远的垃圾场，也无法脱离“正常生活”的界限，所以必须将他们装进密封的容器中。而刑罚制度则为此提供了一个载体，将贫困者和失业人员从“社会问题”的一类转为合法的一类，并将其作为一种投入，以消除其可能对全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总而言之，社会期待他们最好的归宿就是——消失不见。
鲍曼认为，在消费性社会中，新贫困者的处境要比他们在生产性社会更为困难。因为这些新来的贫困人口并不能促进消费社会的进步，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些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毫不留情地将其遗弃。
3. 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
鲍曼认为，新贫困者不可能摆脱消费社会的存在困境，他自己的使命就是在绝望中制造希望。他把希望寄托在对新贫穷者进行伦理和道德教育的改造中，使其摆脱存在的困境，获得自我的解放，从而获得真实的自我。一方面“必须以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 [1] (pp. 164-165)；另一方面“实现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 [1] (pp. 162-163)。
3.1. 以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
鲍曼认为，工作伦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不完美方案，其目的是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须品。在现实社会中，工业伦理替代了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控制进程来获得意义和动力的劳动状况，反而让工人失去了自由，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而且，工业伦理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工人沦为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
鲍曼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道德存在着一种人为的欺骗。首先，技术伦理学并未让下层民众认识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改变其自身的存在状况。相反，这是资本家用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而且使底层阶级作为一种被微观权力规训的存在，而被收编在秩序的规范中，由此引发了劳动者对于工作以及工作伦理的厌恶与反抗。其次，工业伦理概念的“滥用”使得穷人被排除在道德负责的范围以外。鲍曼通过对《时代》杂志和肯·奥莱塔对于底层的描述，概括出其他人认为底层群体“在社会认同的界限之外游走”的原因是“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 [1] (p. 100)、“工作伦理只愿意帮助接受帮助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 [1] (p. 106)，这样的叙述让工作伦理成为洗涤社会中其他人的双手和良知的工具，并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
因此鲍曼提出：必须要用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这种取代有利于人们在工作中“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 [1] (p. 165)。鲍曼采用了索尔斯坦·凡勃伦对于公艺本能的定义，“工艺本能是人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自己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能的肢解。” [1] (p. 165)这体现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肯定，鲍曼洞察到个体的独特性和劳动中的自由意志的存在。他认为，“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 [1] (p. 165)，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1] (p. 165)。唯有使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人们尤其是新穷人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去实现自我，能意识到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财富，在对象化的本质中确证自己作为主体性的力量，从而找到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3.2. 实现个人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相去耦
“工作与劳动力市场去耦”是鲍曼对奥菲的主张补充的一个假设。鲍曼以女性的家务劳动为例，认为社会对某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效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即使“这些日常生活家务会消耗大量的社会技能和花费无数时间。”鲍曼指出，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进而，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伤害。这些问题已经严重侵蚀了人们的人际关系网，以及人们之间的精神纽带，并不能靠市场上的商品、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心理辅导的来弥补。实现个人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以及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的脱钩，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将减少经济不平等、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为每个人提供更大的经济安全感和自主权。同时，这也有助于鼓励人们从事更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活动，促进社会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4. 齐格蒙特·鲍曼“新穷人”理论意义与缺陷
4.1. “新穷人”的理论意义
4.1.1. 为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扩充了意义
鲍曼这一观点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产业后备军思想进行了补充，因为它揭示了消费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经济的阶级分化，还存在着身份认同、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阶级差异。因此，鲍曼关注的“消费者社会中的新穷人”提供了对消费主义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新的视角，强调了经济条件之外的社会认同和身份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对于贫困问题的分析，使身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当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问题，通过强调消费主义社会中的新穷人问题以及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全面和综合的视角来理解当代社会中的阶级差异、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
4.1.2. 为消费社会批判扩充了主体性批判维度
