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冲突与抉择：译员角色研究述评

Evolution, Conflicts and Choices: A Review of Interpreters’ Role Studies

摘要: 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为口译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给译员带来了冲击。民众甚至译员本身很容易陷入“译员可以被机器取代”的误区。与此同时，技术带来的口译道德问题未得到重视。因此，有必要梳理译员在交际中的角色演变，进而厘清译员的实际作用，由此探究译员如何在新技术冲击下突围，立足于口译市场。本文梳理了译员角色的相关研究，重点评述了近二十年社区口译员和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发现译员角色研究由最初的多元表现角色描写，逐步拓展到影响因素分析，随后深入到译员面临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研究，继而延伸到译员对角色的抉择即参与适切度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最后，本文总结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译员角色研究提出展望。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has opened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ng,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long impacts on the work of inter-preters. The general public, even the interpreters themselves, fall into the fallacy that interpreters are replaceable by machi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thical dilemma brought by technology to in-terpreting has not been heeded ye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et-ers’ role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n clarify the actual roles played by interpreters, so as to explore how interpreters can make breakthroughs under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and how to be bet-ter positioned on the interpreting marke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f the interpreters’ role, and focuses on the status quo of both community and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role stud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finds that interpreters’ role studies have started from the descriptions of in-terpreters’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roles, then delved into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their role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explored role conflicts, ethical dilemmas facing interpreters,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ers’ role choices, i.e., appropriateness of their active involvement. This paper ends up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and putting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of interpreters’ roles.

1. 引言

1976年，R. Bruce W. Anderson在《译员角色面面观》(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Interpreter)一文中首次谈到了译员角色。他把译员描述为完成交流的“中间人”(the man in the middle)、是交际客户双方的“忠实的回声”(a faithful echo) [1] 。2017年，Routledge出版了论文集《变化中的口译员角色：规范、伦理及质量》(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Contextualising Norms, Ethics and Quality Standards)，围绕社区、会议以及媒体口译员的角色变化，探讨了口译规范、道德准则、质量评估等几方面的主题，呈现了西方口译研究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译员角色研究之初到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口译界对译员角色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最初单一的“在场但隐身”，译员被视为“管道” [2] 、“语言转换器”或“传送带” [3] ，到后来“在场却显身”，译员在被动/主动、隐身/显身、中立/参与等多维度中，扮演了“文化信息提供者” [4] 、“共同谈话者” [5] 、“交际参与者” [6] [7] 、积极主动的“文化调停者” [8] [9] 、“机构守门人” [10] [11] 、和“机构形象建构者” [3] [12] 等多元角色。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横空问世以及机器翻译、语音识别、AI同传等技术的运用，“译员会被机器取代”这一说法层出不穷。然而，译员在口译交际场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越位也不缺位 [13] 。因此，本文将对译员角色研究进行梳理，以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译两个常用场域为主线，回顾译员角色研究的起源、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译员角色研究的起源

口译职业化起源于会议口译，口译研究始于同声传译，但研究者多关注口译认知过程而非译员角色。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与移民的增加，与大众生活联系更紧密、发生在公共服务机构的互动式口译活动不断增加，带来了社区口译的蓬勃发展，译员角色研究成为社区口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反过来影响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

2.1. 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

会议口译指发生在国家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代表之间的多语种会议上的口译服务，通常是长话轮的单向口译，常见工作模式为交替传译或同声传译。在口译职业化发展历程中，会议口译远远早于社区口译。一般认为，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连的1919年巴黎和会、1945~1946年纽伦堡战犯审判分别是职业交替传译与同声传译的开端。国际会议上的交传与同传过程是口译研究的初始对象，研究者多关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如认知加工、多任务处理、特殊的听辨及预测等 [14] [15] ，而非译员角色。最初与译员角色相关的研究实际上探讨的是译员的职业地位，如Herbert [16] 声称，译员是世界上“最公平、最崇高的职业之一”，由此衍生出译员是“必要的幽灵”(a necessary evil)的隐喻。该角色突出译员重要地位的同时，强调了译员的在场却隐身，使外界对译员的作用及其角色形成了长期、固有的认知，译员自身也乐此不疲地扮演着“核心局外人”(central outsider) [17] 的角色。