鲍曼的新穷人理论强调了社会割裂、边缘化和全球化的现代性流动对个体的影响，而以往的消费社会批判者更侧重于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冲击。这两种观点在分析现代社会问题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理解。在消费社会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行的当属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认为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并视其为白色神话 [2]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围绕以下展开：一是符号断裂，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和真实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他认为现代社会充斥着虚假的符号，而真实的存在已经被淹没在消费的海洋中。二是商品的崇拜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使商品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商品不仅仅是满足需求的工具，而且被当作一种价值和身份的象征。人们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来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但这种追求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欲望循环，最终使人们陷入一种空虚和失落感。可以看出，鲍德里亚更关注消费社会中作为商品和符号的客体，鲍曼的“新穷人”理论包含着主体性的批判维度。鲍曼的消费社会理论则是基于消费者这一主体维度来展开研究的。鲍曼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然而，本应实现人的自由的消费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并不能让底层民众得到自己的发展，也不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还利用创造出消费审美这样的虚拟幻觉，来加强对下层工人的剥削。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采用了身体上的隔离和心理上的隔离，不但将他们的身体从都市的公众空间中抹去，而且还通过“心理上的隔离”来强化这种影响，将贫困人口从道德上的怜悯世界中完全赶了出来。”，因此，消费社会的底层劳动者遭遇社会排斥与社会放逐身心的二重压力。鲍曼从主体性入手，扩充了消费社会批判的视角，使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新穷人”在发达资本主义下的生存困境，从而寻求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
4.2. “新穷人”理论局限
4.2.1. 理想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的改良主义
鲍曼的思辨和道德探索的确给人以启示和反思，但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常常陷入一种虚幻的境地，缺乏实现工艺伦理的现实路径。鲍曼提出的口号“用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去解决新穷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但并未对工艺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工作伦理、实现取代的现实路径、对取代负有责任的主体和应该配合的客体等基本范畴问题进行厘清和论证，对于工艺伦理的取代路径，鲍曼也没有明晰。这里试提出几个问题：“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的进程是渐进的，还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爆发的？这种取代是自下而上由底层人民从“新穷人”的生存境遇中觉醒，还是靠自上而下统治者对底层的关怀与怜悯，亦或依靠是某种宗教的神启？既然“工业伦理”在鲍曼眼中是以“圆形监狱”进行主体形塑，提出的“工艺伦理”如何保证并不是处在微观权力座驾之下？如何保证并不是从一种规训取代某种规训？以实体工厂为特点的“圆形监狱”，在消费者社会真的消失了吗？对于这些问题，鲍曼缺乏详细论述，因此，依赖于“工业伦理”的口号具有脱离现实路径的‘乌托邦’色彩。
鲍曼倾向于将道德原则抽象化，并试图建立普遍适用的伦理口号，但仅仅“工艺伦理”的口号往往无法应对实际社会中的复杂问题和权力结构，忽视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不对等和历史复杂性，导致这种改良理论缺乏实际可行性。
4.2.2. 能动性的“不在场”：忽视人是能动性的存在
鲍曼洞察到人是主体性的存在，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客体性的、消费符号的批判不同，鲍曼时刻关注人现实的生存状况和个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生活方式，但鲍曼恰恰忽视了人作为世间存在的另一大属性——能动性。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只描述了新穷人被动的被统治者、被社会放逐、抛弃、排斥，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去消费过剩人口，还是利用监狱刑罚等全景监狱去规训“无用而危险”的“新穷人”，似乎穷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悲惨的命运。
然而，在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视域下，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和集体行动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他们可以通过工会谈判、罢工和政治行动等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这种团结和行动的力量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变革。反抗的方法并非互相排斥，工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政府和不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行动，以及对社会变革的追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 (p. 136)。所谓“变化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我们所处的“关系世界”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沉默地接受惩罚，还是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它进行批评和改造？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对“思辨哲学”的超越，而作出了坚决的回应：“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状”充分运用主体的能动性，对现实生活进行重新构建与塑造，从而实现改造现实生活世界、开拓未来生存空间的“生存和生活的哲学”。
5. 结语
鲍曼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特别是对社会不平等、消费主义和社会排斥等现象进行了道德层面的反思，强调了现代社，他关注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不平等，认为这些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公正和社会排斥。由此，鲍曼对当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通过对鲍曼“新穷人”概念研究，可以看出鲍曼在发达资本主义消费者社会中对新穷人做出了新的诠释，丰富了马克思时期对无产阶级和产业后备军的定义，但其思想也有不彻底之处。总之，关于“消费主义与个人自由”，西方左翼思想家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使我们反思了“本该是促进人的自由的”消费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消费文化和商品崇拜使人们陷入了物质追求的循环，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权和真正的自由。这些思想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的问题，并激发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它们提醒我们审视现实，挑战现有的思想体系和消费观念，甚至是审美价值和消费符号。鲍曼的贫困理论为我们对中国现实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鲍曼伦理批判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更是一种社会不公与人类尊严的侵犯。从鲍曼社会学分析的框架下，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社会制度、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贫困的根除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加强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福利。这种综合性的反贫困战略旨在消除贫困的结构性根源，为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奠定基础，但同样需要深入到消费社会洞察消费美学，关注人类现实的生存境遇，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