Anderson [1] 从广义上论述了译员角色，指出译员在交际中具有服务双方发言人的义务，是“中间人”，这一时期尚未出现社区口译。但译员角色存在冲突性和模糊性问题，译员无法同时满足双方客户的要求，译员可选择保持中立，成为“无党派人士”(the role of nonpartisan)，对跨文化差异视而不见、听而不译、知而不释，但造成了误解、无效沟通等问题，引发客户对译员的不满。后续研究发现在学术、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会议口译中，不存在绝对的中立或忠实。译员并非是“一板一眼的翻译”，而是“文化调停者” [18] 、“交际参与者” [19] 。

2.2. 社区口译员角色研究

发生在诸如法庭、医疗、警局、福利机构等不同场景的小型口译活动被研究者统称为联络口译、社区口译或公共服务口译。不同的名称分别强调口译活动的交际互动性、社会群体性以及公共服务性。本文将使用“社区口译”统称上述口译活动，以区分会议口译。社区口译通常涉及两位及以上讲话者的短话轮双向对话，就工作模式而言，除手语翻译通常纳入同声传译范畴外，其他情况下一般为交替传译。

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区口译研究蓬勃发展，在公共服务的不同交际场景中，译员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广泛关注，成为社区口译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频出。Wadensjö [5] 和Roy [6] 把社会语言学、互动语言学、话语分析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社区口译研究，开启了口译研究的话语互动范式，引起了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按照交际中的话语产出方式，Goffman [20] 认为说话者扮演三种角色：重复他人说话、不带感情的“发声者”(animator)、虽然使用自己的话语但不用对话语内容负责的“作者”(author)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并对话语负责的“责任者”(principal)。Wadensjö [5] 把上述框架应用于对医疗、法庭口译员进行的人种志研究，发现译员并非完全遵循主要对话者给定的信息，而是会加入自己的观点，承担话语责任，在交际过程中起到协调作用。由此开始，大量研究开始关注社区口译员在交际互动中“译”之外的角色，挑战了译员是“传声筒”、中立的“转换器”以及“传送带”等传统角色定位。新世纪后涌现出大量基于不同场域的译员角色研究，揭示了更多超越语言转换的译员角色。

3. 近二十年译员角色研究现状

近二十年的译员角色研究在发掘译员表现角色、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多元演变的趋势。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概述、论证与总结性的描述研究；另一类则通过话语分析或问卷调查等进行的实证研究。研究主要探究译员在具体场景中的表现与作用，剖析影响译员角色发挥的因素，以及探讨道德困境带来的译员角色冲突问题。

3.1. 译员表现角色的多元描写

3.1.1. 社区口译员表现角色

社区口译员角色是受特定场合、交际者关系等因素影响的多元表现。以法庭口译员为例，除了是庭审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交际协调者”、“跨文化信息解读者” [9] ，译员还是“机构守门人”。赵军峰和张锦 [11] 的研究发现，译员往往通过打断、要求重复、省略等形势控制与措辞、副语言等语言控制，参与法庭流程。Pöllabauer与Topolovec [21] 指出法庭、警局等机构表示希望译员发挥一定的“倡导者”作用，如通过相关话语策略赋予庇护申请人权力，使他们获得平等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与法庭口译员一样，研究发现医疗口译员也扮演着“机构守门人”的角色。Davidson [10] 通过对Riverview医院的实地考察、会诊录音分析以及对患者、西班牙—英语译员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译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筛选、编辑和删除病人与医生的会话内容，以保持对话的“正常进程”，配合医生的工作时间安排。随后，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医疗口译员承担着“患者代言人” [22] [23] [24] 、“患者利益倡导者” [23] [25] [26] 、“医患关系协调者” [24] 、“共同诊断专家”、“谈判者” [25] 、“文化调解者” [26] 等角色。苏伟 [25] 通过对国内某医院医患互动现场录音的分析，发现译员发挥着“患者代言人”的作用，体现在主动询问医生，为患者争取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同时译员通过转换医生语气、将命令句式改为疑问句，营造出良好的就医氛围，扮演“医患关系协调者”的角色。Hsieh [23] 研究发现译员是“患者利益倡导者”，为患者解释社会规范或文化知识等隐性信息，帮助并引导患者向医生询问问题、进行讨论、明确需求，站位于患者，为患者赋权，提高了患者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相比而言，国内医院普遍无法拨出专款用于提供专业化的医疗口译服务，很少有专职医疗口译员，一般是外籍患者自带译员就医 [27] ，因此国内相关研究缺乏。

3.1.2. 会议口译员表现角色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介入的口译活动成为口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多体现在政治外交机构话语，成为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的主体，研究多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在这一领域，Schäffner [28] [29] 为西方学者的典型代表，关注译员话语决策对政治领导人话语形象的影响。中国学者偏好探讨译员话语特征对传播中国政府的立场 [30] 以及传播与塑造中国形象的作用和影响 [31] [32] [33] [34] 。比如，Wang与Feng [30] 发现译员通过把控“问题”一词在国际与国内事务话题上的不同译法，调节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看出译员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Zhang [32] 透过语用学理论进行微观个案话语分析，发现译员在中国总理记者会现场口译中扮演着“政治助手”、“语言助力员”和“文化协调员”的角色。“政治助手”主要表现为译员是政府和国家立场的“宣传者”、“总理的守门人”和“信息过滤者”。Gu与Wang [33] 通过研究西方媒体对总理记者会上口译话语的引用，发现译员发挥文化代理的作用，表明译员在中国政府话语对外传播中扮演着“中国故事复述者”这一重要角色，对改变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话语环境、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付琳纳、孙晨与毛延生 [35] 通过分析2021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口译，考察政治口译员的隐身和中立。研究发现，美方译员更偏向“显身”，使用情态副词、增译贬义词等手段，使表达更尖锐，情感再现更强烈，而中方译员更趋于“隐身”，通过弱化情感词、省译强烈的贬义词等手段，缓和源语中的强烈语气、弱化情感表达。此外，有研究以历史溯源的方式通过重大历史事件记录、译员回忆录或采访录，总结探讨译员角色。如Wang与Xu [36] 通过分析由美方译员撰写、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停战谈判长篇回忆录，发现即使译员采用增添、删减、压缩、省略等翻译策略澄清信息、促进交流，但谈判上级不允许译员使用这些策略，要求译员要始终忠于发言人、坚定立场，译员扮演着“忠实的回声”与“忠诚的交际士兵”的角色。

综上，会议口译员的表现角色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为主，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体现出明显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征。但政府外事、公共服务机构以外的机构译员表现及角色研究远远不足 [37] ，并且上述研究的出发点大多不在译员角色的剖析上，译员角色的作用机制及其与机构规范、交际场景等相互关系应得到更多关注。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揭示了译员角色的社会性、复杂性以及后续研究的必要性。

3.2. 译员表现角色的影响因素研究

译员角色研究没有停留在表现角色的描写上，而是深入到对影响译员表现角色因素的分析上。在社区口译研究中，译员的口译水平以及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是影响其角色呈现的因素之一。Hale [38] [39] 认为译员的公正程度取决于自身双语水平，当译员的双语水平相当时，在任何口译类型中，译员可能更公正、语言更准确，甚至再现发言人的语调和手势。这种公正体现于译员的主动隐身与保持中立，且译员经验越丰富、掌握的理论知识越多、准备越充分，口译就会越准确。受过专业培训、持有口译资格认证的译员比未经过专业培训的译员更熟知自己的角色，能够更好地推动口译活动的进行 [10] [40] [41] 。然而，现实是未经过专业培训的译员常常涉足警局、医疗、移民等口译活动中，相关研究应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在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中，译员的表现角色主要受机构要求、国家利益以及政府立场的影响。Wang [42] 认为译员表现角色受口译行为规范约束，译员立场需与政府立场保持一致。Gu [31] 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场域工作的译员，角色定位一定受所属机构的意识形态制约，译员立场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Wang与Xu [36] 的研究也说明译员受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导。此外，译员的职业性质也影响其表现角色。例如，中国机构口译员扮演着信息把关的机构守门人角色，因为他们与大多数西方国际组织中的机构译员不同，前者具有译员、外交官、政府公务员等多重身份，口译过程中会把控一些原则性问题，降低提问敏感度和尖锐度，降低面子威胁、维护发言人和记者的面子 [12] [32] 。张威 [7] 通过135份面向会议口译员的有效调查问卷发现译员表现角色与口译场合、译员水平、口译工作模式有关。如在法律会议中，译员的中立性最高；在不同译员职业化程度中，口译新手更偏向“中立”的定位，老手在口译处理过程中则更为灵活，角色定位也更为多样；在不同工作模式中，同传译员的中立性高于交传译员，这可能跟同传译员“亦步亦趋”的语言处理方式，即顺句驱动有关。Albl-Mikasa [43] 也发现交传译员参与度比同传译员参与度大。

综上，研究发现口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口译的工作性质、工作模式、口译场景、机构属性、译员职业化与专业化程度等都会影响社区口译员以及会议口译员的角色发挥，可见影响译员表现角色的因素复杂多样，其中职业道德规范与他人期待更是影响译员进行角色选择的重要原因。

3.3. 译员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

译员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是译员角色研究的另一关注点，研究对象主要面向社区口译员。由于口译现场实际情况不同，交际客户双方对译员的不同期待会导致译员个人道德表现与职业道德规范之间产生偏差，从而引发译员的道德困境，带来译员角色冲突的问题，即译员准则的规定角色、用户的期待角色和译员的实际表现角色之间的冲突。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发布的《口译员职业道德准则》对各国口译组织制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结合本土情况制定了法庭口译员、医疗口译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如要求法庭口译员用第一人称进行翻译、保持法庭公正等。上述规范对译员的要求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点：准确(accuracy)、公正(impartiality)、中立(neutrality)、诚信(integrity)与保密(confidentiality)。译员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研究主要聚焦于口译员应该做什么，以及口译员实际做什么。

一些研究聚焦于呈现译员所处的两难境地，关注法庭、医疗等机构方与被告、证人、患者等非机构方对译员角色的期待差异，以及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为译员带来的角色冲突。Hale [38] 和Hsieh [44] 分别指出一些法庭与医院希望译员只做“逐字逐句”翻译，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他们要求译员准确无误传达被告、法庭人员、患者等信息，不应对话语发表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不应干涉庭审或问诊进程，要求译员忠实原文、保持中立、维护公正。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译员以“传声筒”的角色不参与或不干涉话语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现实中不利于口译交际 [9] [21] [23] 。Cooke [45] 与吴远宁 [46] 的研究表明，除机构方期待之外，互动中非机构方对译员具有不同的期待。该群体普遍希望具有同一语言文化的译员可以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希望译员具有同理心，多为其提供帮助，如在庭审中解释相关术语、对年长者采用敬语等，但译员的这种做法往往与职业道德规范的“中立”、“忠实”相悖。有研究发现非机构方偏向寻找未经培训的译员提供服务，原因正是因为非职业译员的角色定位。如医疗口译中，Hlavac [47] 研究显示当患者的家庭成员充当译员时，通常会成为患者的“助手”。Zendedel等 [48] 针对移民背景下非专业口译活动的研究表明，在对土耳其—荷兰移民患者的访谈中，移民患者更信任未经过口译培训、会讲荷兰语的家人或朋友等非专业口译员，而不是专业口译员，因为前者经常承担“患者的倡导者和照顾者”的角色，以患者最佳利益行事、给予患者安全感。

当面对道德困境所带来的挑战时，译员是否具有一定的代理权(agency) [8] 和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 [25] ，即是否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选择译什么，或个人话语选择的权力也是研究热点。Hale [38] 指出译员有权力自主选择提供什么或是不提供什么。因此，译员有一定的代理权，扮演“忠实源语传递者”的同时，也扮演着“患者利益倡导者” [23] [26] 、“交际促进者” [9] [47] [49] 和“文化掮客” [47] 等角色。

目前，研究逐步由译员是否具有代理权深入到译员应如何适度发挥代理权。法庭口译中，Hale [9] 通过问卷调查探究澳大利亚148位司法人员对译员角色的认知，发现一部分研究对象希望译员提供跨文化信息解读。但同时研究发现，当译员被赋予了这种自由权时，往往不知所措，担心超越自己的规范角色、违背道德规范，由此提出需要法庭指导何时以及如何告知法院某处翻译可能存在跨文化信息的误解。国内法庭口译员也面临如何适当参与的问题，如面对法盲时，一些语气词、不重要的信息等是否需要重组 [50] 。也有研究指出，译员并非可以随意参与，译员的参与度是有限的，即不能影响法庭的流程与公正。Hale [38] 研究发现一名法庭口译员在翻译时虽然被律师打断，但其并未停下而是继续翻译，影响了法庭流程。Rudvin [40] 通过伊朗法庭口译员的参与表现，指出译员不应该使用委婉语替代专业术语，尽管证据有力，但由于该译员的话语干涉导致了被告无罪释放，破坏了法庭公正。可见，法庭口译员的参与绝不能影响庭审的流程与公正。

相较于法庭口译员，一些研究发现医疗口译员自由裁量权较大，更偏向人文关怀，参与度更灵活。Hsieh [23] 研究发现译员作为患者倡导者，通过话语交际策略如显化信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确保了治疗过程的顺利进行并提高了患者的护理质量。李秋扬 [49] 通过对英国中医诊所口译个案进行话语分析，发现译员常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口译互动，与患者互为一体，成为医生的服务对象，话轮从“医生→译员→患者→译员→医生”变为“医生→译员→医生”、“患者→译员→患者”，译员既履行口译职责，又充当情感支援。Howes [51] 选取20名专职社区口译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基于文化、现实环境的要求，译员需要安抚患者并具备关怀心与同理心，这已逐渐成为医生和患者对译员角色的共识。尽管如此，医疗口译员的参与度仍然受职业道德规范的监督。Davidson [10] 和Hsieh [23] 的研究发现，医疗口译员过度代理会损害患者话语权与自主选择权，导致患者的重要信息被忽略，从而影响到医疗人员的诊断和治疗。沈琳 [26]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位译员过度倡导患者利益，直接反驳患者家属决定，导致患者拒绝本该接受的治疗决策。而另一位由家属充当的译员直接更改了患者的决定，导致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输血，事后精神受创。上述研究揭示了译员不得感情用事、过度倡导患者利益，不能随意更改患者决定。因此，医疗口译员应积极灵活应对，在确保患者知情权与自主决定权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参与。

不同于社区口译员的道德困境研究，会议口译员的道德困境研究较少，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并关注机器翻译为会议口译员带来的道德问题，如保密性问题、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以及错译的归责问题 [52] [53] 。Horváth [53] 发现语言识别功能的发展使得会议数据即话语隐私、安全受到威胁。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口译容易使译员违背“保密”原则，但并非是译员故意为之，而是一些商用公司的软件设计问题。针对版权这一问题，Ren与Yin [52] 提及一位译员在社交媒体上反映机器翻译的开发者未经过译员同意，将译员的输出版本导入机器翻译软件中，再通过机器语音输出，对外宣称此输出为机器翻译，夸大机器功能的同时，侵害译员的知情权与知识产权，为译员带来职业道德问题。研究已证实机器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会影响口译行业的发展，但忽略了对译员角色的深入探讨，如为何译员会成为机器错译的替罪羊。

综上，上述研究推动了译员角色与职业道德规范研究的发展，但研究对象多面向西方的社区口译员，对会议口译员以及国内的社区口译员关注较少。何为译员适度的协调、介入与干涉，如何解决新技术为译员带来的职业道德问题仍在讨论发展当中。

4. 译员角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译员角色研究存在一些共性及特性问题，未来研究可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进行拓展。

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多为语料库话语分析的附带研究，研究视角较集中，主要聚焦于政治外交领域，缺少对机构、工作机制等影响会议口译员角色发挥因素的深入研究。此外，研究对象多局限于政府机构译员，缺少如公司任职译员、自由职业译员的角色研究。研究者较少关注新闻采访、大型赛事、实时转播等口译活动中的媒体口译员角色。因此，研究领域可从政治外交拓展到其它领域，重视上述场景中译员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的问题，注重不同译员群体对角色的自我认知差异，并积极开展国内外机构译员的对比研究。另外，新技术发展与会议口译员伦理研究涉猎不深，研究者可将目光投向参与机器翻译发展的更广人群。例如，面向技术开发者、供应商和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关注新技术使用对译员角色的影响。当然还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关注远程口译带来的译员角色变化，从而探究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译员发挥的作用，使译员角色研究与机器翻译伦理研究相互促进。

在社区口译员角色研究中，西方的实证研究呈压倒性优势，研究方法多是以会话分析和问卷调查的个案研究为主。而国内研究大多为评论，缺乏实证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未区分会议口译员和社区口译员。因此，国内研究需积极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例如，研究者可通过问卷调查法探究机构方(法官、律师、医生等)、非机构方(被告、原告、患者等)及译员自身对译员角色的认知、期待或自我评价，并可结合焦点小组访谈、个案话语分析等方法进行混合研究，加深研究深度。研究者也可与法庭、医学等专业人士进行跨学科合作，例如可以考虑进行模拟口译实践，打破不能进行实地考察、泄露当事人隐私、违背机构保密原则等条件的限制。同时，应重视对比研究，如开展中外法庭口译员、中外医疗口译员、未经培训的译员与专业译员、职业译员与自由译员的对比研究，以及国内外口译资格认证标准的对比研究等，这些都有利于深化译员角色研究成果、修订口译职业道德规范并提高译员培训质量。

社区口译员研究可与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相辅相成。例如，深入探究译员表现角色与译员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如译员收入、社会地位、客户期待演变、道德规范修订等。研究可结合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理论，多角度、全方位探究“译”之内与“译”之外的译员角色，对口译质量评估、口译教学等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进一步促进口译(员)职业化、道德规范本土化、口译服务市场化的发展。

5. 结语

近二十年来，基于不同互动模式、不同工作场景的真实口译活动，方法多样的译员角色实证研究揭示了译员扮演的复杂多样的角色以及影响因素。新技术虽然对译员提出了挑战，但是机器所能取代的仅仅是译员在语言转换层面的传译工作。对于不同场景下译员的多元角色，尤其是译员的站位与机构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译员在跨文化沟通中为交际双方提供的跨文化解读、在医疗口译中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等，都不会被当前技术所取代。译员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机器也无法依具体场景做出灵活判断。但同时译员角色研究也需正视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以及其带来的新研究问题。因此，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关注伦理道德问题，结合跨学科理论完善译员角色研究成果。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译员培训质量与行业接轨、进一步促进口译职业化的发展，还会为新技术与口译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